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3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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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6）30-0033-04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实施，有效规范了政府、学校、企业等职业教育主体的行为，对保障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就业创业、保障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管理体制的改革，加之产业的转型升级与人才需求的变化，我国职业教育法的“滞后性”障碍越来越突出。因此，面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完善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迫在眉睫。
一、职业教育法基本制度的特点
“制度”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制度”指规则、习惯、道德等；而狭义的“制度”仅指规则。“制度”是规范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的规则与组织系统的总和。从宏观上看，一个国家的制度可分为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法律等制度；从表现形式来看，制度可分为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执行机制；从地位来看，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和一般制度或从属制度。教育制度是指根据国家的性质所确立的教育目的、方针和开展教育活动的各种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和各类教育机构的体系和运行规则的总和[1]。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客观性、规范性、历史性和强制性等特点。教育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具有降低教育中的交易费用、界定教育利益的范围、推动教育的根本变革等功能[2]。
“法律制度”是法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是由法律规范、以现行法为根据的法律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构成的某国或某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统一系统[3]，法律制度具有整体性、协调性、稳定性、可操作性4个特征[4]。教育制度与法律制度的交叉或交集构成了教育法律制度。教育法律制度是指一个国家有关教育方面的法律的总称，即指上升为法律的教育制度的总和，它是国家外部制度的典型表现，对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具有重要的作用[5]。
按照制度哲学的观点，制度可分为基本制度和从属制度。基本制度是某一方面制度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制度。同理，职业教育制度也可分为基本制度和从属制度。职业教育基本制度“是指反映职业教育活动某一主要方面的本质内容和根本特征的制度”[6]。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公共产品，需要国家大力支持，而支持的来源主要在于资源分配。现代社会资源分配主要通过法制来实现[7]。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一般通过立法体现，构成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
“法律制度”是由法律规范、以现行法为根据的法律实践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构成的某国或某地区法律上层建筑的统一系统[8]。宏观的法律制度系指由法律规范、法律机构、法律设施等组成的法律上层建筑，微观的法律制度则指调整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体系。“基本”含有主要、根本之意，是一类事物区分于另一类事物的本质的要素。因此，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是由职业教育法所确认的起基础性核心作用的法律规范组成的统一整体。基本法律制度与法律制度内涵不同，后者包容前者，后者是前者的上位概念，二者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具有本原性、支配性、历史性等特点。
（一）本原性
一部法律的灵魂来源于法的价值理念和立法目的，并通过基本原则的导引，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体现。基本法律制度作为法律制度体系中最核心部分，更直接地彰显该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基本制度是职业教育中自在、原生的制度，是从属制度的源头或根源。不同国家职业教育基本制度的内容可能不同，但它在制度体系的本原性地位却是相同的。例如，校企合作制度作为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可派生出顶岗实习、兼职教师等从属制度。
（二）支配性
从总体上看，职业教育制度由各种具体制度组成，但其中一些制度处于支配地位，决定其他制度的内容，发挥基础性作用。基本制度属于起支配与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决定着从属制度的内容；从属制度由基本制度派生与决定，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化。学校制度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制度，决定了中职学校、高职学校的设立、运行、管理等具体的内容。
（三）历史性
在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基本制度构成与内容不同。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观点分析， 职业教育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益更高（ 或者更公平） 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 即新制度逐渐取代旧制度，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制度更替过程[9]。例如德国的“双元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德国“双元制”形成于手工业培训的恢复和进修学校的诞生，巩固于 1920-1970年工业类型的学徒培训和职业学校的建立，发展于1970年后政府的影响和职业培训客观存在的合理性。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职教法的颁布，德国“双元制”有了新的发展：适用范围由中职教育扩展到高职教育，对教学内容的划分和时间安排做了新的调整，在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注重对学生再学习能力的培养[10]。
二、我国职业教育法对基本制度规定的不足
目前，我国已经施行的教育法律有7部，即教育法、学位条例、义务教育法、教师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从法律内容来看，只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在第二章明确规定了基本制度，而《学位条例》等其他5部法律没有设专章规定，见表1。当然，从制度的地位与作用推啵我国《义务教育法》在总则规定的义务教育免费制度，《教师法》中规定了教师资格制度等，应是该法的基本制度。
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相比，《职业教育法》对基本制度的规定存在立法技术上的重大瑕疵与不足。
（一）篇章结构上，未设专章规定基本制度
一般来说，部门法都对会对该领域的基本制度进行规定。如《教育法》第二章规定了学制、义务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制度、教育考试制度、学业证书制度、学位制度、扫除文盲制度、教育督导和教育评估制度等基本制度。我国《职业教育法》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法，没有对基本制度单独设章规定，在框架体系与内容上显得不尽合理。
（二）内容体系上，基本制度系统性不强
职业教育法虽然分散规定了产教结合、学校制度等基本制度，但缺乏系统性、完整性，校企合作、经费保障、职业培训等基本制度没有充分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简称《草案征求意见稿》，下同）在第二章设置了“职业教育基本制度”。对基本制度进行明确化、系统化的规定，将有力保障我国职业教育法基本目的的实现。《草案征求意见稿》第十三条至二十一条规定了职教体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残疾人职业教育、普通中学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证书、岗前培训、企业培训和校企合作等9项基本制度，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一些基本制度可以合并，例如职业培训、岗位培训和企业培训可以合并为一项，即职业教育培训制度；二是有些制度不具有基本制度的特性，不宜放置此章中，如普通中学实施职业教育，残疾人职业教育制度等，《残疾人保护法》对残疾人受职业教育权利规定得比较完善，没有必要重复规定，浪费立法资源。
（三）具体制度上，未明确校企合作的基本制度地位
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基本制度设计，其本质目标是育人。我国《职业教育法》没有把“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的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规定，是立法理念和技术的失误：一是企业的责权利不明确，虽然规定企业有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 但不履行义务要受何种惩罚没有明确规定。二是企业的教育主体地位不明确，造成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高。三是对校企合作合同规定不明确。校企合作必须通过合同加以约定双方的责权利，职业教育法对校企双方应订立合同缺乏强制性规定。四是法律规范不完整，有关校企合作的条款只有行为模式，没有法律后果。
三、我国职业教育法基本制度组成与内容
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职业教育现状，职业教育法的基本制度应包括校企合作、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校、职业培训、职业资格、就业准入等制度。
（一）校企合作制度
我国职业教育法对校企合作进行了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一款提出：“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它对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我国《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规定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一是要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制度的基本制度地位，支持和鼓励企业采取多种形式参与职业教育办学，校企合作共建共管职业院校。二是要准确界定校企合作的内涵，把校企合作的内涵严格限定在“合作育人”上。三是要对校企合作采用以义务性法律规则为主的方式进行规定，以“硬法”的方式强制性解决现在校企合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四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增加“校企合作”的违法责任，对地方政府主导缺位、行业主导不到位、企业参与不够、学校执行不力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使职业教育由“软法”变为“硬法”。五是建议增加学生实习须与学校、企业签订三方合同条款，对于未签订实习合同或违反合同规定的校企合作，给予经济上的处罚。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制度
我国职业教育法的调整范围不仅包括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教育，而且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培训。但囿于立法时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职业教育体系的表述主要针对教育部门举办的职业学校的教育行为，而对职业培训体系表述不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目标不清。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提出了明确要求。因此，《职业教育法》修订应明确提出构建“现代终身职业教育体系”的思路。为此，建议：一方面，在纵向上，明确提出构建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明确规定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在横向上，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相互沟通，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并重的职教发展模式，打通职业教育立交桥。
（三）职业学校制度
我国《职业教育法》第十三条对职业学校制度进行了规定，但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实际，这一规定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初等职业教育已不复存在，应该删除；二是职业教育限定在专科层次上，客观造成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断头路”；三是鉴于我国高职院校的快速发展，基本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因此，普通高等学校实施职业教育的补充作用已无必要，应该回归本位，把这部分职能完全交由高等职业院校实施。建议《职业教育法》修订中，一是明确职业学校教育分为中等与高等两个层次，删除初等职业教育层次；二是明确中等职业学校教育体系的范围为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高级中学及其成人中专学校，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体系范围包括高等职业技术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级技师学院、应用技术大学以及成人高等职业教育机构等，删除高等学校办高职教育的内容。
（四）职业培训制度
《职业教育法》第十四条规定对职业培训的类型、等级和主体进行了规定，对提升我国企业职工素质、促进职业培训发挥了重要作用。《职业教育法》修订在继续保留这些内容的同时，一是要完善职业培训体系。根据举办者不同，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包括职业学校、社会力量以及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举办和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二是增加企业培训内容，明确规定企业应当有计划地Ρ镜ノ坏闹肮ず妥急嘎加玫娜嗽笔凳耙到逃；明确要求对从事技术工种、特殊工种作业的职工，上岗前必须经过培训等。
（五）业资格制度
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最大区别在于职业性，主要通过培养目标和毕业（结业、培训）证书体现。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表明，建立规范开放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是实现职业教育“职业性”的前提和基础性工作。《劳动法》第六十九条原则提出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职业教育法》第八条也提出国家实行学历证书、培训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我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多头认证管理，证书交叉重复，就业准入执行不严等问题。为此，在修订《职业教育法》的过程中，应配套出台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明确职业资格认证工作的协调组织及工作机制、认定标准及工作原则：一是建立统一管理体系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二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学会和企业的作用；三是加快制定职业资格设置管理条例；四是建立职业分类动态更新机制，提高职业标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五是改革考评方式，严格考评制度，加强证书质量管理。
（六）就业准入制度
所谓就业准入，根据“先培训，后就业”的劳动就业原则，是指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对从事特定工种的劳动者，必须经过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后，方可就业上岗。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维护生产秩序和劳动安全。但在实施过程中，我国就业准入制度存在职业资格证书执行不力，国家职业资格标准滞后等问题。为此，《职业教育法》修订过程中，在继续保留就业准入内容的同时，建立就业准入的配套制度：一是进一步清理职业资格，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建立政府主导、规范统一的职业资格体制；三是加强就业准入控制的执法力度，明确就业准入的监督和处罚措施。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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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Basic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in China
Ouyang Enjian
17世纪英国普通法院上诉法院首法官爱德华・柯可在抨击教会关于国王可以亲审案件的观点时说过一段惊世名言："法律是一门艺术，它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才能掌握，在未达到水平之前，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案件的审理。"在司法制度中，法官之所以能作为法律的守护者，担当起维护社会良知和正义的角色，是在于法官所具备的极高的道德素质和业务素质。法官职业的特殊性，要求其对法律有着超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然而这种感受力和理解力却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只有通过专门的培训才可以获得。为了让法律的正义得以彰显，初入法院系统的预备法官，无疑应该成为重点培训的对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培训条例》已将预备法官培训作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内容加以规定，预备法官培训重点不仅包括提高法律适用能力，还包括提高庭审驾驭能力、诉讼调解能力和裁判文书制作能力。
一、预备法官培训的现状与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2006年3月30日下发的《法官培训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拟任法官的人员，应接受预备法官培训。"第十五条规定："预备法官培训应注重岗位规范、职业道德和审判实务的培训。培训时间不少于一年。"2006年，国家法官学院结合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以来全国法院拟任法官人员的实际，先后分专业举办了三期预备法官培训班，一些法官学院分院也经授权和委托开展了预备法官培训工作。经过近一年的教学实践，已积累了一些基本的经验。为认真贯彻落实《法官培训条例》，提出了"2007年--2010年全国预备法官培训实施方案"。该方案明确规定了培训期限和培训方式：预备法官培训的期限为一年，包括在校集中授课和校外实习两个阶段，具体时间分配原则要求是：一是在校集中授课时间三个月；二是校外实习时间八个月。 在校集中授课和校外实习原则上分两个阶段分别进行，但开展培训的机构也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予以调整，分段穿行。培训内容包括：在预备法官在校集中培训中，应突出培养学员的法官职业素养和审判技能。在校集中培训的教学内容应包括法官职业素养、审判理念和审理思路、审判技能（庭审驾驭能力、法律适用能力、裁判文书制作能力，其他实务技能）。 法官职业素养的教学内容应包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谐社会的构建、法官职业道德、法律思维等内容。实习方面的规定：在法院的实习主要应在中级法院、基层法院进行，除应集中对法院各审判业务进行全面涉猎外，还可根据学员意愿及其今后拟从事的审判岗位在实习阶段予以重点考虑和保证，但学员实习的部门不得少于2个。条件允许的地方可组织学员到检察院、律师事务所、政府相关部门和其他社会机构进行实习。使学员通过培训，达到初任法官的任职要求。在实践中，全国法院系统的预备法官培训并没有原原本本按照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开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对预备法官培训的价值定位不准确
对预备法官进行培训，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其成为一名优秀并合格的法官。然而，我国目前对于法官的遴选和提拔晋升，都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还未明确法官的遴选是要追求精英化还是大众化，是从律师中选还是从下级法院中选任法官；也不明确法官的提升是根据资历、年龄还是知识能力进行。这些问题认识不清楚，导致对预备法官培训工作的价值定位一直不明确，使司法实践不易操作。对于预备法官培训工作价值定位的不准确，导致了预备法官培训工作低水平、低层次。
（二）预备法官培训具体配套制度不完善
1、零散的师资，拼凑的教材。目前预备法官的培训基本上以兼职教师为主，而兼职教师队伍又明显不符合预备法官培训讲师的条件。当前，在各省开展的预备法官培训中，师资配备主要倾向于选择来自高等学府的教授或法理理论家，或是来自最高法院、高级法院的学者型法官，极少是-选择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这些授课老师具有丰富的理论功底，能够充分阐释司法哲学，并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然而，关于预备法官所需要的社会阅历、生活经验、地方民俗及乡俗、司法心理、理性以及说服、调解的技巧等知识，上述的学者们不可能深入了解，甚至也没有经历过。这是目前预备法官培训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忽视适用价值的主要原因。另外，预备法官培训工作虽已开展，但符合预备法官培训实际需要的教材至今还很少，即使编写了一些，也落后于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要求，没有形成体系，教材内容东拼西凑。
2、培训课程与培训目的存在差距。审判技能是作为法官需要具备一项基本能力。实践中，各省级法官培训学员在开展预备法官培训均把传授审判技能作为一项重要课程。然而，参加培训的预备法官却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心理问题、做好群众工作、借助社会其他组织力量和乡规民俗等法律之外的条件和因素解决纠纷、应对突发事件等技能这些才是真正需要进行培训学习的。而现在的预备法官培训对审判技能的总结仍停留在了对静态法律适用技能、证据判断及运用技巧等方面，与实践相差甚远，这样的培训无疑不能达到培训的目的。
3、培训方式不适应。各省法院仍将专题讲座作为预备法官培训中一种主要的授课方式，教学方法也使用了案例教学法、专题讨论、实习等等方式，但是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模式仍然没有得以改变。预备法官所接收的这种培训模式，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就无法激励其充分发挥处理具体问题的主管能动性以及创造性地运用法律的能力。
4、管理制度制约培训效果。许多参加预备法官培训的法官认为，集中学习阶段并未实现预期的目的，培训效果不甚理想。究其原因，预备法官培训管理制度并不健全，多数法院培训管理的重点放在了学籍管理和学业成绩管理，而对于教学管理和学院日常管理制度就相对薄弱了。这些因素也会制约培训效果。
（三）法学教育面临的问题影响预备法官培训目的
有学者在预备法官的培训中，常常有这么一种感受，即不少高校毕业的法科学生由于欠缺起码的法律思维，以致即使在通过司法考试取得法律任职资格乃至任职多年后，依然无法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该学者指出他不止一次在课堂上拿出一些较为疑难的民事案件让学员们进行分析，不少学院竟然不知从哪里入手，最后不得不仅凭自己的感觉（正义感）对案件发表意见，还有不少学院虽然也找出一些已经学过的理论知识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但常常是各抒己见，甚至相互间常常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无怪乎不少人要质疑法学的科学性）仅有极少数学员从请求权基础的角度对案件进行有步骤的分析，但也很不规范，常常是顾此失彼，漏洞百出。①出现以上情形，高校的法学教育难辞其咎。近年来法学院校扩大招生导致入学门槛低，学生资源的急剧增涨导致合格教师资源匮乏等问题，引起社会对法学本身价值的质疑，甚至出现一种"人人可以学法律"、"人人可以教法律"的怪现象。法学教学的课堂上，教授讲授的是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制度，一个学期结束时，学生对这些基础知识也许耳熟能详，有的甚至能够倒背如流，但是，当他们遇到实际的案件时，就可能不知道从何处下手了。在笔者看来其根源就是欠缺成熟的法律思维。王泽鉴教授在《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一书中，开篇就谈到学习法律不仅仅是要获取相关的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法律思维和解决争议的能力。②可见，除了法律知识的传授外，法律思维的培养也应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主要内容。
二、转变预备法官培训观念
（一）培训方向的转变
根据法官职业化的要求， 预备法官培训至少有以下四个层次的内涵：一是指培训基本法律知识，主要使预备法官掌握法律基本理论，构建法律信仰和树立司法精神，掌握和认识基本的审判程序、诉讼知识和规则等；二是指培训法律条文，主要是帮助预备法官掌握实体法律，加深条文理解，增强法律适用能力；三是指培训审判技能，主要培养法官的理性思维，增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如庭审驾驭能力、辨别认证能力、论证说理能力、表达能力等；四层是培训职业精神，主要使法官从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等高度，增进对现代司法价值和理念的认识，提升对职业内涵、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精神的理解。我国目前的预备法官培训主要体现了前两个层次的内涵，即重视法律基本知识和法律条文的培训，而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训则比较薄弱。符合司法实践的法官培训，必须在培训取向上提升层次，既要重视强化法律知识和法律条文培训，也要重点突出审判技能和职业精神的培训，实现从知识型培训向能力型培训、从普及性培训向专业化培训转变。司法审判是一项高度专门化和技术性的工作，不仅是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而是要在审判中融入法官的法律思想、司法理念和审判经验，实现法的终极关怀和内在价值。一方面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人文情感、文明的司法礼仪、自觉的廉洁意识；另一方面，还要具有深厚法学理论功底、过硬的专业知识、丰厚的文化底蕴、广博的科学文化知识、良好职业思维、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审判经验。
（二）教学模式的转变
我国《法官法》规定：法官的培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预备法官培训作为一种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成人培训，其在培训对象、目标以及培训内容上都应有着鲜明的特点，必须采取符合法官培训规律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可采取以下四种方法，逐步实现填鸭教学向互动式教学、经院式教学向实践式教学转变。1、提问互动式。教师与学生通过相互提问、辩论来推进教学过程，在研究讨论中互相启发、加深理解， 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动性，使预备法官快捷而全面掌握所教学的内容，深刻理解法律原理。同时，学员通过反馈意见的方式，使教师掌握学员的知识需求，从而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以达到事半功倍的培训效果。2、指导性案例教学。围绕典型案例，追溯法学理论所产生的根源、价值和走向，通过分析实际个案来发掘、了解法律的基本原则、具体规定、立法精神和适用体会，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促进知识向能力的转化。3、庭审观摩式。通过观摩庭审、庭审示范、交流切磋，以此来丰富学员审判经验，提高驾驭庭审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审判技能融会贯通。4、实践锻炼式。一是对培训学员采取集中培训，并要求学员定期回所在法院办案相结合的办法，使学以致用。另一方面，通过上下级法院之间、同一级别法院之间相互挂职锻炼的办法，实现法官业务水平的提高。
三、预备法官培训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准确把握预备法官培训的价值定位
我国法院一共分为四级，对于每一级的预备法官培训应当采取不同的培训方法。例如，基层法院的预备法官培训，首先是司法理念的灌输。基层法院所处的广泛的基层社会并非已然是"陌生人社会"，而仍是一个意义上的乡土社会。在这里，生活的传统规则，以及"人情正义"，事实上成为乡土社会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当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还深深烙印在社会的肌理中时，以现代司法理念解决乡土社会纠纷这一理论上成立的命题在实际生活中的推演是极其缓慢的，甚至会带来打破生活和谐、纠纷解决不彻底或低效率的弊端。从这个角度而言，当前我国基层法院的最主要的功能是解决纠纷而非落实规则。因此，处于基层社会的基层法官处理案件的司法理念，应与上级法院有所区别。
（二）完善预备法官培训的具体配套制度
1、建立与预备法官培养目标相适应的培训模式。一是课程设计应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进行预备法官培训前应广泛征求预备法官意见，及时了解培训需求。在此基础上，合理确定培训内容和方式。二是扩大启发式互动式培训方式的比例。减少传统的课堂专题讲座方式的上课时间，启发式互动式培训则进一步予以突破，逐步形成以案例教学为主线，以专题讲座、法官论坛、案例讨论、观摩庭审等为主要形式的集讲授式、案例式、模拟式和体验式为一体的教学模式，并突出教学手段的互动式。三是模拟法庭实战演练，以此培养法官担任者的临场处置能力，促进学员独立思考，锻炼法律思维。
2、建立"以法官教法官为主，教授教法官为辅"的培训师资队伍，实习培训师资动态管理机制。在培训中主要课程的教学任务均聘请审判一线的优秀法官来承担，充分发挥基层法院办案能手在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同时，也要重视高校教授的理论水平的传授，办理案件不仅仅是对法律条文的应用，也应理解其内涵的法学理论，这样处理的案件才能更加让人信服，尤其是在民事案件中，要贯彻自愿、公平、正义等原则。根据兼职教师的工作特点，每一个培训专题均选聘三名兼职教师，以确保培训计划的顺利完成，并对兼职教师师资库实行动态管理，努力造就一支高素质、经验丰富、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预备法官培训师资队伍。
3、建立完善各种教学管理制度，提高培训质量。一是教师备课检查制度，确保授课内容具有实用性，实效性强；二是随堂听课及教学测评制度，随时掌握授课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效果，及时发现和纠正教学中出现的相关问题；二是严格考核制度，实行惩罚制度。对集中培训学习考核和实习考核都合格的，颁发国家法官学院验证的合格证书。考核综合成绩不合格或中途退学的学员，不予颁发证书。
4、建立长效经费保障机制。提升预备法官素质、加强审判技能和司法能力、优化审判资源配置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预备法官培训工作关涉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基础，要取得培训成绩，就要确保培训的生命力，必须建立一套良好的长效经费保障运行机制。
（三）采用指导性案例教学进行预备法官培训
问题是， 法学教育应如何培养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呢？ 有学者认为， 法律思维的培养离不开案例教学， 因为案例教学的实质就是通过实例演习以使学生掌握相应的案例分析方法， 进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长期以来， 我国的法学教育过分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忽视方法的训练， 这是造成法律思维欠缺的根源， 而案例教学则正是克服这一缺陷的手段和方式。③因此， 就法学教育而言， 案例教学的重点首先是训练学生分析案例的方法， 其次才是通过案例分析让学生进一步理解并消化相关法律知识。这就不难理解案例教学与课堂举例之间的区别：课堂举例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对个别知识点进行解释说明， 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相关制度和理论， 但案例教学则重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 以帮助学生掌握分析案例的技巧和方法。
高校法学教育采用案例教学的方式来提高其法律思维，是否预备法官培训也可如此呢？但应该注意的是，法官培训和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毕竟是不一样的，因此，预备法官的培训应当区别于法学教育。预备法官在培训之初即使掌握了法律基础知识和统一的法律适用方法，法官适用法律裁决实际案件，仍然会面临不少难点，例如法官在抽象的法律适用于具体的案件时，需要对抽象的法律进行解释（狭义上的解释）；甚至，在作为私法的制定法存在漏洞的情况下，还需要法官填补私法上的漏洞（广义上的解释）。为此，法官必须掌握并熟练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和法律漏洞的填补方法，以使用法律并解决个案纠纷。④此外，虽然通过立法发展法律的情况是常态，但也应该看到，无论是法官对法律进行狭义上的解释，还是对作为司法的制定法的漏洞进行补充，也都是在通过对个案的裁判，对法律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尤其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的裁决，对相关案件的审理将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审理该案的法院的层级越高，其裁判的指导性就越强，对法律发展的意义也越大。我国虽然没有判例，但是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在实践中也在慢慢的凸显。由于法官解释法律或填补法律漏洞都是通过个案来实现的，因此，对这些具有指导性的案例进行解读也就必然成为法官培训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通过案例教学，不仅有利于法官掌握法律解释方法和漏洞填补方法，而且也有利于法官熟悉相关法律的发展。
预备法官培训是将以往需要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完成的从院校毕业生到法官适应过程的转变，使学员在合格完成这项培训后达到初任法官的任职标准。预备法官培训的目的是使学员能掌握审判工作所需要的各项职业要求和职业技能，因此，预备法官培训既不与一般大学法律院校法学教育相同，也有异于在职法官培训，其中心任务是教会学员初任法官应具备的各项职业技能，使之符合法官的基本职业要求。因此，预备法官培训应注重实际操作能力的教学培训方案体系，包括培训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配备和管理考核制度，应拥有一套不同于其他相关法律培训的方案体系。另外，由于各地司法实践中差异很大，培训计划应当有所变通。
注释：
①吴光荣：《案例教学在法学教育和法官培训中的作用》，载《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第七辑）。
②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一)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意识薄弱
在我国,虽然越来越多的企业设置了法律工作机构,但是法律风险防范意识并不强,对法律机构的职能在理解和认识上也存在偏差。某些企业仅把企业法制工作当作一种摆设,只是应国家规定而建立,应付检查而已;还有一些企业认为建立专门法律机构降低了效率,提高了支出,打官司找社会上的律师即可,于是把企业的法律机关变成了社会上的法律服务部门,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没有一个深入了解企业,适合企业的法律机构;另外,某些企业没有充分意识到加强法律风险防范的必要性,虽然设立法制机构,但对法律风险防范没有足够重视,一旦事发,才去亡羊补牢,把法律部门的工作人员当成“消防员”,使得企业纠纷多,律师繁忙办案,无暇顾及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问题,形成恶性循环。
企业对法律风险的防范疏于管理还体现在投入企业法律部门的资金严重不足。美国企业投入企论文业法律部门的费用占企业总收入的1%,而中国企业投入的费用仅占0.02%,50倍的资金差距。“在‘国有企业法律风险防范国际论坛’上,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中国事务委员会委员吕立山向中国的企业家们提出建议:‘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他认为,随着中国公司的不断国际化,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还将增加。”
(二)企业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设置及制度问题首先,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设置问题。由于企业的法律意识薄弱,一些企业尚未真正建立自己的综合法律机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也就更无从谈起。2007年国资委统计,在159家央企中,有36家没有建立专门的法律机构;第二,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不健全。例如,在53家大型央企中,有16家没有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第三,企业法律工作人员难以进入决策层。企业法律部门的侧重点在善后而非预防,重点定位错误,法律服务人员难从根本上监测经营运转。并且企业专职法律工作人员少,专业素养低。
二、我国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分析
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是企业内部主观原因,主要是由企业自身人员因素和制度缺陷造成的。外因是客观环境原因,是由于法律、法规的变化以及不可抗力和意外事件的发生造成的。其中,内因是促使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最主要原因。
(一)企业自身制度缺陷
企业自身制度缺陷是导致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制度的合理性与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成正比。某些企业存在有法律漏洞的、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制度,企业在极大的法律风险中运营,危机重重。其原因有三:首先,法律审核把关不严,在制定某些制度过程中没有法律人员的参与和审核,法律知识的欠缺使某些不规范甚至是不合法的制度产生;其次,缺乏严格的法律审核程序,工作体制不健全,没有制度保障。
(二)企业自身人员因素
人员因素也是企业法律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的制定和运作都是由内部人员来完成的,企业人员的素质高低,思想水平和行动能力是企业的风险因素。企业管理者的经营理念决定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政策的制定;有些企业人员被眼前的利益诱惑不惜让企业冒巨大的法律风险或者由于法律盲点把企业引入风险之中却浑然不觉;所产生的后果都是可怕的。同时,企业制定出的政策,要靠全体员工去实施,法律风险存在于运营的各个环节,企业员工对政策的理解和实施能力的不足,是即使有着良好制度的企业却仍然陷入法律风险之中的主要原因。法律工作人员不能和谐融入经营决策,数量少,素质也有待提升。
三、我国企业构建高效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设想
(一)提高企业全体人员法律素质并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的全体成员要把法律风险防范融入决策和生产经营各个环节中。
1.企业的领导层要提高法律素质并加强法律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领导的思想决策对企业有重大影响,正确先进的法律思想对企业的法制建设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企业领导阶层要重视法律风险防范意识的加强,通过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制度与法律知识考试考核制度,不断进行法律知识培训,以便了解与企业业务相关的法律知识和法律风险,让法律风险成为制定决策中的考虑因素。
2.提高法律工作人员地位
企业要重新定位法律工作人员地位,授予法律顾问权力并在程序和方式上对其参与经营决策做出明确规定,使其能够进入企业的决策领域。企业法律顾问的工作从事后处理为主转向事前防范为主。企业法律顾问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中具有主导作用,其对本企业生产情况熟悉,能够将企业的有利条件充分运用,对具体的经营管理环节提供法律分析意见,实施法律风险调查,进行法律风险论证,制定风险控制措施。企业法律顾问进入到企业的决策领域,协调配合企业管理。
3.加强员工法律培训
企业加强对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使其具有法律风险防范常识,只有依靠全体的力量才能及时发现所有潜在风险。企业要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法律风险防范意识,重视法律知识教育培训,建立和健全普及性和专业性相结合的培训机制,结合岗位实际需要对企业职工进行法律培训和普法教育,并加强对有关部门重点岗位的工作人员的法律培训力度,加大合同法、公司法、财税法、担保法、金融法等经济法律知识的培训,强化法律风险意识,从而推进法律风险防范有效高效实施。
(二)完善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规章制度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要依照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来运行,规章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影响风险防范体系的运转。企业法律风险防范规章制度是整个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运转的纲领,完备可行的规章制度是企业进行高效法律风险防范的保障。1.通过风险分析评估、控制管理、监控更新制度构建和完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有效运转是法律风险分析评估,法律风险控制管理,法律风险监督三环节共同协调运作的结果。要对法律风险进行有效的预防就要对其进行分析,制定相关的具体措施,然后监督执行。”
2.设立总法律顾问制度。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企业总法律顾问主要职责是全面负责本企业的法律事务,领导本企业法律顾问机构,依法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提出意见,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依法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负责做好企业合同管理、商务谈判、知识产权、工商管理、招标投标、改制重组、诉讼、仲裁等方面的法律工作;协助董事长抓好企业规章制度建设,负责组织本企业重要规章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建立健全企业内部法律顾问机构;主管企业的法制宣传和培训下属单位法律事务工作;对本企业及被投资企业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并负责或者协助企业主要领导指导、监督整改工作。”
3.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重大的决策对企业的发展有致命的影响,企业应该重点对重大经营决策的法律风险进行有效防范,来预防和减少经营决策风险。企业法制部门的法律工作者要全面介入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企业的重点项目在进行的每个环节中,都面临风险,这就要求既要从整体上控制,更要把握重中之重。既要将所有的经营管理行为都纳入法律风险控制体系,更要严格审查,监控重点环节,使企业合同交易,环境拓展,劳动用工,财务运转等都法制化、规范化。企业要建立重大决策法律论证制度,对重大决策全面管理,全程跟踪,重点监控。从而有效掌控、防范重大法律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