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17 11:18:0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增长的背景，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在认识层面，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作者批评了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认为中国是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欠佳的组合，需要以持久战的视角看待未来经济增长前景。在实践层面，作者探讨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向好的战略战术，包括：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在全球视野下坚持持久战。 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从方法论上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整体主义的“陷阱”，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
法性。
著作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构了“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叙述逻辑，并一以贯之，自成体系。第二，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意识都非常强烈，直面当前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短期增速目标以及当前政策选择的诸多争议，进行不同观念的辨析。第三，富有历史感。将当前的经济增长战略放在历史的较长维度进行考察，一些章节颇具历史分析的意味。第四，宽广的国际视野。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战略放在世界的维度考察，但又不简单套用国际经验，分析非常细致。第五，对同类大量代表性研究进行了驾轻就熟的梳理，理论运用广泛并富有深度。
作者提出，要以彻底治理经济污染、实质性推进改革，而不以维持较高的短期增速为主要目标;中国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回走，是体制可改革型的丧失，为此要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可改革性;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和去资产泡沫，重塑社会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以建立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等。
对此，我都深以为然。以下对著作中涉及的一些主题作进一步探讨，希望有助于加强对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和规则的重视及相关讨论。 市场经济不必设定增长目标
作者基于“持久战”的视角，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即将“十三五”划分为“前低后高”两个阶段，以6.5%这一2020年翻番目标所隐含的必要增长率为基准，调整阶段的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恢复阶段则高于6.5%。即关于短期增速目标，作者反对必须坚守6.5%底线的政策取向，但不反对增速目标本身，而是主张可以先“退一步”再“进两步”。相应地，在当前的政策选择上作者建议以收缩性的结调整优先。这样的政策主张对于当前推动调整、修复经济生态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是否有必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呢？
首先，以GD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具有一定的缺陷。首先，GDP不等于财富，也不等于财富的增长。原因在于，GDP反映的是总产出，而没有体现投入，不能反映剩余。同时，GDP统计也没有反映资源环境的损失。因此，很可能为了追求GDP的增长而不计成本与不计环境污染，付出很大的代价，结果反而造成财富的减少。因此，GDP增长目标本身具有很大的误导性。正是基于此，阿马蒂亚・森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理论框架，改变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即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泛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换言之，正义、权利和基本自由诉求与GDP的增长在发展战略中至少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其次，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可能会导致对市场经济本质理解的偏差。市场经济的本意不是经济增长。正如朱海就老师所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整套维护个体正当权益的制度和规则，发展市场经济就是要维护这套制度和规则，保障无数的个体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市场经济不是经济增长的手段，相反，经济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如果将经济增长的整体目标强加到个体头上，则意味着限制了人们对他们自己目标的追求。因此，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似乎不应该是经济增长目标本身，而是如何矫正和维护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和规则。如果将市场经济理解为保障个体权利的制度和规则，则提出任何经济增长目标都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在追求好的制度这个目标过程中，经济增长将是自然的结果。
再次，经济不存在GDP总量目标。在布坎南看来，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无目的的秩序，即无数追求各自具体目标的参与者以交易为形式进行互动，并在由此形成的秩序中实现各自追求的目标。因此，在互动秩序之外不存在某个超越性的总体目标。正如布坎南所言，“我们根本无需为整个经济或政治人设想出一种支配性的或大家一致同意的目的或目标，而一些政治人竟擅自承担起促进实现这种目的的责任。”既然经济无目的，对经济评价的指向只能是交易参与者遵循的规则及其形成的秩序，而不能是GDP这样的经济的副产品。显然，GDP增长目标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引导”经济达到更加令人满意的总量目标水平，而忽视了经济秩序形成的制度和规则。
最后，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是以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关注GDP增长目标，事实上是以“总量的数据”去替代经济秩序形成中无数参与者的“个体的感受”，从而忽视了“个体”及其“感受”，在方法论上以整体主义取代了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关注的是国家的最优，国家被视为单一的行动主体，构成国家的无数个体被忽视，这使得其忽视了经济秩序形成的制度和规则。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则关注经济中具有不同主观偏好的参与者之间的互动与协调。因此，哈耶克指出，经济学不是关于参与主体有意识的最大化的行为，而是关于无数行为互动带来的非意图的结果及其背后的规则与制度。
因此，对GDP增长目标的关注，从方法论上说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整体主义的“陷阱”，这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政府可以事先确定一个整体目标，然后去追求自我设定的目标，并借助于干预市场去实现目标。事实上，作者之所以反对必须坚守6.5%底线的政策取向，其实就是担心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而采取的各种刺激措施不利于结构调整，从而为未来的增长埋下更大的隐患。但其实错误不仅在于坚守6.5%，坚守任何一个增长目标可能都是有害的。 要通过法治与产权保护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作者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是将企业家引入经济增长战略的分析框架。毫无疑问，企业家才能与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斯密提出，市场交易与市场规模U大促进分工，分工的深化促进技术进步与创新，技术创新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进一步促进市场交易与市场规模的扩大。实际上，斯密论述的市场拓展背后的推动力恰恰就是企业家精神。
作者强调的是熊彼特型企业家，即在多个方面进行创新，打破已有的均衡，从而市场是一个由创造性破坏驱动的动态过程，驱动这一动态过程的是创新，而企业家就是创新的承担者。实际上，除了熊彼特型企业家，还有柯兹纳型企业家和奈特型企业家。柯兹纳型企业家对套利机会具有敏感性，利用和改正市场上的资源配置错误，使市场趋向均衡，从而市场是一个持续趋向于均衡的过程，是持续的企业家发现的结果。奈特型企业家则通过创造组织（企业）来降低不确定性。
无论是哪种类型，企业家才能的发挥与企业家精神的彰显均需要一定前提条件，即法治和产权保护。法治不健全，产权保护不力会导致企业家精神受到抑制。在实践中，损害企业家创新的方式至少包括如下几种：首先，以资产价格泡沫为重要表现形式的通货膨胀。金融与实体经济、房地产与非房地产的行业报酬结构的偏差本质是由于金融产品与房地产价格的通货膨胀。通胀会打击企业家的创新，不仅因为价格上涨会减少企业家的利润，更在于价格的上涨促使企业家从事投机行为。很明显，近年来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很多企业家无心做实业，股票市场的一度大幅上涨也使很多企业家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股市的投机活动中去。值得指出的是，企业家在通货膨胀背景下投机，责任主要不在企业家，而在于导致通货膨胀的制度，如信用扩张以及政府对土地供应的垄断等。
其次，政府的管制。管制意味着政府拥有大量的权力，干预或垄断重要资源，有许多设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将其活动集中于向管制者寻租，从事非生产性活动，造成企业家在“错误”的方向上发挥其才能。虽然企业家应该自律，但寻租的责任同样主要不在企业家，而在于政府的过度管制。另外，还有一种管制是市场准入限制。由于准入限制，企业家不被允许进入被限制的领域，其才能没有任何发挥的机会。最后，税收过高和补贴。税收过高降低了企业家的创新激励，并使得企业家不得已将其活动转向地下经济或非正式经济。而补贴表面上可以激励企业家，实际上由于可以通过补贴获得大量收入，反而会弱化企业家的创新动力。
总之，制约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因素主要包括：一是不当管制造成自由的丧失，即企业家在其所面对的环境中不能进行自由选择，不能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出于自己的价值偏好，追求自己的目标。二是权力不受约束造成法治缺失，依靠权威和暴力进行压制的人治取代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的治理方式。显然，如果法治严重缺失、产权界定或保护不力，企业家精神将彻底窒息，经济体系锁定在低水平的陷阱中。
可见，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不仅要重塑创新导向型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更要建设法治，保护产权。事实上，合理的报酬结构和企业的纵向流动性也从根本上取决于法治和产权保护。因此，为了充分彰显企业家精神，必须坚持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控制和干预以及实现法治。唯有如此，才可以避免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以彰显企业家精神为基本取向的改革才能成为最大制度红利。 “消解权力”是“限制权力”必由之路
作者提出要塑造有为政府，为此要从治理政治-经济生态、发挥后发优势并推动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维持乃至增强体制可改革性等三个方面界定职能范围，建立有限政府。并认为，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以法治保障政府职权不越界，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同时，对于本质上是政府功能在经济领域延伸的国有企业，作者提出要通过去除政策性负担、以管资本为主、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我认同作者提出的政府“限权”和国有企业“竞争中立”的理念，但政府的边界是否可以作如此规范性的界定？这样界定是否可以实质性地触动政府的权力？国有经济是否以及如何做到“竞争中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的目标是否可以实现？事实上，只有通过扩大个人活动范围，把原来认为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交给个人、市场和社会去完成，从而消解政府的权力，才可能真正实现“限制权力”。同样，国有企业改革要向没有特权、竞争中立的制度回归，需要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放开市场准入。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4-0003-02
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研究大都建立在如何降低收入差距的基础之上。然而,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是现阶段我国的实际,如何在收入差距扩大的背景下,保持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我们现阶段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试图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基础上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希望能够得出有用的结论。
一、基本理论回顾
美国统计学家库兹涅茨(1955)在其《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均等》一文中提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更为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收入不均等状况会逐渐缩小。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个人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的变动,遵循着一种倒U轨迹,这就是后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理论中的库兹涅茨“倒U假说”。并且,库兹涅茨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收入分配的状况后,认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不均等程度比发达国家更大。
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解释。刘易斯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会出现两种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现象: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同劳动阶级的收入相对份额的差距扩大;一个是劳动阶级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即现代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中农民的收入。伴随经济发展过程,现代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工人的工资将逐步下降,劳动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可能缩小或不变,社会总收入差距可能停止上升,处于稳定时期。当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劳动从无限供给变为稀缺要素,而资本则处于相对充裕状态,此时工资上升并带来劳动阶级的收益上升,而资本家阶级的收益则相对下降,整个社会总收入差距将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正处于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时期。在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基础上,如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对保持经济增长条件的深入探讨
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是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实现经济增长,并由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我们从需求与供给双方面讨论收入差距扩大背景下保持经济增长的条件(见图1)。
(一)需求方面
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会导致参与分配的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降低,这对经济数量的增长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收入差距的扩大能够引起财富的聚集效应,投资的潜力也增加了。如果潜在的投资能力能够转变为现实的投资而不是储蓄,那么总需求水平并不会下降,反而有可能增加。
而投资的增加则主要取决于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新的市场和需求,取决于影响投资的制度障碍,等等。如果这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储蓄就会转化为投资,潜在的投资能力也就能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
(二)供给方面
从供给方看,收入差距的扩大往往表现为工资水平的长期停滞或工资增长慢于经济增长,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和供给能力的提高。
在供求双方力量的作用下,只要经济还没有达到充分就业点,经济增长就会实现,而且还不需以通货膨胀为代价(见图2)。
以上分析表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必须要建立在潜在的投资能够顺利的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否则,收入差距的扩大就不能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且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导火索。收入差距的扩大必然导致总消费水平的下降,如果没有新的市场来提供需求,在投资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饱和,并出现生产过剩,促成厂商和消费者形成普遍的对未来的不良预期,进一步造成投资和消费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在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背景下,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就落在了潜在的投资能力是否能够顺利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够满足,必将成为限制经济稳步增长、进而减小收入差距的瓶颈。针对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完善制度,促进民间投资
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倾向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投资的利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我国缺乏对私有财产权益的完善的保障制度。这种情形体现在多方面。例如,我国企业的市场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高昂,政府官员的寻租、市场管理人员的、社会治安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都会使得潜在的投资者望而生畏,从而使总投资减少,进一步又会影响到就业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制约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及完善法律制度是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2. 关注中小企业,减少其投资风险
由于我国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很大,这就增加了对未来收益预期的不明确程度,增加了投资者投资的风险,而如果没有适当的机构来充当这种风险的担保人,投资就会受到制约。我国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歧视,必然会影响到其投资量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弥补这一缺陷,减少投资中的风险。
3. 开拓新的市场,促进投资的增加
我国目前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有市场容量的局限,进而限制了投资的增加。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开拓新的市场。这样,一方面可以扩大需求,另一方面可以吸引投资,从而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双方面的推动作用。
加快城市化的步伐就是一条增加市场容量的重要途径,城市化速度的提高将会培育出新的消费群体,推动投资的增长。另外,城市化将会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市场容量,创造新的投资机会和就业空间,并进一步增加城市吸收劳动力的能力,使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来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这个过程,是一个在劳动力成本不上升的情况下,通过需求的扩大来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而农村市场的开发也是促进投资的重要方面。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民消费,并能开拓农村投资的空间。
4.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整体上我国社会保障不但水准低,而且覆盖面窄。这样,一方面加大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另一方面会影响潜在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使潜在的投资能力不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因此,必须努力完善保障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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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矛盾。这些潜在的问题会提高富人面临的不确定性，致使对未来投入下降。严重情况下，富人会以移民的方式将财富转移。未来投入的减少，企业家和资本的外移等因素，都会负面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更为严重的是，最近收入不平等恶化有了新的来源――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能力受损为代价。在前20年中，收入差距扩大主要源于各个群体增长速度差异，富人的收入增加并没有危害穷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收入能力。而在最近十几年里，造成收入差距的新来源是，富人财富增加过程直接威胁旁人的劳动收入能力和资产收入能力。与此同时，无法进入高利润产业，无法在高收入产业就业等老问题仍然困扰低收入群体。
就劳动收入能力而言，较低的环保和劳工标准直接威胁穷人的健康，由此引发的职业病等，明显降低低收入群体在未来的劳动回报率。
就资产收入能力而言，富人财富增长对低收入群体的生产性资产的回报率和住房等资产的增值能力都有负面影响。
首先，制造业的扩张仍然是高收入者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制造业扩张所产生的污染排放对耕地以及其他能生产农林产品的水、山资源有严重影响，这些资产的产出能力因此大大下降。而耕地、水、山等资产是低收入者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其次，资源和矿产开采是最近几年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由此引发的地陷和污染等也危及上述生产性资产的产出能力。
第三，最近受非议最多、富人财富增长最快的渠道是房地产开发。而房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征地和拆迁剥夺了很多低收入居民的资产增值机会。
这些机制不仅恶化了收入分配，而且会导致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下降。除此之外，我们也能从数据中获得若干佐证。利用2010年各省统计年鉴，我们计算了城镇地区月收入低于3000元者在全体劳动者中所占比重。结果表明，在所有省市区中，月收入3000元者至少是中等收入群体，仅仅浙江、上海、天津、广东、北京和6个省市区月收入3000元者所占比重在50％以下。
扩大的经济规模未改善消费水平
就全球而言，大多数国家的居民消费率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中国的情形却是例外。
第一，消费率较低，且处于下滑态势。198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曾经接近70％的高水平，之后便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1993年首次降到60％以下，2007年最终消费率已经下降到50％以下。每年新增GDP被用于消费(包括居民和政府消费)、投资和出口，我国每年GDP总量不断增长，但居民生活条件却并未改善。
第二，最终消费的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速度。30年来，我国GDP总量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同期，消费支出总额也在增长，但其增速明显慢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并且两者增速之差有逐年扩大的趋势。经济总量和最终消费增长速度的差异，形成了GDP不断增加，经济中用于消费的份额却不断下降的局面。
民生领域供需矛盾突出
医疗、教育等部门的供需矛盾是另外一个无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我们从三个方面选取观察指标：医疗机构的数量、医院和卫生院的床位数、卫生技术人员(包括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等)数。发现医疗资源有所增加，但医疗市场集中程度上升。
在医疗资源需求持续大幅上升的同时，医疗资源供给却没有对此作出反应，相对增长较慢甚至出现下降，从而导致供需缺口日益增大。在这样的背景下，“看病难、看病贵”就变成了困扰全社会的问题，也构成了人们无感增长的源泉。
污染引发严重问题
30年高速增长的负面后果之一就是废气、废水等污染，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日渐严重，并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后果。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快速增长；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增多，给国民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数据表明，我国每年发生的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动很大。
1995年全年共发生1966次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到2000年达到极大值共发生了2411次。从2001年开始，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次数总体趋势在逐年递减，至2006年全年仅发生842起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
从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结构来看，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这三项构成了主体，占90％以上。
严重的污染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为了预防和治理这些污染造成的后果，人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财力。这些时间和财力损失也是构成无感增长的内容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