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2 15:41:4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我国经济健康发展需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驱齐驱，在主导性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重要产业领域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企业主体地位的实力；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民营经济应加快推进转型升级更好地发挥主体地位；在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应发挥各自优势，有机互补，良性竞争。
2010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以浙江信泰集团公司和温州立人集团案件为代表，本次危机表现出“层次高”、“情势急”、“涉及广”等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危机涉及未偿民间贷款总量高达近万亿元，金融纠纷案件超过万起，近150名企业主因无法偿还银行信贷或民间借贷而“跑路”、“蒸发”，8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破产倒闭,温州民营经济步履维坚。与此同时，温州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自2010年10月67户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十大国资集团公司开始，到目前已有16家国有企业集团挂牌成立，重组后的国资集团资产总额大幅上升，企业整体实力和融资能力明显提升。
于是，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论题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一些学者认为，在宏观调控政策缺乏灵活性、针对性的前提下，一边是国有经济吃穿不愁，一边是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此次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宏观调控”和“国进民退”。这些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以牺牲民营经济为前提，从根本上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放在了完成对立的两面，认为两者完全是“对立竞争”关系。笔者认为以上观点于理论、于实践都有失偏颇，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并非是“对立竞争”，更多的应该是“互补合作关系”。
1.民间借贷危机主因是其系统内部法律规则意识缺失，不能盲目归因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对立竞争”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原因错综复杂，笔者认为其关键原因在于民间金融体系本身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其次是资本盲目逐利和宏观调控银根紧缩等问题。
1.1民间金融风险防控体系缺失
民间金融是推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但这并不能掩盖民间金融体系的自身问题。信用和交易安全金融的核心要素，而信用和交易安全必须以相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风险防控体系为基础，纯粹建立在血缘、亲缘和地缘信用之上的金融体系风险不可避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抬会”为主要形式的民间融资在温州乐清等地盛行，规模已达数十亿之多，最终由于利率不断抬高导致泡沫产生，爆发于1986年的“倒会”危机与本次借贷危机一样，其根本原因就是这种游离于法律之外的、人格化的信用和交易体系。
1.2民间资本的逐利性使然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国际市场不景气导致企业订单锐减，原材料、企业用工等成本急速上涨的双重压力下，民营传统制造行业企业利润极其微薄。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瓯越“义利”文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逐利性”形成“推力-拉力”效应，温州民间资本逐渐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不锈钢、泵阀、鞋革、医药、眼镜、太阳能、医疗器材、五金家电等多个行业出现“空心化”现象，游资象无头苍蝇疯狂沉迷于“快钱游戏”，从“炒棉花”、“炒房产”、“炒煤矿”、“炒有色金属”直到“炒钱”。按投资人风险喜好及产品类别分类，回报率在10-18%之间里就明显具有风险，回报率超过20%时就属于高风险投资。当民间借贷平均年利率从2003年的8-15%上涨到2011年的25-35%，民间资本的盲目逐利性使其脱离经济实体流入借贷领域。2011年央行温州支行调查显示，在第二季度，民间借贷首次超越房地产投资成为储户投资首选，到7月份在温州有89%的家庭、个人和59.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当金融泡沫最终破灭，不仅直接导致温州民资的直接损失，也导致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问题严重。
1.3宏观调控引起资金紧张，担保公司趁火打劫
在艰难维持的前提下，中小企业对宏观货币政策变化的敏感性增强。为了遏制宽松货币政策引发的流动性过剩，2010年上半年以来，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钟摆式”式的宏观调控让民营企业措手不及。与此同时，银行金融系统提高贷款门槛，并通过担保公司的介入变相提高贷款利率。据统计，截止2011年11月，温州涉及民间融资的各类融资机构多达1800多家，这些以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为代表的融资机构，凌驾于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直接导致民营企业与银行金融无法实现通畅对接，“麦克米伦缺口”凸显①。为了应对资金紧缺，中小企业不得不向担保公司等融资机构进行资金求助，民间借贷利率顺势拉高，民营经济和民间金融陷入恶性循环。加上“调地产、控通胀”靠宏观政策导致房地产业资金冻结，资金无法及时回收，民间资本链条断裂。宏观调控成为引发民间借贷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看出，民间借贷危机成因错综复杂，但主因在于其内容系统缺乏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由此而推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之间是“对立竞争”关系的观点站不住脚。
2.宏观调控与国有经济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点不是“与民争利”
党的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2006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应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基础性和技术产业领域保持较强控制力。因此我国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需要以及发挥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需要为依据的。
2.1宏观调整政策目的是用“有形之手”调节经济运行，不是“与民争利”
在国有经济是否“与民争利”的辩论中，“四万亿”救市计划成为讨论焦点。2008年11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规定了救市的十项措施，内容分别涉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税制改革以及金融改革。可以看出，四万亿资金投资有两个最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一个是民生经济投资。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市场是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不能弱化市场，更不能干扰和取代市场的作用，但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它存在着局限与缺限，即市场失灵。放任市场失灵和经济失衡，会引起国民经济的不稳定，影响其健康发展。因此当市场失灵，就需要通过政府“有形之手”来适度调控市场，实现经济的稳定和增长，这也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性质所决定的。尽管宏观调控也存在失灵的可能，也确实给我国经济后期发展带来一定后遗症，但这并不能否认宏观调控在我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被迫采取“非自由”市场经济的国有化手段避免了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扩大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从本质上讲，四万亿救市计划就是运用政府“有形之手”调控经济，应对危机，目的是保证我们经济可以稳定健康发展软着陆，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2.2国有经济改革是其自身发展和转型的必然要求，方向是“有进有退，进退有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有经济要发挥其主导和主体地位，必须增强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适应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目前，讲我国国有经济发展仍存在许多不足：一是国有经济布局分散、结构不合理，二是国有经济管理不规范，存在权力缺乏约束、垄断企业收入过高等问题，三是国有经济监管体制不够完善等。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不断深化国有经济改革，进一步完善国有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以促进国有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温州国有企业的整合重组改革论证了这一点。2008年，温州全市国有企业617户，资产总额为715.91亿元，户均为1.16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仅为8.03亿元，负债率平均为69.1%，而且管理体制混乱，除市本级的174户划归国资委监管，其余的400多户企业均没有统一的监管单位。为了改变国有企业低、小、散，企业布局不合理、企业资产良莠不齐、管理体制落后的局面，2010年10月温州市市委、市政府《温州市市级国有企业整合重组实施方案》通知，决定全面启动新一轮国企改革，实现资源重组和优化配置，明确提出要通过整合重组，加快国资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步伐，加速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集中，同时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合理用于改制企业职工安置和困难企业帮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2010年10月第一轮整合重组启动,将61家国有企业整合重组为10户国有集团公司。经过一年运作，改革呈现出三个明显特点：第一，行业结构向国计民生产业和基础性产业高度集中，主要涉及城市建设、交通运输、交通建设、机场、港口和铁路与轨道交通等行业。第二，企业实力明显增强, 截至2011年底企业平均资产达到7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资达118亿元,投资着重偏向惠及民生，包括城市交通、城市环境、保障性住房以及基础设施领域。第三，这10家国资企业所涉及到的竞争性行业，如工业、商贸业、服务业等，由于体制创新尚未理顺，盈利能力尚未显现。
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国有经济自身转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色的国有经济改革应该如何改、怎么改，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但是改革的根本方向不会变，那就是坚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3.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国国有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和基础性作用日益突出，而民营经济比重持续上升，据统计2011年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 的50%以上，在民营经济发祥地温州的民营经济GDP总量已经超过80%。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我国国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推进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3.1对于关系国民经济命脉行业，民营经济尚不具备替代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实力
在关于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的争论中，有部分观点认为应该提高民营经济整体地位，因为其比国有企业更具有活力和适应力。我们不能否认民营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扩大就业、创造税收等领域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目前阶段，民营企业担任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尚不成熟。据《2009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的整体实力与技术实力远远超过民营企业。例如，在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数和拥有发明专利数的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30.8%、35.6%、32.9%，私营企业占18.4%、9.5%、13.8%；在新产品项目数、开发经费、新产品产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及出口销售收入构成中，国有及控股企业分别占44.4%、41.2%、42.8%、43.4%、21.2%，私营企业占10.9%、10.3%、8.6%、8.4%、7.1%。因此说，《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2006）规定，主要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这一领域国有经济要发挥自身优势和整体实力，逐步发展成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由目前我国经济的总体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安全稳定运行。
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中小型企业虽然为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在推动作用，但整体来说尚处于发展的初步阶段，往往难以摆脱以下特点：第一，数量大、比重大、规模小、寿命短。2007年“温州民营企业生命周期专项调研课题”研究认为温州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0.99年，2011年上半年温州共有民营企业7.7万户，占企业总数90%以上，注册资本金2200多亿元，户均不到300万元。第二，技术装备率低、创新动力不足、竞争力不强。民建中央的《2011年千户民营企业跟踪调查报告》指出，民营企业认为当前企业经营发最主要的困难是“人工成本上升、能源原材料成本上长”,这反映出民营企业发展长期依赖于低价格的要素成本、追求低成本扩张，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的的问题。第三，管理模式带有“家族”色彩，缺乏现代管理制度，人才流失严重。
综合来看，在目前阶段，尽管民营经济总量超过GDP的50%，但企业规模小、产业组织结构分散、国际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使其在关键领域还不具备与西方先进企业相抗衡的实力，无法替代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成为主导和引领国民经济的力量。
3.2对于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并驾齐驱
一些学者认为，从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到2010年的“新36条”都存在玻璃门现象，把民资不能通畅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的原因一味归结于央企垄断，这种观点很片面。某些行业中的某些企业由于在技术创造、资源占有或权力的分配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优势，从而在生产、交换和价格的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从而形成某种形式的垄断，这种情况无论在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都可能存在。我国国有经济确实存在垄断或寡头垄断现象，但仅限于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中盐总公司、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这几家企业，其中电网在世界各国都属自然垄断，石油开采属于国家宏观战略不可能随意放开，而电信基础业务则是由于需要巨额基础投资。其余120多家央企及地方国有企业都不具有“市场禁入”、“主宰定价”等垄断性质。
民资进入基础性行业和国计民生行业有几个影响因素：第一，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大型国企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民资要打破这种利益格局存在一定困难，可先采取参股的方式进入其产业体系。第二，许多基础性行业，回报率低、周期长。例如2010年温州整合重组的十家国有集团公司有七家开展了基础性和国计民生产业，比例提升为70%，且主要以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改造为主，属于投资大、周期长、回报率小的项目。温州有6000亿的民间资本，但这些国有项目资金短缺问题严重，融资来源仍主要是银行贷款，其融资项目并不十分受民资青睬，主要原因就是项目前期投入大，加上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上升对利润空间的再压缩，民资进入意愿不强。
国家发改委明确表示，将于2012年上半年，出台“新36条”实施细则，破解民资“玻璃门”，鼓励民资进入能源、金融、电信、铁路、市政、教育、卫生等领域。温州正在积极申报全国金融改革示范区，着力整合规范民间资本，打造“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对民间资本科学规范管理，将有助于减缓中小企业信贷压力，科学引导民资进入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并进入预期有收益或者通过收费补偿可以获取收益的基础性公共项目领域，实现国资与民资的互利共赢。
3.3加快转型升级，提升民营实体经济在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比重和优势
国有经济要按规定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里所指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是相对于“特殊竞争性领域”而言的，主要指除涉及国家安全、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骨干企业之外的行业领域。
改革开放30年，以温州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发挥着惊人的生命力和活力，在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竞争性领域取得了飞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本次民间借贷危机暴露出中小企业发展的问题。2011年8月，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的一份报告指出，温州民企 “产业空心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外迁。温州经济一直是“走出去”经济，目前温州在外商会达184个，企业5.4万家，工业企业约为2.8万家，涉及民资约为2400多亿。包括正泰、德力西等在内的本地龙头企业也已经扩大在外投资比重，且均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第二，资金未进入实体。温州人行调查表明，近年来银行对工业的信贷规模增长明显，但工业增长却没有显现大幅增长。据对“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的抽样调查中，除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其他40多家制造业企业均涉足房地产开发。在借贷危机发生后，2011年第四季度温州民企类计向银行借贷近170亿，本地银行存款净流出约134亿，但企业整体用电量、产值、物流运输量等指标均没有明显增强，资本陷入借贷与偿贷的恶性循环。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既会带来危险也会产生机遇。温州是改革开放的先沿地带，温州民企的生存现状也反映出目前乃至将来中国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的困境。温州经验表明，长期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境成本等要素资源价格扭曲，产业结构低下、自主创新能力低下、核心竞争力低下的经营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期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需要。民营企业要加快转型升级，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密集型产品，提升企业市场拓展能力和打造企业品牌；发挥龙头企业带头作用，发展产业集群优势，形成产业规模；发挥企业协作机制，在横向上实现管理、技术、品牌和营销优势互补，在纵向上形成产业纵深链，往产业链两端转移，最终实现由资源驱动转向投入、创新和品牌驱动，提升民企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既有赖于民营经济逐利的驱动机制，也有赖国有经济公共利益的实现机制。没有民营经济，市场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难以活跃和繁荣；没有国有经济，就可能无法实现资源公平合理配置，陷入过度自由市场经济，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定。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合理分工，并驾齐驱，既可以通过功能分工相互制约，又可以通过良性竞争相互促进，两者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互为补充，缺一不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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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世界银行2006年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指一个经济体个人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相对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难以突破1万美元；同时，快速发展中积累的问题集中爆发，造成贫富分化加剧、产业升级滞后、社会矛盾凸显等。
中国经济在2010年就超过了4000美元，名副其实的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根据历史经验，中等收入陷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一条鸿沟，难以逾越；阿根廷、巴西等都已深陷其中，只有少数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所以，中国不可轻视它的存在，而要以更多准备去迎接新一轮挑战。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上，不得不提到民营经济。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据统计到2010年民营经济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66%，而国有经济的贡献缩至34%；另一方面，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绝对值很大，但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很小。以2007年为例，民营经济的TFP达到了0.48，国有经济TFP为0.44，而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在1990年就已在0.7以上。显然，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刻不容缓。
从本质上来看，不管是中等收入陷阱还是新的改革发展战略，其核心问题还是如何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世界银行也认为，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模式一直缺乏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并与产业适时的衔接是历史发展的关键，干中学与自主创新应齐头并进。所以本文认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着重要提高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提高民营经济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民营经济发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王蕊、杜凤娇、汤建光（2013）通过分析我国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各类企业的发展趋势及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指出了民营经济的重要作用。林毅夫（2011）运用理论分析得到提高民营经济话语权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意义。周四军（2009）采用统计方法证实了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全毅（2012）从制度变革方面着手，在东亚经验下，阐述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方法对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是从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贡献角度来思考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还相对较少。于是本文从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及对比出发，实证研究了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和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关系。
1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1.1 模型设置
TFP是指除了资本、劳动要素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目前测算TFP的方法有数据包络分析法、SFA方法、索洛残值法等；本文采用索洛残值法对我国民营经济、国有经济、国民经济TFP进行估算。
假设中国经济的生产函数中的两项主要投入要素为K、L，将生产函数设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型生产函数：
Yt=AKtαLtβUt （1）
式（1）中α和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A代表全要素生产率，Yt、Lt、Kt分别表示t期的产出、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函数左右两边同时取对数有：
LnYt=lnA+αlnKt+βlnLt+lnUt
令A*=lnA； U*=lnU；于是，上式可变为：
LnYt=A*+αlnKt+βlnLt+Ut* （2）
当α+β=1时，即规模报酬不变时，可得：
Ln（Yt/Lt）= A*+αln（Kt/Lt）+Ut （3）
对式（2）和式（3）进行回归，可得到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α、β，将之进行正规化后，可得α*=α/（α+β）、β*=β/（α+β）。则t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
TFPt=A=Yt/（Ktα*Ltβ*）
则，第t年的TFP增长率为
tfpt=（TFPt/TFPt-1）-1
1.2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所需要的的数据为产出、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以下对其做简要说明。
1.2.1 产出数据
本文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产出的基本指标，并以1978年价格为不变价格。
1.2.2 劳动投入数据
劳动投入是指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发达国家一般用标准劳动强度的劳动时间来衡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别采用民营经济的就业、国有经济的就业、全社会总就业来衡量民营经济的劳动投入、国有经济的劳动投入、国民经济的劳动投入。
1.2.3 资本投入数据
投入资本是指所有者在企业注册资本的范围内实际投入的资本，是指出资人作为资本实际投入企业的资金数额，进一步划分为资本金与资本公积。
本文以固定资产投资额为基本数据，利用固定资产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估算1978年不变价格的各时期资本存量。其基本公式为：Kt=（1-σ）Kt-1 +It。Kt和Kt-分别是t期和t-1期资本存量，It是t期的实际投资额，σ是几何折旧率参照大多数学者的做法，假定σ=5%。按照国际常用的算法计算基期年的资本存量K0=I0/（g+σ）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均值，K0和I0分别是基期年的资本存量和固定资本形成额。
4）本文采用的有关民营经济的数据都是在民营经济的广义含义下来提取的。
5）本文数据取自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
1.3 回归结果
表1是在多个不同形式的回归结果中找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表1 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
第一种回归中，所采用的回归方程为：LnYt=A*+αlnKt+βlnLt+Ut*；分别对国民经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的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从表1的结果来看，此方法下有许多变量的t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ln（l）、ln（lg）的系数估计为负值，与我们的预期正好相反。进一步进行检验，发现资本和劳动之间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假定α+β=1，即生产规模不变，则回归方程相应地变为： Ln（Yt/Lt）= A*+αln（Kt/Lt）+Ut
由表1的结果可见，第二个回归的各项数据的指标均相当不错，因此本文以第二个回归结果为最终结果。
1.4 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1.4.1 对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735，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265。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735Lt0.265）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国民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TFP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总体趋于减小。
图1 1980-2007年国民经济、民营经济、国有经济TFP对比
1.4.2 对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652，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348。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652Lt0.348）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民营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民营经济的TFP趋于减少。
1.4.3对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
根据表1的回归结果，资本的产出弹性α=0.777，劳动的产出弹性β=1-α=0.223。则根据定义，第t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为：TFPt=Yt/（Kt0.777Lt0.223）
图1给出了1980-2007年的国有经济的TFP。可以看出从1980年以来国民经济的TFP趋于上升。
通过国民经济TFP、民营经济TFP及国有经济TFP的折线图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从1980年开始，民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在我国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但总体上却呈现出减小的趋势，且1980年为0.67，2007年为0.48；而且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在经济总量有了如此之大的飞跃后，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多大变化且绝对值较小。可见在经济可持续增长中，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上，我国完全没有利用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是说，在以后的经济发展中，如果解决好了这一问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很有希望的。当然，要发挥好民营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不得不提到导致民营经济TFP相对低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融资困难。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短期贷款占比上，2005年分别为85%、15%，到了2008年扩大到89%、11%，足见此问题的严重性。一个企业如果融资不畅，就如一个人血液不通，无法进行正常的新陈代谢。而在中国，资源过度倾向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无经济实力何谈技术创新。
1.5 Granger因果检验
对民营经济、国有经济TFP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很明确的可以得出国有经济TFP的变化不是民营经济TFP变化的原因，反之亦然。这个结论看上去很符合实际情况，但仔细想想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怎么会没有技术溢出呢？这就是说国有经济TFP与民营经济TFP应该存在相互影响。但是，以下检验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在相信检验结果真实可靠的情况下，不难发现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交流很少促使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很小，所以应该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联系，为加强它们之间的技术溢出创造条件。
2 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2.1 主要结论
本文着重从民营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研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利用1980-2007年的国民经济数据分析了民营经济的作用。
通过上述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得出：民营经济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但相比其他国家，TFP绝对值还太小且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民营经济融资困难，资源偏向于国有经济，民营企业在技术发展上受挫；而且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交流极少对这种情况也有加速作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本质上讲就是要变革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收入分配体制；着实发挥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民营经济的发展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有深远意义。为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认为，帮助民营企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2 政策建议
1）创造条件扩大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交流力度。不应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只是在形式上存在于我国的经济之中，更要让二者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条件下融会贯通。
2）在政策上，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鼓励个人创业，为我国经济注入更多活力。
3）在税收上，适量给予民营企业税收优惠。这个举措将有利于民营企业拥有更多的资本存量，从而为企业发展技术创新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
4）在融资上，贷款要适当的照顾到民营企业。为扶持民营经济发展，一方面建议设立民营企业金融体系，完善中小企业银行与创业板市场，将更多的民间资本流入到民营企业；另一方面，也希望各发展银行着实发挥好自己的功用，为民营企业融资提供一个方便之门。
5）民营企业要加快粗放型生产到集约型生产转变的步伐。民间资本要发展，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关心和帮助外，民营企业也要不辜负众望，在有了足够的资本存量之后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技术投入，增强其对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
参考文献：
[1] 马岩.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国际视角[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2] 王蕊，杜凤娇，汤建光.浅析中等收入陷阱背景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与作用[J].经济探索，2013，（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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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军，施少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1952-1998[J].世界经济文汇，2003（2）：17-24.
[5] 周四军，宋光辉，周小福.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资金投入产出不对称的统计分析[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7）：69-72.
［中图分类号］F1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4-0045-02
1引言
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显著下滑,过去长期积累的一些经济与社会矛盾也在日渐突出。如何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成为了经济学界最为主要的争论焦点。而在一系列的解决措施与方案中,经济结构转型无疑成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为重要的一根救命稻草。那么,我国目前最为主要的经济结构特点是什么？它与西方经济学所构建的经济结构又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加快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又在哪里？本文就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深入的探讨。
2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与问题分析
21我国经济结构的主要特点
我国宪法对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对国有经济的地位做出了明确说明：“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因此,正是基于政治制度上的这种规定与要求,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与西方国家所不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地位上的不平等。
22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由于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占有的比重较小,因此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结构时,并未对企业进行详细的划分。而在我国,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无论是在生产还是在经营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必然会引起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活动方面明显的不同。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如图所示：
包含金融市场的经济结构框架
221从金融市场角度来看
在金融市场中,政府往往通过利率管制、资本市场准入限制以及其他方面的限制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融资举步维艰,而国有经济由于受到一系列政策法规的照顾,不仅可以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获得比民营经济更为优越的融资渠道以及更为优先的融资权利,而且可以从银行部门轻易获得低于市场管制利率的贷款。
此外由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并且受到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通过风险与收益的权衡,金融机构也往往更倾向于向国有企业贷款。
正是由于政策以及市场的原因,使得金融资源大量集中于国有经济,而民营经济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市场,即“影子银行”。因此,正是企业的分化,引起了金融市场的分化。
222从产品市场角度来看
首先,国有企业集中的行业领域往往是处于产业上游的资源性行业,并且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因此国有企业一方面向消费者提供天然气、石油等生活必需产品,另一方面也向民营经济部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资料,并且由于其垄断地位,使得国有企业可以轻易从产品市场中获得超额利润,而这些超额利润的最终承担者却是民营经济以及消费者,这显然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
其次,在政府的绝大部分财政政策中,其政府购买的主要对象往往都是国有企业,而这无异于是对国有企业的一种隐性补贴,并且,财政政策投资对象的过于集中往往会引起产能过剩、寻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并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最后,国有经济往往效率较低。由于产权部门、激励与约束机制以及垄断等原因,使得国有经济无论是在创新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明显弱于民营经济。此外,国有经济不仅会因为自身的效率损失影响经济增长,而且会通过金融抑制、歧视和效率误配等途径损害民营经济的成长［2］,并最终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拖累效应。
223从要素市场的角度来看
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吸纳了中国将近80%的城镇就业人口,承担了绝大多数的科技创新,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国有经济垄断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工资优势的存在,使得其在要素市场上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远远大于民营经济,从而使得素质较高的劳动力往往流向了国有经济。而这些高素质劳动力,在国有企业往往得不到应有发挥,从而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
并且,由于国有经济生产效率较低,随着国有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对民营经济的不断蚕食,其结果必然是整体国民经济生产效率的降低以及自然失业率的上升,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3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对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问题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对国有经济的大力发展与保障,使得市场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扭曲,而造成这种不平等对待的根本原因,就是政府对自身职能定位的模糊与错位。因此,要改革现有的经济结构,必须从政府职能转变入手。
31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市场经济才是资源配置的根本方式,居民与企业才是市场参与的真正主体,政府的真正职能仅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健康发展,而无止境的干预行为,只会增加寻租的空间以及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从而破坏正常的市场秩序。
32平等对待民营经济,缩小国有经济经营规模
对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不平等对待,是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的根本原因。正是出于对国有经济的保障与发展,使得政府一方面通过鼓励政策,促进国有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约束政策以及提高准入门槛等措施,限制民营经济的行为,从而保证国有经济的垄断优势。
然而许多实践经验已经表明,国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只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效益的降低,以及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因此,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规模与经营领域,同时放宽垄断行业的准入门槛,有助于提高市场经济的活力［3］。
33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居民保障水平
居民收入主要由劳动报酬、投资收益以及转移支付三部分构成。劳动报酬是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投资收益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政府唯一可以直接控制的,便是转移支付水平。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刺激消费增长,而消费的增长又可以通过产品市场增加企业的收入,而企业收入的增加又能通过在要素市场上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表现出来。最终,其结果是失业率的降低以及国民收入的增加。
34实行全面减税,减轻企业负担
过高的赋税水平,使得企业利润和抗风险能力大为降低,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许多企业在原有行业领域几乎无利可图,甚至发生亏损与破产。而在这种情况下,将原本应用于生产的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便成为了企业的主要选择,而这种投资行为,一方面推升金融泡沫,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损害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较高的税收,也使得企业无力再进行任何产品研发与产业升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因此,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措施,可以促进资金从金融市场回流实体经济,从而增加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
35推动政府从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如果将税收看做是对政府提供服务的一种购买,那么政府便成为了市场经济中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的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具有极强的垄断性,同时民众希望政府所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效用最大化,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由于垄断往往会产生低效率,因此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政府放弃效用最大化目标转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针对这个问题,可以采用两种途径解决：一是通过提高政府透明度,加强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从而约束政府以社会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二是通过对行政人员的思想水平建设,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而我国政府目前在第二点方面做得较好,但在信息公开以及舆论监督方面还有待加强,这也是未来我国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着力点。
参考文献:
［1］林毅夫，李志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J］.经济学季刊,2005(3)：913-936
［2］刘瑞明金融压抑、所有制歧视与增长拖累――国有企业效率损失再考察［J］.经济学季刊,2011(2)：603-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