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39:4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需求弹性，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节能潜力测算的理论推导
1.1生产要素的界定
生产要素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由于土地和企业家才能难以量化，尤其是针对行业层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生产要素中的资本与劳动力。
在宏观经济系统中，资本存量能够反映出最大的再生产能力。而在未达到最大生产能力时，最终的生产能力主要决定于技术水平、原材料资本投入量和劳动力投入量。在实际生产中，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一般不会超出其最大的生产能力，因此可以认为在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最终的生产能力取决于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量。为分析要素替代的节能潜力，将原材料资本划分为非能源资本与能源资本。最终，本文将生产要素界定为非能源资本、能源与劳动力。
1.2生产要素替代弹性
运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可看作任意成本函数的二阶近似这一性质[4]，可将成本函数写成：
要素的投入成本等于要素的消耗量与要素价格的乘积。因此，在应用计量经济模型系统方程进行参数估计时，需获取非能源资本的投入量与价格，能源的投入量与价格，劳动力的投入量与价格等数据。
2.2.1能源投入量与能源价格
对于存在能源加工转换的行业，能源使用量=终端消费量+损失量+加工转换投入量；而对于其它行业，能源使用量与能源消耗量区别不大[7]。北京市历年的统计年鉴中公布了各行业能源的消耗总量。各行业能源投入量的确定方式如下：制造业的能源投入量为该行业的能源消耗量、原油使用量和炼焦煤使用量之和；电热气水生产与供应业的能源投入量为该行业主要能源使用量之和；其它行业的能源使用量均等于对应行业的能源消耗量。能源价格的确定方式如下：①确定各种能源2011年的平均价格，其中成品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电力和热力的价格来源于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煤炭、焦炭和燃料油的价格来源于市场均价。对于北京地区，天然气价格分为居民用气价格、工商业用气价格和发电用气价格，电力价格分为居民用电价格、农业生产用电价格和工商业用电价格。②根据北京市历年的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中的燃料、动力类价格指数计算其它年度各种能源的平均价格。③根据各行业使用不同种类能源的比例和对应能源的价格计算出各行业单位综合能源的价格，不同种类能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折标煤系数统一折算为标准煤。
2.2.2非能源资本投入量与非能源资本价格
非能源资本投入量等于资本投入总量减去能源资本投入量。其中，能源资本投入量等于能源投入量乘以能源价格，资本投入总量为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的中间投入总量。对于资本价格，若以价值形式而非实物形式衡量时，其市场价格应为1[8]。由于本文中的非能源资本是以价值形式衡量，因此可认为非能源资本的价格为1。
2.2.3劳动力投入量与劳动价格
与Ma et al[9]采用的方法类似，劳动力总成本采用劳动者报酬表示。劳动者报酬指劳动者因从事生产活动所获得的全部报酬，该数据来源于投入产出表中增加值部分的劳动者报酬。劳动力投入量可通过用劳动者报酬除以平均劳动价格获得。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采用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作为该行业的平均劳动价格，其中各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数据来源于历年的统计年鉴，同时根据本文的行业划分进行合并处理。
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了1997、2000、2002、2005、2007与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1997与2000年的投入产出表为40个行业，而其它年份的投入产出表均为42个行业。为了消除行业划分差异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按照表1的行业划分标准对各年度的投入产出表进行了整理处理。
根据能源投入量CE与能源价格PE、非能源资本量CK与非能源资本价格PK、劳动力投入CL与平均劳动价格PL，可按照式（9）计算各行业的资本、能源与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份额。
小二乘回归求解各行业中上述5个独立的参数。
各行业的回归模型均能通过1%显著水平的整体方差F检验，且拟合优度检验值R2均接近1，表明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较佳。
根据回归系数，结合式（7）和式（8），可计算出各行业资本、劳动力与能源的平均价格替代弹性，结果汇总见表2。
根据表2中各行业资本、劳动力与能源要素的平均价格替代弹性可得：
（1）资本。对所有行业而言，资本的自价格弹性为负；即资本价格升高，将导致资本需求量降低。其中，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的价格弹性最高，资本价格每上升1%，将导致该行业资本的成本份额下降0.74%；房地产业的价格弹性最低，资本价格每上升1%，将仅导致资本的成本份额降低0.09%，说明该行业对资本的刚性需求相对较大。
（2）能源。能源自价格弹性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农业、采矿业、电热气 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能源自价格弹性为负，即能源价格上涨将降低这些行业对能源的需求量；然而，其它行业的能源自价格弹性表现为正。从能源价格对需求量影响
的程度来看，能源价格每上涨1%，采矿业能源需求量将降低1.26%，负向影响
最为明显；金融保险业
能源需求量将增加1.22%，正向影响最为明显。在能源自价格弹性表现为正的行业中，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建筑业平均的
能源成本份额分别为0.30%、0.70%和1.02%，对能源的依赖程度非常低。房地产业和其它服务业对能源的刚性需求较大，随着能源价格的提高，投入的能源成本反而会上升。
（3）劳动力。除房地产业外，其它所有行业劳动力的自价格弹性均为负，说明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减少其需求量。其中，采矿业劳动力需求的价格弹性最大，说明该行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对劳动力价格变动最为敏感。而由于房地产行业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较大，随着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该行业的劳动力投入成本反而会升高。
（4）资本-能源。各行业的资本与能源之间均存在着微弱的替代关系。其中，替代关系相对较为明显的是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和制造业，这两个行业的能源成本份额相对较高；其它行业由于能源成本份额较低，导致这些行业中资本与能源之间的替代关系非常微弱。
（5）劳动力-能源。对于农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劳动力与能源之间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即随着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能源）需求量上升。而对于其它行业，劳动力与能源之间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即随着能源（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能源）需求量降低。
（6）资本-劳动力。对于所有行业，资本与劳动力之间均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即随着资本（劳动力）价格上涨，将导致劳动力（资本）需求量上升。
2.4行业节能潜力测算
根据表2中的要素替代弹性，下面对北京市2010年各行业的要素结构节能潜力进行测算。首先需确定生产要素价格的可调整范围，本文假定能源价格的最大涨幅为5%，最大降幅为0，劳动力价格的最大涨幅为10%，最大降幅为0，并且各行业能源与劳动力价格的涨幅保持一致。然后根据表2中的要素替代弹性，运用章节2.3中的具体步骤，计算得到北京市2010年要素价格替代总的节能潜力为583.72万 t标准煤，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6.85%，此时能源和劳动力价格的涨幅分别为10%与0，各行业的节能潜力见表3。
表3显示，要素替代节能潜力最高的分别是采矿业和农业，相对节能潜力均超过了10%，这些行业的能源需求对能源价格较为敏感，能源价格上涨能明显降低能源的需求量。制造业、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采矿业由于能源使用总量较大，节能潜力均在50 t标准煤以上。而金融业的能源消耗总量随着能源的价格的上涨，能源投入的总量出现了弱微的增长。这主要是由于该行业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而且对能源的刚性需求大。
3结论
生产要素之间存在价格替代或互补关系已被许多学者论证并应用。对于存在要素价格替代的行业，可通过调整要素价格的方式，实现非能源生产要素对能源的替代，达到节能的目的。本文通过计算区域各行业的要素替代弹性，提出了一种基于要素替代弹性的节能潜力测算方法，并运用该方法测算了北京市2010年各行业的要素结构节能潜力，结论如下：
（1）根据要素替代弹性，利用规划算法可以测算区域的要素替代节能潜力。
（2）北京市各行业能源与资本要素之间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其中，电热气水生产供应业和制造业两者的替代关系相对明显。
（3）能源与劳动力之间的替代关系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其中，劳动力与能源在农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与仓储邮电业、批发与零售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存在微弱的替代关系；而在其它行业存在微弱的互补关系。
（4）在假定北京市2010年能源价格与劳动力价格最大调整幅度分别为5%与10%的情景下，北京市2010年的要素替代节能潜力为583.72万 t标准煤，占当年能源使用总量的6.85%。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知，通过优化调整要素结构，可实现区域能源的节约。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可建立基于要素结构节能潜力的节能规划模型，为区域节能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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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hephard R. Theory of Cost and Production Functions [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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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76-02
一、农村必要劳动力和弹性劳动力
（一）农村必要劳动力
为了确保我国粮食的总体安全，科学实施农业政策，在此提出两个概念，农村必要劳动力与农村弹性劳动力，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必须自给自足，当前我国粮食自给率达95%，同时食用油以及棉花等必需品的自给率也达到一地的程度。在此给农村必要劳动所辖的定义为：指为保证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安全，在现有生产能力下，为生产安全数量的农产品所需要的农村劳动力。而农村劳动力的数量通常会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随着人口基数的增加而上升，必要的劳动力和某一人口以及某一生产力的水平为同一个常量。我国农村的必要劳动力属于一个整体的概念，于此基础之上依据人口、耕地数量、质量、以及水资源和气候等情况，来确定各地区的必要劳动力，通常山区的必要劳动力比重相对于平原以及丘陵地区的较低。农村必要劳动力供给不可单纯地依靠市场进行调节，还需要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
（二）农场弹性劳动力
农村地区、特别是山区，除了产出安全数量农产品，还存在其他产业，例如农产品的加工，交通运输以及旅游业，这部分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是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我们将这部分称之为弹性劳动力。之所以称之为这个名字，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的对劳动力的需求能够依据市场来确定，随时变化，而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影响，同时可以通过市场的运作对这些劳动力进行高效的配置。一旦城市存在需求，只要拉力足够大，便可以将农村的弹性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城市中。
（三）其他概念的界定
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有农村剩余、富余劳动力以及农业剩余劳动力。农村作为一个区域概念，而农业是产业概念。农村除去从事农业之外，还能以进行服务业、旅游业、运输业以及工业，既能够于农村进行农业发展，城市同样可以发展农业，当然农业在农村是占据主导地位，而城市主要是以服务业与制造业为主导。
（四）提出农村必要劳动力以及弹性劳动力意义
农村必要劳动力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利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同时为政府制定惠农政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而农村弹性劳动力的提出，一方面是为政府实施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提供参考，农村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应该对必要的劳动力进行重要考虑，而不是将剩余以及富余的劳动力作为重点考虑。另外一个方面是利用弹性劳动力来针对城乡的劳动力开展调解工作，当一个城市处于发展的状态时，农村对城市进行劳动力输出，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农村又能够接纳返乡人员进行就业，在农村地区虽然工资较低，但是生活的费用也普遍较低，政府可以保证他们有事做，他们至少能够生产出生活的必需品。不然，一旦他们在城市失业，便会失去全部的生活来源，加入没有农村弹性就业便会给城市造成较大压力。因此，在文中引入农村必要劳动力以及弹性劳动力的现实意义较大。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地区转移
由于改革开放的发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省会城市或是周边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一些城市的发展，例如广东、浙江以及江苏等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是创造我国人口红利的主要地区，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转移所形成的劳务经济同时也为农村地区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促进了农村地区的发展，提高了其生活的水平。而弹性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依市场进行调节。向有需求的城市输入劳动力，前提是保证农村要有必要劳动。
（二）就地转移
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之后，依据当前的生产形势，农村的劳动力主要呈现为季节性的剩余，在农忙时期通常出现短缺。因此往后农村地区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主要为就近转移，使他们变为弹性劳动力，亦工亦农，在农忙的时候，能够从事农业生产，闲暇时也已便可发展其他行业。当前的农村地区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我们应改变这种现状，各地区可以因地制宜发展各类产业，例如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可以发展旅游业，自然条件较好的可以发展种植业，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等。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影响思考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虽然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了农村收入，有效缓解了耕地紧张。但同时也给农村地区的发展造成较为严重的影响，其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之后，城市的发展进程放缓，而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为了发展农村貌似不应该进行劳动力转移了，尤其是高素质的劳动力，但为了加快城市化进程的脚步，促进我国由农业社向工业社会转变，则进行劳动力转移时必须的。
为了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造成的各种困扰，往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有：就地转移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农业之外的产业进行转移，亦或是直接转移到附近城镇，在农忙时候一边能够及时进行农业生产。再者就是将传统的农业替换成现代农业，以次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从而形成剩余劳动力，之后再将这些劳动力向有需求的地方转移，还有一个方式便是实现全员转移或是隔代移民。
参考文献
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与失业率的提高和劳动参与率的降低基本同步。然而，根据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因此，劳动力供给长期以来不断扩大的趋势，有望得到遏止。然而，在就业压力缓解的情况下，也要防止与劳动力供给充分有关的人口红利的丧失（王德文、蔡、张学辉，2004）。
我们可以了解“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状况画面。反映了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情况。实际上，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处于下降过程，但是，在2006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将再次有一个反弹，随后将保持下降的趋势，到“十一五”末期将减少到800余万人。新增劳动年龄人口这种递减的态势，一方面表明，“十一五”的头两年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最快、就业压力最大，从而宏观经济政策最应关注的两年，另一方面显示出今后的走势是就业压力逐渐趋缓。
二、劳动力需求：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
相对于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变化而言，劳动力需求因素留给经济政策和决策机制的作用空间更大。下面，我们将从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率两个方面，分析非农经济部门的增长对就业需求产生影响。根据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不会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从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总体状况来观察，农业部门的作用更类似于一个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在非农就业机会增加的时候，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提供劳动力，在非农就业机会紧张的时候农业部门则停止或减缓劳动力的转移。中国以前的宏观形势变化和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业已表现出这一特点（张林秀，2000）。因而，劳动力需求创造的主要领域在非农部门，考察非农部门就业弹性以及经济增长的变化情况，将是分析劳动力需求问题的主要内容。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劳动力需求，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镇新增就业不断增加，非农就业总量也处于增加的态势；（2）非正规就业是就业需求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3）非农就业需求弹性处于波动状态，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4）就劳动力需求而言，“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压力不大。
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统计包括城镇就业和乡村就业两个基本组成部分，其中，乡村就业包含了一部分非农就业，主要有乡镇企业就业、私营企业就业和通过个体经营的方式就业。城镇新增就业基本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新增就业从1991年的424万，增加到2004年的980万，增加的速度比较明显。乡村就业从总量上看，在近年来处于递减的趋势，这和乡村就业统计中包含了大量的农业就业有关。如果观察乡村就业中的非农就业情况，则呈现出不同的画面。例如，乡镇企业的新增就业从20世纪末以来，基本处于增加的趋势。
另外，城镇非正规就业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尤其是在就业形势比较紧张的年份更是如此。例如，从1998年到2001年，非正规就业的数量增加非常明显。可见，劳动力市场机制在就业创造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统计体系，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农GDP的增长情况。非农GDP增长、非农就业增长以及根据二者所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弹性。在中国官方统计体系中，公布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名义GDP总量以及根据可比价格计算的增长率指数。我们以当年价格的GDP总量为权数，计算出非农GDP的增长率。数据显示，除了个别年份以外，非农GDP的增长率都在8％以上，“十五”期间的平均值也维持在9．5％左右的水平。
非农就业的数据由两个部分汇总而成，即城镇总就业和乡村就业的非农部分。乡村非农就业即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就业和个体非农就业。由此计算出的非农就业增长率一直保持正值，并且从2000年以来不断增长。根据非农就业增长和非农GDP增长的数据，我们可以计算出非农就业的弹性，在1991―2003年期间平均大约为0．3，即1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以带来非农就业0．3个百分点。由此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非农就业弹性有波动，但并未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样的判断显然和未对GDP进行剥离的分析有差别。在一些其他的研究中，从总体的就业增长和GDP的关系来判断就业弹性变化，所得出的结论是就业弹性下降（李红松，2003）。但是，在农业部门基本不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和非农部门的变动模式存在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将二者放在一起分析，显然有失偏颇。最后一列所列示的城镇就业增长率也体现出同样的特征，也支持了非农部门就业弹性波动而非递减的判断。
根据上述分析基础，我们可以计算不同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下的劳动力需求。1991年至2003年，就业弹性的平均值为0．297，标准差为0．134。为了预测“十一五”期间的就业需求，对就业弹性和经济增长我们做以下假定：非农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低位），9％（中位）和10％（高位）；非农就业弹性分别为1991―2003年平均水平0．297（高位），以及较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位水平0．23。新增非农GDP所产生的就业需求是这几个值的不同组合。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从1990年以来的增长情况看，除了极个别的年份以外，非农部门经济增长从未低于8％。因此，以8％作为非农经济增长的下限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经济目标。1990―2003年非农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0．6％，所以，将10％作为“十一五”期间的非农经济增长上限也是一个可行的目标。列出了两种就业弹性和三种非农经济增长水平下的不同组合。可以看出，非农GDP增长所引致的新增非农就业需求从795万到1530万之间变化。这一变化区间也给宏观调控的政策选择留有很大的余地。除了保证经济增长率的高速和稳定之外，还可以通过保证就业弹性稳定的方式，以确保就业的稳定增长。
三、“十一五”期间促进就业政策建议
根据上面对“十一五”期间就业形势的分析，就“十一五”期间就业政策以及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需要注意宏观调控目标和时机的选择对就业可能产生的影响。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一五”的前两年是劳动力供给压力最大的时期，也是最有可能出现高失业率的时期。根据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拟合值，只有经济增长目标和就业弹性目标都达到高位值，才有可能在“十一五”初期形成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的局面。就业需求管理是宏观经济决策部门的主要职责之一，就业目标也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之一。就业需求的两个基本要素，即经济增长率和就业弹性，都可以并且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得以实现。因此，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要注意，在“十一五”初期，宏观调控的经济增长目标宜尽可能向高位设置，通过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即非农部门实际GDP达到不低于10％的速度，最大化创造就业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