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1 17:32:5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社会和社会经济，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Abstract: Constructing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current focus of the society, this paper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analyzed harmonious society; from the deep presents put out the economic connota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and economic measures.
Key words: harmonious society;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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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协调发展的社会，也就是各种社会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进行合理有效配置，使生产力不断、可持续发展，所有社会成员公平分配、占有和享用社会财富的社会。和谐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均衡状态，它要求在不损坏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按照价格机制来追逐自己利益的最大化。经济学的均衡却是一个动态的均衡，包括自由竞争均衡和垄断均衡。自由竞争均衡的形成是基于价格机制的作用（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使供求刚好相等，既没有短缺也没有过剩的状态。此时，消费者的效用和生产者的利润同时达到最大化，没有无谓损失，社会福利达到最优，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均衡是以市场为基础，价格规律为主导，以此实现以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最大化为归依。因此，和谐社会的经济学内涵应包括：
――和谐社会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社会。社会资源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基础。社会资源集中的地方，往往是社会财富增长最快的地方。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在相互竞争的需要之间配置资源，应将它的生产和消费单位组织得使社会能够得到最大数量的所需物品；在整体经济中使用资源，应在现行习惯、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和谐社会应是各种资源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和部门之间得到优化配置的社会。
――和谐社会是经济结构合理的社会。目前，影响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是资源短缺、城市化步伐加快和居民消费上升，还有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产业转移步伐的加快也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资源短缺和环保等可持续发展问题将是贯穿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其中尤以能源问题最为突出；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最快，带动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提升的重要时期。因此，通过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约束瓶颈，通过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和谐社会是公平而有效率的社会。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说，公平的规则包括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各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且恰如其分的回报；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关系等。这样的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之一；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深厚基础。
――和谐社会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的稳定应该是动态的稳定，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激发社会活力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通过改革，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性活力，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也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保持社会生机和活力的前提下谋求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改革中因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避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和谐社会又是稳定有序的社会，这种稳定有序主要表现在社会流动上，它既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又让人们的这种上升或下降都是持之有据的。
――和谐社会是制度科学合理的社会。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科学合理的制度分析方法包括：权力分析、利益分析、规范分析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分析等，而科学合理的价值判断标准则是生活质量。一切正统的经济学往往以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或增加的快慢作为判断标准。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一种经济价值，它只是各种社会价值中的一种。除了经济价值以外，价值还应包括社会的平等、生态的平衡、都市的整洁以及美、尊严、生活的乐趣等等。不能允许由于追求经济价值而牺牲了其他的价值，要考虑经济增长的代价。经济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称为文化价值。如果把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综合起来用一个价值来表示，这个价值标准就是“生活质量”。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通过一种制度的设计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
基于经济学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应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权力约束。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可替代，问题是政府并非万能。即使在不同时期，政府的职能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政府职能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总的是要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减少过多的资源和所有权垄断，不再充当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主要是生产和提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建立秩序、规范行为、搞好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垄断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等。只要市场能做的，就要让市场去做。当市场失灵时，政府才需要发挥作用，为企业营造一个能够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环境。政府应减少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各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理念，调整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是一个利用资源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经济发展也确实需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就不可能实现。但是必须指出，经济增长应该考虑市场与资源约束、需求合理性问题、长期的增长能力以及未来的消费需求等因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要明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将发展、增长与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结合起来。
第三，妥善处理城乡、区域、民族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升级等问题。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针对我国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民族发展差距和产业结构问题等特殊国情，构建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民族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和谐。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和谐是城乡之间不和谐，这种不和谐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消除之难，比其他许多不和谐都大得多。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最关键的就是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当前城乡关系不和谐的核心是农民和市民的权利不和谐。必须在制度设计中把统筹城乡具体化、人格化，即统筹农民、市民权利。农民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其弱势源于经济贫困、精神贫困和权利贫困，而权利贫困究其实质是农民的权利和政治决策脱钩的产物。我国区域之间发展和收入差距大，也是一种特殊国情。但问题是目前这种差距的扩大还在继续，较发达地区的收入增长水平仍然快于欠发达地区。因此，应当通过对欠发达地区在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上的倾斜，逐步扭转这种区域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
第四，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导致社会不和谐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差异的失控和社会公平的缺失。差异的失控使得社会成员丧失互助互利的基础，无法建立利益的共同点和结合点；而公平的缺失，又使得社会无法合理地协调利益关系，使利益关系不断走向对抗。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现实的社会差异转换为一种互助与合作的动力，使差异建立在可调节和公平调节的基础上。公平主要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其实以上三种公平观，从狭隘的立场出发都存在缺陷。首先，单纯强调起点公平，而忽视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的做法，不仅不可取，也将使公平的追求置于不可实现的境地；其次，狭隘的过程公平由于过于重视规则而轻视结果，必然走向两级分化的失衡状态；最后，如果单纯强调结果公平，必然走向平均主义的陷阱。因此，科学的公平观应该是一种统合的公平观。统合公平观认为，公平应在基于非歧视的规则约束下来保障过程公平，并在可行的范围内去调整结果失衡和缩小起点差异使社会分配收敛于结果公平。
第五，推进制度创新。体制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是现代经济学界探索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而言，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创新，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度，促进社会的和谐。其中包括：
一是以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求和谐。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突出解决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重点是通过市场效率和政府公平分配两大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行业、企业、阶层、群体和体制内外间的收入差距。一要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从政策设计上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团队效率和个人效率取得、增加个人收入；二要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和工资等分配工具，从制度设计上制定调节政策。用财政支出工具调节体制内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用税收工具调节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工资工具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保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三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和收费制度，取消预算外制度，从体制和制度上消除权力参与分配。
一、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学依据
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都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这种情况的存在被称为市场失灵。
1.微观经济缺乏效率。市场经济中的调节机制并不一定促使微观经济提高效率。市场不能满足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另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经济效益低，同时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如果只是通过市场来供给，同样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外部效应问题的存在。由于价格体系受到的影响是外来的，存在没有经济报偿的经济交易。这种外部性对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会产生影响。似乎外部性能够通过双方的讨价还价来解决，但是当交易成本存在时外部性则被视为市场失灵的根源。
2.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在经济周期的作用下，国民经济仅靠市场来调节，尤似“孤帆航海”。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一旦面临狂风暴雨般的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可能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有时也表现为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在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条件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旦国内外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市场调节机制可能失灵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又缺乏有力的宏观调控手段，就有可能引起国民经济发展的较大波动。
3.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具体观察我国经济领域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存地在比较严重的下岗失业问题、城市居民贫困、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甚至绝对降低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又存在腐败、不法收入、税收体制不完善导致高收入阶层没有及时足量纳税，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仍然广泛存在。近年来，在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正在不断地下降的同时，同期基尼系数却在不断攀升。这表明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拉大。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公共经济就是政府经济，它研究的是政府部门为弥补市场缺陷的职能活动。也就是说，政府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而市场失灵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依据，因此，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
1.政府经济是弥补市场失灵的主体
一是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经济主体。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可以承担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是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降低交易成本，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条件”。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就会降低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损失的就是国家了。
三是政府可以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而且7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
2.政府经济是不和谐因素的主体。目前，我国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加剧。2004年虽然农民收入增速达近几年的最高点，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势头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贫富差距严重。
二是“三农”问题依然是最大的发展难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处于城市边缘地带的郊区镇、村逐步被划入城市市区管理，农民变身市民。如果城市不能为他们创造就业岗位，他们就会变成城市贫民，这种情况应引起警惕。
三是社会安全网问题。中国的问题不仅仅在于失业率高和社会差距不断拉大，而在于缺乏一个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教育不平等将影响我国长期发展与和谐。在当前形势下，教育问题必须从社会发展中单独分离出来研究和解决。现在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产业化、卫生产业化甚至社会事业产业化的目标和政策实际上是很模糊的，其模糊性主要表现在缺乏对于目的和手段的准确界定。
以上不和谐因素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导因素是政府，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微观经济主体所无能为力的社会问题，其解决当然也就应当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政府担当此任。
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政府改革
政府既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而在现实社会中又存在众多的不和谐因素。那么，如何加快政府改革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关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