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38:5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商品理论，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价值形成过程是价值转移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的统一。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对价值转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家侧重于对价值创造的研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价值转移的探讨。斯密没有真正接触到价值转移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他没有建立科学的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理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斯密教条的限制，即斯密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地租和利润三种收人，并断言:“无论什么商品的全部价格，最后必由那三个部分或其中一个部分构成”，从而将不变资本的价值排除于商品价值构成之外，使得他对价值转移问题一无所知。在经济思想史上，李嘉图第一次感觉到了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的区别，并正确地指出:“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投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投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工场建筑上的劳动。李嘉图关于价值转移理论的错误之处在于:在价值转移的对象中，他遗漏了不变资本中原材料的价值。此外，由于李嘉图并不真正懂得劳动二重性，因而无法说明新价值的创造和旧价值的转移是怎样进行的，这也就决定了他对价值转移的理解还远不是科学的。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第一次较为准确地阐述了价值转移和创造理论。马克思认为价值的转移和创造是同一劳动过程两个不同的方面，前者是由具体劳动完成的，后者是由抽象劳动完成的。价值的转移只与具体劳动有关，价值转移的对象包括原材料在内的所有不变资本的价值;价值的创造只与抽象劳动有关，产品价值构成中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出来的。但是，马克思对价值转移规律的认识似乎仍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在价值转移的对象中他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遗漏了。笔者认为，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相比固然有其特殊性，但从根本上讲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决定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决定并无本质区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资料的价值在生产中的运动方式也应该是相同的，即通过价值转移的方式凝结到新产品上。
一、传统劳动价值论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不是转移给出合理解释
对于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要在生产中被重新创造出来而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国内理论界的一般说法，都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也就是说“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而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户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真正的再生产，不象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的再生产。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同样是投人生产的旧价值，为什么生产资料的价值是被转移到产品上，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却需要被再生产出来?马克思对这种差别的解释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言下之意是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消费掉了，因而才需要再生产出来。
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区别了两种不同的生产消费，一种是对劳动力的消费，另一种是对生产资料的消费。马克思认为，当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后，“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即马克思认为:在生产中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必然会导致工人对生产资料的消费。但是这两种消费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会导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消费掉，而后者却不会导致生产资料的价值被消费掉。然而关于为什么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马克思却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因此，马克思并没有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为什么不是转移到产品上而是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给出真正合理的解释。
在我国比较有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这部分资本(可变资本一引者注)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因为资本家所支付的劳动力的价值，被工人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了。另一种解释是:“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其价值在价值增殖过程中不是再现于新产品，而是再生产出来。因为购买劳动力的资本价值进人劳动者手中即转化为他的收人，已被劳动者用于购买生活资料而消费掉，要由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新价值来补偿这部分资本。这两种解释实际上认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在投人生产前就被工人的个人消费消灭掉了，或者说在生产中可变资本的价值是不存在的，当然也就不可能被转移到新产品上。显然，这种观点对待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采取了双重标准。因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支付，也可以说被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用于购买生产或生活资料而消费掉了，但为什么生产资料的价值却是转移到新产品上的呢?实际上，资本家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支付，以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所有者如何使用因出售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获得的价值，不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本质区别，因而也就不能成为解释这种差别的理由。而且，这种解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的解释，二者的差别在于对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何时“被消费掉”的认识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而这种解释却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在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中就被消费掉了。笔者认为，这种解释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结束而消失，而是认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物化”在劳动力上的。如马克思说“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物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在谈到劳动力的日价值时，马克思又说“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用商品表示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一引者注)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末每天物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
二、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是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逻辑相矛盾的
首先，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就会将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商品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强调劳动力商品与其他商品的一致性，二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劳动力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与其他商品的价值并无本质的不同。如马克思说“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特殊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而且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然而，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这两种本质上并无区别的旧价值，在生产中的运动方式却是完全不同的:生产资料商品的价值是通过转移到新产品中获得补偿，是一个连续的、流动的过程;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却需要被重新创造出来获得补偿，是一个间断的、跳跃的过程。这种价值运动方式的不一致，事实上将劳动力商品与生产资料商品相对立起来。
其次，否认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就会在计算商品价值时遗漏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而偏离了劳动价值论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观点。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即。)，一部分是由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即v+m )。虽然在马克思所认为的商品价值构成(c+v十m)中包含了可变资本的价值v，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个v与投人生产中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只是在量上相等，二者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在生产中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的一部分，而后者是凝结在劳动力上的旧价值。因此，无论是转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还是新创造的价值，都没有包含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这样，马克思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就遗漏了可变资本的价值。如果我们用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考察，这种遗漏就更加明显了。假设生产资料的价值c为10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v为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生产中投人的活劳动所代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如果用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则产品的价值应为以上三者之和即10+5+8=2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如果按照以上马克思对商品价值构成的理解，产品的价值只包括转移到产品上的生产资料的旧价值(10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由活劳动新创造的价值(8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计18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马克思就把5小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代表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遗漏掉了。这种遗漏不仅与用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观点相矛盾，也与马克思的以下表述相对立:“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三、希法亭和罗松等人关于劳动力商品价值转移的论述
西方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劳动力商品价值的转移问题，但是，在探讨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问题(以下简称为还原问题)的过程中，希法亭、罗松和米克等人，事实上已经部分承认了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转移到新产品中的。
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发起了猖狂的攻击，他的其中一个论点是:马克思对还原问题的解答没有经验证据。希法亭正是在反驳庞巴维克这一论点的过程中，一方面对复杂劳动还原为简单劳动的“社会过程”作了富有创见的说明，另一方面用独特的方式阐述了他的劳动力价值转移理论。希法亭认为，熟练工人可看成是非熟练工人加上一定的生产技术，而这个技术中物化有“广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谓“广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生产熟练工人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加上教育培训这个工人，使他掌握技术成为熟练工人所需的全部直接的和间接的劳动时间。希法亭进而认为，学校的教师、清洁工、学生所用课本的生产者甚至校车司机等劳动者的劳动，都对熟练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作出了贡献。当这个熟练工人运用他所掌握的技术时，这些技术所包含的全部价值就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熟练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时所创造的价值;另一部分是他应用他所掌握的技术时所转移的先前物化在技术中的价值。希法亭还认为，熟练工人的所转移的物化在技术中的价值比他作为一个非熟练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大得多。
罗松和米克对希法亭这一观点基本都是赞同的。罗松指出，“一旦采用希法亭的方法，熟练劳动向非熟练劳动的还原，就可摆脱对工资水平的依赖和庞巴维克所批评的循环论证”同时，罗松对教育部门的劳动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教育部门作为一个非生产性行业虽然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教育部门全体教职员工所进行的劳动，尤其是超出这些教职员工本身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剩余劳动，会物化在知识、技术之中，通过所培养出来的熟练劳动工人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米克在研究复杂劳动向简单劳动还原问题时指出:“马克思显然认为，训练熟练劳动者所花费的劳动仿佛是蓄积在他个人身上的，当他从事实际工作时就表现出来了。”而且，米克认为熟练劳动的支出，正如希法亭所说的，“意味着同时凝结在其中的各种不同的简单劳动的支出”。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两重性决定商品两因素时，提出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论点。在这个问题的论述过程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基本思路、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基本逻辑得到充分的体现，给研究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极好的素材。在实践中，劳动生产力始终是企业和社会关注的问题，如果能证明提高劳动生产力不仅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总量，而且可以增加社会价值总量，这能对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意义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不足。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指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量的关系。价值是劳动，价值量是劳动量；劳动量的天然尺度是劳动时间；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劳动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复杂劳动必须折算成简单劳动，构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指出了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商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第三，指出了这种关系存在的原因。“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
在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研究。其一为：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关系；其二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
从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关系来看，存在着自相矛盾。这矛盾首先是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量决定价值量的矛盾。马克思在研究价值的时候认为它是由抽象人类劳动决定的。这种抽象人类劳动，“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消耗的单纯凝结”。但是，在分析价值量的时候却引进了“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认为它是决定价值量的因素之一。同时马克思又认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们的生产技能上的区别撇开不谈，那么劳动生产力主要应当取决于：(1)劳动的自然条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矿山的丰富程度等等；(2)劳动的社会力量的日益改进，这种改进是由以下各种因素引起的，即大规模的生产，资本的集中，劳动的联合，分工，机器，生产方法的改良，化学及其他自然因素的应用，靠利用交通和运输工具而达到的时间和空间的缩短，以及其他发明，科学就是靠这些发明驱使自然力为劳动服务，并且劳动的社会性质或协作性质也是由于这些发明得以发展起来。”这些观点，显然是有悖于劳动价值论，否定了劳动是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同时也否定了“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观点。其原因是马克思论述中出现了矛盾。马克思在论述价值时只承认劳动因素，认为价值是劳动决定的，而在论述价值量时引进了非劳动因素。马克思研究价值的质时，竭力排除了非劳动因素，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是研究商品经济中最简单的细胞——商品中的一个最基本因素，马克思运用了高度抽象的方法，把其他的因素排除掉了，使价值成为纯之又纯的高度抽象的东西。在研究价值的量时，尽管马克思仍然借助了抽象法，但他无法回避价值量是一个有差别的东西。而造成价值量差别的因素不仅是劳动，而且包含着非劳动因素。仅仅用劳动因素无法说明有差别的价值量，所以非劳动因素在这里就必须引进而无法回避。其次，这矛盾又表现为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矛盾。根据上述分析，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仅是劳动因素，而且包含着非劳动的因素，因此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不会是一种简单的反比关系。必须从劳动的因素和非劳动的因素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比例关系。
从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来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生产力与使用价值有关，而与价值无关的问题。
上述观点是有问题的。第一，按照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我们从总量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率)与价值量无关，因为不管劳动生产力如何变化，在既定时间内形成的价值总量是不发生变化的。但从个量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会使单位商品内包含的价值量发生变化，即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形成直接相关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以偏概全。决不能说劳动生产力仅仅与使用价值相关，而与价值形成无关。第二，即使从总量角度来看，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而价值总量没有增加，似乎也是不合常理的。原因何在?其实马克思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已解决了这问题。马克思认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倍的简单劳动。……一个商品可能是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的复杂程度也提高，价值总量应该增加。否则，劳动生产力提高后，只是增加社会财富，而没有增加社会价值总量，似乎无法理解，也没有意义，更有悖于马克思的原意。第三，我们还必须看到，这个总量的角度，是一个高度抽象的角度，排除了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个量”差别，实际上就形成了很难把握的一种高度抽象[31。而我们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直接面对，易于把握的是“个量”，更关心的是“个量”的变化，这一变化与劳动生产力密切相关，并且正是这种相关的变化，促使了企业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从总量的角度来看，其实际意义远没有从个量的角度来得大。第四，马克思的总量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已触及到了价值的本质，即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应通过两个基本因素即劳动因素和非劳动因素表现出来。马克思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出发，否定非劳动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采用了高度抽象和总量分析方法，从各种因素中抽象出劳动因素；从各种形式的劳动中抽象出一般人类劳动；从各种个别劳动中抽象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各种私人劳动中抽象出社会劳动，使劳动成为难以理解的东西。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马克思把各种决定价值的因素归结为劳动，并以劳动量的变化来反映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变化，实在勉为其难。在论述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时，马克思又提出总量理论和总量分析方法，体现了他思维的特点，同时，也体现了他劳动价值论走向价值本质论的一种趋势。
综上所述，马克思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观点值得商榷。劳动生产力的变化不仅影响有用劳动而且也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这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思维进程出现了较大的矛盾，第一，在研究价值的质时，把劳动作为决定价值的惟一因素，而在论述价值的量时引进了非劳动因素；第二，在论述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关系时，忽略了劳动复杂程度的因素，得出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只影响有用劳动而丝毫也不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的结论。
出现上述矛盾的原因是：第一，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和马克思的过于坚持；第二，马克思已经提出价值本质论而没有贯彻到底。
作者简介：张华东(1979～)，男，浙江绍兴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4-0012-04 收稿日期：2008-06-07
对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人们一直存在着种种误解。其中之一就是以为它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但当我们重温了马克思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之后，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从商品交换等式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们知道，它是建立在“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商品交换等式基础之上的。马克思认为，这个等式之所以是等式，就因为在这两种商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马克思，1975)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马克思，1975)，而是劳动产品这个属性，是消除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后的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即价值。问题就在于这个商品交换等式中，更确切地说，是在于等式的“a”中。因为a决定了等式右边铁的量是不用确定的。或者说是可由市场确定的。它可以是1，也可以是2、3、4以及任何一个量，只要这个量是市场决定的，而不是人为确定的即可。所以，当市场上(平均来说)是1夸特小麦与1担铁相交换，它们二者是相等的价值；当市场上(平均来说)是1夸特小麦与2担铁相交换，它们二者还是相等的价值。因此，无论1夸特小麦与多少担铁交换，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它们都是等量的价值。所以，在马克思看来，1夸特小麦到底是与多少担铁相交换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马克思，1975)。所以，对于商品交换，马克思在乎的是“等式”本身，更确切地说，是在乎等式中“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而那些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学者在乎的却是其中的“a”应该等于多少。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如果在乎的是等式，那么要揭示的就是等式两边的物所具有的共同的某种属性是什么，如在等式“1吨铁=1吨棉花”中，使等式成立的共同的属性就是重量，而在“1吨铁=1千克棉花”中，其共同的属性可能就是体积；而如果在乎的是等式两边的物各自的量的比例，就必须先确定要比较的共同的属性是什么，如只有在已确定要比较的属性是重量的条件下，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也应该是1吨，然后才可以确定棉花的量是1吨；如已确定要比较的是体积，那么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就应该是1千克。在这两种情况下，与1吨铁对应的棉花的量，是确定的，而不会像马克思在分析商品交换等式时那样，可以不管与1夸特小麦相对应的铁的量到底是多少，因为如换作别的量，等式就不能成立。而对那种持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的观点的人而言，共同的属性是什么是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揭示1夸特小麦为什么(平均来说)是与a担铁相交换，而不是与a+1、a-1以及其它数量的铁相交换。因此，“a”的值必须是确定的，而不能用字母代替。因为只有确定了“a”的具体值，比如a=1，才会有为什么1夸特小麦只能与1担铁相交换，而不能与其他数量的铁相交换。此时劳动价值论才有可能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可事实并非如此，a到底为多少，马克思并不在意，是处于可以“不管”的地位的。由此可见，那种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决定的法则”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如果马克思的本意真是要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决定的法则，那么，他在这个交换等式中要着重解释的是为何1夸特小麦是与a担铁(而且这里的a必须是具体的数字，而不能用字母代替)，而不是与别的量的铁相交换，至于等式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倒还是次要的问题，甚至可以完全不管。可马克思并没有这样做，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a上，而是放在“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上。所以，整部《资本论》也并不没有把注意力放在x量商品A到底应该或能交换到多少量的商品B上，而是放在创造价值的劳动与不创造价值的资本、土地及其人格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显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点不是说明商品交换比例如何决定，而是要说明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由资本、土地创造的。在此基础上，剩余价值论要揭示的就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通过剥削无偿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那么剩余价值理论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二、从价值的特点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既然无论1夸特小麦与多少担铁交换，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它们都是等量的价值。那么，反过来，从价值相等这一条件出发，我们也根本无法预测到底1夸特小麦能交换多少担铁。因为无论1夸特小麦交换多少担铁，它们的价值量都是相等的。在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价值这种商品所具有的属性，与物体具有的其他的天然属性如体积、长度等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拿体积来说，如果甲的体积是乙的2倍，那么1甲只能等于2乙，用等式表示就是“1甲=2乙”，如果把乙前面的2换成3或别的数字，要么等式不能成立，要么相等的是其他属性，比如长度，而不可能依然还是相等的，而且相等的属性依然还是体积。当然，在甲和乙的长度和体积之比均为2：1的情况下，等式“1甲=2乙”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唯一的，它既可以是长度，也可以是体积。但单就长度或体积而言，甲和乙要能相等，其前面对应的数字肯定是唯一的，如就“1甲=3乙”这个等式来看，其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肯定就不会是长度。而价值却不同，只要是市场决定的(平均)交换比例，无论是1夸特小麦与1担铁交换，还是与2担铁交换，其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都是价值。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就在于价值这种商品所具有的属性，不像长度、体积等属性是物体固有的一种天然属性，因而是客观的、确定的，价值是以物的形式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具有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其主观性表现在小麦的生产者可以自己消费因而使他的小麦不具有价值，也可以交换出去因而使其具有价值；其不确定性表现在1夸特小麦可能可以换回1担铁，也
可能换回2担铁，甚至还有可能根本换不到铁。价值的这种特点告诉我们，价值与长度、体积这种天然属性是不同的，它并没有一个确定的量，它倒是比较像漂亮、刻苦、勇敢这些属性。以勇敢为例，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张三和李四所具有的勇敢这种属性的具体的量是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一遇危险张三总是冲在李四的前面这一点，得出张三比李四勇敢这个结论；价值也一样，尽管我们根本不知道汽车和自行车的价值到底是多少，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根据前者的价格总是高于后者这一点，得出汽车的价值比自行车的大这个结论。
价值这种属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只能说明什么创造价值，什么不创造价值，它不能说明某个商品的价值量到底是多少，两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应该是怎样的，也不能说明这个人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那个人的劳动创造了多少价值，以及这二人各自创造的价值的比例是多少，这些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只能由市场决定的，而不可能由劳动价值论或者西方经济学中的其他理论决定。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马克思，1975)。在此，“社会过程”显然是指市场的商品交换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用复杂劳动生产的x量商品A，能交换多少量的用简单劳动生产的商品B，不是由前者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后者的几倍在生产时就可以确定的，而是在有了x量商品A可以交换Y量的商品B这个现实交换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前者劳动的复杂程度是后者的几倍。因为从理论上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在质上就不一样，根本不可能有量的比例，因此，我们根本不可能从生产小麦的劳动的复杂程度是生产铁的劳动的几倍，推断出同一时间内生产的小麦和铁将会以什么比例进行交换。这再一次说明了劳动价值论实际是说明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的理论，而不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的理论。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交换比例是多种因素通过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本不可能是由劳动及其复杂程度单独决定的。比如，在劳动产品没有用的情况下，不管你为生产它花费了多少劳动，劳动的复杂程度有多高，它都没有价值。不仅如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马克思，1975)由此可见，对于商品交换而言，有用性是比劳动更本源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是劳动决定商品交换比例，倒不如说是有用性决定了商品交换比例。
三、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角度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当我们说劳动价值论不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的法则，它不能确定某种商品的价值量到底为多少时，肯定也有学者会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确定商品价值的量的内容的，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上。马克思认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马克思，1975)。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它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1975)。这段论述很容易让我们将其误解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而劳动时间，是可以实地衡量的，所以商品的价值也应该是可以衡量的。可惜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价值是抽象劳动，而抽象劳动和现实劳动即具体劳动，尽管都有“劳动”二字，却有着天壤之别，尤其是在可衡量性上。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显然是可以计量的，因为具体劳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持续性的行为；但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光是抽象劳动就让人难以捉摸，而其劳动时间，则更让人无法把握。我们可以确定一个劳动者一天的具体劳动的劳动时间不会超过24小时，但是对于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我们却无从确定。小麦的生产者尚且可知他为生产小麦花费了多少时间，但他不可能知道他生产小麦的抽象劳动是指什么，更不可能知道在抽象劳动的意义上，他劳动了多少时间。事实上，他在生产小麦时，根本不可能知道小麦的产量将会是多少，也不知道小麦的价格将会是多少，甚至都不知道他所生产的小麦是否能交换出去，有多少小麦会烂在仓库里。因为对于商品的交换比例或价格而言，在交换发生之前，就如同彩票在开奖之前一样是不可能知道其结果会是什么(当然，我们并不否定正确预测到商品交换比例或价格的大致范围这种可能性)，只有在交换发生后，才能如彩票开奖后一样知道其结果是什么。因此，价格不是由理论家在书房里通过对一系列参数进行某种运算后得出的，而只能是由市场交换决定的。所以，抽象劳动的劳动时间，也不可能在市场之外得到。
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其概念上看，如果不是太计较于什么算是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否可以平均这些问题，它倒是可以计量的，但计量的出来的结果是否真能说明商品的价值量呢?对此，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但首先，我们要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中的“某种使用价值”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指某种商品，比如小麦，还是指一定量的某种商品，如1千克小麦。如是前者，假如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的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4万小时，而铁是1万小时，此时二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比是4:1，又因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小麦的价值量就是铁的4倍，所以就有等式“1小麦=4铁”，但这个等式显然与前面的“l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相矛盾，因为前者没有单位，后者有单位，二者显然不是一回事，而既然后者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是价值，那么前者中“等量的共同的东西”的肯定不是价值，而且现实中也不存在这种不带单位的商品交换。因此，这种理解方式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可以计量，计量的也不是商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根据克思的“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有一定的量为前提的”(马克思，1975)这个表述推断也应该是后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1万吨小麦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1万小时，其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无非是告诉我们，整个社会生产小麦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是1吨小麦／小时，因此，这里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反映的“价值”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此时，“价值”就成了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代名词。在这种条件下，价值与劳动生产率必然是成正比的，但这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马克思，1975)相矛盾。总之，无论作何种理解，如果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实际计量，它所反映的内容就不再是价值。
如此一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范畴就成了一个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马克思尽管认为“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
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马克思，1975)，但他并没有再回到“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通过对两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地调查，确定其中的a到底应该是多少，然后比较市场上这两种商品的实际(平均的)交换比例是多少，是与a相等的，还是不相等的，从而说明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论断到底是科学的还是不科学的，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还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我们知道，他并没有这样去做，而且至今也没有哪个学者去这样做过。因此，无论是“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等式，还是“20码麻布=1件上衣”，“20码麻布=2镑”，它们都不是来自于马克思对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实地调查比较的结果，而是或者来自于假设，或者直接来自于市场。就如同我们前面提及的汽车的价值比自行车的大，并不是在通过比较二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得出的，而只是根据前者的市场价格总是高于后者这一事实得出的。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主题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劳动价值论还不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理论。
四、从价值规律的实际意义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之所以会有很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了价值规律内容的影响。从大家公认的商品交换的法则即所谓的价值规律的内容来看，它包括了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和商品交换必须以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这两部分内容。且不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不可以实际计量的问题，著作中涉及的所有的商品，其价值无一是通过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的，因此，对于商品的价值量的确定而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是处于“虚置”状态的，并没有实际用处。就拿劳动力商品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直接由“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马克思，1975)，而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也没有回到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个定理，通过市场调查确定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多少，进而确定劳动力的价值应该是多少，而是要么直接将工人的工资当作劳动力的价值，要么是将生活资料的价格或平均价格之和当成劳动力的价值，一句话，商品的价值量到底是不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不影响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的确定。实际上，劳动力的价值就是劳动者的工资，现实中劳动者的工资是多少，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被认为是多少。当然，马克思也谈及过资本家为了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有时也会采用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之下的办法。但他所作的“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这个结论，并不是通过调查确定了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得出来的，而是从工资过低这个现实中得出的，但严格来说，即使工资再低，如果不能确定与之相比的平均工人通常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底是多少，也不能武断地认为此时工资就一定低于劳动力价值。因为要对两个数值作比较，首先得确定要比较的两个数值到底是多少了之后才能进行，只知道其中一个，而根本不知道另一个为多少，仅根据前一个数值比较小就认为它小于后者，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不过，这种不科学的态度倒是能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范畴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因而即使没有这个范畴也不影响劳动力的工资只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者劳动创造的全部的价值这一命题，这一点同样也可以从以下事实中得到应证，即尽管我们至今都没有实地调查计算过哪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将两商品的价值进行比较，以及将其价值与价格进行比较。
而就等价交换而言，则更是处于“虚置”状态，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不等价交换的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1975)，根本就不存在不等价交换。而本来可以理解为是不等价交换的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等价交换，因为如果认为这是不等价交换就会让人误以为资本家是通过不等价交换即“贱买贵卖”、“低进高出”来发财致富的，而不是通过剥削工人、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发财致富的，还有可能让人误以为剩余价值是在流通领域产生的。因此，只要是市场中的商品交换，就一定是等价交换。由于根本不存在对应的不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没有实际意义，因为既然只要是商品交换，就一定是等价交换，此时再说它是等价交换的就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当世界上只剩下男人根本没有女人时，再说男人是男人就没有什么意义一样。当然，之所以不存在不等价交换，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文一开始就分析了的商品交换等式中的“a”，马克思是根本不管的，因此a是由市场自身决定的，所以没有一个另外的标准来衡量由市场产生的商品交换比例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是等价的还是不等价的。而在分析劳动力与资本的交换时，马克思秉承了他在分析“1夸特小麦=a担铁”这个商品交换等式时的方法，即他并没有从劳动力商品到底应该交换多少量的货币才会使等式成立这个角度进行分析，而是从劳动力与货币交换时相等的“共同的东西”是什么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指出是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工人在劳动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之，由于作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的价值规律的两个内容在经济学中处于“虚置”状态，因而揭示商品交换比例法则不可能是作为经济学基石的劳动价值论的主题，否则，整个经济学就成了空中楼阁。
五、从《资本论》的主要任务看劳动价值论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