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5:1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进程的重要标志。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城镇化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显得愈加重要。坚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河南省连续多年国民生产总值稳居全国前五，仅2015年上半年全省GDP为16736.55亿元，比2014年同期增长7.8%，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个百分点，然而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却一直低于全国水平。以2014年为例，河南省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以增速8.9%领先全国排名第五，但2014年城镇化率仅为45.2%，低于同期全国城镇化率54.77%水平的9.57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排名中仅高于甘肃云南贵州四省份排名，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已成为河南省持续健康发展的羁绊，也是未来河南省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水平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对城镇化水平究竟有何具体的影响，到底该如何推进区域经济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是本文探讨的关键。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检验，对河南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并探讨二者协调发展的关系。
一、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
1、内涵
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指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和谐互动的关系。协调的本意为和谐融洽、友好互补，强调整体性、一致性、多系统或要素综合发展的过程。协调发展是系统内或系统间各要素通过长期磨合形成的各种良性互动关系，从而使得系统整体功能最优或效应最大化。区域经济协调归根到底是区域内各系统要素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和谐、融洽。城镇和区域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因此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有协调发展的问题。区域内部各经济要素之间的协调以及各要素与城镇化体系的协调发展是保证城市经济繁荣、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城镇化质量提升的重要前提。
2、关系
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包含了互促共进、互为因果关系的复杂动态过程。
（1）区域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体系的形成和演变。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依赖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带来区域内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转变，收入、消费结构的变动引起了需求的变动和技术的革新，从而导致农业产值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和服务业产值比重不断上升，使投入与产出开始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三产业大规模的转移，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工业化发展为城市的形成演变和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充足的物资需求，资本和人口向城市的高度集聚、城市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又促使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程度往往决定着城镇的规模大小和发展潜力，区域经济内部的各项分工也决定着城镇的基本经济活动和功能的形成与发挥，区域内的各项经济活动最终都要以城镇空间作为现实载体来得以运行。只有在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才能实现城镇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从而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
（2）城镇化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城镇化使人口和资本由原来的分散无序状态转变为集聚有序的状态，并能够通过内部结构调整优化，使原来粗放的资源密集型产业部门逐步向城市边缘地带转移，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管理和控制职能开始向城市集中。一方面，城镇化引起的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以及产业区位的置换，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资本、技术及劳动力资源，使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另一方面，粗放型产业向城市边缘地带的转移又通过辐射带动作用促进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的出现，使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向农村地区传播，为农村城镇化创造了发展空间，从而对整个区域经济区的全面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相辅相成，区域经济内部各要素从各方面影响着城镇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1、指标的选用和数据来源
明确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的内在关系，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来确定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具体影响。本文采用河南省17个地级市的数据作为整个区域发展的例证。根据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的理解，在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获得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结合河南省自身的特点，从实际情况出发，并借鉴大量已有的相关研究，从多个角度选取了反映河南省区域综合经济实力的7项具有较强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以展现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解释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具体影响。下面分析中所采用的反映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水平的指标分别为X1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3人均工业增加值、X4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X5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X6乡村非农产业人员就业比重、X7工业废气烟尘排放量。本研究会将上述7项反映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和“Y城镇化率”这一显著体现城镇化水平的指标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建立城镇化率与各主要变量间的线性关系模型。
依据以上指标体系，以河南省17个地级市2014年底的各项相应指标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数据资料来源于：2014―2015年《河南省统计年鉴》；201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河南省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计算整理如表1所示。
2、模型构建和参数计算
假定区域经济的各个影响因素与城镇化率Y的关系是线性的，则建立河南省城镇化水平与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Y=？茁0+？茁1x1+？茁2x2+？茁3x3+？茁4x4+？茁5x5+？茁6x6+？茁7x7+？着
其中？茁0……？茁7为待定参数，？着为常数。
使用SPSS18.0进行线性多元回归分析，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分别检查X1……X7这七个反映县域经济水平的指标与Y城镇化率的相关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样本的统计结果显示城镇化率Y与X1、X2、X3、X6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与X4和X7呈正相关，但相关关系并不显著。Y与X5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回归方程拟合优度检验见表3，判定系数R2=0.917，调整后的R2=0.853，复相关系数R=0.958，这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模型中的相关变量能够解释城镇化率。回归模型表示如下：
Y=0.005X2+0.011X4-2.298X5+
0.312X6+（3.569E-5）X7+17.375
3、实证结果分析
（1）人均地区国民生产总值X1与工业增加值X3均与城镇化率Y呈显著正相关，但X1和X3并没有被写入回归方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拉动作用有限。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现阶段河南省经济特别是工业化的发展与城镇化发展并未实现有效结合、协调同步。河南省经济总量大，但人均水平低，整体经济实力较弱；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有限，使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二是缺乏规模以上的大城市使得中心城市的增长极及辐射带动作用发挥受限，降低了对周边县域及农村地区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现阶段河南省18座中心城市中规模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有5个，且从《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2015》公布的结果来看，河南省仅4县入围全国百强县榜单，而人口相似的山东有16县市入围。区域经济尤其是工业化的实力不足，减缓了河南省城镇化进程。
（2）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没有发挥。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加速推进城镇化，是一条大多数农村走向城镇化所必经的道路。相关性分析显示，河南省城镇化率与第三产业成正相关，但相关关系并不显著，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增加1单位，会引起0.011个单位的城镇化率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河南省区域经济中第三产业对城镇化的带动力度并没有发挥出来，影响较弱。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第三产业总体上呈现显著的上升态势，对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基础薄弱、发展较为缓慢，对经济增长尤其是对区域内城镇化水平提升的贡献率仍显不足。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结构的优化，也阻碍了河南省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3）从回归方程可知，当其他变量都受到控制后，城乡收入差距比每增加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就会降低2.298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城乡收入差距对城镇化起着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由于河南省人口基数大、农业生产效率低、现代工业基础薄弱且起步较晚等，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整体不高，全省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仍然在全国平均线以下。虽然近年来经济的增长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改善和提升，但在人均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却在不断拉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民收入基数低、城乡差异的经济政策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使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乡间人口、资源的流动，抑制了城镇化速度的提升。
三、结论与对策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区域内各项经济指标与城镇化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区域内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工业增加值以及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三项指标，并没有充分发挥其推动城镇化水平提升的潜力，而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河南省城镇化水平进程中的重大阻力。推动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各要素的协调发展，应成为未来河南省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项迫切任务。
对此，本文建议从河南省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加快工业化与城镇化的融合，实现区域经济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一是通过发展关联性主导产业，强化产业对省内各地级市经济的支撑，着力引导特色产业集聚，在各地级市原有工业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精深加工水平并加大产品科技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同时注意工农业协调并举发展。二是要加快城镇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市场发育，发挥其吸纳劳动就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调适产业结构和拓展城镇化发展空间的积极稳健作用，通过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区域综合实力。三是在强化经济功能的同时，要致力于消除政策壁垒并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和人力资源的培育力度，提升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多予少取，从根本上为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效转移创造条件，使农村劳动力真正融入城镇。
参考文献
[1] 徐春祥、韩召龙：新型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2015（8）.
[2] 程开明：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度研究[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0（9）.
[3] 张英、周伟：黑龙江省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8（3）.
[4] 黄庶冰：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J].商业时代，2014（20）.
[5] 李妍、薛俭：中国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性分析[J].城市问题，2015（1）.
一、黄河经济带发展概况
黄河经济带在中国的经济地理研究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而且是多门学科及经济发展的研究热点[1]。黄河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宏观经济布局的重要地带，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和重化工业产业带，具有丰富的煤炭、天然气、水能、钢铁、有色金属等资源，还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畜产品、奶产品等的重要产地。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因子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为了全面了解黄河经济带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结合黄河经济带的实际情况和具体问题，根据客观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分别从产业结构、经济效益、经济总量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方面，共选取了九个指标，构建了黄河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二）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价
运用SPSS21.0软件，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标准化数据得到相关系数矩阵，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抽取主因子，特征值大于1或者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即为主因子，在本文中主要选择了2个主因子，这2个主因子的累积贡献率达到了93.534%，这对于原始的各个指标都有较强的代表性，可以反映原始指标的绝大部分信息量，我们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转换，则主因子和旋转后的因子特征值和贡献率如表一：
将原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因子旋转，得到旋转后的主因子矩阵（表二），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示抽取的主因子与原始指标因子之间的关系，即二者之间的关联程度。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大，表明两者之间的相关程度越大，则主因子对原始指标的代表性就越强。
分析旋转后的主因子，可以看出，第一主因子对七个原指标因子的载荷都超过了0.9，这七个原指标因子分别是城市人口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第一主因子对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和居民生活水平等指标的代表性很强。第二主因子对2个原指标因子的载荷超过了0.9，这两个原始指标因子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说明第二主因子在经济总量的代表性很强。
通过因子分析和主成分法抽取主因子，将各正交旋转因子的贡献率占主因子总累计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根据旋转后的主因子的贡献率和各个地区主因子的得分，可计算得出各个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得出表三：
三、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黄河经济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且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较大，因而必须尽快地对黄河经济带的经济发展进行整顿：首先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更加完善其基础设施，创造更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不阻碍其自身发展的同时，以先富带动后富，帮助其他地区的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这是减小区域差异的一种有效途径。其次加强创新人才的培养。再次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发达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为发展落后地区起带头作用。最后根据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同实施有差别的梯度区域税收政策。需要构建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
参考文献
关键词：区域经济；效用函数评价；ASTU；综合评价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y；utility function evaluation；ASTU；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20-0035-04
0 引言
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意义重大。一个国家，如果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将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然而，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我们不能仅片面考虑一个地区某一时段的GDP发展水平，还应该考虑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近年来，由于不重视环境因素的影响，京津冀雾霾、松花江水污染、黄浦江死猪事件等层出不穷的公共环境事件一次次给粗放发展模式敲响警钟――不可唯GDP式发展。
过去，一些专家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归结起来可以分为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但大部分学者使用的仍然是静态方法。静态评价方法主要使用的是：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法以及神经网络方法等。这些研究都是对某一年各地区经济发展有关指标数据进行的评价，确实能够较好地反映某一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但是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多数文献都仅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各因素数据进行评价，而较少或者忽视了对环境污染各因素的分析，缺乏综合性；其次，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往往带有很强的时滞性，如产业政策、政府投资、环境治污投入等，一般不会在当年就产生明显效应，而是要时滞到下一期甚至而后许多年后才会产生效果，因此仅对某年各地区数据做静态分析的方法有待通过动态分析进一步完善。
本文在传统效用评价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引入齐次函数假设，创造性地优化了传统效用函数评价方法的上述缺陷，构造了评价区域经济与环境发展的综合指标ASTU，并运用该指数客观地对中国2014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针对评价结果，给出了有启发意义的政策性建议。
3 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3.1 结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沿海江浙一代的排名都比较靠前而内陆宁夏、新疆等地的ASTU排名却比较靠后，我认为这主要是浙江、江苏等地的经济发展较快，当地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水平，即跨越了“先污染”这一阶段，地区开始进一步重视环境保护投入，很多重大污染企业向内陆搬迁，“后治理”效应显著。而青海新疆等地由于经济发展缓慢，加之环境保护没有明显优势，因此排名靠后。特别应注意，从排名中看到上海、北京等地排名在中等偏后水平，原因可能是本次评估中所采取的经济指标主要是综合指标，并没有采取人均指标，比如河南在人口和地理面积远远大于北京上海等地。总体而言，本模型对传统效用综合评价模型改进效果较为理想，结论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很好地克服了传统模型缺乏客观性、有一定滞后性以及没有考虑环境因素的缺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3.2 政策建议
要使经济与环境能和谐发展，就是要尽可能地增加省区指标数值，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ASTU∝f1（x1，x2）+f3（y1，y2，y3）-f2（z1，z2），其中x1、x2、y1、y2、z1、z2分别表示“生产与人口因子”、“消费与外贸因子”、“化学气体排放因子”、“工业废物污染物排放因子”、“城市空气中有害气体或固体含量因子”、“污染治理投资因子”及“植树造林投资因子”。从单纯提高ASTU角度来看，省区应该扩大生产鼓励消费，制定相关环境污染排放标准并加大环境污染投资，以提高地区综合竞争实力。具体建议如下：
3.2.1 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从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可知，一定数量企业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若政府在一定行业内组建大的企业集团，那么直接影响就是：①行业中区域参与人的数量会一定程度减少；②加强了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治污能力，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因子的上升，更有利于环境污染因子的下降，因而区域总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提高；③由于企业规模经济带来的集团收益的增加，企业有更大的积极性去扩大生产，同时政府也利于征税以及划分产权，根据博弈理论中的“智猪博弈”原理，小企业将有机会搭便车，致使社会总污染也会减少。因此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ASTU数值。
3.2.2 健全绿色贸易政策，实现绿色外贸增长
在经济发展指标中，进出口贸易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子。然而，随着我国逐步的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获得的提高。许多发达国家将那些能源/资源密集型、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虽然发展中国家外贸高速增长，但是紧随而来的是环境的大幅度下降，这样社会总效用ASTU的数值增长幅度不大。因此，我国必须健全绿色贸易政策，实现绿色贸易增长。具体建议如下：①从产品、企业、行业三个层面，综合制定并运用环境关税、基于环保目的的市场准入与准出等政策措施，采取禁止、限制、允许、鼓励等手段，改变现有贸易体系和状况，减少由于贸易导致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②充分利用WTO框架下的环境保护条款，积极应对国外我国限制稀缺性矿产资源产品出口的贸易纠纷；③尽快出台《关于加强我国对外投资和援助中环境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和《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环境行为指南》，提高中国海外企业的环保意识和环境管理能力，强化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和援助机构的社会责任，密切关注对外投资企业的海外环境行为。
3.2.3 提高公众意识，引导社会参与
在经济发展指标中，人口与消费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为了提高总效用指标ASTU数值，就应该做到：①鼓励公众绿色消费；②扩大环境保护意识的全民普及，引导公众参与；③协调人口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多增加污染治理投入。从世界范围看，公众的参与极大地推进了环保事业的发展。公众既需要参与有关环境与发展的决策过程，特别是参与那些可能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社区决策，也需要参与对决策执行的监督。并且公众可以凭借其强大的群众基础和舆论声势，充分发挥环境诉讼的作用，通过对企业施加外部压力来实现其监督作用。这将从另一方面促进环境污染指数的减少。
3.2.4 不断研发高新技术，鼓励绿色技术革命
高新技术水平的不断研发，不仅可以有效降低一些行业的生产成本，形成规模经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经济因子数值，而且还能够加速环境处理与控制的力度，减少环境污染指标的数值，从而增大社会总效用ASTU数值。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投入，对研发绿色技术的企业予以补贴或者奖励同时也应当加强高校对相关技术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3.2.5 优化环境税收政策
根据经济学中外部性理论，环境污染的造成是由于社会边际成本与私人边际成本矛盾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一矛盾，本文建议：①继续稳步开征环境税；②推行污染排污标准收费改革，扩大征收排污税范围，避免收费重复和遗漏，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的污染排放水平，制定差别的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鼓励企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行。排污税的征收会扩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因而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因子的数值，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社会总效用指数ASTU数值。
3.2.6 明晰排污产权登记，优化排污产权政策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科斯（R.H.Coase）提出了有名的“科斯定理”，即明晰产权将会达到污染治理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明晰产权将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指数，有利于提高社会总效用水平。我国的排污权交易政策经过10多年的探索，目前正处于试点深化阶段。本文建议：①出台《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管理办法》，着手在全国电力行业开展二氧化硫的排污交易，完善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交易的政策机制和配套措施建设；②修订《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单行法，明确排污权有偿取得和排污交易的法律地位；③严把排污交易的审批和许可关，加大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及制裁力度，提高污染企业和超总量排放的违法成本，为排污权交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3.2.7 强化污染物减排和治理，健全节能减排约束机制
对环境污染的类别进行有效规整，实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加强重点湖库及河流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加大重点跨界河流环境管理和污染防治力度，加强地下水污染防治。推进火电、钢铁、有色、化工、建材等工业行业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治理，加大机动车尾气治理力度。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控制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探索建立低碳产品标准、标识和认证制度，建立完善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制度，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优化能源结构，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健全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和标准，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考核，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消费、建设各领域各环节，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3.2.8 强化定量进行经济环境评定，健全标准化监督体系
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进行分类评定，综合评价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质量效益、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吸纳人口等。完善覆盖全国、统一协调、更新及时的动态监测管理系统，对经济增长情况和环境污染状况进行跟踪评估。并加强对重大环境风险源的动态监测与风险预警及控制，提高环境与健康风险评估能力；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完善环境保护科技和经济政策，加强环境监测、预警和应急能力建设，不断推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肖蓉蓉.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D].长沙：湖南大学，2007.
[2]张学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批评综论[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9（05）：51-56，61.
[3]张玉霞.环境污染治理途径的经济学分析[J].理论学刊，2005，08（8）：36-38.
[4]张元鹏.微观经济学（中级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2007：468-477.
[5]牛瑞涛.因子分析模型在环境污染专题制图中的作用[J].地理信息世界，2009，12（6）：72-77.
[6]张文彤.SPSS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13-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