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08:53:3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近些年，学生高校的案件频繁发生，这些案件背后蕴藏着高校管理中，如何在高效运行同时保障大学生合法权利的问题。高校如何依法治校已显得至关重要。
一、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
自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开了学生高校先河以来，学生诉高校的案件犹如雨后春笋。高校扩招后学校管理机制中引入市场机制，学生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更注重自身与高校之间平等主体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注重自身权利的维护，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学生所享有的权利，同时也要求学校维护自身作为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学生以教育权、知情权、姓名权、隐私权、名誉权等受到侵犯为由，将学校推上被告席，这些诉讼几乎涵盖了学生管理的各个方面。高校性质向来争论不休，理论界与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是高校事业单位法人性质，但是高校的一些具体行为也是具有行政被告资格的，高校面临着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高校的纷争将增多，这就要求高校在管理中切实做到依法治校。
二、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分析
（一）高校管理法律体系的不完善及细化程度不够
高校管理法律法规是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前提和依据，也是对高校行使自主管理权的规范和监督。我国已经颁布了一系列规范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但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学生管理法律法规的疏漏不断显现出来。如法律法规各层次之间存在矛盾，尤其是下位规范与上位规范相抵触的现象比较普遍。另外，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对高校与学生冲突解决途径做一些明确规定，对高校的性质也没有明确定位，对一些具体事项细化程度不够。
（二）学生权利意识提高而高校法治不足
在我国大力推行依法治校、依法治教的背景下，民主与法制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学生法律意识明显增强。《高等教育法》第三十条规定：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高等学校的民事主体地位。2008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被学生戏称的“卡门事件”正是体现了高校在自身行为方面法治理念的缺乏。
（三）高校管理缺乏正当程序
高校依法行使自主管理权时，尤其是对违纪学生做出处理决定时，缺乏符合法治精神的正当程序。学生高校案件中，很多案件都是高校没有履行法定程序。如：没有采取合法手段对其事实进行调查取证，告知其行为触犯了学校管理或规定，另外，也没给学生申辩机会对其行为做出解释。学校在处理程序上过于简单，校方自身操作完就结束，省略学生知情权这个环节。除此之外，处理结果出来之后，也没有走合法程序，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学校没有将通知直接以书面形式送达，也没有告知学生在知道处理结果后，多少期限内有哪些救济途径。
（四）高校缺乏完善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在学生与高校的管理纠纷中，需要有健全的权利救济机制来维护和保障学生合法权益。虽然现行申诉机制对于学生权利起到一定保护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法律和规章均没有规定申诉的性质，导致申诉在一定程度上无法行使。另外，缺乏申诉程序性规定，没有对行政申诉受理部门、受理条件、申诉处理方式做出具体的规定，因此申诉结果也没有保障。在实践中，虽然一些学校付诸实行校内调解制度，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其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权利救济机制的不健全导致许多学生的被侵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从而使学生与高校的冲突升级。
三、如何平衡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
（一）完善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律法规
近年来，高校管理中与学生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缺乏法律条文作依据，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各执一词，法院审理时也必须参照《民法》及《行政诉讼法》等。因此扩大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法律中的规范事项及对其法律规定进行细化则越显关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该对已有法律中的某些比较模糊或者容易产生歧义的事项做出司法解释，这样一来，法院在接受案件之后就不会显得没法可依。我国法律存在滞后性，但是高等学校与高校学生都是特殊的主体，因此必须要在完善扩充现有《高等教育法》的基础上，对一些高校与学生的冲突产生一些前瞻性和预测性的规定。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因此完善教育方面的法律日趋紧迫。
（二）树立“依法治校”理念，规范学校管理行为
高校管理已趋向法治化，但是在实际中，高校领导及各部门，并没有完全做到依法行事，法治理念还需深入贯彻实施。《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教育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这赋予高校自主管理权限，但是，高校必须做到在管理中不与现有法律法规冲突。比如：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的高等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与现有的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学校要注意更新自身的学生管理规定，及时梳理校纪校规，去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定，制定符合法律法规而又具有现实管理意义的规章制度，也就是高校管理制度法治化。在制定章程过程中，可以聘请法学专家对其进行审查，确认没有问题才投入实际操作，以免等冲突产生后学校处于被动地位。
（三）建立高校合理的管理程序
高校在管理中要做到程序合法，规范行使管理权。正当程序是法治的核心，是法治从法律形态到现实形态必不可少的环节，是实体性权利的保障。因此，高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做到以下程序：1.对学生的违纪事项进行调查取证，对事实进行确认；2.学校提出的当事学生违纪的事实证据和处分意见，告知当事学生可以进行申辩和质证，各高校应根据规定，制定本校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工作条例》并依此作为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依据，学校对学生申诉应当出具申诉决定书，送达本人或其人，申诉决定书应包括处分的事实和理由，真正做到程序正当；3.对处理决定以书面形式告知学生并进行校内备案。
（四）完善学生救济机制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因此，高校要建立健全校内申诉制度，学校应该在申诉人员组成上经过民主选举方式产生，被选举人中要包括：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真正建立起校内申诉制度，把申诉制度落到实处，保障学生权利。另外，对于学校一些具有行政主体地位而做出的管理决定，应该允许学生进行行政复议，比如在毕业证和学位证的颁发上，学校是被以法律法规形式直接授权或者间接授权其行政主体地位，因此在此事项上产生的冲突要告知学生其行政复议的时间期限。司法救济是大学生权利受到侵害进行救济的最后渠道，亚里士多德称之为“矫正的正义”。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学生权利保护范围大小，因此我国应以法律法规扩大法院的受理高校案件的范围。对于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可以援引其他法律，比如齐玉苓案则是直接援引了《宪法》和《民法》。
结语
高校有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加之学生是特殊的权利主体，正确处理好高校发展与学生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影响到我国和谐校园的构建。因此，我们必须平衡两者关系，规范高校管理，也要让学生遵守校规校纪，不能不维权也不能盲目维权。
【参考文献】
[1]姜明安.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08）.
[2]劳凯生. 中国教育法制评论[C]. 教育科学出版社.
[3] 范履冰. 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制度研究[M]. 法律出版社，2008.
[4] 樊华强. 从大学生权利反思高校教育管理[J].黑龙江高等教育研究，2010.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234-02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在促进民办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已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高等教育政策法律体系。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部分条款的规定具有相当的概括性，大多是暂行、试行、草案、讨论稿等，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因此，在具体的落实与执行过程中还有一些困难。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还需要从多方面加以提高和完善，这固然有着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政府政策的缺陷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一、政策定位不准确
“定位”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词语，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通常是指把事物放在适当的地方并作出某种评价。然而，对政府而言，为民办高等教育定位并不是某一法律条款所能解决的事情。
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定位，主要指的是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的各级、各类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定位。由于现行教育制度和政策对民办高等教育的定位不准，也导致了民办高等教育结构层次界定的模糊性，使得众多有一定高等教育事业年限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没有一种向上进取的精神和信心，更没有更长远计划来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打算，办学行为在原有水平、甚至低水平上重复进行。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社会生存危机，更加容易导致中国民办高等教育形成一种追求营利、迫切收回成本的浮躁办学行为，也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介入中国民办高等教育领域的办学活动。
二、政策体系不健全
在扶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国家经常是在民办教育包括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才来考虑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主要是有什么问题就制定什么政策，停留在“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对问题只是进行简单的解决，缺乏深入性和根本性，致使出台的我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各自为政、逻辑混乱。政策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相关政策覆盖面不够。目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基本涵盖了民办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及其《实施条例》的颁布与实施，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很多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但是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看，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仍存在不少漏洞及盲区。例如，在合理回报多少的问题上，办学中的税收及优惠政策问题，办学自问题等方面，相关的政策法规还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或者未从根本上解决，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2.缺少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缺少支持和保障的配套政策，使这些法律条款流于形式，只是从原则上进行强调和规定，导致民办高等教育虽然有法可依，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去执行法律要求。
3.地方落实性政策不完备。近年来，虽然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都出台了许多支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政策法规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结构体系。国家层面有关内容的法律法规、行政法规与地方层面的法律法规之间联系不够紧密，相互之间没有形成错落有致的体系，部分地方政府对民办高等教育缺乏重视，对扶持地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关政策也没有出台或者很少制订，使得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政策结构体系不完备，这使得《民办教育促进法》缺少强有力的下行政策法规的保障和支持，使其执行力度得不到实施，效果得不到体现。
三、政策缺乏可操作性
这个问题是当前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政策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现有的民办教育政策许多只是针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出现的一般性问题，例如有些政策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性质、教师学生待遇等方面作出了原则性和导向性的规定，却没有相关具体的规定和措施，因此，在真正执行的时候缺乏可操作性和可行性。
再如，《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对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资产以及办学积累，享有法人财产权；民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教师、受教育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等等，都是一些比较模糊和笼统的规定，只有原则性，没有具体性。从法理的具体操作原则来看，政策法规如果没有相关具体的措施和办法，那只能是一种原则性的意向性规定，在实施过程中可操作性就不强。从立法的要求来看，制定一部法律，同时必然要求及时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或具体条例，以保证教育法律的真正实行，否则就会达不到法律的效力。
四、政策修订滞后
在我国目前的教育法律体系下，高校作为法人组织应有的固有权利和具有国家公共管理职权性质的行政权力，都被作为高校办学自笼统地规定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导致人们对“高校权力”认识的混淆与误解。高校行政权力作为行政性的权力，却一直未能纳入严格的行政法规制。
一、行政法规制高校行政权力的法理依据
高校依据以《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为主的公法而设立，履行以提供高等教育为内容的公共服务职权，其目的在于保障公民高等教育权的实现，具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为了保障高校提供高等教育职能的实现，法律授予其在招生和日常的教育和管理活动中，享有优越于教师、学生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权力。这些权力到底是什么法律属性？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以公报的形式指出，“由于其（高校）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时引起的行政争议，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予以解决”[1]。2004年更是传出最高人民法院将专门就高等教育领域的行政诉讼问题出台司法解释，但反复征求意见后至今尚未出台，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界定高校行政权力，以及哪些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高校行政权力是指高校因法律、法规授权，依法以自己名义行使对公共事务管理职权的权力。行政权力一般具有以下特征：相对于其它国家权力而言，行政权力具有裁量性、主动性和广泛性等特点；相对于社会组织、公民个人而言，它则有强制性、单方性和优益性等特点。[2]高校所承担的某些具有国家公共管理职权性质的职能和权力，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职能和权力的具体反映，其权力内容属于公权力的范畴。如《教育法》第28条第4项规定的学籍管理、奖励、处分权，第5项规定的颁发学业证书权等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单方面意志属性，符合行政权力的主要特征。
一般认为，学校按照章程自主管理，招生录取，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等，是高校具有一定社会公益职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表现，因而所行使的权力是行政权力。[3]行政法学中存在一种主张控制行政权力的观念或学说。要加强对高校行政权力运行的控制，这是由行政权力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第一，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无论行政权力怎么发展，这条规律是不会变的；第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行政权力不仅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而且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从现代行政来看，随着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张，必须加强对其控制，高校行政权力也不例外。
二、高校行政权力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自上世纪末以来，教育诉讼案件频繁出现，引发了学者对高校法律地位、高校行为性质的大讨论，其中较多的是从教育管理的视角进行研究，而从行政法视角对高校行政权力相关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审视的相对较少。
（一）权力设定：高校行政权力与法人权利相混淆
虽然学界基本承认高校行使的部分权力是通过法律、法规授权给高校行使的公共职权，但目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对学校的法律性质、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以及高校权力的属性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由于高校权力在源头上没能解决权力性质的问题，导致了高校法律地位云遮雾罩，高校行使的权力属性不清晰，高校行政权力与高校作为法人组织的固有权利都因为“办学自”的笼统规定而相混淆。
目前，立法上尚未真正解决高校法律地位的问题，更没有解决高校哪些权力应属行政权力的问题。虽然一般认为高校是因“法律、法规授权”获得行政主体资格，可以行使部分行政权力，但法律法规怎样的规定可以认为是授权行为？高校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享有的诸多权力中，到底哪些权力是授权获得，哪些是高校作为法人组织本身应该就有？哪些属于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权力，哪些又根本不具有行政权力特性？这些疑惑的存在都使“法律、法规授权”在解释“授权”现象时显得模棱两可。
（二）权力运行：高校行政权力在行政法制外游离
凡行政权，其核心即为自由裁量权，它是国家赋予行政主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幅度和范围内所享有的一定选择余地的处置权力。高校的主要活动是从事教学、科研工作，要求有一个较宽松的学术环境。因此高校作为行政主体，需要拥有比一般行政主体更大的自。但任何权都可以被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更是如此。孟德斯鸠早就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种经验，有权力的人行使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高校管理由于其专业技术性，法律法规往往只做一些笼统原则的规定，很多具体的操作性规定都需要学校通过管理细则的形式予以明确。目前，在我国教育类法律、法规中，直接涉及高校学生管理的主要有两部规章，即原国家教委颁布的《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各高校对学生进行管理的规定一般都是在以上两部规章的基础上自行制定的，林林总总、各具特色，但总的特征是抽象、笼统、粗糙。[4]高校对法律法规规定的哪些事项可以制定更高标准的规则，哪些又不能制定更加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的缺失导致高校行政权力界限模糊。
（三）权力监督：高校行政权力相应权利救济体系缺失
法律、法规对高校法律地位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仅使学生在寻求权利救济时不知道该选择何种途径，甚至裁判机构在受理此类案件时也会难以判定。任何合法权益的存在，都要求提供救济途径。虽然《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学生享有向学校、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的权利，但校内申诉制度的设计作为一个教育部门设计的内部权利救济制度，其公正性和权威性显然不及外部监督。
既然高校部分权力在性质上属于行政权力，按照行政法制的基本要求，就应设计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制度为之提供救济。然而，目前行政复议制度在处理高校行政案件时还处于空白。《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只字未提“行政复议”，而只是笼统规定可以“提出申诉”。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这是非常模糊且不严谨的。同样是《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字面上只能理解为只有人身权、财产权受到侵害时才能提讼，而且这种诉讼的性质也是模糊不清的，这也一直被大家所诟病。
三、完善高校行政权力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
再完善的行政法都无法把所有行政性的权力都纳于其规制之中，行政法制发展相对于行政权力扩张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但当某一领域的行政权力弊端日渐暴露，甚至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所突破后，以法律制度的形式规范这种权力才是理性的选择。
（一）以法律法规明确高校行政权力的合法来源
法律、法规要在高校行政权力设定阶段加强控制，即规范授权现象。法律、法规要对高校权力属性进行清晰界定，至少要在立法中将行政权力从高校一般权力中析出。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高校行政权力客观存在，就要明确对这种权力的安排并设定权力界限。特别是要解决法律法规何为授权、如何授权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通过修订《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法律性质，确认其部分权力的行政性，从而确定高校与学生之间存在的行政法律关系。同时，要加快《学校教育法》的立法工作，系统地规定教育领域的重要法律问题，使高校行政权力的来源更加明确，范围更加清晰。
（二）以部门规章完善高校行政权力运行体系
规章相对法律法规更加具体、更具操作性，高校往往都是直接依据规章行使行政权力，因此依托部门规章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高校行政权力运行体系是非常必要和完全可行的。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制建设的实际情况，可以授权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高校行政权力的规范运行作出具体规定。这种规定的核心内容包括：（1） 强化高校行政权力行使的正当程序。行政法原理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的行使一定要遵从严格的程序规范，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包括事先告知相对人、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根据和理由，听取相对人的陈诉、申辩，事后为相对人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等。（2） 进一步完善教育申诉制度。教育申诉制度是一项维护学生、教师合法权益的内部救济制度，这种校内申诉制度在解决教育纠纷的问题上，具有便利性、专业性等优势。《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已经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具体的申诉程序与办法，还有待《学生申诉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予以明确。（3） 探索切实可行的行政复议制度。建议将《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中的“提出书面申诉”明确修改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如此规定，不仅为教育系统的行政复议制度提供更加明确的依据，也将有利于与即将到来的高等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衔接。
（三）以司法解释强化高校行政权力司法监督
为保护高校学生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高校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将高校招生录取、学历学位颁发、影响学生身份或学历学位获得的重大纪律处分等行政行为，明确纳入行政诉讼范畴，为高校行政权力的司法监督提供明确的依据。当然，在建立司法审查制度的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审查广度和深度，即要遵循司法审查有限原则，不能侵犯高校基于其学术能力或一般法人管理职能而行使的自。笔者认为，司法审查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其广度应当限定为对学生基本权利的保护，其深度则应当以不超越合法性审查为边界。同时，鉴于高等教育纠纷的专业性、技术性，可以考虑设计行政复议前置制度。行政复议前置是指行政相对人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在寻求法律救济途径时，应当先选择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能够保证司法对教育领域的有效监督，又能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内部自身纠错的能力，实现二者的和谐统一。
参考文献：
[1]最高人民法院公报[J].1999（4）：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