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0:04:5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发展思想，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9-0035-02
低碳经济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一书中。它以低碳发展为发展方向，是一种既有利于经济发展，又能促进环境保护的新型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旨在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生态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为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一、低碳经济思想的提出背景
随着全球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自然资源与能源被过度开采，废弃物被任意排放，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比重持续增加，这一事实直接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人类开始为解决问题做出不懈地努力。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出版了名著《寂静的春天》，抨击了人们对环境的种种错误做法。1966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尔丁发表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重要论文，认为不断增长的经济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局限性之间，必然构成一对相互对立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就必须让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走生态经济发展道路。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第一次系统地考查了经济增长与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科学技术之间的进步关系[1]。1988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成立，旨在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的现状，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潜在影响以及如何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可能对策进行评估。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完成了《斯特恩报告》，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呼吁全球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向低碳经济转型。遏制全球气候暖化，削减二氧化碳排放量，已成为全球人类共识，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到2007年的《巴厘岛路线图》，各国都在为碳减排的责任和目标寻求途径和方法。2009年，在丹麦召开的哥本哈根大会达成了《哥本哈根协议》，尽管该草案最终未能通过，但是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持了“双轨制”的谈判原则，并且最大范围地将各国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行动。
二、低碳经济的内涵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是这样的发展，它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个同时满足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计划，之后围绕这一战略又相继出现了知识经济、循环经济，它们是人类对传统错误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是为探索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而做出的积极努力。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人类不断做出新的改变与尝试，而低碳经济是继知识经济、循环经济之后在生产与发展模式上的又一新变革，这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最新成果。
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以及政策措施等手段实施的一场能源革命，旨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从而减缓气候变化，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形态。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是一种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
低碳经济的特点是降低能耗和减少污染物排放，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低三高）为基础，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能源效率，节能减排为发展方式，以低碳技术创新为手段，开发与利用新型清洁可再生能源[2]。
三、生态思想
从现代生态学和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要想发展低碳经济就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以生态思想为指导。马克思从生态哲学的高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在论述中蕴含了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危机等问题的关注。而低碳经济正是生态思想的实践新模式，也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必然选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集中体现了马克思这一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是自然界的产物。马克思鲜明地指出：“自然界，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不断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3]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离开自然界而存活，作为社会的产物，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终究要依靠自然界来实现。
其次，自然是人活动的要素。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由此可见，自然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自然，它一方面为人类的活动提供生产要素，进入人类的活动，另一方面自然又是科学活动的对象，是人类生产活动要素的自然，存在于人类的科学活动之中。
最后，劳动是人类活动和自然联系的纽带。马克思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要素，而人类活动和自然则是通过劳动联系了起来，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4]可见，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还具有社会属性，要想充实地生活，就必须善待自然、尊重自然、维护自然的有序稳定发展。
四、在生态思想的指导下发展我国低碳经济
生态思想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其主要观点和理论精髓对于指导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以发展重工业为主的关键时期，向低碳经济转型还面临诸多障碍，“高碳模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其思想指导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发展低碳经济。
（一）宣传低碳经济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一切事物、现象之间以及其内部诸要素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交织起来地方画面。”[5]所以，我们在构建生态系统，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人类要想取得长远的发展就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环境。这些生态理念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思路，而广泛地宣传是使群众认识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要深入群众，广泛宣传，增强低碳意识，使他们认识到对待能源问题兼顾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从自身做起，通过消费方式的创新来推进低碳经济，在生活中自觉成为低碳活动中的一员。
（二）变革生产方式
科技的无限进步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科技进步不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难题，有时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例如：有时经济增长要以破坏生态平衡为代价，致使包括人类在内的一些生命处于危险之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生产方式。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粗放式的特点，对能源和资源的依赖度很高，单位GDP能耗和主要产品能耗都超过了主要能源消费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传统经济模式必将被时代所淘汰。因此，我们要大力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开发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提升能源的利用率，并且要搞好节能减排工作，从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做起，为促进生态建设，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护全球气候做出应有的努力。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发展低碳经济的路径与方法并非是固定的，各个国家在实践领域的践行过程中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我国在发展低碳经济方面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还会认识不清，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困难，因此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适当的、有意义的借鉴，而不是盲目地模仿与照搬他国的经验。比如，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组织的低碳活动，学习发达国家为发展低碳经济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引进国外资金、节能新技术、管理机制和经验。只有结合中国发展的现状，从具体国情出发，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实事求是地实践与总结，形成良好地发展低碳经济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才能使我国的低碳工作更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丹尼斯・米都斯等.增长的极限[M].李宝恒，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王仕军.低碳经济研究综述[J].开放导报，2009，（5）：44-4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07.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人类生产劳动或经营实践总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决定着劳动者其他方面素质和能力的发挥程度;劳动者总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劳动者,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劳动者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也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思想不健康的劳动者也形成不了现实的生产力｡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是一种既非物质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识形态､价值观､宗教､伦理道德等相互渗透的方面｡发展经济学家揭示了思想观念支配人的经济行为,人的经济行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总路径｡
一､人的思想影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机制或路径――基于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述
(一)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经营者素质提升理性化经济行为经济发展｡韦伯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它同样可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变迁的动力因素｡在每一项成功的事业背后,往往存在着一种精神气质,它引导人们努力争取经济果实的行为,鼓励人们孜孜不倦地去开拓､经营,获取利润,积累财富｡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即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理性地有计划地持续地追求预期利润的思想或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恰恰产生在西欧,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资本主义精神与西欧新教伦理之间,是不是存在某种内在联系?韦伯通过历史考察,发现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间的生成关系,即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义和在生活消费上的节俭有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增长,也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勤勉是价值创造的源泉;从事某种固定职业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的心态,有利于社会专业化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讲究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赢利是现代企业的目的;反对特权和垄断,有利于市场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强烈的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与狂热的宗教虔诚天衣无缝地结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伦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提升了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引导了经营者的理性经济行为,进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韦伯认定,与新教伦理内在契合的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始发机制”,是“养育现代经济人的摇篮的护卫者”｡韦伯一再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
厉以宁也指出,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在荷兰､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得到证实｡在新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十六七世纪的荷兰和英国的新教徒们工作勤奋,生活节俭,积累财富,创造事业,以尽‘天职’,这就是行为目标的理性化｡在新教伦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伦理观念的影响下,甚至在非宗教伦理观念的某种信念､某种思想､某种理想的推动下,世界上除荷兰､英国这样新教国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样存在着人们要为一定的目标而努力工作､创造事业的精神动力｡一旦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精神动力产生了,行为目标理性化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就会被创造出来｡
(二)思想意识形态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受到约束交易费用节省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诺思等认为,包括人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等在内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调节机制,其本质是每个人的行为受意识形态的调节和约束,它影响个人行为和交易费用,从而影响经济增长｡诺思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缺乏远见,看不到不受约束的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于是提出了意识形态理论,用以约束这种行为,并把它作为一个变量引入交易费用分析中,用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在诺思看来,一套完整的正规化制度固然对经济发展有利,但若没有作为非正规化制度的意识形态的补充,经济发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颇成问题了｡因为,任何正规化制度都不是绝对完善的,尤其在一个博弈的社会里,尽管有整套不变的规则､检查程序和惩罚措施,但在限制个人行为上仍存在相当的可变性,经济主体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会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在制度不断完善的今天依旧广泛存在｡诺思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有一种欲获得某种好处而又不付费的“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若社会成员都想成为或都等待成为“搭便车者”,那么,这个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创新活动的激励｡因此,一个社会需要通过先进思想意识形态的力量来有效克服“搭便车”行为｡因为,意识形态使人们认识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引导,而使其行为决策简单明了,减少了社会的交易费用｡
诺思还认为,对制度公正与否的评价是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一种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状态下运行,与人们对该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关｡如果一种意识形态对现行制度较容易理解和接受,从而就有利于现行制度更有效地运行,就会减少现行制度运行的成本｡如果制度变迁参与者对制度变迁发动者权威的合法性和现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较强的确信并能从中获得预期收益,那么,制度变迁参与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变迁参与者对旧制度的惰性依赖､制度变迁的阻力和经济资源在制度变迁中的投入减少,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降低｡正如诺思说:“在社会成员相信这个制度是公平的时候,由于个人不违反规则和不侵犯产权――甚至当私人的成本―收益计算不会使这样的行为合算时――这一简单的事实,规则和产权的执行费用就会大量减少｡”否则,制度的执行费用将上升,制度力将在各抒己见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冲突中耗散殆尽｡因此,意识形态是个人与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机制｡
意识形态正是通过影响机会主义行为及交易费用､制度执行费用及制度力等途径来影响资源配置及经济增长的｡“社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是使经济体制可行的社会稳定要素｡如果没有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理论,那么,我们在说明无论是资源的现代配置,还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上就存在着无数的困境”｡
(三)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经济机会获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源于经济机会｡刘易斯反复强调经济机会对于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们抓住经济机会是可能的,经济增长就会发生”;或者“新经济机会引起了新的富裕”;“对于经济增长来说,基本问题就是抓住机会｡因此,增长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机会的出现,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变化允许抓住业已存在的机会,或者也可能是由于两者兼有”｡
经济机会又源于人的冒险､创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导的人的冒险､创新等行为｡刘易斯认为,“思想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变化,并且是社会经济变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进思想,就是人们对创新､冒险､新技术､新物种等新事物的认可､接受的态度,具有某种“新思想”的人即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经济机会,在影响经济增长变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经济增长要求人们有冒险思想,要求有适量的创新者｡”冒险､创新等新思想一旦转变为人的行动,是人们抓住经济机会的根本前提,“因为经济机会和新思想的这种积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业家具有风险､创新等新思想对于企业经济和社会经济增长十分重要;同样,经济增长的滑坡､“繁荣的毁灭可能仅仅由于人们接受了与经济扩张不一致的旧习惯或旧思想”｡企业家承担风险等新思想的情况决定了其收入差别,“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显然不愿意承担开发新生产线的风险｡货币很容易流向土地､贸易､放债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国的资本家除非看到有获得特殊利润的可能,否则他们就不愿意投资于矿业､公用事业､商业性农业,或者制造业｡因此,这些领域的赢利机会留给了外国人,外国人带来了生产和组织的新技术,而外国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为他们敢冒风险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货币投资于国内得到更多利润的新思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利润与国民收入同比例增长,从而就有了储蓄｡随着本国企业家风险思想的增长,外国企业家被广泛模仿,直至本国企业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国经济不再依靠外国企业经营｡而且,本国企业家成长壮大到经济上独立,甚至在一定的时候开始输出资本与企业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担引进新思想风险的企业家,否则在以家庭规模为基础的农业范围之外,经济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家,或者如果实业家不愿意承担风险――无论造成这种情况的是由于他们无法增加资本,由于他们受本性胆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担风险的报酬差别不够大――私营企业经济都将受到限制”｡格林菲尔德在论及低地国家荷兰经济崛起时,也指出,虽然初始条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数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机会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觉新的机会,善于利用旧的体制,他们不怕风险,其视线不会被约束性的集体想象力的虚幻所遮蔽,他们靠腌制鲱鱼,将货物从一个大陆运送到另一个大陆,开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刘易斯还指出,具有新思想的总是少数人,因而,只有少数人能抓住经济机会而致富｡统治阶级很少能成为抓住新经济机会的人,他们由于传统思想偏见,一般都满足于现状,不必去寻找经济机会;传统思想以各种方式限制经济机会,现在有害于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就是传统的偏见思想｡也不是下层人士,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受到奴隶制､农奴制或等级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经济机会;或者,他们非常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缺乏勇气和创新传统,“任何一个受传统小农思想偏见束缚的处于贫穷社会类型的小农,绝不会去寻求市场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来自于各中间社会阶级,城市人就处于中间地位｡“在经济增长的加速中总是城市人起了决定性作用,认为城市人对经济增长的变化所作出的贡献比住在农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城市人在生物上优异,而是由于环境或机会｡由于环境不同,城市的气氛更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态度与思想观念的形成,城市人比农村人思想更开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从而能更好地从事引起技术改进的科学研究｡城市人奋进的态度与先进的思想观念使得其比农村人更富有创造性,更能抓住经济机会和促进经济增长｡”
(四)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新行为经济机遇到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佩雷菲特认为经济奇迹的产生,除了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外,还有一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种精神气质因素,“这是一种质量型的看不见的标志,它将激发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杀前两种要素,即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看得见的数量型的物质因素)｡能够改变一切的,或各种派别的经济学家们长期忽略的――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或凯恩斯,正是这个非物质的第三要素,因为这个因素看不见,抓不着｡以往论述经济增长问题的各种模型都是建立在仅仅把资本与劳动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弱点,精神是创造经济奇迹的关键”｡刘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来就是“创新精神”,熊彼特用企业家创新精神很好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他指出,企业家创新精神就是一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它总会给企业家带来一种“战斗的冲动”,激发企业家为社会不断地创造财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企业家创新精神指导的企业家创新实践是企业家精神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机制｡熊彼特认为,“经济机遇”(即刘易斯的“经济机会”)永远只属于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现实性的前提,企业家之所以崇尚创新,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创新可能为自己带来潜在的赢利机会,进而将潜在的赢利机会变成为现实的利润;“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实质就是对外部经济机遇的一种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企业家“为了他的成功(即获取利润),更主要地与其说是敏锐和精力充沛,不如说是某种精细,他能抓住眼前的机会,再没有别的”｡因此,创新是企业家职能的实现,是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关键,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业家创新精神｡熊彼特进而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实现生产方法的新组合,从而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尤其是创新先发生于个别企业,可以产生垄断利润或超额利润｡因此,创新就是赢利经济机会的获得,就是经济发展｡创新行为包括以下情况:采用了一种新的产品及其生产方法,开辟了一个从未进入过的新的市场,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产原料和半成品的供应来源,实现了一种新的工业组织形式｡熊彼特认为,“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一旦他建立了企业,同常人一样地经营,他就会失去企业家的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在静态经济社会里,业主们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企业的运营总是局限于陈旧观念的轨道之内,不会遇到崭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因此,企业家要将创新推向成功,仅有渊博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坚强的精神意志,有先见之明,能在社会传统思想习惯普遍持怀疑､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顶住传统思想习惯等方面的压力,并反过来说服大众,解放大众思想,使其支持创新｡
二､结论与启示
一切导致家庭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发展的劳动力素质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劳动力思想观念素质低下那里找到终极原因,在现代人的诸多素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区别于传统人的思想观念素质｡我们可以找出太多的贫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观念素质是贫困之总根源｡“减少或消除贫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种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样”｡但思想扶贫或思想反贫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显著的一种扶贫方法｡“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时期的反贫困实践,应注重各种反贫困手段的综合运用｡不仅要注重物资､资金､技术､教育､文化等反贫困,更要通过农民自身思想观念素质的现代化,重视思想反贫困或思想扶贫,这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2] 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在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热潮中，省委、省政府决定表彰我省杰出民营企业家、优秀民营企业和为公益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并将出台关于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指导意见》，这是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从我省省情出发，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建设西部强省的重要切入点。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应该认真学习全面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一系列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勇于开拓创新，积极催生引进，激发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推动我省非公经济实现新突破、新跨越。
继续解放思想是加快发展的前提。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断更新。每当思想解放一步，非公经济就会发展一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也才能增强一步,经济发展的速度才能增长一步。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今天，我们要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高度，认识非公经济在我国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把握中央“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高度，认识非公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平等准入”、“平等竞争”和“平等保护”的市场主体身份和权利，认识加快发展非公经济对整个经济的增长、活跃市场、促进城乡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富裕人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战略性意义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贯彻落实中央和省上关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继续解放思想，加快非公经济发展，对我省缩小与东部省份的差距，实现强省富民，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近年，我省非公经济虽有较快发展，但在全省GDP中所占比重一直徘徊在42％－45％之间，与沿海发达省份比较，差距还在不断拉大。我省经济发展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主要表现在非公经济发展的瓶颈上。必须看到，民营企业融资难、贷款难以及市场、人才、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还困扰着非公经济的发展。一些地方将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只当作口号，写在纸上，思想认识、政策举措都不到位。这是导致非公经济发展的数量、规模和质量增长缓慢的根本原因。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继续“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这为我们加快发展非公经济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动力。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加大力度，落实行动，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从市场、资金、产业、人才、科技、环境等诸多方面，扎扎实实落实相关政策、举措，大力支持催生和引进非公经济，提高非公经济发展的能力，提升非公经济产业水平和自主创新、自主发展能力，使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在数量、规模、结构、效益上实现新突破、新跨越，为加快建设西部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