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57:1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宏观经济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问题的提出
公司投资战略是指将公司依据其整体战略，在对环境与资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权衡风险与收益，将其拥有或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现金流）有效地投放与收回，以获得未来的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投资战略是公司财务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公司合理配置资源，实现公司战略的关键。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公司的投资战略将会产生重大影响。首先宏观经济因素将对商业周期产生影响；其次政府在商业周期不同阶段的经济政策将会对公司的投融资环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将给到公司的现金流带来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在宏观经济环境变动对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影响进行分析，以确保公司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二、基于现金流的投资战略
公司的投资战略主要涉及公司的长期资产，按照是否参与投资的运行，投资战略可以分为直接投资战略和间接投资战略。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将货币资金直接投入投资项目，形成实物资产、无形资产或者购买已有企业的投资战略。通过直接投资战略，投资者可以拥有一定数量的企业资产及相应的所有权，直接进行或参与投资项目的经营管理。间接投资战略是指投资者以其资本购买除现金等价物以外的债券或股票等有价证券，以获取一定收益的投资战略。
以往有关投资的研究主要是从会计指标的角度将当期公司的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项目的变动作为公司当期的投资。这样处理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公司实际投放于长期投资的现金流转情况，另一方面忽略了公司战略投资行为的另一面，即公司投资战略的调整所导致的长期投资的收回。而从现金流角度分析公司的投资战略则克服了以上缺陷。
在公司环境剧烈变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现金流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现金流是公司财富的载体，并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日渐渗透到企业的经营过程及其分析管理之中，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财务决策、运营模式紧密结合起来。现金流体现着公司财务资源和经营能力，揭示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此外，现金流还在业绩评价等方面具有会计指标无法比拟的优点。可以说，公司对现金流的管理体现了公司财务战略的意图，公司现金流的特征揭示了公司财务战略实施的结果。
从公司现金流转的角度，公司的投资战略应当包括两个方面，资金的投放和资金的收回。资金的投放是公司实施规模扩张战略的体现，而资金的收回则体现了公司战略收缩或战略重点转移，二者均反映了公司战略的实施。
三、宏观经济环境对投资战略的影响分析
对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主要体现在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因素波动两个方面。
1.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种现象，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对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就客观上要求公司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因此，公司在投资现金流上也表现出较大差异的特征。
繁荣阶段，由于可以较为容易地筹集资金，且对未来的经营状况具有较好地预期，因此会采取扩张的投资战略，如扩建厂房、增加设备等。这一扩张性的投资战略将导致公司的直接投资现金流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则表现为相对较小的规模。
衰退阶段，企业由于对未来前景的看淡，筹集资金成本较高，则会采取收缩的投资战略，可以出售多余设备，转产、停产，此时公司会减少直接投资现金流出，直接投资现金流入增加。
萧条阶段，企业一般维持现有规模，并适当考虑一些低风险的投资机会，如出于提高公司现金收益的目的，将现金资产投资于债券股票等长期投资，间接投资现金流增加。
复苏阶段，公司需要在市场中新的投资机会进行分析，确定未来的投资战略。此时出于未来不确定性的考虑，公司将转化已有的间接投资，为未来的投资战略筹集必要的资金。因此，公司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逐渐增加。
2.宏观经济因素波动。除了周期性变动之外，一些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如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等宏观经济变量的非预期波动，给公司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公司投资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出于控制公司总体风险的考虑，公司会在未来采取措施降低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并使公司保持较高的财务灵活性。因此，公司将会减少退出成本高的投资，如专用性较强的固定资产以及无形资产的投入，表现出较低水平的直接投资现金流水平。同时，为了减少公司持有现金资产所带来的机会成本，公司将资金投向于风险较小的，且退出成本较小的间接投资。因此，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公司投资战略现金流的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下降，而间接投资现金流上升。
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因素较小的时期，由于公司面临的宏观经济风险较小，公司管理者将会减少对间接投资水平，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根据公司的自身特征，提高直接投资现金流。此时，各公司的投资战略现金流特征表现为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高，且公司之间的差异也较大，而间接投资现金流出水平较低。
一、文献综述
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如果不能有效的制定或修正经济政策，通常会导致出现经济的不平稳运行。而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产生破坏性的影响，比如：降低经济的投资，引起通货膨胀，减慢经济的复苏和引起房地产市场的震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文章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了研究，大部分是研究其对投资，收入，利率，产出和经济增长的影响（Rodrik， 1991； Green， 1997； Miles， 2007； Bhagat et al.， 2013）.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联系，如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确实对这些经济基本变量有影响，那么它将会有很大的可能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而且，宏观经济学原理也揭示了未来政策的不确定性会通过供给和需要途径来影响房价。再者，大部分房价决定理论也都是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变动影响。Pastor and Veronesi （2011）认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导致资产溢价，从而导致房地产市场上项目开发费用的增加，进而导致更低的投入更低的房屋供给和更高的房价。Ulrich （2010）认为来自经济的不确定性和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引起资产价格的波动。Hirata （2012）发现不确定性的震荡会对全球房价震荡产生重要的影响。假如房价的动态变动会对经济循环产生重要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变动可能就会影响宏观经济政策，对政策的内容和时间以及其正常反应的不确定性产生重要影响。这亦如Simo-Kengne（2013）所发现的，政策的制定者很可能会对房价的变动进行政策修改，因此房价的变动会通过某种方式增加政策不确定性。而且经济的冲突，商业和经济的循环波动在房价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表现出一个重要的教育机制。使得房屋部分与宏观经济部分变量间存在较强的反馈，Demary（2012）认为在房价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目前已经有研究检验房地产市场和政策不确定性之间的因果关系了。Aoki（2014）认为在信用市场上的结构变动的影响将会减少货币政策对房价和房屋投资的影响。Aye （2012）认为投资赤字震荡不会对房价产生影响。经济赤字产生的税收减免震荡将会持续的增加房价，而平衡预算的震荡会对房价产生一个长期的负面影响。然而，货币政策和投资赤字所一起的震荡不能完全反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的影响。Sum （2012）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房地产市场上的影响，然而没有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部分有显著的因果关系。Ajmi （2014）发现了一个在房地产投资波动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双向交易渠道，然而也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显著的因果关系。不过，这些结果可能受剧烈的经济波动所产生的结构变化的影响，从而并不是非常精确。El-Montasser （2013）发现高的未来经济变量所涉及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增加房价的波动。不幸的是，结构的改变可能会是结果不可靠，而且这些研究的结果不能准确地说明其影响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本文与之前文章的不同在于考虑到了时间变动对结果产生的影响，在两个时间序列变量中，进行全样本检验可能会产生结构变化，从而导致结果的不稳定。本文通过使两个变量之间因果关系随时间变动来替代用全样本数据来解决结果不稳定的缺点。不仅仅检验全样本因果关系，也通过固定窗口检验滚动子样本，从而得到更准确的结果。
二、数据与实证结果
我选择的是美国1986年1月至2015年3月该区间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房价的月度数据，该时间区间覆盖了显著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和房地产市场较大的波动。通过进行跋靴子样本滚动窗口因果检验，分别对经济不确定性不影响房价和房价不影响经济不确定性两个原假设进行检验，10%显著水平的统计量为临界值，来检验原假设的显著水平。根据实证结果可得，原假设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影响房价在10%显著水平拒绝区间有2000年8月到2001年9月和2013年12月至2015年3月，
而在2000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正在遭受严重的互联网泡沫破碎和经济危机，其经济不确定性很高，且房价普降，符合实证结果。而到了2013年底至2015年初，美国经济发展稳定，大量的资产投入政策稳定，房价稳定上升。另一个原假设房价不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拒绝区间为2008年9月至2009年12月，美国在该时间段其房地产市场正遭受次贷危机带来的严重损失，且该段时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很高。这亦如Beatrice （2013）所发现的，随着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的增加，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也会增加。
1引言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速一直低位徘徊，直到新千年以后经济出现回暖迹象，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3年开始加速，伴随而来的是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学术界也开始讨论投资过热，经济过热的问题。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受挫，中国的经济也遭遇打击，相对于经济危机前的增速出现了下滑，但是仍然保持高速增长，但是从2012年以后中国经济便从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随之出现剧烈下滑，并且下滑速度远超过经济下滑幅度（见图1）。
图1：1996年以来中国投资和GDP变动
图1表明了1996-2014年之间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和GDP增速的变动情况。从2010年以后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开始大幅下降，201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名义环比增速只有14.89%。相比于2003年下降了将近50%。2015年以来投资持续下滑，1-4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只左右12%，创下2000年以来的新低。其中中央项目大幅回落，民间投资持续走低，地方项目投资小幅下行。投资面临全面滑坡的困境。
在投资不断下滑的背景下，本文希望能通过对省份固定投资的数据分析，结合经济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找出影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因素，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2文献综述
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的探讨，国内外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探讨，由于研究视角和方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有不同，对于固定资产影响因素，国内外学者有以下的几种观点。
Ryan Banerrjee（2015）利用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七个国家经济危机之后的数据通过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投资主要受到经济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的影响；李丽莎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市政发现财政支出和外资利用状况是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因素，并且认为前者的影响大于后者；许宪春（2013）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贡献率的变化阐述了财政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正向显著的影响；许罡（2014）利用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陆庆春（2013）从微观角度探讨影响上市公司投资的行为。利用面板数据的随即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宏观不确定性对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抑制效应，对间接投资没有显著的影响。张奕琳通过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研究，认为固定资产投资的和国民生产总值存在这长期的协整的关系。
上述的文献在分析中，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研究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因素，并没有给出一个全面的影响因素分析。并且都是将全国或者某一个省份的层面进行研究，中国是一个多省份，发展具有区域性特征的国家，以上文献并没有分地区研究各个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影响程度。因此，本文尝试建立固定资产投资与多个解释变量的面板模型，分地区讨论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因素，并结合经济学原理和地方经济发展得实际情况给出解释和响应的政策建议。
3研究方法和变量选取
3.1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表_是：yi，t=c+αi+vt+xi，tβ+εi，t，i=1，…，N，t=1，…，T，其中，y表示被解释变量， x为K维解释变量向量， i表示横截面数据， t表示时间序列数据（在本文中t=2003至2013），β为回归系数向量；截距项为c+ai+νt。其中c为常数， ai度量个体间的差异， vt度量时间上的差异；随机误差项εi，t代表模型中被忽略的随横截面和时间而变化的因素的影响。
3.2变量选取
本文分析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因素，采用的是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2003-201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选取的变量如下：
（1）固定资产投资额（TZE）。固定资产投资额既是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由于投资具有惯性，我们将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
（2）经济不确定性（BQDX）。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我们采用省份GDP的移动平均标准差衡量经济的不确定性。
（3）财政支出（CZZC）。我们采用省份的财政支出额衡量财政支出。
（4）经济增速（DGDP）。这里我们采用2003年为基期，计算出各省份的GDP环比增速作为这一被解释变量的数值。
以上所有的数据均采用相应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得到的实际值。其中固定资产投资采用各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调整，省份GDP增速用省份的CPI指数进行平减计算后得到。在进行实证分析时我们均对各个变量进行了取对数处理，各种价格指数均以2003年为基期。此研究的数据均来源于中经网。
4实证分析
4.1模型估计
面板数据的回归模型有变截距、变系数和不变系数三种形式。我们通过F检验进行判断并得到以下结果：
注：统计量分别根据公式计算得到，括号内的数值为F统计量的临界值，“***”表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Hausman检验的P值由Eviews输出。
根据以上的回归结果我们对全国以及三个地区均采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4.2回归结果分析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分别建立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回归函数。被解释变量是投资额取对数（LNTZE），解释变量是投资额取对数后的滞后一期（LNTZE（-1））。宏观经济不确定性（BQDX）、财政支出（LNCZZC）和经济增长率（DGDP）的滞后一期（DGDP（-1））这三个解释变量我们也均进行了取对数处理。我们遵循中国区域经济意义上对中国个省市的划分，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辽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贵州、云南，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黑龙江。他们各自代表的战略意义分别是：“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按照上述的分析和模型的设定以及地域的划分，我们分别得到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四个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相应的回归结果如下。所有方程的F统计量的p值均接近于零，DW值接近于2，这说明方程总体是显著的。样本回归的拟合程度较高。下表给出了具体的回归结果。
注：样本回归系数上的*代表显著性水平，其中*表示10%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5%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4.2.1解释变量的影响路径
LNTZE（-1）：投资往往具有连续性，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一项大型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可能是一期完成的，所以当期的投资额往往会受到上一期投资额的影响。此外，投资惯性还体现在微观企业的投资决策的一致性和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当一个企业决定进行扩大生产再投资时，可能在很多年份都会进行相应的固定资产投资。国家在进行投资时候往往会根据以往的投资额结合本年的实际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确定当期的投资额，以免经济发生较大的波动。
BQDQ：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被很多学者认为是影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因素。企业的决策会受到事前对不确定的估计预期的影响。目前中国处于深化改革的时期，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很多。对于固定资产投资而言，不确定性因素主要包括产品价格的不确定性即市场的不确定性，运行成本的不确定性，利率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通过现金流或者折现率影响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车士义学着认为价格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预期现金流，根据现金流贴现准则，使得固定资产投资下降；预期利率的变化会导致预期贴现率的变化，进而降低项目的净现值，从而降低投资。此外根据实物期权理论，各种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进行等待的动机，以期未来投资获得更多的收益，这一理论类似于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陆庆春（2013）通过随即效应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客观性。总体而言，当宏观经济不确定增加的时候性候，企业会减少固定资产投资；当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便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LNCZZC：财政支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主要从两个渠道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第一，财政支出的一部分直接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如基础建设投资。民生工程等。第二，财政支出的多少往往被视为宏观经济政策手段的一个风向标，对私人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政府投资会挤出一部分的私人投资（但是根据郭杰（2010）年的研究表明，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会通过需求对私人部门的投资产生影响。私人投资对需求变动往往表现出敏感性，从而增加私人投资。财政支出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综合而言是正向的显著的。
DGDP：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往往被认为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既是需求的一部分直接构成当期的GDP，并且在之后的年份形成产出，对GDP的具有长期效应。同时固定资产投资也会受到经济增速的影响，在经济景气的年份，经济增长迅速的年份需求旺盛，企业的效益增加，会直接促进企业当期的投资。
DGDP（-1）：经济增长不仅对能促进当期的投资增长，而且会对下一期的投资形成促进作用。因为从微观层面来看，企业的投资决策会取决于上期的经营状况。某一期经济的增长带来的企业的效益的增加，会在年末或者下年初的利润表得以反映。当企业在新的年度制定投资决策，往年效益是制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经济增速的滞后一期会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正的促进作用。
4.2.2各地区的回归结果分析
从全国范围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一期，财政支出，GDP当期增速和GDP滞后一期的显著的正向影响；受到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的显著的负向影响。
我们来比较一下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回归结果：固定资产投资的滞后一期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居中，中部地区影响最小。不确定性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是显著的负向影响。不确定性对中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大，对东部地区的影响程度最小，西部地区居中。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而且作为中国经济重点发展的东部地区，一直都是投资投资者重点的投资对象。而在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落后，其受不确定性的影响也比较迟钝。反而在中国的中部地区，其经济水平的发展一般，其未来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受经济的不确定性很大。
财政支出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支出这个变量对三个地区的影响最大的是中部地区，其次是西部地区，最后是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政府财政支出的依靠程度很大，政府的政策支持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很大。而西部地区由于地域的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固定资产的投资的影响效果要小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高，故财政支出的效果不显著。
GDP当期增速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却不显著。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明显大于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是西部地区的两倍还多。但由于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明显的GDP增速会带来未来的经济看好，促使投资者增加投资。对于中部地区不显著的原因，本研究在这里提供一种可能的猜测：由于近年中部地区受国家“中部崛起”的支持力度比较大，财政支出对固定投资的影响远大于GDP增长的影响。
GDP滞后一期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都是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地区的影响却不显著。
东部地区的影响效果明显劣于西部地区的影响效果。这是因为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更高，经济较为发达，所以其对市场的反映速度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
5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结果来看，投资惯性、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速是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调为中高速的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遏制投资的增速。但是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速对经济长期健康增长仍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中国经济正处在深化改革的时期，宏观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有很多。国内外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利率的不确定性，价格的不确定性，国际市场的和全球经济环境仍处在危机后的修复阶段和发展方式的转换阶段。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投资热情，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在应对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上，政府应该坚持政策的连续行和一致性，将经济的运行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防止经济大的波动。政府可以在资源环境、金融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方面有所作为，降低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此外还可以通过政策制定，引导国家经济的多元化发展，创新风险分担机制。
其次，政府财政支出应该侧重于提高社会总需求，也就是现在提出的“供给侧”改革。固定资产的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政府支出对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根据郭杰（2013）的研究表明，私人投资对于利率的变动并不明显，而对于需求的变动较为敏感。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是通过影响需求的路径来实现。因此政府进行财政支出时应该侧重考查其对总需求的贡献，通过调整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和总量来拉动需求。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重点放在增加需求的民生工程、养老工程、医疗工程等提高社会需求的方面。
最后，经济“新常态”下注重提高投资效率改善投资结构。中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式的发展阶段。以往依靠高速的经济发展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可能性较小。因此我们要将重点转移到改善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上来。投资总量固然重要，但是盲目的投资会造成重复建设，诱发信贷扩张、财政赤字、土地财政和产能过剩等弊端，因此在新的投资中应该注意投资量和投资效益投资结构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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