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5:1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作者简介：王剑，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金融学博士研究生，从事金融理论问题研究；万解秋，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金融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068-05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问题受到了空前的重视，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及其有效性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在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手段中，货币政策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为何行政手段和直接干预往往在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这些问题在今天是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的。因此，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对于提高货币政策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危机以来货币政策效果面临考验
长期以来，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理论上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政策实践上也有不同的分析评价方法的问题，有关货币政策的实施方法和手段的争论可以说是由来已久。[1]
今天我们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政策实践来看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 则讨论更具有现实意义。在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了少见的动荡危机，银行体系出现了战后最为严重的危机冲击，大量证券化金融资产价格暴跌，一瞬间大量资产就化为乌有，大量金融机构由此陷入危机，银行机构几乎都跌入了深渊，收缩信用以求自保导致金融市场进入了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金融危机出现了全面扩散。美国和其他的发达经济体先后进入了全面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引发了市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银行信贷机构出于危机应对实施信贷收缩，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危机的形成。
在金融市场陷入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和货币当局也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形成了积极的介入市场的政策调节和货币政策的反危机措施。这些行政性的政策工具和一些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应用，都成为了危机时期的反危机宏观调控。然而，要对这些行政介入和货币政策作用效率进行即时的评估是十分困难的。大量的分析推论是一些自我肯定和逻辑的推导，并没有实践的证明意义。
从货币政策的形成及其作用方式看，它的作用及其有效性也是充满着矛盾和对立的评价。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政策出现之前，货币的作用存在着中性和非中性的争论，对立的观点主要集中在货币对于经济增长有无实质性的作用，中性论者认为货币量变化只能对价格、商品和资产的价值衡量产生影响，但不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那么，货币中性的话，货币政策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看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伴随着凯恩斯主义兴起的货币政策，被赋予了可以影响货币利率，进而影响投资和消费的工具变量，货币政策也就成为了影响投资和消费支出的重要宏观政策变量。今天，继续实施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和就业，其政策面临着传导机制和投资刺激方面的种种考验。
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有效性看，货币政策工具及其作用过程一般被设定为货币流量变动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投资和消费者的决策，最后影响市场的支出水平，这种传导机制也就是一种货币传导机制，银行、企业和消费者都是受市场利率影响而作出及时反应的主体，它们的行为变化直接体现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这种假设的合理有效性是建立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上的，利率信息的传导没有任何的阻碍因素，经济主体的反应是及时而且理性的，那么，实际的运行状况如何呢？我们知道，货币政策当局改变的只是基础货币供应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债券买卖来改变货币流通量，通过货币流通量的改变来影响市场的利率水平，因为货币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改变，而市场利率水平的变化会影响到投资和消费的机会成本，这就可能改变当期的实际支出水平。这个完美的传导作用过程及其影响能力在理论上有效，但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检验。[2]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和后来的理性预期学派从传导机制和预期变化方面证实了这种假设的不合理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无法得到证明。
从金融危机后的政策调控实际过程看，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面临的挑战主要源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货币当局改变基础货币流量，并不等于知道了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即M2的变化量；二是即使已知实际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也无法获得市场利率变化的信息，难以控制利率水平，这是一个多变量影响因素；三是即使获知了利率水平的变化幅度，也难以测算出投资和消费的可能变化幅度，因为投资消费主体调整支出受多重因素决定，利率是其中之一，而且可能是次要变量；因此，假定利率调整就会调整支出的结论并不能成立。可以说，即使是在一个完美的市场体系中，货币当局操控基础货币量的供给机制，也无法获知最终实际投资消费支出的变化量，这是很显然的。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市场体系中，这一政策调控的结果更是有限的而且效率不明。
这种政策无效性的假设也得到了实践的证实。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效果看，投资和消费的变动在市场体系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货币政策的调整因素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作用，是一个难以分离和证明的问题。在实际的刺激过程中，激进的货币政策并不能形成投资支出的扩张，不管中间关节是否出现问题，基础型货币量扩张松动无法实现投资和消费支出的推动，即使像美联储实施连续的货币量化宽松政策QE1、QE2、QE3，对于投资的增长和就业的增长效果十分有限，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续的货币扩张反而带来了通货膨胀的隐患，并导致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陷入了停滞和通货膨胀的两难境地。滞胀的出现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欧美日各国目前都面临着严峻的滞胀挑战。[3]
如果从货币政策的中间环节看，其传导效率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我们已经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基础型货币的可控性不能解决市场实际流通中货币量（M2）的可控性，在实际货币流通量的形成过程中，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反应产生了不同的预期和作用力，银行和企业公众作为交易者具有独立决策的能力，它们的预期与行为最终可以改变货币实际的形成量，这已是为实际市场运行所证实了的。大量货币投放后并未形成货币实际供应量的增加，信贷流量和投资变动也不清晰，出现了所谓的“货币失踪”，货币供应从源头到实际流通市场的数量变化难以控制和测算。而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于实际利率的冲击影响也存在着难以测算的问题，这其中涉及货币流通速度、货币超额储存、货币溢出量等多重因素影响，导致市场利率的变化难以预测。那么，利率变化的实际程度有无把握的机制和方法呢？新凯恩斯主义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法，那就是根据市场利率的短期变化来判断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实际状态，再进一步参考市场就业率水平和通胀水平，来决定货币供应量的政策走向。[4]这种方法已经放弃了寻求利率与货币流通量变量关系的做法，确认利率的变化是由货币市场和商品流通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转而通过认识利率的变动来确认货币市场的实际供求关系变化水平，这就是货币政策调控中著名的“泰勒规则”。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今天看，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当局先后推出的货币数量宽松政策，都有着“泰勒规则”的影子，它们都盯着市场利率和就业率的实际变化，而并没有在意一国当时流通中有多少货币。这一政策操作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传统货币政策作用的传导要求，也摆脱了对流通货币量测算的困扰，直接面对利率、就业率、通胀率等市场要素，这对于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货币政策变化对于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实际经济增长水平和货币流通量之间的复杂关系给货币政策操作提出了难以解决的难题，形成了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盲目操控和效率黑箱。
二、货币政策操作的难题：有效性确认困难
今天，对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体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实际的政策操作效果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必然形成一种对于什么是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不同解释，也就是说，可以把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解释为实际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率的上升等指标；也可以把它解释为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率的调整和货币信贷市场的稳定，当然，也有人认为可以将二者连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目标，但实际情况是稳定的结果可以理解为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的回升增长。
如果我们将二元目标结合在一起看，那么今天各国货币当局都是一个失败的政策操作者，它们的货币政策也是难以收效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两轮扩张调节后，实际的货币流通量是不得而知的，其信贷投放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收缩，基础货币投放量宽松后信贷量没有积极反应，金融机构的信贷顺周期行为十分明显；利率的变化也不明显，短期内几乎没有反应；市场的投资和消费量反应也十分冷淡，失业率一直维持在9%左右的高位上，而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处在1%的低位水平上，这究竟是传导问题，还是政策本身的效能问题呢？货币政策难以解释。[5]
其实，所谓的宽货币不等于宽信贷，低利率不等于高投资，说明的就是就业和经济增长回升是一个独立的市场调整过程，与货币政策刺激无关。今天，当我们回顾一下日本央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效果，就会发现这种货币刺激的无效性。为了应对日本国内长期的投资和经济低迷，日本银行采取了低利率直至零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投资增长不明显，通货紧缩的局面一直在持续，也就是信贷收缩和投资消费的低迷一直无法改变，这已经不是货币政策效率的问题了，根本就是投资和就业的变化不受利率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因此，这说明投资消费和就业增长其实是货币流通量以外的独立变量，不可从货币政策的效率角度来解释市场变化。当然，合理的、独立的货币信贷政策是重要的市场保证条件，混乱的、主观随意的政策操控必将破坏市场体系的稳定运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市场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各国的货币当局都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应对措施，政策的效果不一样。一种情况是量化宽松政策导致流动性增加，但信贷和实际投资量并未增加，实际支出和就业量也就不会有影响，如果要评价它的效果，对于流动性增加和通货紧缩的遏制或许是有效的，它促进了金融危机状态下经济和投资的低水平均衡，它的本来面目就应该是这样的。而如果对于货币政策认定了促增长、拉就业的目标，那么，货币政策的无效性就是一目了然的。当前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当货币当局极力扩张基础型货币供应量和增加流动性投入量时，在很长的时间里，一年或一年以上，实际的信贷投放量不能有效增加，我们在2008年至2009年的美国和日本，都看到了这种情况。美联储或日本的货币当局实施货币供应扩张的量化宽松政策，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了，但信贷流量并未增加，投资和消费也没有增加，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也难以上升；而物价和通货膨胀也没有出现。这是货币政策目标无效，还是传导机制出了问题？我们经过分析可以知道，这些目标本身就不在可能的政策效果之内，因而就难以收到效果。如果实际市场运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紧缩趋势，那么，低水平的均衡实际上已经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和增长率的上升是另一个目标了。[6]
因此，我们不能把低增长率和低就业率的均衡维持归结为货币政策的无效，这本身已经超出了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范围了。
三、我国货币政策的低效性与机制重塑
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影响，我国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试图形成对于市场支出的积极干预。从货币政策的运作机制看，我国目前一方面在利用货币支出工具调控基础货币供应量，但被认为效果较差；另一方面不得不使用传统的行政操控手段，如信贷指标、信贷配额等直接调节决定货币流通量（M2），甚至直接干预决定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形成了一种复合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那么，如何看待它的政策效果和传导效率呢？总体上说，货币政策扩张的效果具有低效性和行政操控的高成本特征。
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运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市场体系和企业制度市场化初步形成之后，宏观经济调控包括对货币信贷量的调节也就具有必要性了。90年代中期，投资消费的支出决定受市场体系的影响越来越大，经济增长及其波动也形成日益明显的周期性。货币当局也就面临着调节经济增长周期和维持货币物价稳定的问题，积极的货币政策正式走到前台。反周期的积极的货币政策体现的原则就是直接控制或干预货币流通量和支出水平，其目标当然是经济的增长率和就业率等指标，而在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调节趋向于紧缩货币信贷，实现调控支出水平的目的。从以往的政策效果看，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比较明显，复合性的紧缩政策对于货币流通量、信贷量和投资支出规模都有快速的影响，没有货币支持的投资支出是难以维持的，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越强，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就越好。[7]但对于扩张性的刺激政策而言，其政策效果就很不明显了，因为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和消费者的独立决策地位上升，对于市场周期变动的预期强烈，货币当局要改变这种预期是不可能的，要劝告或诱导企业、消费者改变行为也是不可能的，这必然导致反周期的扩张政策失效，政策的传导效果也就不明显，这是必然的结果。要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是难以奏效的，这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应用行政性的政策工具直接干预市场的支出，从而能快速收到扩张的效果。这种假设在近年来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获得了实践验证，它的政策效果值得我们分析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利率货币的松动和基础货币量的扩张对于市场流动性有积极的反应，出现了货币在金融体系内部高速流动，短期资金泛滥，但同期的实际信贷投放量并未见到有效增长，货币政策的支出效应不明显。[8]在欧美国家出现的货币堆积于央行的现象，也出现于我国的货币供给体系。
进入2009年以后，货币信贷投放的松动扩张实施了更多的行政指令手段，行政系统甚至直接规划实施投资项目，财政也积极地配合，出台了4万亿的投资项目计划，银行信贷系统在行政指令下于当年增发了8.5万亿人民币信贷流量，支出的扩张在行政性投资立项规划下得到了实现。我们看到，货币扩张的有效性是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子而已，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也是行政命令的效率而已。因此，货币政策在现实的情况下充其量只是财政政策和行政性支出计划的从属措施罢了，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也具有行政强制的特色，因此，在非市场预期条件下，企业和消费者的预期作用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行政性投资拉动市场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快速回升，甚至出现了过热和投资过度的问题。这个显然不是货币政策在当前过度有效了，利率、准备率、汇率等工具的作用效率也需要考虑在特殊结构条件下的形成的问题。我们近年来大量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也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行政性的投资支出扩张并非货币政策调节的效果。[9]
机制重塑，我们今天面临着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企业预期影响日益强化，这一行为反应与货币政策的行政性调控的冲突日益明显，会严重削弱宏观货币政策的效率。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要么强化政府的直接投融资和行政性的投资体制，弱化市场体系和企业的自主投资决策影响；要么调整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和目标，重新构造一个新的货币政策传导作用机制，形成一种市场体系之上的经济性杠杆体系，提升货币政策的操作有效性[10]。
依托于现实的经济结构与市场基础之上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需要利用利率、准备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经济手段进行操作，在操作目标方向上引入物价和通货膨胀率、就业指数等中间变量作为参数，这样的传导机制依存于金融市场体系，操作上可以放弃直接安排投资项目和信贷配额等可能引发严重弊端的手段，形成一种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作用条件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真正地提升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 谢平. 新世纪中国货币政策的挑战[J]. 金融研究，2000，（1）.
[2]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与货币政策完善[J]. 金融研究，2004，（4）.
[3] 赵振全，于震，刘淼. 金融加速器效应在中国存在吗？ [J]. 经济研究，2007，（6）.
[4] 陆前进，卢庆杰. 我国利率调控面临的困境及政策含义[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8，（5）.
[5]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课题组.商业银行顺周期性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J]. 浙江金融， 2009，（4）.
[6] 黄武俊，燕安. 中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有效性和可控性研究[J]. 上海经济研究， 2010，（3）.
[7] 范从来. 论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J]. 经济研究，2000，（7）.
一、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进入低迷阶段，其传导机制是：美国金融自由化过度，政府对金融风险监管不利，金融衍生产品出现损失，导致其他与之相连的金融产品出现损失，进而导致金融体系混乱，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相互依靠相互影响，顾金融危机很快从一国传导到另外一个国家，形成国与国之间的连锁反应，最终以加速效应或者乘数效应的方式从虚拟经济导向实体经济，最终形成多国多产业损失惨重。所以这次的金融危机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危机，而非某一个因素能推动其传导的危机，爆发似乎不可避免。
（一）国际金融危机形成条件和传导机制
美国经济实力雄厚，美联储连续降息，刺激外来资金流入，外表一片繁荣，房地产经济泡沫越来越严重，再加上美国这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疏于监管的行为，成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一只推手。使得次贷危机发生后世界金融体系处在严重失衡的状态。危机形成的传导机制研究，美国民众的超前消费，贷款消费的方式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而金融自由化和衍生品的泛滥，把资产证券化推到了极端，为这次危机的发生创造了生存条件，并将风险逐步转向全世界。
（二）金融传导机制的深层次原因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 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参考文献：
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初出现于2006年春季,2007年第一季度其影响开始迅速扩散,2008年9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发端于美国的这场危机演变成了全球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影响迅速恶化,从虚体经济迅速扩散到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当前我们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要问题就是:外需减弱导致出口急剧下降,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非常严重。这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更加严峻,因为我国外贸依存度比任何时候都高。
■一、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的传导机制
伴随着金融危机从对虚体经济的影响扩展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对于中国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出口下降。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出口的传导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点:
1、需求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衰退,从而导致国内需求下降,进口额下降。对于出口国来说,外需减弱,将使其出口型企业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同样,外需减弱也是导致我国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作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地,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美国国民的透支消费观念,与此同时,银行信用规模急剧收缩和对未来经济增长的悲观预期更使得美国居民减少当前消费。美国在我国出口市场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占我国出口总额的1/5左右,国民因其消费减少,进口骤减,直接导致我国企业的出口增长乏力。另外,伴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美国的金融危机逐渐演变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对欧盟、日本以及世界其他经济体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各国国内需求都趋于下降,各国经济趋于衰退,这就对世界贸易以及我国的出口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2、汇率传导机制
从理论上来讲,一国发生金融危机通常会导致该国货币贬值,而货币贬值会对该国的外贸带来双重影响:一是因本国出口商品价格下降而增加出口量;二是因进口商品价格上升而减少进口量。但是从贸易额的增减来看,本币贬值是否必然会导致出口的增加和进口的减少,则是不确定的。只有当符合马歇尔- 勒纳条件时,货币贬值才能改善一国的贸易收支,即只有当|dx|+|dm|>1时(dx是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dm是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 ,本币贬值才能够起到扩大出口、减少进口的作用。从经验分析来看,对工业国家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进行统计分析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国家的需求弹性都满足|dx|+|dm|>1的条件,也就是说,工业国家货币汇率下跌将扩大出口,减少进口,改善贸易收支。对于美国来说,美元贬值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但是,对于我国来说,人民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中国出口要想避免外部冲击,就必须以稳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作为基础。国际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国际金融稳定的基础,但这要依赖有效的汇率制度。然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汇率制度难以维护市场稳定。发达国家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为基础,一般实行浮动汇率制,其汇率形成和变动,反映了发达国家经济金融利益,并且能左右国际汇率水平和变动的趋势。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其经济金融发展依附性,只能被动地选择盯住美元等少数几种货币的钉住汇率制。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币值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变化,就会对我国的出口造成巨大的影响。
3、贸易政策传导机制
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往往会更倾向于采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保护国内市场,以维持国内相关产业的生存,这就会相应的减少进口,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出口额。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容易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将对世界贸易产生十分严重的影响。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低迷,美国国会将经济困难归罪于国际贸易,通过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对2万余种进口商品征收高关税,立即引起欧洲国家对美国产品的报复措施,使全球贸易几乎中止。
4、价格传导机制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价格传导机制对我国出口的不利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期,由于美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受影响最大的国家,而美元的国际地位又使得国际原材料价格多以美元定价,这样美元贬值将推动国际能源和资源价格上涨,从而加重中国出口企业的生产成本(进口价格上升) ,进一步削弱我国产品的竞争力,企业出口利润受到进一步挤压, 出口动力下降。其二:在金融危机后期,金融危机进一步向实体经济蔓延,冲击制造业,导致世界经济衰退,而金融危机前世界经济的繁荣导致资源类产品的过度需求,价格被严重高估,这样一旦市场对资源性原材料需求下降,将导致石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骤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然而,外需的减弱,也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出口量下降。
5、贸易融资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投资银行的破产和商业银行的信贷紧缩进一步削弱了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流动性的不足极大地制约了银行对世界各国进出口企业的支持。国外银行对其本国进口企业融资规模的下降,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出口;本国银行对本国出口企业规模的紧缩,也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出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创伤是最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资信、资产、实力确实比不上大企业,商业银行要考虑自己的风险、自己的盈利,因此,中小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6、贸易链传导机制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分工由产品层面深入到工序层面,很多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分为不同的阶段,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并与跨国界的产品内贸易相连接。跨国公司特别是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产品内分工的主体,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在产品内贸易中占据很大的份额。总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国际贸易的形态也从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转变为产品内贸易。
■二、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由于我国主要出口商品是工业制成品,占全部出口的95%左右,进而导致我国工业经济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在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2008年6月份16%一路下滑到11月份的5.4%, 12月降到了5.8%。2009年1―2月份大体在5.2%,仍然没有走出低谷。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全球经济增幅将从2008年的3.7%放缓至2009年的2.2%,低于3%的荣衰分界线,联合国预测2009全球经济微弱增长1%。因此,为了应对外需减弱对我国出口的影响,以及为了降低金融危机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我国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解决。
1、大力开拓新的国际市场
金融危机对美日欧经济的影响比较大,进而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比较大。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经济硬着路,我国必须避免出口大幅度下降,因此,保障出口平稳增长就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工作。我国的出口量比较大,为了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我国必须继续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地区的市场,特别要大力发展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经贸往来,加快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步伐,优势互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
在此过程中,我国要高度重视国际间的谈判与合作。可以利用国家间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将次贷危机作为战略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就利率、汇率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进行沟通,加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危机。由于发达国家质量型的经济已经远比发展中国家数量型的经济具有承受力和抗击力,发展中国家在此次危机中所受打击尤为严重,在这轮金融危机退潮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不平等程度将可能加剧。因此,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开拓新市场时,应该特别重视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与配合,防范发展中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2、构建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自从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着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也与日俱增。随着国际金融的日益深化,许多国家都出台了各种形式的保护措施,贸易摩擦问题进一步凸显。可以预计,在今后2年,对于中国来说,遭遇贸易摩擦的数量将越来越多,遭遇贸易摩擦的国家将会从发达国家扩展到发展中国家,调查的产品将从劳动密集型扩展到技术密集型产品,遭遇贸易壁垒的形式将日益多样化。可见,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日益恶化。可以肯定地说,在短期内,我国难以改变经济发展对外需的依赖性。那么,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就应该高度重视国际经济环境的构建,为出口平稳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帮助出口企业转型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挑战。例如,对外需依赖太大,产业结构调整,外贸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战略等,其实都不是新的问题,早在好几年前,我国政府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政府的长期战略性宏观引导并没有改变企业的短期赢利性目标,导致政策效果不是很明显。这次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部凸显,企业面临的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例如,代工企业对外资企业的依赖性风险,技术水平低下和没有核心技术的发展风险,重视国外市场、轻视国内市场的市场风险,重视短期利润、忽视长期规划的战略风险等。企业是市场竞争的主体,是产业的主导者。面临危机,为了生存,此时企业也有了寻求长期发展的内在动力。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变挑战为机遇,帮助企业转型,加大创新力度,重视品牌的培育。企业转型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问题。
4、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从短期来看,为了应对外部需求减弱,避免出口下降过大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影响,我国应该大力发展内需以弥补外需的减弱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以前的单一外向型经济转向充分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将是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出口制造企业的主要出路。从长期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参与全球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在不断的发展中提升经济的独立性,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性的同时,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内需。可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内需,从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是我国面临的现实选择。
金融危机为我国大力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机遇。目前,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均趋于下降,很多企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甚至部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世界著名企业都面临着倒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购买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急需的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升。我国就可以大量进口高新技术、高新技术设备、先进的工业制造设备,改造我国现有的落后生产方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事实上,我国从事外贸出口的制造企业,无论是生产设备,还是技术水平,都要比一般企业强,这就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了主体基础。另外,外贸型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产品品质,结合国际化视野的优势,找出国内市场需求与企业自身资源的结合点,生产出满足国内消费趋势和需求的产品,开拓新渠道,也可以培育出新的内需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