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8:3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最早进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应该从银行出现开始，研究银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是并没有对金融进行专门研究，只是把金融作为促进交易的工具，直到二战后，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影响到部门国家经济增长的现象明显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形成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这个阶段典型代表是格利、E.S.肖和帕特里克。格利、E.S.肖分别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专著中提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机构、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的作用的是实现资金的顺利流动，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资金，从而提高生产资金，提供社会经济增长。帕特里克（1966） 在《欠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提出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个金融问题，金融发展可以是被动的和相对滞后的，也可以是主动和相对先行的。奠定金融理论发展理论基础的是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采用8个指标来度量金融规模和结构，对35个国家98年的数据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具有正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可以以麦金农和E.S.肖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中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即“麦金农—肖模型”。麦金农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落后，金融二元结构存在，金融管制严重，导致信贷资金得不到有效配置、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资金，抑制了经济增长。肖认为健全的金融发展和良好的经济增长能够起到互相促进作用，使金融资源得到进一步的优化配置。
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提出后，引起了理论界的研究热潮，促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七八十年代，从投资数量、质量等方面对金融抑制和深化论进行深入研究，认为由于受到利率和收益影响，导致资金无法顺畅流向投资领域，无法有效配置，所以必须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九十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阶段，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着重研究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功能和作用，规范了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解释，得出了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金融内生化的机制作用，提出了金融约束论和金融内生增长论，深化了金融发展理论。
二、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生产商品和劳务能力的增长，即一个国家或地区潜在国民产量或潜在实际GNP的扩展。（萨缪尔森，1992）经济增长既可以是国民收入的总产量，也可以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经济增长理论是研究解释经济增长规律和影响制约因素的理论。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有资本、技术、土地、分工。代表性的有古典经济学鼻祖斯密，他认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两种途径是劳动数量和劳动效率。
之后不断有经济学家研究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包括了在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上哈罗德和多马提出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典型，该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和储蓄率成正向关系，和资本与产出比成反比关系，资本是经济增长主要决定因素。但该模型基于储蓄率和资本与产出比不变的假设，存在缺陷，麦金农对模型进行了修正，认为储蓄还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之后经济学家又提出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索洛模型为代表，他认为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决定了经济增长率，同时技术进步是随时间变化的。金融的作用仍然没有提及。20世纪80年代后围绕索洛模型缺陷，经济学家开始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源等因素研究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以卢卡斯和多马为代表，卢卡斯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封闭性，同时认为技术进步至少部分是是内生的，多马提出了以规模报酬在外部性和生产中是递增的，而在新知识创新中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为假设前提的内生技术创新模型。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的经济学家进行了研究，但是都没有形成一致的结论，研究的成果和结论大体分为以下几种。
古典经济学认为货币只是促进交易的工具，对生产和经济增长没有作用，计量统计中的相关性仅仅是金融对经济的反映和体现而已。经济学家托宾和熊彼特从货币功能角度认为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和流通功能影响社会储蓄增加资本，满足了企业信贷需求，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人认为经济增长促进了金融发展。原因是社会经济规模的扩大客观上要求相对应和匹配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发展。麦金龙则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良好的金融市场能够降低投资者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促进社会投资，最终会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客观上要求与之对应的金融市场建立，促进了金融的进一步发展。凯恩斯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则认为金融领域的过度投机等行为导致了金融风险的产生，有可能影响实体经济领域导致经济危机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国内经济学家对此的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也大体相同。当然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全球和国家级别的层面，基于省内级别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大家关注的都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论证.而较少关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即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问题。所以其作用机理分析主要是研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变化规律，分析内在作用机制。即研究金融功能如何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增长又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
金融机构可以以专业化和规模化的优势帮助金融交易双方降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费用所导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通过金融市场帮助资金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和单位，优化了资源配置，促进了经济增长。也正是由于金融系统规避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特点，金融市场的机构和制度可以以其专业化和严格的审查帮助储户分散和降低风险，增加储蓄，同时帮助投资者提供长期流动性使企业获得资金，高效促进社会资金流向投资领域促进经济增长。为了降低交易和信息费用，金融市场会在专业化和技术创新上下工夫，促进了技术进步和交易工具创新，使金融交易更加高效，加速资金流动促进经济增长。由于金融市场的存在和参与，金融制度加强了对公司的监督和监管，避免了委托风险和道德风险，改善公司治理，促进资本更快积累和长期增长，最终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根据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资本的投资效率、储蓄率以及制度安排，金融系统通过上述资源配置、降低风险和交易成本、增加储蓄、创新交易手段和改善公司治理等功能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了社会分工，金融便是社会分工的结果。经济不发达阶段，社会分工水平不高，阻碍了金融的发展。经济增长促使社会分工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财富增加，商品价格下降，增加居民储蓄，同时，专业化水平提高增加了商品交易数量、交易种类和交易方式，要求相应的金融服务。经济增长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要求相对应的金融发展。（作者单位：1. 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2. 贵州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参考文献：
（一）从生产角度和需求走势看，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从生产走势看，当前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一季度至2009年一季经济增速呈逐季回落的走势，从11.3%回落至6.6%；2009年一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呈逐季回升的走势，从6.6%回升至11.9%；2010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经济增速呈回落走势，从11.9%回落至9.6%；从2010年三季度起，经济增速呈稳定态势，连续三个季度增速基本持平。具体来看，2008年到现在，中国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1年4月份增速有所回落；受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的影响，2010年建筑业增加值增速在回落中趋于稳定；受购置税优惠和汽车下乡等政策取消、部分城市汽车和住房限购等措施的影响，汽车和居住类商品销售增幅明显下滑；2011年第一季度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相比2010年四季度有所回落。2.从需求走势看，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平稳较快增长的特征。以支出法核算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表现出如下特征：2011年一季度，居民消费增速上升，政府消费增速也上升，导致最终消费增速上升；2011年一季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稳较快增长，存货增加增速回升，从而资本形成总额平稳较快增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呈负增长，2010年贸易顺差下降6.4%，主要由于进出口价格变化差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转为增长20.8%。2011年一季度，贸易差额表现为逆差，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速为-18.1%。汇总三大需求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与从生产角度核算的经济增长结论相同。但是中国经济在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但同时也存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5个季度回落，从2008年一季度的8%回落到2009年二季度的-1.5%；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7个季度上升，从2009年二季度的-1.5%，上升到2011年一季度的5%。2011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3%。其中，城市上涨5.2%，农村上涨5.8%。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仍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其原因来自多方面。1.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2.国内成本推动因素。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具、农药、化肥等价格迅速上涨，在成本推动下，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移。人工、土地、环境保护等成本上涨对2011年工业品价格构成上行压力。3.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程和旺盛的投资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迅速增加，社会融资规模剧增。2010年M2对GDP的增长率达180%。这导致中国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中国也存在“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连续7年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构成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工业品产能过剩有利于抑制价格持续大幅上行；汇率弹性的增强有利于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三）稳定物价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货膨胀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扰乱了市场环境，不利于投资者的长期决策，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要重视通货膨胀问题，把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具体措施包括：
1.需求管理方面，要调整当前的负利率政策，把负利率变为正利率，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建立对低收入人群价格补贴机制，加快市场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种游资利用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进行投机活动。2.供给管理方面，要做好进口工作，加大进口，增加国内稀缺产品进口；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适度进行人民币升值，抵消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3.改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改变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状况；约束和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带来的信贷倒逼。二、“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运行，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转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随后转向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又进一步转向新一轮合理的“适度增长区间”。具体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8%～10%）运行，由于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0.3%的较高水平，因此，经济增长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中国经济运行已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状态向适度增长的区间转换。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看，2011年重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稳物价”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为实现这一任务，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
三、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时代到来，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以自有禀赋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实现了制造业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出口，中国的高增长是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资源的匮乏和通货膨胀的攀升。“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转型期，中国将面临从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向高质量、均衡发展经济的转型。如果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将向富裕国家迈进，将会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中国会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振荡期。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1）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2）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3）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迟缓，居民收入内部差别在迅速扩大。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4）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低。这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不是短期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而要依靠制度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深层次结构问题的重要举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必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因此，应结合我国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调整传统的通过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来实现规模扩张的做法，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而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即以较低的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率，获得较高的消费增长率。制度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也应服务于这个目标。
（三）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成为开启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四、要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从“赶超经济”向“大国经济”迈进需要国家竞争战略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