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7:33:3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青少年问题心理学，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设想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述:首先，现有研究关注家庭对子女成长与行为发展的影响，不管着眼于亲子关系、教养方式、依恋方式还是监控方式，只是家庭投资的某一方面。因此，有必要将亲资作为影响人行为的因素引入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其次，亲资作为人类进化中的典型任务，在家庭投资中无处不在。但由于投资的不确定性，亲资决策也存在风险。再次，人类决策受到其生命史历程的影响。童年经历、贫穷影响个体成长中不同生命事件的发生与发展，这对亲资过程及结果同样产生影响。
问题行为概述
一般而言，问题行为是对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行为偏离社会准则或规范的一种表述。其广义认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个体行为偏离常态标准，影响了个体人格和身心健康;狭义则认为，个体因为无法适应多变的环境，可能形成生理或心理障碍。Achenbach将问题行为分为内化问题行为与外化问题行为。其中，内化问题行为(如焦虑、抑郁等)是指个体身上产生的苦恼或不幸;外化问题行为(如侵犯、行为不良等)是指在周围环境中产生的不安、冲突等。
当然，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产生，不仅受到早期生理、认知和社会性发展的影响，也受到自身所处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系统理论家Bronfenhrenner认为，青少年发展是其所处环境系统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大微系统是同伴和家庭。亲子关系作为家庭系统中最重要的环节，被视为影响青少年行为发展的中心因素。 Trudeau认为，青少年问题行为及负面效应可通过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得以缓冲。父母利用有效监控方式可以规范青少年行为及减少问题行为;相反，如果父母监控不得法，则可能使子女问题行为增加。而长期家访项目实践证实，亲资能带给孩子积极效应，如减少问题行为发生和刑事犯罪、较少依靠社会救济、增加就业及提升健康状况等。
亲资理论背景:进化心理学视野
（一）亲资概述
作为人类进化中普遍存在的典型任务，亲资受到不同理论框架的关注，其中以经济学理论和进化心理学最具代表性。Trivers认为，亲资是父母为增加其后代的生存机会和繁殖能力而进行的任何投资，以牺牲父母在其他子女身上的投资能力为代价，将经济学理论引入亲资过程，聚焦于投资决策中的合理性。经济学理论聚焦投资模式在当下最优化产出，并未重视父母对不同性格孩子在投资上的差异性，相比之下，进化理论重视父母有差别关怀，即孩子所代表价值不同，父母对其时间和资源投资也不同，聚焦于最优化父母长期繁殖的成功性。因此，从进化论观点出发，父母可能选择最大潜能达到成年及对成功繁殖的子女进行投资，从而提高亲代繁殖成功率。
当然，投资作为一种资源分配方式，其预期效应是弥补投资代价，获得高利润。但由于代价弥补和获益的不确定性，投资风险会影响决策，因此，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完整分析再做投资决策。Hlouskova等人认为，家庭不仅决策储存多少，还决策如何将储蓄分配在不同类型财产中使用，而决策意味着风险和不确定性结果。因此，亲资行为也属于风险决策。然而，要阐明亲资在青少年问题行为中的作用，首先要弄清其理论渊源，即亲资为何能在青少年行为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基于进化心理学观点，风险敏感理论和生命史理论为亲资解释青少年问题行为提供独特视角。
（二）风险敏感理论
风险敏感理论源于进化心理学中的觅食偏好研究。Caraco等人认为，人们的动机影响决策行为，而需要驱动决策行为。需要既可能是人们的目标，也可能是底线。Mishra & Fiddick认为，当二者冲突时人们会优先考虑底线。而当个体状态与需要状态存在差距时，便会产生冒险行为。一般情况下，当人们选择低风险、相对安全选项，但又不能满足自身需要时，会选择有一定机会、高风险选项来满足自身需要。Stephens & Kreh、认为，决策者把决策看作是不确定生存环境中寻求觅食回报的行为反应，目的是提高繁殖成功率和适应能力。因此，从进化论观点出发，风险决策行为不一定满足效用最大化，而是规避不能满足自身需要的结果，而后者似乎对解释亲资行为更有说服力。
有研究证实，当个体处于负性情绪、经济不平等、社区暴力等不利环境下，又无法满足个人需要时，会寻求高风险或更容易产生风险的行为此外，不同于其他风险决策理论，风险敏感理论认为，不利情境中的风险行为也可能是一种适应行为，可以帮助个体摆脱不利状态，即风险行为有可能对个体产生有利的结果。因此，亲资风险决策并非是盲目的，虽不能满足效用最大化，却是为适应当下环境做出的最好选择。
（三）生命史理论
1引言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等古训和“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充满感恩情怀的佳句，至今仍广为流传，历经数千年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虽然在我国有浓厚和悠久的感恩思想，但是感恩的科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Baumgarten-Tramer对儿童青少年感恩发展特点的研究(Baumgarten-Tramer，1938)，之后很长时间感恩一直未受到心理学家的重视。直到最近，随着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起，感恩逐渐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Bono＆Froh，2009;Emmons＆Shelton，2005)。感恩是指个体用感激认知、情感和行为了解或回应因他人或物的恩惠或帮助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经验或结果的心理倾向(McCullough，Emmons，＆Tsang，2002)。依据Rosenberg提出的情绪理论，感恩可区分为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两种水平。特质感恩研究表明感恩是促进个体社会适应作用最大的人格特质之一(Wood，Maltby，Stewart，＆Joseph，2008);同时，临床干预研究也指出干预增加状态感恩也可有效减少个体适应不良，同时促进个体认知能力、积极关系、心身健康、幸福感等积极发展(Wood，Froh，＆Geraghty，2010)。即特质感恩和状态感恩均可促进个体社会适应，减少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感恩的拓展建构理论(Fredrickson，2004)、应对理论(Wood，Joseph，＆Linley，2007)、内外在目标理论(Bono＆Froh，2009)和道德情感理论(Mc-Cullough，Kilpatrick，Emmons，＆Larson，2001)等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这一作用。拓展建构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积极情绪，对认知具有启动和拓展效应，能够扩大个体的注意范围，增强认知灵活性，以及更新和拓展个体的认知地图;同时，感恩也可建构个体身体健康、人际支持等个体资源;因此，高水平的认知能力和丰富的资源提升了青少年的适应能力。应对理论认为感恩倾向强的个体在面临风险情境时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应对评价，同时采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包括更多寻求并采用工具性和情感性社会支持，更多采用接近或解决问题的应对策略(如积极应对、计划、积极重释情境、尝试发现发展可能性等)，以及失败后更持久坚持和更少通过物质使用等适应不良行为逃避等。内外在目标理论认为感恩有助于促进个体内在目标追求，减少外在目标追求，而相对于外在目标追求者较多追求财富、名声、形象等，内在目标追求者更多关注建构良好关系、获_得个人成长等，因而内在目标追求者能较好地满足个体的关系、能力和自主三种基本心理需要，三种基本心理需要得到满足的个体能更好地获得积极发展，包括促进幸福感，抑制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等。道德情感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道德情感，可以强有力地促进个体的亲社会动机和行为，而具有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的个体其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较少。上述理论均得到了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一方面，感恩与个体多种积极情绪、幸福感、身体健康、关系支持、亲社会动机和行为等大量积极发展结果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感恩同时又与多种消极情绪(如焦虑抑郁)、躯体症状、风险行为等众多消极发展结果显著负相关(喻承甫，张卫，李董平，肖婕婷，2010)。此外，感恩实验干预研究(Emmons＆McCullough，2003)和纵向研究(Wood，Maltby，Gillett，Linley，＆Joseph，2008)均初步表明，感恩与个体社会适应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前因变量。然而，上述结论大多数是基于大学生等成人群体和临床案例(如越战老兵、美国“9.11”创伤个体等)研究而得到的，当前国内外青少年感恩研究非常缺乏，但现有的研究初步表明青少年是感恩意识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状态感恩干预也能促进青少年的积极发展，因而青少年感恩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Bono＆Froh，2009)。同时，当前感恩研究绝大多数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国内感恩的心理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研究非常缺乏。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下的感恩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下的感恩存在较大差异性，即中西方感恩的内涵及其功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西方感恩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有待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进行检验(喻承甫等，2010)。因此，鉴于感恩对减少个体问题行为的重要作用，以及当前青少年感恩研究的重要价值，本研究拟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并提出假设H1:青少年感恩与其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均显著负相关。另外，近年来，发展心理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指出仅仅探讨变量之间的相关是远不足够的，非常有必要关注其中的过程，即对中介机制的考察(Baron＆Kenny，1986;MacKinnon＆Fairchild，2009;Woodetal．，2010)。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学校联结可能是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之间值得考虑的重要中介变量。学校是学生发展的最主要场所，近年来，美国“全国青少年健康纵向调查(NationalLongitudinalStudyofAdolescentHealth，AddHealth)”调查结果显示，学校联结是学生积极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之一，是学生健康行为、幸福感、学业成就等的直接保护性因子(McNeely，Nonnemaker，＆Blum，2002;Resnick，Bearman，Blum，Bauman，Harris，Jonesetal．，1997)。学校联结是指学生获得的同学和教师支持程度，以及对学校的归属感程度;即学校联结可以通过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个层面加以考察(McNeely＆Falci，2004;Simons-Morton，Crump，Haynie，＆Saylor，1999)。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学校联结能显著负向预测青少年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且学校归属感较之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更为显著(Bond，Butler，Thomas，Carlin，Glover，Bowesetal．，2007;Lerner，Phelps，Forman，＆Bowers，2009;McNeely＆Falci，2004;Simons-Mortonetal．，1999)。依恋理论和社会发展模型解释了学校联结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Bondetal．，2007;李霓霓，张卫，李董平，麦玉娇，王晶晶，邢文利，2009)。依恋理论认为安全型情感联结感是个体心理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社会发展理论由依恋理论发展而来，认为同父母、学校、同伴和社区的联结，以及积极的社会化经历是青少年问题行为的抑制因素。但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的研究仅仅将学校联结的三种成分作为一个整体或“并行”的变量，简单比较它们与其他变量的关系孰强孰弱，而忽视了三种成分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实际上同伴支持和教师支持是学生学校归属感的重要影响因素，二者可能通过增强学校归属感而促进青少年更多的积极学校参与，进而促进其积极发展，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出现。如前所述，实证研究也发现学校归属感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关系显著强于同学支持与教师支持。鉴于相关研究的缺乏，本研究将考察“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问题行为”这种系列而非“并行”的关系。学校联结也可能受感恩的影响，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感恩可能是青少年学校联结的重要促进因子。感恩的社会认知理论认为感恩是一种人际移情情绪，感恩倾向高的个体对人际关系更为敏感，更加注重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因而他们能更敏感地感受到同学和教师的帮助和支持，并表现出更多的感恩认知、情感和行为，这有力地促进了其同学和教师支持(Wood，Maltby，Stewart，Linley，＆Joseph，2008)。同时，高水平的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是青少年学校归属感强有力的促进因子。此外，感恩的内外在目标理论指出感恩可促进青少年内在目标奋斗和成就动机，这有助于促进青少年对学校生活的情感参与(学校归属感)和行为参与，更多的参与使得青少年更好地积极发展(Bono＆Froh，2009)。感恩与学校联结的关系也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支持。Kashdan等人(2009)与Wood等人(2009)研究均发现感恩与个体的积极关系显著正相关，且在控制了广义大五人格30个因素或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之后，感恩均仍具有有效的预测作用。但目前关于感恩与学校归属感关系的研究较少，然而，研究表明感恩可促进学生的学校生活满意感(Bono＆Froh，2009;孙配贞，郑雪，余祖伟，2010)，而学校满意感是学校归属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本研究认为感恩倾向高的青少年更倾向于认为要在学校好好学习、健康成长，这样才能报答父母、老师、祖国和社会等的培育、关爱之恩，即感恩有助于青少年学校归属感的建立。总体而言，感恩可能会增强青少年的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进而提升其学校归属感，并最终促进其积极学校参与，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出现。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学校联结在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之间发挥着系列中介作用，即感恩对青少年的学校归属感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增强同学支持、教师支持间接促进其发展，进而学校联结的三大成分共同作用减少青少年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综上所述，本研究拟考察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的关系，以及学校联结的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大成分在其中的系列中介效应，以期为减少青少年问题行为，促进其积极学校发展提供实证性依据和支持。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被试为广东地区初一至高二五个年级的学生共1217人。其中，男生540人，女生671人，6人性别信息缺失;初一至高二各年级的人数分别为257、277、193、261、229人，平均年龄分别为13.43、14.47、15.39、16.37、17.42岁。2.2研究工具2.2.1感恩问卷该问卷由McCullough等人(2002)编制，包括6个项目，如:“我的生活里实在有太多值得让我感激”，要求被试在每个项目上根据最近半年以来的实际感受进行评价，采用七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其中项目3和6为反向计分题。对项目3和6反向计分后，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感恩倾向越强。该问卷在感恩测量中广泛使用并表现出良好的信效度(Bono＆Froh，2009)，研究也表明其对于我国青少年群体适用性良好(Chen＆Kee，2008)。该问卷在参考香港中文大学J．Leong教授(2009)中译版的基础上，由2名心理学教授、7名心理学和英语专业研究生进行多次直译和回译，本研究数据显示该问卷结构模型拟合较好，没有删题，各个主要的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4.88，RMSEA=0.052，CFI=0.98，GFI=0.93，NNFI=0.98。本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2.2.2学校联结量表该量表包括10个项目，分别测量同学支持(4个项目)、教师支持(3个项目)和学校归属感(3个项目)三个方面。这些项目主要参考了同类研究工具(McNeelyetal．，2002;Resnicketal．，1997)，并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过，信效度良好(Zhang，Zhen，Warren，Phelps，＆Lerner，inpress)。该量表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计算每个维度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青少年的同学支持程度、教师支持程度和学校归属感程度越高。本次测量中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三个分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74，0.66和0.69。2.2.3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在参考以往外化问题行为量表和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青少年的常见外化问题行为自编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调查表。该调查表我们在先前的研究中使用过，信效度良好(王建平，李董平，张卫，2010;Zhangetal．，inpress)。共16个项目，如:“喝酒”、“考试作弊?”、“打架斗殴”等，要求被试对最近半年以来自己在这些行为上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采用五级评分，1表示“从不”，5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外化问题行为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2.2.4焦虑抑郁量表采用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Achenbach，1991)测量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行为。包括16个项目，要求青少年报告最近半年以来自己的情绪体验状况，如“我感到寂寞”、“我神经过敏，容易激动或紧张”等，采用三级评分，1表示“从不”，2表示“有时”，3表示“经常”。计算所有项目的平均分，分数越高表示内化问题行为越多。本次测量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8。2.3问卷施测由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组织，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测试前表达知情同意，征得学校领导、班主任和学生的同意;学生自愿选择填答问卷，作答完毕后现场收回问卷并致谢。问卷完成时间约为20分钟。2.4统计处理采用SPSS11.5软件进行，主要包括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
3结果
3.1各变量之间的相关表1列出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相关分析表明，感恩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均显著负相关，即青少年感恩倾向越强，其问题行为就越少。因此，本研究的假设H1得到支持。同时，学校联结三大成分也与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均显著负相关，即青少年学校联结程度越高，其问题行为就越少，且学校归属感与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关系均显著强于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这为进一步检验系列中介作用提供了支持。此外，感恩与学校联结的三个维度: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均显著正相关，即青少年感恩倾向越强，其学校联结程度就越高。表1各变量间的相关矩阵(N=1211)变量1234561.感恩―2.同学支持0.29＊＊＊―3.教师支持0.32＊＊＊0.25＊＊＊―4.学校归属感0.37＊＊＊0.30＊＊＊0.51＊＊＊―5.外化问题行为－0.18＊＊＊－0.19＊＊＊－0.25＊＊＊－0.26＊＊＊―6.内化问题行为－0.13＊＊＊－0.21＊＊＊－0.20＊＊＊－0.27＊＊＊0.17＊＊＊―注:＊＊＊p＜0.001，相关分析数据为剔除性别信息缺失数据后的1211份数据．3.2学校联结的中介作用检验根据Baron和Kenny(1986)提出的中介作用检验程序，对学校联结在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中介效应显著需要满足四个条件:(1)预测变量可显著预测结果变量;(2)预测变量可显著预测中介变量;(3)中介变量可显著预测结果变量;(4)在控制了中间变量的作用后，预测变量对结果变量的预测系数减弱或不显著。本研究采用层次回归分析，在控制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基础上建立回归方程来对上述条件进行检验。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对所有预测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并控制了青少年的性别(在剔除性别信息缺失数据后，男=1，女=0)和年龄(见表2～4所示)。本研究假设H2:学校联结在青少年感恩与其问题行为之间发挥着系列中介作用。为了检验该假设，首先需要确定自变量(感恩)和中介变量(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预测作用，因此，以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作为因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感恩、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感恩可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外化(β=－0.15，p＜0.001)和内化问题行为(β=－0.15，p＜0.001);在控制了性别、年龄和感恩后，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也可显著预测青少年的外化(β1=－0.08，β2=－0.17，ps＜0.01)和内化问题行为(β1=－0.17，β2=－0.13，ps＜0.001);此外，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感恩、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后，学校归属感仍可显著预测青少年外化(β=－0.11，p＜0.001)和内化问题行为(β=－0.20，p＜0.001)。在确定了感恩、同学支持、教师支持和学校归属感对青少年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的显著预测作用之后，继续以学校归属感作为因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感恩、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见表3)。结果表明，感恩、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都是学校归属感的显著预测变量，结合表2的结果进行Sobel检验发现，三者均可通过学校归属感间接预测青少年的外化和内化问题行为，即学校归属感是感恩、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与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Z1=4.66，Z2=4.00，Z3=5.47，ps＜0.001)和内化问题行为(Z1=7.00，Z2=5.20，Z3=11.36，ps＜0.001)关系间的中介变量。最后，分别以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作为因变量，人口统计学变量和感恩作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见表4)。结果表明，感恩可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结合表3的结果进行Sobel检验发现，感恩既对青少年学校归属感有直接作用，也通过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对其产生间接促进影响，即同学支持和教师支持在感恩与青少年学校归属感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Z1=6.02，Z2=9.54，ps＜0.0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分别为10.60%和36.57%。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的系列中介模型。
4讨论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684（2016）22-0012-04
一、问题提出
青春期是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必经阶段，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等形成的初始阶段，是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之一。青少年的身心发展不仅受到生理因素的影响，也与环境因素存在紧密联系。青少年的问题行为，是指青少年由于个人行为变化无法顺利适应多变的环境，致使他们无论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等各个方面，可能发生生理上或者精神上的困扰。青少年遭受到困扰挫折后，如果冲突超过容忍的程度，引起严重不安或焦虑，就会采取防卫机制，进而可能形成不良适应。这便可能产生一般的问题行为，严重的可能发展成为甚至犯罪行为。
心理学者武志红[1]在他的书中这样写道：“叛逆的孩子，父母要他向东，他就非要向西。父母要他学好，他就非要学坏。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父母的控制，做回自己。但实际上，他仍然是父母意志的产物，只不过方向看似相反而已。真正要摆脱父母的控制，他不必非得与父母对着干，只需要静下来，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寻找自己真正的渴望就可以了。”可见，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方式直接影响着青少年，良好的教养方式能够促进青少年的健康发展，相反，若教育方式出现问题，则会阻碍子女的发展，导致子女可能表现出叛逆的情绪，做出不良或不健康的行为等。武志红在书中提到了“父母的控制”，这一直是许多发展心理学家关注的重点，它指的是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和活动进行监督和规定，是父母对子女管教方式的一种。西方学者在20世纪初，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了多种父母控制模式，对父母控制模式的研究进行总结，近十年来，许多西方研究者以父母的控制点（locus of control）为依据，即根据父母是侧重控制儿童的心理还是外部行为，把父母控制分为心理控制和行为控制模式[2-4]，也可以理解为根据父母控制的内容上进行划分。到了21世纪有研究者将心理控制定义为“父母试图通过消极地控制儿童的心理世界来控制其活动，从而破坏了儿童的心理发展”，将行为控制定义为“父母对子女的管理、规定和限制”[5]。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法和数据分析法来研究父母的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的问题行为产生的作用，问题行为既包括外化问题，如打架、抽烟、喝酒、逃学，也包括内化问题，如焦虑、恐惧、寂寞等。本研究旨在对父母控制方式进行探索，并提出建议，希望能够为减少子女不良行为方面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采取随机整群抽样，选取广州市多所普通中学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7份，有效回收率为96.3%。其中，男生484名，平均年龄为13.13±0.86岁，女生383名，平均年龄为13.02±0.84岁。
（二）研究工具
1. 背景资料问卷
该部分为自行设计。用于收集被试的年龄、年级、性别、与谁同住、是否独生子女、出生地、父母受教育水平等个人信息进行等级评定。由被试根据自身家庭情况做出选择，在编码时对这些选择分别赋予1～4的分值。
2. 父母控制量表
（1）父母行为控制量表
采用Barber，Olsen和Shagle[2]以及Barber[4]编制的父母行为控制量表。本量表进行了严格的翻译和回译过程，包括9个项目，如：“父母知道我晚上去哪儿”，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内容进行评定，“从不”计1分，“偶尔”计2分，“有时”计3分，“经常”计4分，“总是”计5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示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程度越强。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1。
（2）父母心理控制量表
采用Barber，Olsen和Shagle[2]编制的父母心理控制量表，翻译及回译过程同上。包括10个项目，如：“父母总是试图改变我”，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内容进行评定，计分方式同上，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量表分数越高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心理控制程度越强。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
3. 青少年问题行为问卷
（1）青少年外化行为问题问卷：
在参考学生态度和行为问卷以及监控未来问卷[6]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青少年的常见问题行为改编而成。问卷包括15个项目，如：“是否吸烟？”，要求被试在五点量表上对过去一年来自己该行为的发生频率进行评定，采用5点计分，分别计1～5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示出现的外化问题行为越多。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9。
（2）青少年内化问题行为问卷：
采用Achenbach[7]编制的青少年自评量表中的焦虑抑郁分量表，共16个项目。要求报告现在或近六个月出现每种问题的情况。采用三点计分，分别计1～3分，量表分数为各项目分数之和，分数越高表示出现的内化问题行为越多。本研究采用的是问卷的总分标准分，本次测量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三、结果分析
本次研究采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层次回归的方法分析父母控制对青少年问题行为的主效应以及交互效应。表1和表2分别列出了以外化问题、内化问题作为结果变量的两个模型。由表1可知，在父母控制的主效应上，父母的行为控制负向预测青少年外化问题，心理控制对外化问题的预测作用不显著；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即，父母行为控制越多，青少年的外化问题越少。
由表2可知，在父母控制的主效应上，父母行为控制负向预测青少年内化问题，心理控制正向预测内化问题；行为控制与心理控制的交互作用不显著。即父母行为控制越多，青少年的内化问题越少；父母心理控制越多，青少年内化问题越多。
图1显示由数据验证出的模型，符合理论依据和设想。
四、结果讨论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行为控制和心理控制对青少年的外化、内化问题行为存在独特的预测作用：即父母行为控制越多，青少年的内外化问题越少；父母心理控制越多，青少年内化问题越多。可见，若要减少青少年的外化问题，可以通过加强父母的行为控制达到效果；若要减少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是加强父母的行为控制，二是减弱父母的心理控制。
社会联结理论认为，父母控制是减少青少年受社会上不良影响而误入歧途的重要方法。其认为，随着青少年与社会联结关系的减弱，他们出现违法犯罪和问题行为的可能性就会有所增加。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普遍认同父母心理控制对青少年起消极作用，而行为控制对青少年起积极作用的观点。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控制属于社会联结的一个重要部分，受到父母行为控制的青少年将会减少接触有违法犯罪或问题行为同伴的机会，进而减少产生这些不良行为的可能性。虽然各研究者对父母控制的定义和具体测量工具不同，但都认为父母的行为控制对青少年的健康发展起到保护作用，可以有效减少青少年抽烟、酗酒、吸毒、危险行为和意外怀孕等。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有所不同，它是父母企图控制青少年内心、精神世界的方法，它一方面破坏了依恋关系和亲子情感的良好联结，另一方面让子女产生不自由的束缚感从而心生逆反。
另外，本研究结果得出父母行为控制可以减少青少年的内化问题，可能是因为行为控制可以通过减少青少年消极的外化问题行为，从而减轻青少年的心理压力，内化问题减少。作为探索结论，今后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验证。
五、对教育的建议
本研究的结论再次证明教养方式对子女成长具有重要作用，良好的教养方式能够减少子女的问题行为，不良的教养方式会增加子女的问题行为。良好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即使做了错事也不会受到父母过度严厉的对待，而多会得到父母理性的教育和引导。为此，本研究给予以下几点建议：
（一）父母多采用温暖、关怀、民主的态度对待子女，在他们出现错误的时候，适当地给予批评指正，在他们表现良好的时候，给予鼓励和赞同。青少年所感知到的父母支持越充分越投入，他们的不良行为就越少。某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父母只给予子女丰富的或者超出基本需要的物质支持，但在情感沟通却非常缺乏或淡漠，即情感上的支持不充分时，子女的问题行为反而会增加。
（二）父母对子女的行为控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对子女纵容或漠视是不可取的方式，只有监管和掌握子女的生活、学习状况，才有可能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教育和帮助。但父母控制并不是在任何范围都是良性的，父母对子女心理层面的控制是消极的。父母千万不可幻想完全掌控子女的人生，或者为他们布置好一切道路强迫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还是应该多听取和尊重孩子的意见，帮助他们进行分析，给予适当的引导，最终让他们自愿做出选择。因此应该提倡家长学习相关心理学知识，一旦发现问题行为，冷静处理，针对性地进行教育，摸索出正确的对待孩子的教导方法，逐步做到对孩子平等民主、严慈相济[8]。
（三）在学校方面，建议学校可以通过班会、开放日、运动会、家长会或心理专题活动等方式邀请父母到学校来，与子女共同参与，增进交流和感情，使学校成为父母与子女的沟通桥梁和交流平台。另外，目前有些学校采用了“短信平台”系统这一方式，老师利用此系统能够及时地告知家长学校的安排，或者子女在校的表现，寻求家长的配合，将校园、家庭和学生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互相不孤立、不独立。在有条件的基础上，这样的方式或可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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