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5:41:0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学法则，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法理学中的法律责任
法律责任与法定义务密不可分，而法定义务是指由国家立法机关或其它有权机关根据法定程序所颁布实施的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必须履行的责任义务。当不履行相应义务时就会受到制裁。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其中主流的几种观点认为，法律责任是义务，其相对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而言属于第二义务，概括而来法律责任就是因违反第一义务而招致法律责任的承担。另外，有学者认为法律责任是一种后果，是违反者应当承担的制裁性法律后果。可以说不同的学者对法律责任的界定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法律责任构成要件法理学观点却又相对的一致。当然，法理学中对于法律责任是根据形式逻辑中的推理而来的，形式逻辑中的演绎、归纳推理往往运用三段论形式，即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在法律责任的推理过程中，一般将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条文作为大前提，以具体的案件事实为小前提，根据大小前提推理出结论即法律责任。虽然它依据系列前提能够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结论，但是由于推理所用的大小前提并不确定，形式逻辑推理也存在诸多的问题，并且形式推理无法对结论作出正当性的解释。
另外，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缺乏创新性，缺乏包容性。目前我国法理学对法律责任的描述，仅仅从部门法，尤其是刑法和民法中的归责理论，认定法律责任就是因为违法行为导致了国家的制裁，从而实现对违法行为的阻止功能。这就忽视了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的独特性，从而导致了经济法及经济法法律责任独立性等问题成为经济法学界短时难以解决的难题。
二、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含义与特征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对其违反经济法义务或者不当行使经济法规定的权利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如下特征：由于经济法的经济性，经济法法律责任必然会是经济性的责任。经济法法律责任的经济性能够使得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发挥它独有的经济效益，它能够指引人们朝着利益出发的同时趋利避害，实现自身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说，经济法中最为常见的罚款，可以说是在规制市场经济有效运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外，经济法法律责任在强调制裁的同时还有一些奖励性法律后果。经济法的法律责任是由于违反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经济法制裁;而经济法上的奖励，则是由于积极地履行经济法上的义务，而受到经济法的褒奖。最后，经济法法律责任具有社会性。经济法的许多法律规范都可以看出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相对应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虽然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与经济法法律责任不同，它们并非从根本上全部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正是因为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不仅影响到自己和相关第三人的利益，而且还影响到社会公共利益，经济法对其主体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之有关民事责任、行政责任的规定更加严格。
三、经济法法律责任的法理学重塑
目前，我国经济法法律责任难以脱离传统的法理学关于法律责任的描述，大都是对法理学中法律责任的简单重复。比如说，经济法法律责任是指违法者对其经济违法行为所应承担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后果;经济法律责任是指主体因实施了违反经济法律规范的行为而承担的由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法律义务等等。这些关于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基本是对法理学中的“义务论”、“责任论”加上经济法字样的复制。我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无论是从经济体制还是市场变化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的新生经济现象使得经济法法律责任描述过于陈旧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因此，我们对经济法法律责任的定义应该根据经济法的特点，从具体的经济法部门法中寻找依据，即应从经济法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和特点中去获得。
利益，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是为了满足其自身生存和发展而应运而生的，是人类最原始动机、最终目的的有机结合，但它也是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作为一部社会本位法的经济法，社会利益是其所要保护的首要利益目标。亚当•斯密倡导的是人类所的一切经济活动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对于社会利益的促进则放在次位，这样会使其行为要比出于自身本意的情形下会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的发展。此时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个人本位主义并不能够很好地促进对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保护。19世纪社会法学派、目的法学派所提倡的恰恰相反。美国学者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法律保障的主体需求。并强调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目的法学派代表耶林认为，法律的创造者是社会利益。也是法律的唯一的源头，一切法律的产生都是以社会利益为目的。这一利益理论为国家规制个体本位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经济法是对国家、社会、个人利益起着协调平衡的作用，通过立法的倾向对弱势群体给予保护。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破环了环境和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导致社会和公众为其行为买单，这有背于正义、公平。经济法对企业负外部影响予以否定评价，对其规制从而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兼顾和协调。由此可见，社会利益观为企业所要承担的社会环境责任夯实了理论基础。
(二)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价值成因
法律的价值属性和功能表现为满足主体的需要。社会经济体中的企业自身不断的发展和壮大，更凸显了对社会生态环境环境的影响，企业是与社会多方面利益相关者有着密切联系的独立体，在追求企业价值的同时，还应该依法承担起生态环境这一社会责任。通过对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是否符合法律基本价值这一问题的论证，就能得出法律追究机制对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合理性、正当性。一是从秩序价值来看，所体现的是在社会进程中与自然进程中两者之间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连续性、一致性、确定性。是实现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法律的转变，达到利己与合作的协调与平衡，实现社会联带、社会统合，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企业社会环境责任对秩序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首先是益于构建一个稳定的秩序利益关系。其次是益于构建一个良好的资源秩序。二是从自由价值来看。自由价值主张主体行为和法律规范的有机统一，如果主体实施的行为符合法律规范，就享有法律所对其界定的行为权利。法律对自由的保护主要表现为对个人权利的界定，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对立、统一关系中。企业如果不考虑社会利益以及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顾及到社会公众和后代的发展，肆意开采、损耗资源，排放污染物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对人类社会所赖以生存自然环境的奴役。三是企业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的正义价值，是人类恒久的价值追求，是法学界研究的永恒主题。实现社会正义的途径是要以社会条件以及各阶层的经济为基础，通过其所享有的基本的权利、义务等进行平等分配，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如果企业怠于承担社会责任，法律通过其强制力推动企业承担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四是效率价值。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目标，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资源用于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自然生态价值是人类发展所投入的最重要的成本，所以企业在发展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创造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模式，以发展低碳经济，减少对资源、能源的消耗，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公众的环境权，使企业肩负起经济行为和生态环境保护行为的多重社会责任。
二、实施责任追究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必要性
有利于企业本身适应和参与国际化竞争的需求。也是激励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对企业实施环境责任追究制，实质是有效地促进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对企业实施责任追究机制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也是必然要求
(二)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可行性
在目前的国情下是完全具备对企业实施责任追究机制，并使其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是上述已说明实施企业责任追究机制所具备的思想、理论基础。法律制定、法律体系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思想价值观。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充分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变能力在不断的加强，但负面影响凸显，人类开始认识到尊重自然规律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使生态人文主义取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二是充分体现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的一致性。由于我国社会性质所决定，国家、社会公众与企业的根本利益存在一致性，这是建立企业责任追究机制的基础和原动力。企业其各个经济活动环节，自觉地肩负起环境保护意识，适应新经济发展的要求，由此体现出公众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三是建立追究制具有法律保障。我国宪法、刑法对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以及危害、破坏自然环境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家颁布实施的一系列保护环境、防止污染及其他公害的法规，从一个侧面表现出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重要性，通过法律追究、激励机制使企业更好地肩负起其社会责任。所以，建立和完善企业责任追究机制不仅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具备了客观的现实基础。
三、完善企业责任追究制的几点思考
(一)建立行之有效的赔偿基金制度
在加大对违规企业惩治力度的同时，还要通过财政投入、税费征收、社会捐助等筹集赔偿金以达到为环境污染的受害者提供救济为目的，是对环境污染而遭遇损害的有力补充，其实质是责任的社会化分担。赔偿基金具有基础性、积极性、最后保障性的特征。将基金用于传统民事无法救济的责任转嫁给社会的一种方式，形成对污染者规制失控的救济，实现责任的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转变，促进了社会的公平。
(二)建立多元共治的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监督机制
鉴于我国对企业环境责任现状，应建立以法律监管为主，社会监督的多元共治的监督机制。多元共治是在充分调动社会各主体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是政府、行业组织、消费者、社会媒体等共同参与运作，构建多重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其表现形式为政府有效督导、中介科学评估、社会通力配合。政府监管虽具有强制性和组织化、制度化程度高的特性，但成本也是高昂的，对企业只是要求法律所规定的最低标准。而社会监督尽管缺乏强制性，但所具有的预警性强、覆盖面广的优势，且对企业要求高，能够对企业在环保问题上达到更为理想的状态。
(三)构建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公益诉讼机制
一是扩大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要从扩大原告资格入手，将环保诉讼资格要件扩大到有间接利害关系者，这就为其提供了及时获得救济的保障，也能达到对潜在的环污企业产生威慑力。二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环保部门和社会相关组织应当为对具有原告资格的当事人，在给予精神鼓励的同时提供法律援助和相关的技术支持，从而使诉讼更具有公益性，免除原告的后顾之忧。三是建立公益诉讼费用制度。为维护公众的环境权，应改变有偿主义的诉讼费用征收标准，建立公益诉讼费用制度，对公益诉讼胜诉的，应判决被告承担涉案的一切费用(监测、鉴定、化验、评估等费用)，提高公民环保公益诉讼的积极性。四是完善激励机制。可以通过法律规定从被告的赔偿金或由国家、地方政府及组织出资设立的环保基金中给予原告一定的奖励。
经济法学课程教学在我国具有教学层次众多、涵盖专业广泛、教学内容差别大的特点。从教学层次上看，经济法课程从本科院校到专科院校、高职院校都有开设。从专业分布看，不仅包括法学专业，还包括许多经济和管理类专业，如工商管理、国际贸易、会计等专业。从教学内容看，经济法的内容构成差异之大，可以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课程可以与之相“媲美”。例如针对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学，不仅包括本属于经济法的内容，往往还将民商法的许多内容，如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保险法和破产法等纳入其中。可见，非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学仍将其定位为广义的经济法，即“与经济有关的法”。虽然在经济法学界，逐渐摒弃了大经济法的观念，倾向于将经济法界定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但不同学者对经济法概念的具体表述以及经济法的调整范围、调整对象、内涵和外延仍存在不同见解，加之各高等院校的校情及教学指导思想不同，导致法学本科的经济法学教学在不同院校中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2.法学本科经济法学课程设置现状比较
本科培养方案（教学计划）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实施方案。它通过设置课程的整体规划，规定应设置的课程种类、开设顺序及课时分配等内容。而课程教学大纲则是根据专业培养方案，以系统和连贯的形式规定某门具体课程教学内容的纲要性文件。通常包括本门课程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时数分配以及教学方法等基本要求。它们是进行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学质量的高低。但通过比较不同院校的法学专业培养方案和经济法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经济法学教学体系的各构成要素，如课程设置、学分学时安排、开设学期及授课基本内容等方面的差别极大。经济法学课程开设主要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开设独立的“经济法学”，大部分院校采取此种模式。第二种是仅开设“经济法总论”，而将经济法分论的部分内容单独开设成必修或选修课。如中国政法大学提供了包括法学基础理论课程类、宪法行政法课程类、民商经济法课程类、刑事法课程类、国际法课程类共126门选修课程，要求学生最低应从中选择修满20学分。清华大学则提供了法理学课组、宪法与行政法课组、民法学课组、商法学课组、经济法学课组等14个组别共77门课程和讲座，要求学生最低应从中选择修满11学分。由于这种模式可供学生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而最低要求的学分门槛并不高，因此学生最终是否选修经济法分论的内容具有很强的随机性，无法保证完成经济法学的基本内容体系的学习。虽然大部分院校采用第一种模式，将“经济法学”作为一门单独课程开设，但从上表可以看出各校教学之间存在极大差异。如学分跨度从3学分至7学分不等，相应的学时跨度则从51学时至120学时不等，多者较少者超出两倍以上。而在如此差异化的学分、学时约束条件下，经济法学教学内容自然相去甚远。
3.教学差异过大引发的问题
虽然不同类型的法律院校（系）因其总体特色和定位不同，无法也不应追求课程教育教学的同质化，但过分差异化的教学现状也引发出明显的弊端。霍宪丹教授曾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混乱局面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种类繁多的教育机构，跨度过大、过低的办学层次和多个部门各搞一套的办学体系，与建立一元化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和统一的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已完全不相适应，成为法律教育和法制建设中的重大障碍。”孙笑侠教授也曾将各校课程教学在内容上缺乏全国统一的最低标准，造成不同院校学生的“三基”出现严重不一致的问题列为国内法学院的十大流弊之一。此种本科教学混乱、缺乏标准的现状，也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关注。2011年7月1日，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发文，决定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本科教学工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有关负责人在随后7月底的新闻通气会上，明确提出要在质量标准建设方面，组织研究制定100个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推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行业组织和高校联合制定相应的专业教学质量标准，形成我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标准体系。从法学专业各门课程教学的微观角度看，目前法学教育教学各自为政的状态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体现尤为明显。过分差异化的教学现状一方面使得学生在学习经济法时往往莫衷一是，对于何为经济法以及经济法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产生极大困惑，从而影响经济法学教学的整体效果。另一方面，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也不利于构建统一的对话与沟通平台，进而阻碍了学科的进一步发展。诚如张守文教授所言：“法学本科的教育尤其应注意打好基础，甚至在硕士阶段往往也是在更高的级次或相对紧缩的范围内打基础，只是到博士阶段，才真正展开精深的、专门化的研究。”因此，法学本科阶段的经济法教学应根据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特点和目标定位，紧紧围绕经济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进行教学，尽量避免将学术理论分歧引入本科教学中。各高校应该努力推动经济法学本科教学的标准化与规范化，以提高经济法学教学的整体效果，也为经济法学的学科发展构筑稳固的平台。
二、法学本科经济法学教学面临的现实困境
1.教学目标确定之争
经济法学作为法学本科的一门核心课程，其教学目标应当与法学本科教育目标相匹配，反过来，经济法教学目标的实现有利于促成法学专业教育目标的实现。近些年来，法学教育究竟应当是精英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是理论传授还是技能实践等类似问题一直成为争议的焦点。这些基于不同理解而引发的争议直接导致不同学校经济法学教学目标的差异性。通过比较不同高校的经济法学教学大纲，不难发现如下规律：首先，不同大纲都有使学生掌握经济法学基本内容的要求，但各大纲对基本内容的罗列存在差别，甚至相差甚远。其次，各大纲要求学生在掌握基本内容之外的目标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人民大学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经济法理念和制度分析国民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现象，解决经济管理中出现的法律问题”；西南政法大学要求学生“了解经济法的相关理论动态，并能在此基础上运用经济法相关知识解决现实问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要求学生“掌握经济案件的分析及裁判方法”；上海政法学院要求学生“紧跟学科发展的前沿，掌握学科研究的动态”；安徽大学要求学生“具备经济管理工作中实际技能，从而胜任各类经济性工作”。可见，同是本科法学专业，但各高校在经济法学的具体教学目标上存在较大差异，而最大的分歧体现在如何看待并分配职业技能教育所占比重问题。
2.教学内容安排之困
经济法作为20世纪初肇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新兴的部门法，在我国则是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发展起来的，稳定成熟的学科基本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一方面，经济法很多内容时至今日依然面临着和民商法、行政法的界限划分问题，不时仍有否定经济法的观点出现。另一方面，由于受社会发展阶段演变和不同学术理论（创新）的影响，在经济法学内部，关于其内容构成一直存在较大分歧并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决定着其教育计划。因为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没有得到解决，就会演变成教育问题。”经济法尚未定型的学科理论体系直接导致各高校经济法学教学在内容体系上呈现巨大的差异，通过对不同高校的经济法学教学大纲所反映的教学内容进行简单对比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可见，各高校在经济法学教学中一般都遵循了理论研究中所形成的“两分法”共识，教学内容中基本都包含了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两大块内容。但部分高校也有按照“三分法”或者“四分法”的观点，相应包含了市场主体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内容，如西南政法大学教学大纲反映的就是典型的四分法。如果透过大的板块内容，其下涵盖的具体内容分歧更大，如中国人民大学将对外贸易法、海关法、自然资源和能源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等）等通常认为属于国际经济法和环境法组成部分的内容也包括其中。笔者认为，作为成长中的学科，在经济法体系构成上存在学术分歧本属正常，但在本科教学中，过巨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现实的困惑：一方面，经济法学教学应该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如何划分重点和非重点教学内容，哪些属于必须教授的内容，哪些内容可以简单介绍，已经成为许多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选择困境。另一方面，从理论上说，学生可以通过对不同教学内容的分析、比较从而形成对经济法内容体系的认识，但是这有赖于相当深厚的法学知识基础。而我国法学本科的招生对象都是法学初学者，要求他们自己在各学术派别中作出相应选择并完成经济法内容体系的构建，显然并不现实。
3.教材选择之难
对于成熟学科的教材来说，尽管编者的理论素养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由于学科内容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取得相对共识，因此，不同版本的教材在内容体系上具有相对固定性和统一性，比如民法、刑法等教材。但目前出版的各类经济法学教材，首先在“头衔”上就名目繁多，如“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21世纪高等院校法学系列精品教材”、“21世纪东部法学系列教材”、“高等政法院校法学主干课程教材”等等。其次，不同版本教材不管是体系编排还是内容选择上，都差异甚大，如果说一本教材一个内容体系也不为过。以至于有人说：“看一本经济法书，知道经济法是什么，看两本经济法书就迷糊，看三本经济法书就不知道经济法是什么。”撇开财经、管理等非法学类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不论，仅供法学专业选用的主流经济法学教材而言，其体系和内容差异之大往往超乎想象。我们可从下面简单的对比中窥其一斑。“教材的体系结构的选择和编排，一方面反映了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的程度，另一方面也受制于编者的学术视野。”经济法学教材的差异性既是其新兴学科属性而导致的基本理论不成熟的反映，也和不同学者在编写教材时总是力图体现自己的学术观点有关。教学实践中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教材，教师和学生在选择时往往无所适从。从目前各高校的现实情况看，法学本科学生使用的经济法教材基本上都是教研室负责人或者授课教师根据自己对经济法的理解和偏好选取的，学生根据教师的指定来购买教材。而且，如果有授课教师自己或者本校教师主编或者参编的教材，基本上就会直接运用于教学中。可以想象，同一时期不同院校的法学专业学生所使用的教材如此千差万别，势必会影响经济法学基本共性知识的传承。同时也不利于构筑相对共识的经济法学体系，从而无益于经济法学的学科建设。
三、法学本科经济法学教学改进的理性选择
1.教学目标的确定
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普遍承继着重理论轻实务的倾向，导致毕业生普遍存在实践能力不足的现象，法学教育也不例外。因此，无论基于被动性的适应还是主动性调整，法学教育需要加强实践教学，重视学生法律技能的培养，以满足社会对法律职业人才的需求。但法学教育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学校教育只是其中一个环节。希望短短四年教育，将本科学生培养成既有相当法学理论基础，又有娴熟法律操作技能的人才，毕其功于一役，显然过于功利，而且也不实际。纵观国外相关国家的法学人才培养模式，法律技能培养无不是在后本科阶段或者通过专门教育完成的。“现在法学教育有简单化的倾向。在一些课程上有仅仅注意技术操作层面的东西，变成条文解说，而忽视理论、没有理论。因此在法学教育走向成熟之际，弄不好也有可能流于浅薄，使法学本科教育变成律师职业培训。”因此，矫枉不必过正，回应社会需求无需也不应该演化成为重实践训练、轻理论教育的倾向。诚如季卫东教授所言：“我们还是要重视探讨存在的根本原理，追求正义和价值涵义，究问正当性论证的理由，防止法学教育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法学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受教育者的法律思维能力。“法学教育应该以法律思维为中心而展开，一方面，法律思维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它通过解释、推理和论证等法律方法使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更加理性和公正，成为法律人最重要的职业能力；另一方面，法律知识和理论也正是在法律思维训练的过程之中得到巩固和创新的。”经济法本身蕴含着较强的政策取向，相对于其他法律制度而言，经济法的许多具体制度和该国一定时期的经济政策紧密相连，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教学实践中应该引导学生在学习经济法律条文规定的同时，注意培养经济法思维。如同样的反垄断法律制度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执行情况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由不同国家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受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主导而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所致。如果离开这种宏观视野和综合分析，经济法条文在实践中只能沦为僵化的规定，甚至与其立法目的南辕北辙“。法学对于法律实务的意义不仅仅止于对司法裁判提供助力。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发现一些现行法迄今尚未解决的法律问题，借此促成司法裁判或立法的改变。”所以，在经济法教学中，必须强化学生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有意识地培养学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2.教学内容的安排
为加强对法学教育的宏观指导，教育部高教司委托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于1998年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下简称《教学基本要求》）。它明确了包括经济法学在内的14门主干课程（2007年修订增加了环境法与资源保护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现为16门）的基本内容体系。但在教学实践中并未很好地遵照执行，甚至很多讲授经济法的年轻教师根本不知晓有该《教学基本要求》存在。众所周知，从立法上看，一部法律目标明确、制度合理、条文清晰非常重要，但制定良好的法律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才能实现其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从性质上看，该《教学基本要求》是为规范各门法学核心课程教学基本规格而制定颁布的基本教学文件。“虽然这只是一个教学要求，但是它表明法学教育管理者的态度，同时代表着经济法学的主流观点。”理应被视为经济法学教学的“基本立法”，应该成为各高校确定经济法学教学内容体系的基本依据，而不应该被束之高阁。本科教育是法学教育的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法律基础知识教育，如果硬性向学生大量灌输不成熟的理论，很容易产生误导的后果。因此，理性的选择应是基于法学本科教育目标，划分教学和学术的界限，在教学内容上尽量剔除理论上分歧较大的部分，而围绕当前经济法学界业已达成共识的板块进行。“到目前为止，经济法学界已经达成基本共识，多数经济法学者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市场监管（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学科体系由经济法总论、市场监管（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三部分构成。这种共识能够自圆其说，也比较科学。”因此，教学内容可以以此三大板块为基础和重点。需要说明的是，《教学基本要求》所列的经济法教学内容共包含四大板块，除了以上三大板块外，还包括经济法主体。个人认为，经济法主体在本科教学中完全可以纳入经济法总论部分，没必要和其他三部分平行单独列出，这样也和其他法学传统学科，如民法、刑法等课程体系相一致。此外，在这三大板块的具体内容构成上，也应进行进一步的优化梳理，选择各自典型、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课堂教学内容。当然，考虑到不同院校的学科特点和培养目标差异，在具体内容上可以根据教学时数不同而作适当调整。
3.教材的选择
首先，从教材供给方来说，编写者应该转变思路，认识到教材不是学术著作，不应以理论精深、论证充分作为判断优劣标准。而应该以上述确定的教学基本内容为基础，遵循言简意赅的原则，内容尽量避免繁杂冗长。可能会有人认为教材内容繁多影响不大，授课教师完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取舍。但如果一部教材诸多内容被教学实践所舍弃，从经济学角度看是否有违“效用最大化”原则而形成不必要的浪费呢？更大的问题是，冗长的教材内容会造成学生理解困难。其次，从教材需求方来说，为避免教材选用的随意性，选用何种教材应该由经济法教研室各位教师共同商量，并在选用前充分征求学生意见，使学生也有选择和提出意见的权利和时间。当然，为了避免学生漫无目的地进行选择，可以将教师集体商量所大致选定的几本教材提供给学生，告知学生教师选用每种教材的理由。让学生据此在查询、比较基础上提出各自的意见，最终在师生共同参与下决定选用的教材。这样，一方面使学生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增强了师生互动，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比较、甄别不同版本教材的基础上，初步了解经济法学的基本体系和基本内容。同时，因为有了自身参与选择，学生在日后的教学过程中，必定会参与程度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过程中，为了激励学生有效参与，防止部分学生偷懒或漠不关心教材选择而产生“搭便车”行为，可以根据学生提出意见情况给出考核，并体现在各人的平时成绩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