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3:2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金融危机的因素，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引言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起了全球经济的剧烈动荡，上市公司的负债水平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不仅面临不确定性更高的外部环境，还需要比平常更多地担负起许多企业职能以外的政策性负担，被迫去接收地方濒临破产的中小企业，因此其资本结构更容易受到自身盈利能力和外部环境等一系列因素的干扰。对民营企业而言，由于危机期间银行更为明显的信贷歧视，民企获得外部融资非常困难，其借债能力的显著下降影响了资本结构决策。因此，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区分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研究，为突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以及融资约束对资本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研究环境。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文献的归纳和评述；第三部分简要介绍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第四部分分析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以及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异，呈现全文的实证结果；最后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从资本结构的决定理论来看，权衡理论认为，公司资本结构的调整是对调整成本与收益进行权衡的过程，即使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导致调整不能一蹴而就，公司也会主动向目标债务水平进行逐步接近。
国内外研究从数个角度研究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Frank and Goyal（2009）针对美国样本识别出资本结构的核心影响因素，包括了公司成长性、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行业债务比重及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盈利水平等六个控制变量；ztekin and Flannery（2011）则针对37个国家的超过15000家公司进行研究，则为资本结构影响变量的选择提供了国际对比经验，识别出最重要的因素为上一期的负债水平、有形资产比重、公司规模和行业债务水平，国内的研究中，顾乃康et al.（2007）借鉴了Frank and Goyal（2009）的方法，识别出公司规模、营利性、产业因素、名义所得税率、成长性等五个核心变量。此外，还有李朝霞（2003）采用主成分分析、洪正（2005）采用因子分析研究了影响资本结构的因素。
针对国内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了公司规模和盈利能力（童勇，2004）、公司成长能力（童勇，2004；连玉君和钟经樊，2007）等财务因素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后续研究将调整成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外部融资环境，考虑了制度因素（李国重，2006）、市场化进程（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宏观经济（苏冬蔚和曾海舰，2009；何靖，2010）、产品市场竞争（姜付秀等，2008）、地区差异（麦勇等，2011）等可能的影响因素，发现融资环境的改善均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三、样本来源和变量统计
上市公司基本财务数据来自CCER数据库，我们整理了上市公司2008～2011年公司财务数据，得到了本文研究的数据，并基于公司特征变量进一步筛选满足本文实证条件的样本，筛选原则如下：（1）选取2008年1月1日前上市且仅发行A股的公司；（2）剔除金融类和ST/PT类公司；（3）剔除总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经资不抵债的公司；为了克服离群值的影响，本文分别在第1和第99百分位上对主要变量进行了Winsorized缩尾处理。
就核心变量―资本结构的定义而言，资本结构表示的是企业的负债，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普遍采用总债务（短期债务加上长期债务）占总债务的比重的衡量方式。
此外，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我们使用TobinQ衡量投资机会。托宾Q定义为资产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比。
我们用Cflow衡量现金流量。现金流量采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来衡量。
我们用Cash衡量现金持有。对于现金持有量的衡量，在本文中用企业的货币资金除以总资产。
我们用Size衡量公司规模。由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在数亿到数千亿之间有巨大的波动，直接采用该变量回归使得估计系数非常小，且存在严重的异方差，因此我们将其对数化，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代表公司规模。
我们用Tang衡量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即具有实物形态的可辨认的资产，该变量主要体现了公司真正具有抵押价值的资产占据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此外，我们采用前三位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比重、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以及董事会规模变量来衡量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负债水平的影响。
下表给出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
表1
四、实证结果
表2中，列出了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设定如下。
Tlit=axit+eit（1）
其中，控制变量xit表示影响了资本结构的公司财务特征和治理结构，具体包括了在资本结构研究中最常用的现金持有、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现金流、有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以及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变量。
第（1）栏为中国上市公司2008～2011年数据的静态模型进行截面加权最小二乘（WLS）估计的结果，仅仅使用了公司财务变量；第（2）栏考虑了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第（3）栏考虑了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资本结构可能存在影响，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公司治理变量；第（4）栏、第（5）栏分别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FE）的结果；从表2中金融危机期间影响公司资本结构的变量对负债水平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
首先，规模与资本结构正相关，规模越大的公司负债水平越高。大规模的公司多元化程度更高、公司债务违约的可能性更低，更能有效利用债务税盾带来的优势，因此，大规模的公司负债水平更高。
其次，成长性越高的企业负债水平越高，原因在于，根究权衡理论，高成长的机会投资水平更高，因此应该积累更高的债务融资用于投资行为，因此成长机会与债务水平是显著正相关的。
再次，现金与资本结构显著负相关，为了防止未来的市场风险和投资机会的融资需求，公司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资产，并通过低负债的形式来保持一定的负债能力。
但是，有形资产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权衡理论下，资本结构与有形资产比重正相关。对那些高研发投入的公司而言，通常负债率都显著较低。
此外，除了董事会规模以外，管理层持股比重、高管薪酬和股东持股比重等公司治理因素也显著影响了企业的资本结构。
表2 金融危机期间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静态模型
五、结论和研究展望
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其一，丰富和扩展了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加深了对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的理解。其二，对危机的研究是经济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课题，本文从实证角度，基于资本结构的权衡理论，分析了危机环境下企业负债决策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不仅丰富了现有的危机理论的研究方法，而且可以为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制定应对危机的政策提供具有现实价值的指导。
参考文献
[1]Frank，M.，V.Goyal，2009，Capital structure decisions：which factors are reliably important，Financial Management，38（1）：1-37.
[2]？ztekin，？.，M.J.Flannery，2011，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顾乃康，张超，孙进军.影响资本结构决定的核心变量识别研究，当代财经，2007（11）41-48.
[4]洪正.论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主导决定因素及其变迁逻辑，经济评论，2005（003）：51-56.
[5]江伟，李斌.制度环境，国有产权与银行差别贷款，金融研究，2006（11）116-126.
[6]李朝霞.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的主要因素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10）：5-12.
[7]陆正飞，祝继高，樊铮.银根紧缩，信贷歧视与民营上市公司投资者利益损失，金融研究，2009（8）128-140.
[8]潘越，戴亦一，李财喜.政治关联与财务困境公司的政府补助――来自中国ST公司的经验证据，南开管理评论，2009（005）6-17.
[9]李国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动态目标调整：制度特征导向，会计研究，2006（12）68-75.
一、文献综述
2013年3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44万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对中国外汇储备产生影响。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多种因素对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的影响。
Heller（1996）提出一国持有的最优外汇储备规模应该是由使用外汇储备调整国际收支的调整成本和持有外汇而放弃其他收益的机会成本的均衡而决定的。国内学者徐永久（2002）认为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的原因。韩剑、徐振宇（2006）等认为外汇储备的主要来源是外国直接投资。郭梅军、蔡跃洲（2006）认为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有：外债规模、贸易依存度、人均GDP和外汇收支的波动性。
二、分析方法和指标选择
本文使用SPSS18.0软件，外汇储备（亿美元）为被解释变量Y，对1992-2011年19年的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主成分综合指标，再进行回归分析。
经济规模扩大，对外汇储备的需求增加，将GDP（亿元）作为解释变量之一，记作X1。贸易规模直接影响外汇储备需求，将进出口贸易总额（亿元）、进出口贸易差额（亿美元）作为影响因素，记作X2、X3。FDI的快速增加对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显著，记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美元）为X4。外汇储备可以清偿外债，外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外汇储备，记国家外债余额合计（亿美元）为X5。汇率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因素，人民币对美元走高预示着外汇储备贬值的危险，本文采用美元加权平均汇率X6。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质间接“增发”美元，给中国的外汇储备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文加入中国、美国的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四个因素分析，各记作X7、X8、X9、X10。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性检验
通过统计软件SPSS18.0进行主成分分析发现，KMO值为0.784，Bartlett球形检验概率值为0.000。因此可判断本文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二）主成分的提取
表1 解释的总方差
有3个主成分被提取，对应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98.743%，能反映绝大部分的初始信息。
（三）主成分表达式的求解
表2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运用表2的数据可以得出三个主成分F1，F2，F3的表达式。
（四）主成分回归分析
对F1、F2、F3和被解释变量外汇储备作多元线性回归。主成分F1和主成分F2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但主成分F3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15%的显著性检验。
表3 系数a
其线性回归方程为：
（五）实证结果分析
因素F1说明一国外汇储备积累和年进出口总规模、外商投资规模、货币供应量有着长期稳定的正向均衡关系。美国国内物价上涨，中国进口减少，迫使人民币升值，减少中国出口，虽然这一传导机制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不确定，但会给中国极高的外汇储备带来消极影响。因素F2主要反映的是汇率因子的影响因素。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投基础货币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这一影响是通过汇率的波动起作用的。另外一旦人民币升值预期改变，热钱就会迅速撤离，中国外汇会储备剧烈的波动，甚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大动荡。因素F3反映出我国外汇储备是和外贸规模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正向相关的。外贸规模的扩大从整体上为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提供了条件，但具体构成外汇增长因素的是贸易差额和外债余额。
参考文献
[1]Heller，Heinz Robert.Optimal International Reserves.The Economic Journal，Vol.76，No.302，1966 Jun，296-311.
[2]徐永久.外汇储备持有量——适度量模型及其应用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2 （6）：70-74.
[3]韩剑，徐振宇.资本流入、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对我国外汇政策的影响[J].国际金融研究，2006（6）：57—63.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4—0093—04
作为经典的金融理论之一，“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汇率稳定性、资本自由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可得兼的矛盾。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下，中国经济中的“三元”的现状及变化趋势是决定中国金融稳定的核心因素。从“三元”角度对影响中国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进行剖析，研究如何在不断开放的背景下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确保国家金融、经济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元悖论”理论简述
1999年，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其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提出，宏观经济通常有三个目标——以灵活的货币政策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以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地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各国最多只能达到两个目标：要么放弃汇率的稳定性，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要么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制，甚至像欧盟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要么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保罗·克鲁格曼明确提出了“三元悖论”的原则：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目标不可调和，同时最多只能实现两者。
二、中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
（一）发展过程与现状考察
1.资本流动
（1）资本和金融账户逐步开放。我国于1996年12月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的第八条款的第2、3、4条义务，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下可兑换。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在积极有序地推进。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我国逐步加快了资本账户的开放步伐，初步形成了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格局，主要表现在：一是资本流入已达到相当规模；二是对外资本输出逐渐增多；三是利用外资渠道多元化，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并从最初的较为单一的融资渠道，如外商直接投资设立企业，扩大到境外发行债券和股票、境内发行外资股、兼并收购等多种形式。
（2）大量隐性资本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隐性出入现象。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每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1996年到2008年间，我国净误差与遗漏账户余额4次为正、9次为负，2001年以前都保持负值，存在隐性资本的流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由于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进一步扩大，其数额在1997年和1998年分别为364.74亿美元和386，37亿美元。2005年和2006年，在我国面临资本流入压力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该数值依然连续两年为负。
2.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4年-2005年，我国实质上是以钉住美元为主的固定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长时期保持在1美元兑8.27-8.3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波动幅度和弹性区间极小，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06年3月1日，央行宣布实行“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汇率原则。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是根据我国经济、特别是对外经济发展，选择若干种主要货币，赋予相应的权重，组成一个货币篮子。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以市场供给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出人民币多边汇率指数的变化，使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更具灵活性。
3.货币政策
我国1994年后的货币政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1997年。货币政策主要目标是对付通货膨胀。第二阶段，1998—2002年。我国经济出口量开始大幅下降，总需求严重不足，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货币当局转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采用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工具。第三阶段，2003年至今。货币政策转为紧缩性政策，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等。
加入WTO后，随着我国资本和金融账户自由化的推进，为维护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强烈冲击，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发生了几次明显冲突：1994—1996年抑制通货膨胀与人民币缓慢升值之间的冲突，1998年外汇储备增幅迅速下降和抑制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之间的冲突，2003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国内投资过热的冲突（2005）。
（二）发展趋势考察
1.资本自由流动趋势不可逆转
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势不可挡，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目前我国资本项目还存在着一定管制，这与经济、金融自由化深化的趋势相悖，也产生了严重弊端：妨碍国际贸易的发展，扭曲资源的合理配置，制约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我国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将会逐步放开，而不断增强的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可能会在未来中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资本自由流动加强的趋势不可逆转。
2.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尽管自2005年7月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开始升值，但是这一过程相对缓慢。在资本自由流动日益加快的客观条件下，人民币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存在制约。一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制约。二是货币政策的部均衡目标难以实现。特别是在这几年宏观经济过热时，货币政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两个目标的弊病表露无遗。三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到限制。外汇储备的增减是影响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之一。外汇储备的波动将造成人民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有效性将减低。因外汇占款而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般会进行“对冲”操作。在控制汇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下，基础货币投放渠道与货币供给结构的改变，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2010年6月，央行在其官方网站上新闻，决定“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被认为是中国重启汇率制度改革的信号。尽管人民币汇率不会进行一次性重估调整，但根据“三元悖论”原理和对我国经济中的“三元”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必将继续深化。
3.人民币区域化势头明显
2009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公布实施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随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增长较快，企业和银行对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的需求不断增长。2010年6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上海市和广东省的4个城市扩大到北京、天津、、新疆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另外，广东省的试点范围由4个城市扩大到全省，增加上海市和广东省的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数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境外地域则由港澳、东盟地区扩展到所有国家和地区。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新兴经济体货币国际化会明显加快，特别是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序推进。央行积极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同时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旨在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三、从“三元”看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因素
（一）资本流动与中国金融安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形成的国际过剩货币供应量时刻在寻找出路是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诱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早已成熟，这些资金在那里很难找到获利的机会；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刚刚放开资本市场的国家将成为这些游资追逐的目标。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
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不断深化，资本项目的开放势在必行，开放便利了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如果经济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吸纳骤然流入的巨额资金，大量投机性很强的套利资金流入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以牟暴利会引发市场动荡，给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威胁。特别是在我国尚未解决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下，资源和流动性的迅速增加不仅得不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反而很可能会刺激金融资产价格过度上涨，进而促使经济泡沫化，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脆弱化。
（二）货币政策独立性与中国金融安全
资本市场的开放使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更加困难。尽管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划分的资本交易项目中，我国有一半左右的交易项目受较多限制甚至严格管制，但目前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已经不可低估，而且我国逐步放松资本流动管制的趋势不会逆转。在资本账户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升值波动趋稳的条件下，根据“三元悖论”原理，货币政策独立性会受到重大影响。如果货币政策这个主要的经济金融政策工具丧失了独立性，那么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失衡问题就少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手段。特别会对银行的脆弱性产生影响。因为，银行业开放对银行存款和贷款的影响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的清偿能力，如果东道国的当地银行相对缺乏效率和资本，会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大批金融机构倒闭，金融崩溃，经济倒退，社会动荡。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与中国金融安全
1.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实体经济
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对我国的金融安全状况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汇改后我国宏观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经济增长率连续3年保持在双位数以上；随着人民币汇率的逐步趋于灵活，货币政策也取得显著效果；国有银行改革也加速进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下降。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高度国际化，特别是具有外贸依存度高达70%-80%特征，因此当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实体经济波动会相当明显。2008年起，受人民币升值和经济危机影响，实体经济出现下滑，实体经济出口额下降。据海关统计，2008年前11个月我国对外贸易增速达20.9%，其中出口增长19.3%，11月起我国外贸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进、出口双双逆转为下降，2009年1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为141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29%。出口额回落导致大量企业减产甚至倒闭。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的报告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在出口大户纺织业中，倒闭的中小企业更是超过1万家，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超过2000万工人被解聘。实体经济的下滑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并造成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进而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2.深化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制约因素
进一步深化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目前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缺少汇率风险规避机制。新的汇率体制下汇率将具有更大幅度的弹性，市场主体将不可避免遭遇到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我国现有外汇市场体系在交易品种和规模上都远达不到避险要求。二是巨额外汇储备无法有效运转。2011年末，我国外汇储备达31811.48亿美元，其中很大比例是美元及美元面值的债券，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外汇储备管理体系改革问题也浮出水面。在目前外汇管理体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依靠发放央行票据来勉强维持外汇供给平衡，而吸纳外汇储备却造成了金融系统的流动性过剩，不仅增加了流通中的人民币数量，也造成了人民币单向升值的压力。三是出口企业如何应对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超出预期，出口企业能把以美元计的成本提高转嫁到更高的产品价格上，那么出口需求将会降低；如果出口企业无法转嫁成本，那么其利润率将会受到挤压。这两种情况都将抑制出口部门产能的扩张，也将对宏观经济增长造成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如不得到有效解决，必将对金融体系稳定构成一定风险。
（四）人民币区域化与金融安全
1.人民币区域化微观经济基础薄弱
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需要牢固的微观基础。人民币区域化要求中国的银行和企业走向世界，需要扩大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或者行网络覆盖范围，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纳入商业银行体系，提高人民币国际清算服务的便捷程度。目前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刚起步。人民币区域化在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也使国内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面临更多的风险暴露。人民币一旦实现可自由兑换，国际游资可自由出入，在企业和国民缺乏风险意识和规避风险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和金融安全将面临严峻挑战。
2.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即将全面展开，是人民币区域化进程的重要一步。一是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解决的是贸易便利化问题，资本及金融账户交易的人民币结算解决的是投资便利化问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资本及金融市场的开放。跨境资本流动数量增加，频率升高，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越来越大，对金融安全的影响也就越大。二是人民币用于国际结算后会形成境外人民币债权。当这种债权达到一定的规模后会产生如下问题：一是海外持有的规模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我国央行在海外的信誉、宏观调控能力以及金融监管的信心。二是货币供应量能否再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需要考虑。因为人民币跨境结算加大了人民币的跨境流通，这部分资金将更多地随着境内外、本外币的两个市场的收益率变化而流动，使得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发生变化。三是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这两项措施实际是相互关联的：从短期看，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规模扩大有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相对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降低了汇率风险。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将为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带来契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增加有助于人民币趋于市场化及企业对汇率风险的测算，有利于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业务的全面展开；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规模的增加又会使人民币实际需求量及供求关系更加显现，从而有利于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