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29 09:49: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与社会，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作为一种制度建构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完善的体系,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市场主体权利的承认,强调政府须提供并维护公正的市场规则。凡此种种都是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条件。此类论说因为强调的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为人们所熟知。在对市场经济加以完整性勾勒的诸多向度中,有一个向度往往被忽略,这就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也必须有健全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
在学理层面上,市民社会分析的是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二元关系,关注的是那些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者说不能被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市民社会的提出与现实的制度建构,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对国家权力范围的限定,以及对社会不受国家权力渗透的规定,来抵御可能为国家所主导的无所不及的政治专制,使社会和人民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自由。因此,“市民社会”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形态,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在今天强调市民社会建设,不过是对这一古老社会理想的继承和发展。
然而,与这种理想观念相对立的或许历史也更为悠久的,是对国家或政府力量的绝对化强调。如英国16世纪的政治学家霍布斯就认为,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这种论说受到了英国17世纪的政治学家洛克的批评,洛克发展出了一种“社会应先于或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理论,确立了有限政府和人民原则。而在洛克之后的18世纪,斯密建构了自由竞争的经济理论,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为洛克的社会理论注入了实质性内容,即通过国家保证市民社会的经济平等和契约自由,使得洛克的社会理论可以获得实现。据此,无论是在学理脉络还是在现实制度建构上,市民社会都是先于市场经济而存在的。
有必要对市民社会给出一个广为接受的定义。德国当代大哲哈贝马斯提出,市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包括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其中私人领域是指私人企业之间自由竞争、自由提供经济产品的经济活动;公共领域是由各自非官方的组织或机构构成的私人团体,诸如各种俱乐部、沙龙、新闻传媒,乃至政治党派。在市民社会的这两种构成要件中,前者正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而后者则是维护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必要条件。
众所周知,若是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为运行规则,会出现所谓“市场失灵”;其次,在提供如国防、道路等公共产品上,也会出现市场失灵。一般的看法是,化解市场失灵需要依赖于政府行为,但事实上,正如当代的公共选择理论深刻地分析过的,政府也会出现所谓“政府失灵”,且在很多情况下由政府来矫正市场失灵并不是最优选择,政府主导的行为往往成本太高。于是在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之间的中间地带,由社会自主解决此类问题是必然选择。如温州等地区的企业自主组织的民间商会,在约束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冲突等领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真正的高效率运行,根本离不开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
经济法与社会法共同担负着社会整合的法律功能，并且在功能上相互配合。
（一）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
就经济法承担的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在经济法的制度设计中，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得到法律保护并且要求保持高效、持续的运转，一方面，国家在市场化指向下运用各种政策促动工具，发挥各种能动作用，为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公平、安全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使国家在市场机制中内化为一种发展力量；另一方面，国家帮助市场克服其自我颠覆倾向，市场难以自身矫正的缺陷被借助于国家之手得到治理，市场秩序在国家与市场的合力中得以维持。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是具有分化倾向的，优胜劣汰、强胜弱出是市场制度的必然结果，但经济法并不因其导致社会分化的趋向性与规律性而对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进行否定，而反过来是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保护与强化，目的在于使可供社会分配的资源与产品得到更大的丰富与更多的增加，使实现社会再分配与社会公平具有前提与条件上的可能性与保障性。经济法的发展性整合功能还表现为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资源安排能力与财富调节能力。国家可以通过预算安排、计划实施、财政转移性支付、政府控制价格等方式进行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使经济力的配置符合社会整合的要求。国家还可以通过收入税调节等手段赋予富人更多的社会义务与社会责任，使其负担更高的社会安全成本与社会秩序成本，目的在于使富者与贫者达成一种建立稳定秩序的合作与通约。因为不与贫者合作，富人的财富安全也难以得到保障，“由于每个人都依赖于一种合作体系，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一种满意的生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包括那些处境较差的人们。”①
就社会法承担的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而言，社会法的社会正义主张中，社会成员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必须得到保障性的法律制度支持。社会分化中的弱、贫现象，已经成为常态性和结构性的社会病态现象，而这需要有稳定的法律治理机制。社会法的目的与机制之一就在于对弱者与贫者提供法律上稳定的补给、救助与支援。社会成员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机会的分配，而机会分配又取决于社会成员获取机会的机会实力。就社会成员机会实力的原始分配状态而言，因智力、体能、性别、年龄等各方面的自然差异，社会成员的原始机会实力是不平等的，而社会正义指向要求保障社会成员具有基本的发展机会实力。因此国家与社会应当对社会成员提供获得普通机会实力的制度安排，这种普通机会实力的获得必须依赖教育、医疗、体育等方面法律制度的保障性供给，而这也正是社会法的重要功能内涵。
（二）在实现社会实质公平方面，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与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相互协调
公平是人类与社会的道德容器与利益容器。作为道德容器，公平是社会承受差异与区别的道德底线，控制着人们的选择心理。作为利益容器，公平是社会分配水平的均势与平衡机制，控制着社会分配的溢出效应。经济法与社会法都强调结果公平与实质公平的法律实现，但两者有积极公平观与消极公平观的区分。
就经济法的积极公平观而言，经济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发展公平观、发展促进观，强调在经济更快发展过程中用发展来积极、动态地解决社会分化矛盾。经济法强调发展要考虑弱者的付出与整体的和谐、合作与依赖，弱者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强者的支持与合作，强弱之间的利益流动是双向的而不是单向的。经济法对优劣、强弱的评价是其不至于对市场机制造成破坏与损害，使市场机制继续发挥效率甚或效率更高。但经济法并非不考虑弱者的利益，只是经济法非因扶弱而抑强，而是为了更强而扶弱。
就社会法的消极公平观而言，社会法的公平观主要关注对已形成的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扶助，是一种弱者保护机制，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平均正义立场。社会法的公平观是一种对弱者保护的利益倾斜观，其目的在于避免利益的边缘性，控制利益边缘群落的形成，使社会利益心理控制在道德与秩序的承受底线之内。
（三）在社会总体性法益目标中，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共同并举
经济法的法益目标在于促进经济快速、公平、安全的发展。在促进经济快速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从制度补给上排除市场障碍，界定财产经营收益的归属和成本的分配，合理分配企业的增量利益分配权及相应的企业控制权，保障竞争机制的功能主导性；另一方面又从制度能动上直接诱导经济增长，发挥政府在资源与信息上的能力优势，通过将宏观调控政策置换为法律而发挥功效。在促进经济公平发展方面，经济法一方面注重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通过经济法制手段尽可能消弥地区之间自然资源分布不均衡及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现象，达到地区发展公平目的； 另一方面，注重控制由于个人自利性的极度膨胀和竞争者的实力差异而给竞争机制带来的损害，通过竞争法来保护竞争公平。在促进经济安全发展方面，经济法着眼于整体经济秩序的协调，通过对市场准入控制、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保护，适度限制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从国家的视角建立一种成本较低的监控与保护机制，维护市场的基本秩序与交易安全。同时经济法建立的宏观调控法律机制，通过对经济增长、经济调节、经济管制的法律补给作用，合理配置与市场适当的国家经济资源，营造符合国家整体安全的宏观环境。
社会法的产生直接导源于社会问题，“社会法的宗旨是弱者救助、反歧视与倾斜保护，”[2]这也可以理解为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社会效益通常是作为与经济效益相对的一个概念，“社会效益的外延十分广泛。就法律的效益价值来说，至少包括着权力运作效率的提高和社会公正的维护等。”[3]社会效益越高，表明社会公众分享社会成果的机会越多。就社会法这一特定语境而言，社会效益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受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这些指标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准，也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数量与质量水平的评价尺度。
就一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性的法益目标中，既需要经济法的经济效益目标，也需要社会法的社会效益目标。
注释：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 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2.1等同论
等同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等同化，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没有加以区分。这种观点在哲学教科书、专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作者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简要读本》第225页中写道：“因此，马克思也将社会形态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否定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2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2.3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2.4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朱琳.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