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7:0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案例，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国2012年人权白皮书，首次提及生态人权保障。 法律的生命在于定分止争，而司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人民法院立足司法职能，在合法性基础上，通过司法标准和尺度的拿捏，合理分配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从而正确引导社会行为、有效保障公民生态人权的一条重要途径。但近年来，虽然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专门的环保法庭，但运行实效堪忧。原因之一是支撑环保法庭的环境立法工作焏需加强和完善。我国的环境立法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到目前为止，关于环境司法的规范却较为欠缺，现有的关于环境司法的法律规范较为零散，专门的法律主要是侵权责任法中关于环境侵权的规定，海洋环境保护法关于海洋污染损赔偿责任及主体等的有限规定，宪法、物权法及一些相关资源法律关于自然资源权属和使用权问题的有关规定。“缺乏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规定，以至于对环境损害赔偿的证据取得、责任认定和分摊制度等均缺乏专门的规律规定，使得环境侵权这一特殊的侵权行为和相应的法律制裁手段难以落实。”据此，本文将结合“刘某诉湖南吉首市农机局大气污染致人身健康损害赔偿案”， 尝试从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侵权责任和救济程序等方面，梳理影响我国环境法庭运行实效的法律基础的现状，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一、环境侵权实体权利基础不明确
相对于理论界的热闹和国外的诸多环境权的立法实践，我国各层次的立法基本上都强调的是政府监管职责和各主体的义务，对各主体的权利避而不谈。如《环境保护法》第六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或控告”。学者们依据“权利和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推导出任何人都享有环境权。但作为一个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边界的环境权，在实际中和其他权利冲突在所难免，直接导致了环境司法过程中的体制障碍和环境障碍。如我国法院在面对环境纠纷“积极维权、慎重立案”、“对公益损害和群体性争议，可以暂缓处理，通过行使释明权，引导当事人选择其他途径解决纠纷。” 等策略选择，无不显示了面临敏感的权利冲突时，“法官面临着方方面面的压力，下判决非常难”， 甚至受到“很多案外因素的影响”。
环境权在国外是由人权、发展权、生存权发展起来的为保护公民免受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的一项权利。被我国学界引入后，传播迅速，也分歧极大。在环境权的主体，权利性质、权利内容，以及与其他权利的关系等等，都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学者质疑环境权存在的意义。本文认为，环境权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后，传统的民事权利如财产权、生命权、人格权等都难以保障普通公民避免环境问题带来的痛苦和损失，环境权有其独特的内涵，有存在的必要，环境权是公民要求他人（国家、政府、组织和个人）维持人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质量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边界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致的，区别在于不同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的不同。美、日两国在1969年率先对环境权进行立法，随后在人类环境宣言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如希腊、巴拿马、泰国、瑞典等国均在宪法中体现了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关内容。我国应该早日实现环境权的入宪，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态人权。
关于环境侵权责任，《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环境与资源保护的单行法规 、《侵权责任法》》均有所规定，但这些相关立法简单粗放又相互矛盾。作为对近年来社会各方面修改环境保护法的呼声的回应，13年的《环保法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草案》与现行《环保法》相比，并无大的根本性改变，整个资源环境法学界，质疑声音非常多。“实际上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关于环境民事责任和民事救济的规定，更是相当的不完善。一些真正硬性的约束条款被尽数删除。”
（一）归责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其他有关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明确确认了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行为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已经是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共识。
但其他的民事法律的原则性规定就直接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相冲突，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以及前述《物权法》第90条规定等等，虽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因为环境污染危害的具体含义在环境保护法中没有明确的界定，进而其适用范围有一定的模糊性，也在实践中产生了一些困惑。
以《物权法》的该规定为例，其“与《侵权责任法》第65条发生请求权竞合的可能性。对此竞合，据立法主导者解读，应当根据不同的污染源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居民之间生活污染适用过错责任，主要由《物权法》规定的相邻关系解决；企业生产污染适用无过错责任，主要由《环境保护法》等环境立法解决。但最高法院相关解读则认为，《物权法》第90条应当依据具体环境立法予以适用。尽管这两种解读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反映了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二）构成要件
89年《环境保护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侵权责任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基本照搬了前款内容“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千呼万唤始现身的《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除增加了“停止侵害”这 种承担责任的方式，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方面没有什么突破。
简单粗放的法律规定和环境侵权案件的特殊性、复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因其专业性强、当事人之间争议较大和法官审判经验上的欠缺等原因，妥善审理此类案件存在的“四难”：“ 调查取证难，事实认定难，审判理念转变难和调解难” 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回应。具体来说，在损害事实和赔偿范围方面犹为明显。
损害事实是确定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侵权责任构成的前提。从环境侵害的实际状态看，环境侵害的过程比较缓慢，侵害的范围相当广泛。由于无论是环境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都强调，要造成危害（损害）才能要求赔偿，使我国现行的法律完全丧失了环境侵权的预防功能。 同时又没有实际和明确界定环境损害或损失的含义，即使法院认定损害的存在，但仍然回由于原告无法证明实际损害数额，从而判决原告败诉，甚至仅支持一小部分的诉讼。
如本次研讨会专题讨论案例一，受害人1982年起开始受到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产生的油漆恶臭的污染，到2000年患病，然后2006年不治身亡，一直身体很好的受害人受到损害的事实可能早就出现征兆了，但因为法律规定的模糊，一直到最后身亡也没能维护自己的生命健康权。
另外，从理论上说，有侵害就要有救济，而且是完全的充分的救济。环境侵权的赔偿范围不仅包括直接经济损失，还应当包括可得利益损失以及潜伏期损失，同时还应当包括由于遭受污染而受到的精神损害。但现有的法律都明确规定的只有“直接损失”给予救济，明显有悖于侵权法的基本精神和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三）环境侵权责任方式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0种形式，其中适用与环境侵权行为的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前三种具有预防性，后两种具有补救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只把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草案》将原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停止侵害、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比较起来，增加了“停止侵害”一种承担责任的方式，但相对于侵权法责任精细化的发展趋势，环境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仍嫌不足，另一方面规定得也过于简单，环境侵权的各具体状态下应该承担什么方式的责任没有具体规定。
三、程序法的规定语焉不详
程序法中涉及环境侵权救济的相关规定，主要集中在环境侵权是否成立的环境损害和原因行为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七十四条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因环境污染等侵权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后又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和学说，采用了因果关系推定的原则。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进一步明确了加害人在因果关系举证责任的实际内容，此规定也被随后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接纳。在2010年《侵权责任法》第六十六条也采纳了这些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虽然程序法中作出了很多有利于受害人的规定，但语焉不详，在实践中还是没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如根据上述规定，环境诉讼的过程中，首先应由主张方就其损害事实（损害行为和损害结果）进行举证；接着被主张方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这样仍以本文前述案例为例，2002年7月，受害人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只需要提供损害行为（被告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喷漆作业环境污染）和损害结果（原告身体不适，功能减退、癌变等）就可以了，关于二者的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应该由被告方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来举证，如举证不能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给受害的原告以赔偿。但遗憾的是法院始终不采纳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依据笔者查阅的一些案例审理的过程，发现有些法院法官对这些规定的理解是“在受害人就因果关系的存在作出证明之后，举证责任即转移到被告，由被告证明因果关系不存在”。前述案例中的法官毫无疑问也是秉承了这种观点的：“因无法准确界定各种癌病的起因，认定本案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综上，健全的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保障我国公民生态人权的基本前提，我国迫切需要法律在环境侵权的实体权利、责任认定和救济程序等方面做出进一步完善的规定。
注释：
叶小文.生态文明，人权建设的新起点.http：//qstheory.cn/st/stwm/201212/t20121219_200806.htm.
从1982年起，被告开始在院内对全市农用机动车进行年检、维修、喷漆等作业，喷出的油漆形成雾状物，浓烈的臭气飘浮在院内，污染周围环境。刘某曾多次向当地环保部门反映情况。当地环保部门也曾于1998年7月、2001年8月，分别向被告下达过《限期治理通知书》和《环境违法行为改正通知书 》，认定被告行为给居民造成了污染，并责令被告 限期搬迁、或者将“喷漆过程在室内进行，尽量减少恶臭气体溢出；尽快重新选址，使喷漆活动不在院内进行”。但是，湖南省吉首市农机局一直未依法搬迁和治理污染行为。自1992年始，北栋居民楼里的20多户人家，先后有10人患上癌症并致8人死亡。2000年10月，刘某被确诊为罹患“非霍奇金氏恶性淋巴瘤（B细胞性）”，并从医生那里得知：油漆中含有的有害物质“苯”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易发致癌物质。面对自己患病的事实和原因，以及五年无果的行政投诉，2002年7月，刘某向市法院提起环境污染致癌的 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 赔偿损失？ 此后，本案经历了一审、二审及由检察院两次抗诉引起的两次再审，法院裁判均驳回原告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2007年2月，当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第二次再审时，刘某已于2006年11月20日死亡。
邹钢，采矿损害赔偿研究，中国法院网， 2008-04-01 14：44：04
郄建荣，起诉举证鉴定艰难、环境维权难题尚待立法破解[EB/OL]，人民网2005年5月20日
吕忠梅，论环境纠纷的司法救济，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4），41-46
因为中国立法模式的原因，现在有很多单行法，像《大气污染防治法》、《水环境保护法》等，法律责任的规定很多是重复的，尤其是和环境保护法相重复，这里只重点分析环境保护法。
关键词 环境侵权；受益人责任；司法裁判：责任分配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环境侵权行为频繁发生，为人民生命健康和环境质量带来严重损害。传统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理论囿于过失责任、个人责任的窠臼，难以有效、合理地填补环境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出于维护公平正义、保护弱者的考量，环境侵权领域中无过错责任、社会责任等规定纷纷登场。在法律实践中，还发展为侵权行为人以外的受益人也要承担“补偿”甚至“连带”责任。基于此，本文就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情况及其法理依据，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具有的特征或者共性，以及对我国今后相关环境立法的借鉴意义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法院的相关案例进行收集分析，旨在查明我国环境侵权案件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情况。数据来源为北大法宝案例库，最后检索时间为2015年7月9日。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栏目中，输入关键字“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进行检索，最后共检索得到案例325件。由于有些案件存在二审、再审的情况，所以检索到的这些案件存在重复计算，即同一案件如果分别进行一审、二审、再审，那么其可被计算为三次审判。经筛选，325件案件中与环境污染受益人相关的共17次，但实际上这17次审判应归属于7件案件，因为这7件案件都不是一审终审的，它们分别经过上诉或再审，所以最终进行了17次审判。以下本文将以统计图表的方式具体分析这17次审判反映出的法律问题。文中案件数量虽然不多，但是所反映出的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从检索结果看出，在所有环境侵权案件中，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 2%。虽然此类案件比例不高，但考虑到我国国情，与每年发生的大量环境污染相关的侵权行为相比，我国在环境立法方面相对滞后，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在现行的法律中找不到直接的法律依据；而且环境侵权案件由于其潜伏周期长、危害严重、举证困难等特点，造成受害人难以举证、法院难以立案的困局暂时仍然难以突破。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进行一审的有8件、二审的6件、再审的3件，这说明7个案件无一例外均提起上诉或者再审，也就是说上诉率100%（7个案件经历8次一审是因为其中一个案件一审进行了重审，其审级按一审计算）。每个案件都至少经历了二审、终审，其中一个案件甚至经历了一审、发回重审、二审、再审，四次审判才得到终审判决。众所周知，环境污染类案件因果关系的认定本身十分复杂和繁琐，双方当事人易对法院的判决结果产生质疑，再加之相关受益人责任认定标准的不完善，使案件的判决更加复杂，提起上诉或者再审在所难免。
从与受益人相关案件审判的总体判决结果可知，在17个判决结果中受益人承担责任的案件有8件，不承担责任的案件有9件，受益人承担责任比率为47%。但是在终审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案件中，有1个案件是因为污染发生后受益人与受害人协商私下达成赔偿协议从而免责的；还有1个案件则是因为行为人根本就没有污染行为，不构成环境侵权，因此不承担责任。如果排除以上2个案件，那么受益人最终承担责任的比率上升至60%，即在环境侵权案件中，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有一半以上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可见，法院在处理与受益人相关的环境侵权案件时，为了更好地救济在环境侵权案件中处于弱势的受害人，往往会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责任，以此解决环境侵权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的判决理由以及责任分配
法院进行任何裁判都需要对其判决结果进行证成和推理，推理过程必须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否则其判决结果不能使人信服，尤其是作为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我国要按照现有的成文法规范进行裁判。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关责任的8次判决中，法院给出的判决理由见表1。
我国法院判决书中案件的推理过程以及论证过程都很简单。本文所涉及的环境侵权案件也是如此，而且法院对受益人是否应承担责任的论证较之行为人的论证更加简略，有的甚至只用一两句话概括。但是，从法院所做的并不是十分详细的判决理由来看，不论是受益人有过错，还是基于受益人所处的法律地位，乃至法院认定受益人与行为人是共同行为人或者受益人对污染的发生有防治义务，其背后都蕴含着“有义务即有责任”的法理。当然，具体到个案中其义务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需要单个分析。例如，在租赁法律关系中，一般情况下出租方的主要权利是收取租金，主要义务是将符合要求的租赁物交给承租人。出租方只有在交付不合格的租赁物给承租人致人损害，或者明知承租人要从事违法行为还将租赁物交付与对方时，是有义务防止损害的发生的，或者损害发生后需要承担相应责任。在发包与承包关系中，义务主要表现为发包人对承包人相应资质的认定，如果发包人将工程承包给不具备一定资质的承包人，那么在承包人致人损害时发包商则难逃其咎。
正如前文所述，在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9次判决中，理由除了受益人通过与受害人达成损害赔偿协议免责，受益人不构成环境侵权外；法院还基于受益人与行为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合法，受益人对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不存在义务，以及受益人与损害的发生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等原因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见表2。与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不同，判决受益人不承担责任的原因似乎更侧重于否认对“受益人与损害之间有无直接因果关系”的认定。但在司法实践中，此种因果关系的认定与环境侵权中行为人举证不存在因果关系大有不同。
在法院判决受益人承担相应责任的8次判决中，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为5次，承担内部的按份责任为3次。由此可知，一般情况下，环境侵权案件法院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以更好地保证受害人得到赔偿。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根据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的过错程度判决受益人承担与之相适应的责任，但是这种按份责任只是行为人与受益人之间内部的按份责任，对外还要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为了保证受害人得到更好的赔偿，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法院一般都会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
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案件当事人法律关系及分布领域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发包与承包关系的有3件、租赁关系有4件、买卖合同关系1件、无名合同关系1件，从中可以看出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多发生在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当中。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此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有些案例可能没有纳入到研究范围或者现实中的其他案例并没有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发包关系与租赁关系仍然占了绝大多数，作为受益人的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承包人或者租赁人进行环境污染时承担环境侵权责任的可能性更高一些。因此发包人或者出租人在发包或者出租时，需要对可能承担的责任进行考虑，可以在签订发包或者租赁合同时就环境侵权责任的承担与合同的相对方进行约定，或者在发生污染后与受害者私下达成补偿协议等方式来减轻自己的责任。
与受益人相关的7件案件中，有4件属于噪声污染、l件属于大气污染、2件为水污染。判决受益人承担责任的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在噪声污染领域更容易发生，究其原因可能和噪声污染的特点有关。噪声污染具有暂时性，它不像大气污染、水污染那样容易在环境中积累，对受害人来说举证行为人的过错较为困难，此时出于对诉讼策略的考量，寻找侵权过程中的受益人相对比较简单，因此噪声污染类案件出现了受害人把受益人列作被告的情况。然而，受益人认为自己并不是环境污染的直接行为人，不应承担侵权责任，因此纠纷发生后即使法院作出相应一审判决，双方当事人仍会对判决结果不满意从而进行上诉。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我国司法裁判文书选取案例的统计分析，我们发现“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责任”这一命题在司法裁判领域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对环境侵权案件而言存在要求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的诉求。当下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环境侵权的危害，环境领域提起诉讼的诉求也在不断增长，尤其一些直接侵权行为人或者企业无法偿付损失的情况不断出现。因此，受益人因侵权行为而得到额外收益的情况对受害人来说更无法容忍，人们自然产生了要求受益人承担损害责任的诉求。从现有统计样本分析，受害人提起的与受益人相关的案件占5.2%，比例似乎不是很高，但综合考虑中国的国情，每年因环境侵权提起的诉讼数量不可小窥，该比例已经足以对环境立法提出要求。
第二，环境侵权受益人承担法律责任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中并没有一项条文明确规定环境侵权受益人要对环境污染损害承担连带责任。这也正是前文分析现有裁判案例中法官在判决受益人承担连带责任时语焉不详的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的发展，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越来越常见。电磁辐射引发的侵权属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一种，因果关系极为复杂，损害结果很难确切认定。在输变电工程建设引起的电磁辐射污染案件审理中，笔者注意到污染的判定往往集中在电磁场强度是否符合《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电力技术规范。行业技术规范中的标准仅为推荐限值，能否成为认定污染成立与否的标准？本文结合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的两则案例，探讨输变电工程引发的案件纠纷中行业技术规范的效力以及电磁辐射侵权的因果关系。
关键词：输变电工程、电磁辐射、行业技术规范
在原告江苏省电力公司姜堰市供电公司与被告季某排除妨碍纠纷一案中，原告在建的220千伏高田线开环入沈星变线工程中2支塔相距被告季某的鸽舍太近。被告咨询相关人员后得知高压输变电线路引起的电磁辐射影响鸽子的繁殖，遂以原告行为不合法为由阻止原告施工。一审法院认定原告行为合法，被告阻止行为不当。
通过查阅类似的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污染的案例，笔者注意到基本都是电力部门胜诉。法院往往以输变电工程属于基础建设项目、有立项批准、环保部门的环评批复、规划部门的规划红线许可等认定电力部门的行为合法，而以输变电线路符合相关的技术规范来认定不存在辐射污染。由于在环境污染侵权中原告行为合法仍应承担责任，所以问题的关键就集中的能否以输变电工程符合行业技术规范认定辐射污染不存在。
笔者通过两个案例浅析输变电工程引发的电磁辐射纠纷的问题。
一、案例介绍
浙江首起电磁辐射案：杭州市电力局架设的萧山电厂至萧山变电所的4根110千伏高压线从萧山徐某的房顶经过。徐某以他们长期遭受高强度工频电磁场辐射影响、身体健康受到威胁和损害为由，要求杭州市电力局赔偿38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该输变电工程是经政府立项批准、合法建设的高压输变线路工程、各监测点工频电磁场强度均低于《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中推荐的数值，架空线路与徐某房屋的最近距离也满足《110～500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规定的安全标准。据此，驳回徐某诉讼请求。
江西首例电磁辐射案：九江供电公司220 千伏浔妙ii 线从市庐山区莲花镇某房屋上架线通过。四年后，该房主胡某种植在他家屋后近2 亩地的竹林、茶、果树等经济物干黄、枯死，其父患癌症去世。胡某以此为由，将九江供电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停止和消除高压电磁辐射造成的损害并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1万元。一审法院认为：安全距离符合《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胡某家生活场所电场强度和电磁感应强度两项指标也均符合国家环境保护行业标准，据此认定九江供电公司在此案中无过错责任，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求。
二、电磁辐射纠纷中行业技术规范的效力
这两个均是由高压线路引发的电磁辐射案件，不同的是浙江的案件中尚未出现损害结果，而江西案件中胡某农作物受损并且其父亲患癌症死亡。但两个案例中法院均是以输变电工程符合《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而判定原告败诉。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两个电磁辐射侵权的案件中，法院认定电磁辐射能否造成污染与电力部门的行为是否符合行业技术规范有关。《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行业技术规范对输变电线路的安全距离、辐射强度等规定了限值，符合该限值是否就可以认定电力部门不存在侵权责任或不存在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其他民事责任？笔者认为应以造成损害后果与未造成损害后果两种情形来分别讨论。
当没有造成损害后果时，无损害结果便不构成环境侵权。此时仅能以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方式来处理此类纠纷，以现有的科技水平，我们无从认定输变线路将会导致损害，普通居民很难提出证据来确切证明输变电工程会产生电磁辐射污染的危险，而输变线路符合输变电工程的行业技术规范，无疑有力地排除了电力部门的责任。
当出现损害后果时，输变电工程便可能构成环境侵权。行业技术规范规定的标准>文秘站:
三、输变电工程构成环境侵权时的因果关系证明及举证责任分配
显然，电磁辐射引发的侵权属于环境污染侵权的一种。电磁辐射是能量在空间中传播时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四周辐射，超高压线路上传递巨大电能，因此输变电线路无时无刻不对周围造成电磁辐射。当电磁辐射累计到一定程度，会对人体产生负面效应，导致头疼、失眠、记忆衰退、血压上升或下降、心脏出现界限性异常等症状，这种的侵权的发生无声无息、无形无迹。在这个科学尚未完全知悉的领域，侵权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像一般侵权那么明晰。如果在实践中一味推行必然的因果关系证明方法，受害人获得的救济基本为零。日本曾发生的一个环境侵权案例，该法官指出：“众多居民疾病的发生是由于排放的化学物质所引起的，这其中涉及到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如果严格要求被害者科学地证明构成因果关系的每一环节，那么岂不是从根本上断绝了用民事审判方式救助受害人的途径？”[1]
在因果关系认定上，应适用环境侵权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我国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了环境污染中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2]，这实际上将举证的负担转移给了污染者来承受。[3]《侵权责任法》采用了因果关系倒置的原则，由致害者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4] 在发生污染时候，首先就推定了因果关系的存在。如果污染者否认不了因果关系，那么他将承担环境污染责
任。[5]然而一些人错误的认为因果关系推定意味着原告不承担任何举证责任。[6] 在实践中，不可能存在只要原告举出损害事实，电力部门就必须证明自己架设的高压线路没有侵权。
从国外主要的因果关系推定学说来看，受害者仍然是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的。因此，《侵权责任法》第66条虽然采纳了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但所有的举证负担并非都转移给被告，原告仍负有初步证明的责任。[7] 对于电磁辐射侵权中因果关系的证明，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步骤：
首先，受害者应当具有初步证明义务。即便是采用因果关系推定，也并不是说受害人一点不承担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原告要就初步的因果关系进行证明。电磁辐射的受害者应当证明其遭受的损害与电力部门架设的高压输变线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在电磁辐射侵权的证明方法上，宜采用因果关系推定学说中的疫学因果关系学说（epidemiology）[8]，来证明污染行为与造成损害之间存在的可能性。即受害者需要提供证据证明：一是输变线路架设在损害事实发生之前；二是输变线增多或电流强度频率增强，则损害加重，输变线减少或电流强度频率减弱则损害减轻（该污染物质增多或者效用增强，则患者便相应增多；该污染物质减少或效用减弱，则患病患者数量减弱。[9]）。在证明程度上，原告达到低证明标准就可推定因果关系存在，低证明标准可以采用盖然性规则中的“初级盖然性”层级。如被害者可通过对比输变线远近不同距离农作物的产量，也可结合家族病史及高压线路架设前后自身的健康状况等加以证明。
其次，电力部门应当提供证据以排除其行为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被告可以如下几个方面证明因果关系的不存在：一是，电力部门没有架设高压电力线路；二是，高压电力线路不会导致损害；三是，高压电力线路虽然会导致损害，但是不会导致受害者所受的损害。[10] 被告在证明程度上应当达到高级盖然性，也即是说，致害人的反证要达到高证明标准，才能排除因果关系的存在。[11] 这里的高证明标准显然不仅是行业技术规范。
第三，法官综合各方面证据情况来认定因果关系是否存在。一是，受害者提供的证据并不能达到初级盖然性程度，法官就不推定因果关系的存在。二是，受害者提供的证据达到了初级盖然性程度，法官推定因果关系存在。法官再考虑被告的反证内容是否足以推定的存在。如果反证的内容不足以推定的存在，则可以认定因果关系的存在。
四、结语
笔者认为在电磁辐射导致的纠纷案件中，《110～500 千伏架空送电线路设计技术规程》和《500千伏超高压送变电工程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规范》等规范是证明电力部门行为合法的依据。电路的架设符合这些技术规范，电力部门便有充分理由反驳担心受电磁辐射的而没有遭受实际损害的居民。然而，这些技术规范不宜用来作为判定侵权事实的标准。在电磁辐射侵权的因果关系证明中，采用疫学因果关系说比较适宜，在证明程度上，对受害者适用初级盖然级标准，而应课以电力部门高度盖然级标准。
[1] [日]野村好弘：《日本公害法概论》，康树华译，中国环境管理经济与法学学会出版1982版，第337-338页。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1款第3项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3] 杨立新：《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__版，第82页。
[4]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66条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以及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5] 王胜明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__版，第335页。
[6]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2月第1版，第494页。
[7]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__年2月第1版，第494页。
[8] 疫学因果关系说参考陈国义：《民法因果关系、概念及举证责任在德国环境损害赔偿事件的适用及其转变》，载《法学丛刊》，第160期。其中电磁辐射可以致病这一步骤受害者不需再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