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7:41:3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劳动力迁移的原因，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农村劳动力乡-城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至今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系统的理论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二元结构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二元结构模型、托达罗模型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形成了二元结构理论。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同时，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
劳动力流动理论最早源自统计学家Ravenstein于1885年提出的“迁移法则”。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来分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Thomas提出了关于迁移的推—拉理论，把从农村到城镇迁移的原动力经常被归结为两类：“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Lewis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指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最基本动因是城乡之间实际的经济收入差距。该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以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Fei和Ranis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强调重视农业的作用，认为必须保证农业能不断满足工业扩张的需要，才能实现劳动力的转移。Jorgenson的“农业剩余”理论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充要条件是农业剩余。Todaro模型及其扩展形式—Harris模型引入了“预期收入”的概念，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的风险的权衡。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兴起。Stark 和Taylor用相对贫困解释迁移问题，以弥补托达罗“预期收入假说”解释力的不足。
国内关于劳动力迁移的理论研究结论大多是在国外理论模型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而得出的。蔡昉通过对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学分析，论证了中国目前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流动的特征。辜胜阻和简新华系统地考察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问题。赵耀辉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了影响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因素，着重指出教育在其中的作用。李实建立了经济转轨中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分析了由市场主导部门与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落差而造成的劳动力迁移动机。朱镜德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了三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两阶段乡—城迁移理论模型。杨春瑰用logistic模型描述了迁移过程中的混沌现象，揭示了劳动力在迁移中不可能达到均衡，即振荡性是存在的。苗瑞卿等在对托达罗模型和杨春瑰模型提出修正，综合新古典主义和结构主义方法，重新建立了劳动力转移模型。
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也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朱农利用湖北省抽样调查数据，应用非参数模型和半参数模型，研究了婚姻与流动的相互作用，以及其他社会和经济特征对流动的影响。刘精明研究发现农业劳动者的职业转化是在城乡比较利益差异、制度条件和农民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三种主要力量的交织作用下实现的。庞丽华认为家庭层次变量、村级层次变量以及省级层次变量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有着显著影响。蔡昉和都阳认为相对贫困对农民的迁移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某人在居住地感受到的相对贫困程度越强，其迁移到外地就业的动机越强。姚先国和刘湘敏认为工资差距、就业机会以及已有的迁移网络是决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个基本因素。李强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侯红娅、杨晶和李子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和城市化迁移意愿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揭示出影响当前农村劳动力迁移意愿与迁移决策的人口特征因素。丁守海通过计量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何军和洪秋妹以江苏农民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模型对流动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指出农民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是影响其外出打工的重要因素。王莉通过对长春市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卷调查，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行为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
二、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
国外学者对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和决策机制。20世纪80年代，“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开始兴起。Stark和Taylor（1991）应用新劳动力迁移理论分析为降低风险和减轻“相对贫困”而进行迁移决策。Dustmann等（1996）依据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生命周期模型指出回流可能源于迁出地与目的地之间价格水平差异、劳动力在城市中积累的只能在迁出地发挥作用的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个人的主观偏好。Tunali（1996）通过对土耳其男性劳动力回流的调查指出随着年龄增长而产生的风险规避倾向会导致劳动力回流，迁出地资本的积累和就业环境的改善也将会吸引劳动力回流。Hare（1999）通过利用中国农村的农户数据，研究了推力和拉力作用下农村劳动力的流出和回流问题。Lucas（2003）认为导致回流的主要原因为城市就业机会突然急剧的减少，劳动力返乡进行投资。现存已有文献分析了加拿大（Vanderkamp J，1972）、美国（Lee A S，1974）、日本（Suzuki M，1995）等发达国家，以及西非（Tiemoko R，2003）众多发展中地区的劳动力回流现象。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农民的身份对劳动力迁移的产生强烈的制约，国内学者对中国农民工回流的原因与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崔传义、潘耀国（1999）通过对山东省桓台县2镇10村的调查数据，分析外出与回流、回流与创业的关系。赵耀辉（2002）应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回流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耕地和迁出地非农就业机会均会对农民工回流产生正向影响。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对影响中国城市农民工流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推拉模式与国际上相比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异在于户籍制度。Wang（2005）从制度经济学角度将回流分为基于城市就业失利的回流、基于家庭原因的回流和投资性回流三类。周霞（2005）指出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迁入城市后做出回乡还是继续留在城市的行为选择是由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有农民工对自身具有的资本、对城市和对乡村的认知。张宗益等（2007）根据重庆市实地调研数据资料，应用Probit模型回归分析了个人特征、家庭因素和利农政策对回流的影响，并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对策与建议。罗静和李伯华（2008）依据武汉市新洲区农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回流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指出农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乡村评价和城市吸引力等均对农户回流意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葛晓巍和林坚（2009）运用事件史的方法对影响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进行分析，重点分析了在从事非农事业过程中资金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指出外出劳动力的婚姻状况、入伍经历、地区和职业经历均对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产生影响。
三、农民工收入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概念，是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也称为进城务工人员，是指兼具农民与工人身份的劳动者，户籍身份还是农民、有承包土地，但是主要从事非农产业、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员，包括在第二、第三产业中的劳动者。
国内一些学者也对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周其仁（1997）、都阳（1999）对农村迁移劳动力进行深入的研究发现，教育、培训、专业技能等在劳动力迁移决策及收入的提高方面有决定性的作用。高文书（2006）在对五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基础之上，对进城农民工的就业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得到进城农民工的特征、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及收入的影响因素。卢志刚、宋顺锋（2006）利用天津的调查问卷数据，运用多元分析统计方法，对农民工收入的微观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户口状况、年龄、在本岗位的时间、经验、文化程度、企业的所有权形式以及合同有效期长度等都有显著统计意义。曾旭晖（2004）以成都市进城农民工为研究对象，从人力资本的收回机制上分析了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状况。研究表明进城务工人员的教育收益率很低。严于龙（2006）利用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调查数据进行了条件分析，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栾敬东（2003）通过对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苏群和周春芳（2005）利用2004年江苏省的调查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在对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定性描述的基础上，对农民工收入决定的人力资本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培训状况、打工时间、性别及婚姻状况等，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显著。高嵩、焦宝松和王建（2006）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决定农民工收入的户籍制度、教育水平和工作年限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尝试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魏众（2004）根据1993年的中国营养调查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提取健康指标，探讨了中国农村地区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劳动参与及非农就业机会，健康状况显著的影响，但是对工资决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张车伟（2003）运用来自中国贫困农村的数据，系统地研究了营养、健康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几乎所有的营养和健康方面都影响到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
总而言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推进，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呈现出了加快的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当前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这一系列的转变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新时期劳动力的流动，一方面改变着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同时也逐渐使自己的身份出现变化，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化社会、实现自身的身份转变。农民工作为当代中国城市的特殊群体，农民工的生存、生活问题对于建设城市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农村，同时也取决于农村劳动来的转移，这是决定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通过研究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对于推进城镇化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农民市民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蔡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2] 丁守海.农民工工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一项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 （4）： 56～62.
[3] 辜胜阻，简新华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4]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125～136.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 23～30.
Doeringer和Hole(1971)通过对美国低工资劳动力市场的观察和研究发现，旨在提高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能力的人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因为高、低工资者或在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别并不大，于是他们认为有理由把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分割的，且被分成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具有以下特征：(一)工资：一级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工资较高且工资分布曲线陡峭；二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较低且工资分布曲线扁平。(三)任职要求：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任职者必须受过一定的教育。而且对有些工作来说，培训是非常重要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任职者的教育和培训的要求非常低，雇主一般不对员工进行培训。(三)流动性：一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是纵向的，而且一般在公司内部流动，体现为升迁机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则基本上是横向的，这种流动不是体现为升迁，而是就业转换。(四)失业风险：一级劳动力市场员工被解雇的可能性较小，就业稳定；二级劳动力市场的个人则面临着较高的失业风险。简而言之。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本质是“同工不同酬”。
根据分割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对中国城乡劳动力是否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则可以化为对下面四个问题的回答：(一)在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的工资分布曲线上，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大致分布于曲线的左右两端；(二)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否有显著差别；(三)在人力资本可比的条件下，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进人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岗位就业；(四)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就业的稳定性是否有差别?如果有，分别是什么样的?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而第二、三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第四个问题的回答是对上述判断的进一步印证。
二、中国城镇与农村劳动力分属于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判定
根据上文所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判定标准，计算城镇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工资与平均受教育程度，目的在于验证“同工不同酬”，这一点是判断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核心。理论上判断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位置，应当把城乡所有非农就业的劳动力按工资水平从低到高捧列，计算每一个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频数，并考察是否存在以下现象：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低的一端，城镇劳动力大都集中于曲线上工资水平较高的一端。此操作实施起来的困难在于每一工资水平上城乡劳动力数量的统计。可以通过下述方法替代：计算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如果城镇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劳动力在工资分布曲线上的分布距离越远，则此比值越小。上世纪90年代之前，这一比例相对较高，但逐年缓慢下降。而在1990年这一比例急尉下降，此后总体上一直呈现下降趋势。在乡镇企业就业是农村非农收入的重要渠道之一，而90年代初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转折点，这可能是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工资之比剧烈变化的原因。
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利于增加收入。获取较高的工资应具备相应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是否体现了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尚需进一步考察。以受教育年限衡量人力资本存量水平，从表1来看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外来劳动力中无论是农村迁移者还是城市迁移者，其文盲率均低于城市本地劳动力。农村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小学到中专的水平，占89.4％；城市本地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分布与农村迁移者相似，小学到中专水平的比例稍低，为85.9％；城市迁移者受教育程度主要集中在初中到大学本科，比例接近93％，明显高于农村迁移者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在相应组别上的比例，这可能是因为只有人力资本存量较高才能克服外地人身份在就业上的劣势。如果按照文盲半文盲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中专为12年、大专及以上为16年给受教育程度赋权重，则农村迁移者、城市迁移者、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9.5年、12.4年、9.7年。农村迁移者与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农村迁移者的受教育年限约为城市迁移劳动力的77％。农村迁移者大体上涵盖了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是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的重要代表，前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可以反映后者的这一指标。
表1仅是反映了2000年城乡劳动力的受教育情况，表2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状况。此处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既包括农村迁移者也包括留在农村当地的劳动力，而后者的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前者。故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迁移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高于农村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即表2中最后一行的数值，注意到2000年的数据的确印证了这一点。由于城市的教育推行情况很好，国家的教育政策稳定推进，可以推断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循序发展的过程，2000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年，此后与此前各年城市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应在9.7年上下变化。同样农村家庭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情况也是平稳的变化，如表2所示。如果给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之比绘制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走势将十分平稳，同时可以发现农村迁移者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并不悬殊。另一方面，如图2所示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工资与职工平均货币工资之比曲线的走势相对不平稳，且工资的差别大于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别。以2000年为例，农村非农劳动力人均收入与城镇劳动力人均工资之比仅为0.38，而二者在平均受教育年限上相差无几。根据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如果人力资本存量相差无几而工资水平差别很大，或者工资水平的差别大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别，则不能否认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的存在。至此，有理由认为城市劳动力与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
三、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特征
农村迁移者的就业相对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合计占82.4％，并且仅在这4个行业中，农村迁移者的就业比例要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除了农林牧渔、采掘业外，城市迁移者在所有其他行业的就业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城市本地劳动力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
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4个行业中的比例小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在其他行业的比例都大于平均分布的比例。因此，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农村迁移者与城市迁移者、城市劳动力相比而言。更多的分布在平均收入较低，工作条件较差，发展前景暗淡的行业中。
农村迁移者主要集中在商业服务业人员、生产设备操作人员两种类型，两者比例合计为83.3％，大约是城市劳动力的1.7倍，是城市迁移者的1.5倍。农村迁移者仅在这两个职业类型的就业比例大于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分布。各类劳动力在就业的职业分布上是不一致的。此外，农村劳动力更换工作频繁。深圳市农村非农就业劳动力进城后更换工作的比例接近40％，其中更换过3次及3次以上的占3.4％，更换过2次的占17.4％，更换过1次的占18.9％。可见，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较频繁地更换工作。在传统正规部门即“单位”里工作的城市居民，由于其工资、福利待遇等与“单位”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更换工作的比例较低。而大多在私营或个体企业等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市农民工。其工作往往具有临时性。农民工往往根据对工资、工作环境满意度以及自身社会网络资本积累和择业能力。决定是否更换工作。虽然农民工能较自由地更换工作，但往往很难进入城市劳动力所在的工作岗位。
一、户籍歧视介绍
根据劳动经济学对歧视的定义，它是指由于个人具有某一群体的特征，而遭到的系统性的不公正对待。例如，我们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依据户籍制度划分雇员群体并实行不同待遇的行为称之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包括两种情况，一种为统计性歧视，是指雇主在确定就业岗位和工资水平时，由于获得的雇员信息不完全或不确定，而根据群体的特征来代替个人特征帮助自己做出选择。例如，如果雇主相信，一般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生产率会低于城市的劳动力，即使在没有对特定个人户籍有偏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做出对农村劳动力不利的决定。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户籍歧视则完全来自于“偏好性”，也就是说，雇主在确立岗位或工资水平是完全依据户籍的不同来制定标准，而削弱其他个人特征的作用。事实上，户籍歧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形式被规定下来的，雇主被迫接受，是一种劳动力市场制度性歧视。
二、户籍歧视的实例差额法分析
（一）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
我们抽取2007年几个发展水平相似的省市的企业，得到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平均值约为6.57元，城市劳动力的月工资平均值约为14.38元的结论。在分析差额时，本单位工作年限对于解释收入差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工作的时间越长，工资收入就会越高。当然受教育年限也是影响工资收入的相当重要的变量，受教育年限越长，工资收入会越高，并且年龄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一般来说，年龄越大，工资收入会越高。由以上因素，简单构造出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特征比较表（参见表1）。
（二）计量经济分析
对上述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分析，首先对模型中使用的变量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预期非农工作年数对工资收入产生正方向的影响，但是工作年限对收入的影响可能并不是线性关系。随着工作经历的延长，他对工资的收入影响会越来越小，所以其平方项系数为负，以及预期受教育年限和年龄对工资收入有正方向的影响，图表分析如下（如表2）：
三、差额法分析
我们以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的情况说明，Wa与Wb分别表示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现在假定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与农村迁移劳动力拥有同等时间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为w2，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工资为w1，工资差额为w2-w1；第二种情况是假定城市劳动力本身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年龄和受教育年限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此时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3，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为w1，且城市劳动力的工作年限与受教育年限都高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此时工资差额w3-w1；
我们的理论认为，在w3-w1的差额中，我们排除了因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再排除了教育年限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以及年龄不同造成的合理差额，但是w2-w1的部分无法解释，属于收入歧视造成的不合理的工资差额。
根据差额法所计算的结果，工资差额中有（w3-w2）/（W3-w1）是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不同所引起的工资的差别，（w2-w1）/（W3-w1）是歧视造成的。
再参考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城市劳动力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同一职位而表现出的工资差异，75.94%的比例是合理的。源于城市劳动力有较高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和年龄水平，但有24.06%的比例是不合理歧视造成的。上述事实证明，收入歧视行为是存在的，并成为导致不平等工资收入的一部分原因。
四、户籍歧视的后果及改善措施
首先，户籍歧视不仅会对被歧视者――农村迁移劳动力产生影响，也会对做出歧视行为的雇主造成损失；其次，如果长期存在歧视性政策，必然会形成一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当农村迁移的劳动力在城市感受到的相对贫困达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就会重新迁回或回迁，这可能造成城市化进程无法向前。最后，当劳动力市场存在的歧视和扭曲非常严重，农村迁移劳动力感到的相对贫困意识非常强烈时，他们还可能会对政策不满，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
因此，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歧视性政策，消除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使农村迁移劳动力融入城市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一个城市的健康城市化和经济发展都非常有必要。所以在提高外来劳动力工资水平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为其提供培训等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更规范的用工制度以保障外来劳动力的合法权益，降低外来劳动力的受歧视程度，从而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
五、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