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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分析汇编(三篇)

发布时间:2023-09-26 14:42:4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教育分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劳动教育分析

篇1

高校毕业生的市场信号特点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在2003年上

半年对7个省市的47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结果表明:

参照上述统计结果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倍受劳动力市场需求追逐的高校毕业生市场信号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学历越高意味着成功就业的概率越大。在本科岗位域中本科

生比专科生具有明显优势,在专科岗位域中同样存在本科生挤占专科生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现象。目前我国本科教育正逐渐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普及阶段,本科生已经进入买方市场,多数单位倾向于高学历毕业生,这对专科、高职生找工作造成巨大压力;但特色突出、专业匹配的专科、高职毕业生仍供不应求。

学校类型、品牌效应对求职结果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较民办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2003年遭遇到就业寒冬,但是受大的国际环境和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影响,综合性大学就业形势比较乐观,名牌效应更加突出。

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和参加相应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倍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视学生通过在校社会工作培养起来的各种素质和技能。

毕业生所在学校学生就业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为学生就业率增加起到积极作用。这说明毕业生与潜在的雇主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妨碍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功;学校的积极参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起到搭建“桥梁”的作用,则极好的克服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促进毕业生找寻更好的职位。

性别差异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仍有一定影响。相对而言,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招聘男性毕业生。根据教育部对中国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的统计,2000年,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7.2%,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3.9%;2002年,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2000年,然而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65.9%,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56.1 %;截至2003年9月初,2003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与2002年持平。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专业要求并非一定专业对口,而是更多关注毕业生在学习期间真正培养起来的能力。持有英语四级以上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专业技能证明的复合型大学生更加受到青睐。2003年,用人单位普遍提高了对本科生的录用条件,更多岗位要求复合型人才。比如,同样是英语专业,那些与其他专业结合更紧密的金融英语、外贸英语、法律英语就大受欢迎。用人单位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单一技能的本科生一抓一大把,随时用,随时招,缺的就是复合型人才。“二合一”、“三合一”人才节约企业人力成本,更适合具体工作岗位的要求。

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变革

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高校自身的自也越来越大。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将会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做一定的调整。

对教育质量要求更高

因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毕业生提高自身专业学习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工作找寻成功并且能够提高起薪水平。这将给予学生和学校以信号,刺激学生和学校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过度教育的现象,也使得政府有动力督促学校去提高教育质量。

通识教育以及学分制、主辅修制会持续受到欢迎

学用结合以及毕业生学识的“广度”对找寻工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通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同时高等教育系统也将继续完善学分制、主辅修制,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喜好,主动去学习和掌握今后自己中意职业的专业技能,而可不必拘泥于初始所选专业。

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必将取得突破

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业形势最严重的群体来自于高职、高专以及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其中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专科岗位域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而受到本科毕业生的职位挤占,这也引发了过度教育问题。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继续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可以预见,随着目前教育部在政策上对于高职、高专学校的有所倾斜,随着高职、高专学校更多地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互动,高职、高专学校必将会在类型上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区分,办学更加注重特色区别,应用技能水平区别,而非现在的层次差别,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发展。

就业信息渠道更加完善

目前,那些能够得到学校提供充分就业信息的毕业生,无论在工作寻找还是起薪方面,都有竞争优势。这说明,高校的就业信息,有助于减少毕业生与潜在雇主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促进毕业生的自我选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这样,学生、雇主还有学校都将有动力一同去构建通畅的就业信息渠道。

关于学校专业质量和声誉的评价机构将会崛起

篇2

爱游戏是幼儿年龄特征的心理体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中说过“: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鱼春风,沾被卉木,莫不萌动副越,自然日帐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3]爱游戏是孩子的天性。不过,游戏也是随孩子的成长而发展变化的。初期的婴儿只会玩,而进入婴儿后期游戏出现;到幼儿初期,其角色游戏的产生因素出现,其后幼儿的游戏便以角色游戏为主了。角色游戏是幼儿通过模仿、想象扮演成人角色,创造性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一种游戏活动。通过角色游戏,幼儿可以满足自己与成人共同生活的意愿,同时,这种游戏还用特殊的形式再现了成人的相互关系和劳动。所以,在幼儿的角色游戏中,劳动往往成为游戏的主题。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2岁的伊里娜看到成人怎样在锅里煮粥,就拿一个糖瓷杯子放在椅子上,并且在空杯子里用茶勺搅动,更准确点说,是用勺子敲杯底,把勺子抬起又放下。然后用勺子敲杯子边,就象成人为抖下勺子上的粥粒所做的那样。[4]

伊里娜究竟是在干什么?在煮粥!你如果否定她在煮粥,她会满不高兴。事实上,幼儿尤其是早期幼儿大多是通过游戏来劳动的。年幼儿童从小就爱劳动。这与孩子的心理发展有关。在早期幼儿的心中,家中的行为都是劳动(事实上家长也都是这样对孩子说的,如“妈妈要去干活,你一个人呆在这儿别哭”等)。因为早期幼儿已经有了强烈的好奇心和广泛的兴趣,他们不仅看到一个新奇的东西要弄清究竟,而且对大人的行为感到稀奇,如爸爸妈妈忙乎一阵,就捧来热腾腾的饭菜,孩子是多么想亲自试一试啊。孩子对这些劳动充满了期望,因而就私下劳动一番———当然是游戏的形式。随着孩子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行为能力的逐步提高,孩子进入社会的欲望越来越强烈,扮演成人角色的游戏也逐渐增多。有这样一则观察记录:孩子玩娃娃家游戏时,自己当“妈妈”,让玩具大熊猫给自己当儿子,还给它起个名字叫“”。他一会儿给“”喂饭,让它看电视,哄“”睡觉,一会儿又说它“病了”,给它“打针”“、吃药”,还把它拥在自己脸前反复亲吻,亲昵地对它说着什么。当我们走近时,这个“妈妈”就把食指放在嘴上“嘘———”“:我的孩子要睡觉了,请小声点,不要吵醒他。”显然,孩子在过“成人瘾”,它是由孩子的意识发展而产生的。幼儿到了3岁左右,随着自我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以及行为能力的逐步增强,脱离了襁褓,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了,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思想了,孩子渐渐觉得自己长大了,进入社会的欲望与日俱增。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便千方百计过一些“成人瘾”,如在游戏中当一回“爸爸”“、妈妈”,或做一次“医生”“、孙悟空”等。

当然,游戏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早期幼儿对劳动的模拟,还只是一种假想。他们不能模拟真实的劳动内容,而是劳动的外表动作。如孩子学着大人喂宝宝,他不知道喂孩子的真实意义。对一个布娃娃,他只给“她”吃一口,接着就把“她”躺倒睡觉,说“她”吃好了,甚至还用手拍拍“她”的胸口。孩子的这种“劳动”,实际上只是成人动作的一种模仿。在孩子看来,在完成了成人某一劳动的有关动作以后,劳动就算完成了,如哄娃娃睡觉,在经过一阵“躺倒”“、盖被”、“拍胸”之后,孩子马上又把“她”抱起来,因为该“起床”了。可见,早期幼儿只会演示性地摆弄物体,至于内容他们是毫不在乎的。有人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岁的佳佳正在“认真”地看画儿书,大人问她“:佳佳,你在干什么?”佳佳“严肃”地说“:我在看书。”事实上孩子只是在模仿看书,因为画儿书是倒着的,但孩子看得很高兴,说书中的大灰狼正在“咴咴”地叫呢。幼儿模仿成人的劳动动作与他们的知识和能力也有关系,早期幼儿懂得的社会知识极其有限。他们对世界的兴趣,本身就是由表面现象的刺激引起的。例如,他们看到驾驶员坐在驾驶室,手握方向盘,汽车就跑起来,觉得新奇,因而用板凳当作汽车,自己往前一坐就开车。至于为什么驾驶员坐到驾驶室汽车会跑,怎样才能好开车,他是不管的。加之,早期幼儿还处于直觉思维、动作思维阶段,形象思维初步发展,抽象思维还很朦胧,所以孩子的劳动只能靠一些表面的动作模仿来进行。不过,尽管幼儿的劳动只是一种动作的模仿,但它为我们从小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奠定了基础。

当然,在劳动游戏中,幼儿的角色扮演是不稳定的,这集中表现在幼儿扮演的角色类型上。在实际的角色扮演中,幼儿可能一会儿要当“爸爸”,一会儿又要当“老爷爷”,角色替换、转换较为频繁。因为幼儿的心理和行为主要受情绪支配,他们活动的目的性、计划性极其微弱,同时由于幼儿自我控制能力较差,一旦受到外界的影响、他人的提示或自己内心的一时联想、幻想、感情冲动等,随即就会转换成另一种角色。同时,幼儿扮演的角色具有浑沌性。简单地说,他们所扮演的成人是“像也不像”。所谓“像”,就是幼儿已经能较为熟练地“表演”成人的一般动作,但由于心理、能力及技巧等方面的差异,知识、经验等方面的缺陷,孩子的模仿和扮演都具有表面性、简单性和幼稚性,缺乏对扮演角色的理解,所以这种扮演只是一种模糊的扮演。

二、劳动游戏对幼儿成长的价值

席勒说过“: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游戏“不只是孩子的本性,它更是人的一种本性,是可以从人性的高度上来加以把握的。”[1]孩子对社会的学习正是从这种劳动性的游戏开始的,幼儿劳动游戏有利于加速幼儿社会化的进程,促进幼儿良好人格的发展。

(一)劳动游戏为促进幼儿心智、个性及品质发展创造条件。“游戏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表现”。[5]劳动游戏可以训练孩子的动手、动脑。从动手来说,有利于孩子大脑的发育。研究指出,儿童的智慧在手指。也有人说“:手是脑的老师。”一个人不能单纯依靠读书来发展智力和丰富自己的知识。实验证明,人的手和脑的联系非常密切,大脑里有一些特殊的、积极而富有创造性的区域,当双手从事一些精细、灵巧的动作时,就能把这些区域的活力激发起来。有人估计人的双手能做出几十亿种动作,这些动作都是和思维活动联系着的。信息从手传导到大脑,又由大脑传导到手。手的动作越复杂,对发展人们的思维越能起到积极作用。游戏中的动手训练使大脑得到锻炼,智力进一步得到发展。从动脑来说,有利于孩子思维品质和个性品质的提高,或者说,让幼儿多一些劳动游戏,有利于幼儿心理的健康发展。比如说,在劳动角色游戏中,既有角色假想(以人代人),像孩子扮演妈妈、老师、司机、经理等生活中熟悉的人物就是。也有的是对游戏材料的假想(以物代物)。在角色游戏中,幼儿常常以一种物品代替另一种,如用棍子代表匙子,用纸条当“面条”,用小积塑片当“饭”,用冰棒棍当“筷子”等。还有的是对游戏情景的假想(情景转换)。这种假想常常通过一个或几个动作和想象,将游戏情景进行浓缩或转换,例如玩娃娃家“,妈妈”一摸“孩子”额头“:呀!小孩发烧了,送医院吧。”抱着“孩子”在院子里走一圈回来,就说打针了,孩子病好了。孩子的上述假想伴随着孩子的创造,这对培养孩子创造型人格大有好处。

(二)劳动游戏可以为孩子劳动精神的养成奠定基础。孩子通过游戏可以再现成人的劳动行为,所以早期幼儿的游戏大多是“社会性活动”的模拟,是孩子对劳动的一种投入。马克思说“: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即勤劳(industrie),是从自己本身异化出去的活动。”[6]所以孩子劳动游戏,实际上也是孩子劳动的开始。而这种“劳动”拓展开去,就会发展成一种劳动精神。幼儿在劳动游戏活动中,不仅能够依照大人的行为去进行现实的模仿,而且能够主动地用某些角色规则、规范去约束自己的行动。例如,孩子在扮演“爸爸”或“妈妈”时,知道关心、爱护“孩子”,自己爱吃的饼干也要先喂一喂布娃娃。在扮演医生的时候,会知道医生的职能———替病人看病,所以在游戏中常将胶布贴在被损害的玩具上。这说明幼儿的游戏已经进入了“社会化”阶段,他们已经能通过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角色行为规则,来进行一些较为“标准”的游戏活动。由此可见,幼儿的劳动游戏既是孩子社会化程度的一种显示,也是孩子加速社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同时,幼儿的角色假扮也给家长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教育线索,这就是巧妙地利用幼儿的劳动游戏去引导孩子,促进孩子的社会化。

(三)劳动游戏可以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情趣。游戏是虚构与真实的一种巧妙构架。“儿童自由参加游戏以及娱乐、休闲、艺术等活动的过程,不仅是儿童文化的表达和自主的创造,并借此而成为人类整体文化中的有机组成,而且还是充满着勃勃生机和未来象征意义的组成。”[2]由于儿童游戏具有自由性,他可以将自己的想象嵌入游戏之中而“超越了日常经验的束缚,甚至有意颠倒了日常经验”。[1]席勒把这种基于想象的游戏称为“审美的游戏”,并进一步指出“:等到想象力使用一种自由形式的时候,物质性的游戏就最终飞跃到审美游戏了”,因为“它使想象力的任意活动服从于它的永恒不变的一体化,把它的自主性加进可变的事物之中,把它的无限性加进感性事物之中”,[7]从而使孩子得到一种自由的美的享受。总之,孩子的劳动游戏对于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幼儿的劳动游戏,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

三、利用劳动游戏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

对幼儿进行劳动教育和其它教育一样,也有个教育时机问题。孩子进行劳动游戏活动时,就是对孩子进行劳动教育的好时期,如果我们掌握了幼儿的劳动游戏特点,巧妙地把孩子的劳动游戏与对孩子的劳动教育巧妙地结合起来,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具体来说,要抓好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给孩子更多认识劳动者的机会。幼儿的劳动游戏多与其社会环境和生活经验有关。生活领域越大,生活经验越丰富,劳动游戏的水平就越高,所以要开阔孩子的视野,尽量增加孩子接触社会特别是接触劳动者的机会。比如一个纺织工人到家来作客,家长可以向孩子介绍叔叔或阿姨的工作,并让孩子知道自己身上漂亮的衣服就是叔叔、阿姨们辛勤劳动的结果;家里来了种田的客人,就要让孩子知道大米的来源,这样可以启发孩子认识一般劳动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对劳动者产生一种热爱之情。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也要多让孩子接触普通劳动者,有时间还可让孩子去参观工人叔叔、农民伯伯的劳动情景,让孩子熟悉一些生产劳动过程,这样既可以让孩子更好认识劳动的意义,也有利于孩子更好地从事劳动游戏活动。

第二,搞好劳动游戏与实际劳动的结合。例如,要孩子扫地,就可以让孩子以游戏形式出现。有个老师设计了《捕鱼》游戏,让几个幼儿各拿一把扫帚,横着排成一行,一齐向前扫,嘴里还不断地念着:不让一条小鱼(纸屑、脏物)漏网。在家里,家长也可设计这样的游戏,如让孩子《赶鬼子》,把“鬼子”赶到一处,送到垃圾堆。这样孩子既能体验到游戏的快乐,也能体验到劳动的快乐,逐渐对劳动就会产生兴趣。当然,这需要成人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劳动机会,把孩子能做的家务事分出些让孩子去做,如帮助父母洗手帕、袜子、毛巾、扫地和买些小商品等。

篇3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须有市场的存在。一般使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两个假设:一是稀缺性,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现在货币和非货币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

所以对于涉及劳动领域的相关问题,两者从看问题的角度、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还是劳动力

劳动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问题,因此,劳动力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来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劳动者是否同质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则是非同质的,而是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会将劳动力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而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才变得更加有研究的价值。

1.2劳动者是否理性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有理性的,劳动力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的行为原理则更加复杂,有许多理论对劳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与解释。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不过是考虑了内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报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有关内容。

1.3劳动者是否独立

在劳动经济学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动力的独立性,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更强调与他人的互动。如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独立的劳动者出发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不需要劳动力与他人的互动。而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人。互动论认为,劳动者行为是由他的身份与角色决定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占有一个或多个社会位置,劳动者行为过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过程,要理解或预期劳动者的行为,就需要了解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2.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劳动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内容便是劳动供给分析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经济学虽然在讨论影响劳动供给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其中的社会制度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体制因素),但在接下来的工作时间决策理论中完全就是考虑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社会学侧重的是劳动行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效益,认为只研究经济效益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将劳动力配置到与其工资率对应的岗位上会是一个理想结果,这会使得资源配置最优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职业声望等干扰因素,劳动者或许不愿接受这份工作。另外,如果劳动者可以选择一种工资率相对较高但污染严重的工作或是工资率相对较低的“绿色”工作时,不同的劳动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此时仅仅从劳动经济学或者劳动社会学来考虑是不够的,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综合作出决策。

3.研究任务不同——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

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因素时,劳动经济学会从工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变量考虑,而劳动社会学则从人际关系、人性的假设等社会变量入手。

不难发现劳动经济学基本不研究涉及劳动组织、劳动关系、劳动制度等问题,因为这些变量全是社会变量,与资源配置及投入产出无关,甚至在有些方面它们是与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功能、赚取利润,它还有满足需要、教育训练、社会控制等功能,要发挥各个功能时就不得不将目光从关注与企业利润的增长转移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因为这些功能对于劳动社会的维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劳动社会学从劳动力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关劳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的结论,所以这有利于人们对劳动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劳动制度从而引导劳动社会向上向前发展;而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使得社会生产部门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工资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劳动者运用经济学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线,这种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经济的内在需要等。

参考文献:

[1]潘锦棠.劳动社会学[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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