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7: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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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2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 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 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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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劳动者决定劳动供给量的过程，是劳动者根据外部经济参数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动力供给量，力求达到现有条件下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可获得养老金的数量及与之相关的变量无疑是影响劳动者劳动供给决策的重要因素。而劳动力的需求量则是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根据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来决定的，在不存在完全自由市场的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与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相关性。鉴于中国社会的就业压力，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养老金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考察，以探寻较小劳动力市场扭曲效应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模式，缓解就业压力，推动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供给
公共养老金计划为社会职工提供养老的基本生活保障，免除了劳动者的后顾之忧，有利于激发劳动积极性。但在养老金计划的实际运行中，其相对影响或个别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消极的，会阻碍劳动力供给。因此，要了解公共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必须考虑多方面的因素。而首要的是认识问题，是将公共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不相关的政府税收和福利支出措施，还是看作为一种强制储蓄体系。
1.不相关的税收与支出。
如果养老金计划的缴费与待遇联系较弱，就容易被简单地认为是不相干的政府强制税收和支出措施，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就会从两个层面发生影响作用：缴费支出对工作人口的影响以及养老金给付对老年人口的影响。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从劳动者总收人中进行养老金计划缴费扣除将减少劳动者每小时的净收入。这种效应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取决于相互冲突的两种经济力量中对劳动行为选择更具影响力的一方。一方面，这些缴费的扣除，会刺激人们增加劳动供给(收入效应)，因为每小时净收入减少，创造同样的实际工资将需要投入更多的工作时间；另一方面，这些扣除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产生消极影响。因为增加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净收益比较少，人们便不会对找工作或者延长工作时间有很高的积极性，而选择以较多的闲暇替代劳动(替代效应)。至于最终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劳动供给，则要看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差。若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则会减少劳动供给，反之，则会增加劳动供给。
这类计划还会促使劳动者为了逃避保险税而转入法纪松弛的非正规部门就业。雇主也会转移到非正规部门经营以避税。甚至一些大公司也把部分业务转包给非正规部门的小企业。这一方面会减少政府税收收入；另一方面；由于非正规部门缺少资本和工作培训，生产力低下，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非正规部门的扩张，破坏了公共养老金计划的目标，造成老年贫困人口的增多和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
养老金给付对劳动供给的影响更明显。与缴费联系较弱的养老金给付无疑会增加受益者的收入，职工可以选择提前退休而不必承担总体收入大幅缩减带来的损失。提前退休减少了养老金计划的缴费收入而增加了支出，减少熟练劳动力人数，降低了国民产出。世行在1994年计算得出，在过去30年中，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劳动力市场熟练工人的供给减少了3%～6%，发展中国家则减少了1%～2%。提前退休使oecd国家的国民产出损失大致相当于gdp的2～4%，而发展中国家则相当于1%(假设老年人和年轻人的生产率相同)。损失的gdp足以支付许多国家一半多的养老金。
2.强制储蓄体系。
如果养老金待遇与缴费挂钩，人们就会将养老金计划看做是一种强制性储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保险缴费被认为是为形成退休养老账户而进行存款的替代形式，养老金给付被视为支付这些储蓄账户的替代形式。这样，养老金计划对劳动供给的影响实质上会弱化。
可见，劳动供给影响取决于将公共养老金制度看做是一种强制储蓄还是一种不相干的税收或支出措施。而如何认识，不仅决定于缴费与待遇挂钩的实际情况，还决定于公共养老金制度如何表述。不同的制度表述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联系的认知或理解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它们可能对缴费与待遇之间的实质联系没有影响。例如，其他因素不变，养老金计划由私营部门或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管理，可能比政府部门的管理能更形象更有效地描述或传递着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密切联系；使用“缴费”、“个人账户”、“盈利”等词汇来描述由于个人养老金权益持续增长的结果而获得的利益，更有助于强化人们认为缴费与受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如果劳动者能够得到关于解释如何计算收益的资料，以及正规的能够反映账户平衡状况的报告，给付和缴费之间的联系就被比较清晰地表述出来。即使所有这些做法并未改变缴费和给付之间的实质关系，但它们削弱了对劳动供给的负面影响，并增强人们对公共养老金政策的信赖和认同。
3.不同养老金计划的劳动供给效应分析。
一般认为，由于现收现付制切断了缴费和受益之间的市场联系，可能会导致偷税漏税以及劳动供给的扭曲，从而降低经济的产出水平。而基金制则由于在个人缴费和受益之间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因而其劳动供给的扭曲效应很小。因此，由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制，能减轻劳动供给的扭曲程度。实际上，这种仅着眼于融资方式的分析是不全面的。
从前面分析可知，劳动力市场扭曲会影响退休决策和工作年龄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反应。与退休决策相关的重要一点是，个人的边际养老金收益应该与个人的边际缴费率相联系，并且要使缴费者和受益者都能明确这一点。这一点对于dc型基金制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db型现收现付制的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根据该原则来确定其养老金计发公式：如果工人a在整个工作期的收入是工人b的两倍，则a获得的养老金高于工人b的养老金，但没有b的两倍高。然而，如果工人a或b提前退休，其所得养老金应进行保险精算缩减。
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力市场决策不仅取决于边际缴费率和边际收益率，而且还取决于收入增长对整个养老金收益的影响。当缴费与收益之间存在完全的保险精算关系，且一目了然时，劳动力市场的扭曲最小化。这是dc型基金制所遵循的基本原则，但也是待遇的计发严格比例于个人缴费纪录的dc型现收现付制(即ndc)所遵循的原则。
相反，设计糟糕的计划，不论是现收现付制还是基金制，都会导致劳动力市场的扭曲。gruber和wise对11个工业国家的研究报告指出，在现收现付公共养老金计划和提前退休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他们发现，大多数国家都为推迟退休的人增加养老金，但其数量少于按保险精算应增加的数量，因此，为人们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年龄离开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激励。gruber和wise将其称为“税收强迫退休”，并在这一变量和老年人离开劳动力市场之间发现了很强的一致性。这种扭曲在基金制中也存在。众所周知，雇主设立的db型基金制阻碍劳动力流动，它同样为在养老金财富最大化的时候退休提供激励。可见，劳动供给与现收现付和基金制这两种组织融资的机制无关，重要的是养老金计划的激励结构。
二、公共养老金计划与劳动力需求
一般认为，公共养老金计划和劳动力需求之间的联系就是养老保险缴费和雇主成本之间的联系。无论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何种融资方式，养老保险费的支出都会成为劳动力成本的一部分。因此，公共养老金计划必然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从而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要明白一点，养老保险缴费对劳动力需求要产生重大影响，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有两种情况要区别对待：
1.封闭经济中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养老保险缴费不会对雇主成本及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任何时候，如果税收是根据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某种投入的数量而从生产者那里征收的话，那末投入的所有者就必须接受更低的价格，除非他们想要减少出售的数量。一般情况下，劳动力的供给是非常缺乏弹性的，其供给数量不会随着扣税后的实得工资发生很大的变化。而资金供给比劳动力供给更有弹性。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养老保险缴费都不能轻易地转移给资金的所有者。这样做的结果，劳动者实际上承受了由养老保险缴费率变化所带来的全部负担，而不会改变雇主成本或者产品成本，不论它表面上是从雇主还是从雇员那里征收的。
雇主对于养老金计划缴费率增加最直接的反应是，减缓他们原先增加货币工资的承诺，使雇佣每个劳动者的总成本降低到如果缴费率不发生变化时应有的水平。劳动者或者不得不接受实际工资增长缓慢的事实，或者进行抵制。抵制会立即增加雇主雇佣劳动力的成本。对此，雇主会产生两种反映：一种是减少雇佣，使失业现象恶化。失业的增加会减缓货币工资的增长速度；另一种是改变产品价格，即雇主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补偿更高的养老保险缴费成本。这会导致价格总水平上升，降低实际工资水平。价格压力一直会持续到实际工资降低的数额足以抵消养老保险缴费增加的影响。
如果政府通过最低工资立法和反通货膨胀政策干预自由市场的自发调整过程，则养老保险缴费率的提高会使雇主成本提高，从而减少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最低工资立法提供了一个工资下降的底线，从而使低收入劳动者免于承受全部或部分缴费增长的负担。于是，雇佣最低工资水平的劳动者的成本增加，使得单位劳动成本增加，结果可能会导致低工资劳动者雇佣数量的减少。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也可以通过减慢自由市场自发调整的过程，使雇主承担较高成本的时间延长。然而，高成本也可能导致高失业率。
2.开放经济条件下养老金计划缴费率与劳动力需求。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如果一国实行弹性汇率，那么即使养老保险缴费率的调整引起国内单位劳动成本的变化，也不会影响该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因为，两个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的兑换率主要是由这两国不同货币的相对供求来决定的，而供给与需求主要是由贸易流通决定的，一个国家任何总价格水平的变化迟早会导致这个国家的汇率产生相反方向的变化。作为该国的出口国之一的另一个国家的价格不会受到影响，从而对劳动力的需求也不会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在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外汇市场允许自由运作的地方，养老金计划缴费不可能对雇主成本或者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产生重大影响。自由运作的劳动力和产品市场可能确保任何养老金计划缴费率的提高将转变为更低的工资水平而不是更高的商业成本。但是，在有效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政府劳动政策联合起作用来阻止这种转化的地方，费率的提高会影响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中国现行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劳动力市场的负面效应及其解决路径
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以出口导向型居多,并且其进出口额占有山东省总进出口相当大的比重,国际贸易会改变商品的价格,出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进口部门商品的价格会趋于下降,这种商品价格变化会直接影响到要素价格的变化,足见外商投资的产业和行业会改变山东省劳动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调整会引起收入分配的变化,外商着重投资的产业和行业,由于其发展迅速,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效率都会得到提高。而相对于发展比较慢的产业和行业,由于投资跟不上,使得参与其中的劳动力的报酬和劳动生产率都会下降。这样,不同产业、行业的职工的收入就会拉开差距,并有放大之势。也就是说,贸易结构会通过产业结构的变动导致收入差距的变化。
(二)FDI通过引进新技术影响收入分配
Dinopoulos and Segerstrom(1999)发展了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指出贸易自由化会增加R&D的投入。假设R&D相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是技术密集型的,则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对熟练劳动工人需求的增加,从而提高熟练劳动者的相对工资。Acemoglu(1999)的模型也指出,在技术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贸易量的增加会提高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而降低非技能丰裕型国家的技术升水。此外贸易会导致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同时提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升水。山东引进外商投资初期主要集中在简单的加工装配型和低生产率、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山东省外商投资逐步实现了向高生产率、高技术含量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尤其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吸收外商投资快速增长。随着外商投资的企业贸易量的增大,外商在R&D方面投入资金也逐年增加,企业产品向技术密集型发展,增加技术劳动的收入。从短期来看,这将会使技术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收入进一步拉大。
(三)从劳动力需求看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
FDI通过对外贸易,影响收入分配的直接渠道是就业。因而劳动要素的流动性和需求弹性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FDI会通过对外贸易这个中间环节增强FDI流入地区生产者所面临的商品需求弹性,表现为价格与成本之间的差距缩小。由于劳动力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商品的需求弹性也会影响到劳动力的需求弹性。随着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品向技术含量高的方向发展,对高技术人员要求也就越来越多,高技术人员的工资会逐渐升高,而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对低技术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少,低技术人员的工资相对会逐渐降低。所以,低技术人员劳动力需求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需求量就会下降很多,高技术人员的劳动力需求弹性较低,劳动需求曲线较陡峭。就供给弹性而言,低技术人员劳动力供给弹性较高,工资稍有提高,就会涌入大量劳动力,高技术供给弹性较低,劳动力供给曲线较陡峭。具体分析见图。
如图所示,曲线Ls1和Ls2分别代表了低技术劳动力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比较平坦,工资的提高引起劳动力供应的大大增加,而高技术劳动力供给曲线相对陡峭一些。而Ld1、Ld2和L’d1、L’d2分别是低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和高技术劳动力需求曲线,低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要高于高技术劳动力曲线的需求弹性,比较平坦一些。FDI的大量增加导致了山东省的对外贸易额的不断上升,也带动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为(Q1 Q2+ Q’1 Q’2),但是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大于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在图上表现为L’d的移动幅度比Ld大。高技术劳动力的工资上升的快,并且最终W4大于W2。FDI的对外贸易促进作用会增加高技术劳动力与低技术劳动力的收入差距。
二、对策与建议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山东省FDI快速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也会不断扩大。尽管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也注意到,FDI对山东省的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调整和优化外贸商品结构。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优化有促进作用,产业结构优化也会影响到本省职工的就业和收入。过去,山东省的比较优势在于自然资源的丰富或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但是这种优势正逐步丧失。要切实转换贸易增长动力,实现由主要出口附加值的初级加工制成品向主要出口附加值较高的深加工制成品转换,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规模。虽然短期内,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但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省内人员的整体素质的提高,长期内全省人员都会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