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9:0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绩效管理的基础知识，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我国现行高校教师管理体制下，公立高职院校受制于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加之教师长期以来具有“重公平，轻竞争”、“重稳定，轻流动”的观念，使得高职院校教师绩效考核改革起步较晚，教师出口不畅成为是制约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的瓶颈，教师退出机制的研究与实施还处于起步阶段。笔者作为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重点研究项目《公办高职院校教师退出管理创新研究及实践》的主要参与人员，于2016年5至7月向湖南8所公立高职学院教师开展教师绩效考核及退出管理相关认知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39份，有效回收率87.8%。
439名有效调查对象的年龄结构为20-29岁者占29.8%，30-39岁者占45.3%，40-49岁者占19.4%，50以上者占5.5%；学历结构为专科占10.7%，本科占53.8%，硕士占31.9%，博士及以上占3.6%；职称结构为暂无职称者占16.6%，助教占23.5%，讲师占39.2%，w教授占19.4%，教授占1.4%；教师类型结构为专任教师占68.34%，兼课教师占31.66%，专业课教师占64.24%，公共基础课教师占35.76%。有效问卷统计结果及分析如下。
一.公立高职一线教师对教师绩效考核的认知分析
1.教师对高职教师绩效考核基本现状的认知
问卷对象有96.13%确认所在学校对教师进行绩效考核，有84.97%确认学校将绩效考核结果反馈告知本人。高职教师绩效考核的周期主要是每学期一次（49.66%）或每年一次（39.41%），只有极少数教师认为学校开展了不定期考核（8.88%）或仅有日常考核无定期考核（0.91%）。问卷对象认为当前公立高职教师绩效考核的u价主体依次是上级评价（80.41%）、学生评价（77.68%）、自我评价（69.48%）、同事评价（59.91%）以及人事职能部门评价（55.35%），以及企业评价（7.52%）。关于绩效考核指标与岗位工作职责的吻合度问题，问卷对象的判断依次是84.74%认为基本一致，8.43%认为完全一致，仅有5.92%认为基本不一致，0.91%认为完全不一致。他们对教师绩效考核结果运用的判断依次主要是薪酬分配（74.26%）、教师能力诊断与提升培训（61.95%）、学校工作效能改进（53.76%）、教师工作岗位调整及淘汰（51.71%）、教师职业生涯规划指导（48.29%），仅有2.28%的问卷对象认为绩效考核没有作用。
调查小结：目前公立高职基本上已建立与教师岗位工作职责相一致的教师绩效考核制度，开展以上级、学生、自我、同事、职能部门多主体参与的定期绩效考核活动，其考核结果成为教师薪酬发放、职业规划、培养培训以及岗位调整等活动的重要依据，但行业企业对教师绩效考核的参与度极低。
2.教师对绩效考核的操作意见
问卷对象中94.08%认为应根据教师不同层次、类型制定相应绩效考核指标及标准；43.05%认为教师绩效考核的时间为每学期一次，38.27%认为每年一次，12.76%认为以日常检查及不定期考核为主，不需要定期考核。一线教师认为教师绩效考核的因子依次主要是教学成果与质量（87.7%）、教学工作量（77.45%）、师德（73.58%）、教研科研成果（61.28%）、双师素质提升水平（48.75%）、社会服务成果（30.75%）。他们还认为如果根据教师层次、类型设计不同考核评价指标，影响因素据重要性排序依次是职称、专兼职教师身份、任教专业、学历、工作年限以及其它。调查反映能够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激励要素根据影响度依次是奖金（87.47%）、福利（79.73%）、工资（78.59%）、晋升（62.64%）、培训（52.16%）、荣誉（44.19%）以及其它因素（1.37%）。关于学校教师绩效考核中存在的问题，依据严重程度问卷对象认为依次是考核途径与方式单一（44.42%）、考核指标设计不科学及标准不完善（41.69%）、普通教师未参与工作目标设定与绩效考核标准制定（39.64%）、没有起到对不合格教师的淘汰作用（35.76%）、考核结果的激励奖惩作用不明显（33.26%）、绩效考核流于形式（32.8%）、受人为因素影响过大（31.66%）、没有很好地体现教师岗位价值和技能水平（30.07%）、考核目的不够明确清晰（29.38%）与教师的职业发展规划联系不紧密（16.86%）。
调查小结：公立高职一线教师认为学校必须考虑一线教师的意见与，依据教师教学成果、工作量、师德表现、教研科研成果、社会服务成果及双师素质等要素，制定针对不同类型、层次教师的绩效考核指标与标准， 并辅以多重激励要素来刺激教师工作积极性。
二.一线教师对当前公立高职教师“退出”管理的认知调查
在一个稳定的组织中，对组织成员有绩效考核就一定就相应的淘汰机制，公立高职亦不例外。因此也非常有必要掌握一线教师对高职“退出”管理的关注和了解程度。
在本调查中，问卷对象对于学校近三年是否淘汰（解聘）教师，有39.18%回答肯定，28.47%回答否定，还有32.35%表示“不清楚”。有44.42%表示学校存在“有人没课上，有课没人上”的情况，有40.77表示否定，还有14.81%表示“不清楚”有54.44%的问卷对象如面临学生规模严重萎缩问题，表示能接受调整至非教学岗位，有31.66%对此持否定态度，还有13.9%表示尚“不清楚”。53.3%的问卷对象认为学校教师岗位调整及流动制度合理，20.5%认为不合理，还有26.2%表示“不清楚”。
调查反映，学校在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存在五个问题，从而影响教师“退出”管理。一是岗位职责和任务不明，聘期目标不明确（55.13%）；二是聘期业绩考核流于形式，能上不能下（55.13%）；三是岗位设置不科学，难做到按需设岗（43.28%）、四是平时督促检查少，教师缺乏动力与自律（39.41%）；五是减少矛盾求“稳定”，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都得聘（22.55%）。高职近三年解聘辞退教师的主要事由分别是师德师风问题（50.8%）、教学质量问题（42.14%）、工作业绩与岗位职责要求严重不符问题（36.22%）、教科研成果不达标问题（34.62%），以及出现重大工作事故（29.16）。一线教师认为高职教师人才外流的可能原因依次是报酬低于预期（57.18%）、与个人职业发展规划不符（40.32%）、学校缺乏良性竞争及合理淘汰机制（34.85%）、工作压力大，难以取得个人成绩（29.84%）、职称评定不合理（29.61%）、人际关系紧张，工作氛围差（29.38%）、工作条件与环境差（26.88%）、学校管理不规范（26.65%）、个人生活或家庭原因（25.51%）、学校声誉不高和社会影响力一般（11.62%）。
关于学校对缓聘或转岗、待岗教师是否妥善安置的问题，55.13%问卷对象持肯定回答，33.26%表示不清楚，还有11.62%回答否定。46.24%问卷对象认为学校设置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或类似机构，28.47%认为没有，还有25.28%表示“不清楚”。52.82%问卷对象认为学校工会及纪检监察部门起到维护教师权益和监督教师绩效考核的作用，还有22.32%表示否定，24.83%表示“清楚”。
调查小结：教师聘任制度的设计与执行中出现问题则会影响教师“退出”管理，当前高职存在学校专业结构与教师结构不匹配问题，一线教师对学校教师聘任及退出管理关注但并不完全了解，教师主动退出的自身原因主要是个人收入、压力、人际关系与职业发展，外部原因主要有学校管理机制、工作环境与条件以及学校影响力等。教师被动退出的主要原因则是师德问题、工作业绩以及工作事故。
三.公立高教师绩效考核及退出管理的相关建议
本问卷调查所反映的现状与问题说明了要使公立高职更好地开展教师绩效考核并进行相应的教师退出管理，需要全面而长远的考虑，系统而精心的设计。2016年8月教育部颁发《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号）提出要“将教师考核评价作为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内容”，坚持问题导向推进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坚持德才兼备，注重凭能力、实绩和贡献评价教师，克服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等倾向，切实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1]。《意见》为当前公立高职教师绩效考核工作明确了方向与目标，注入了改革动力，公立高职有必要据此厘清教师绩效考核设计思路，改革考核办法与标准，让考核考核工作真正促进“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建设。
1.突出教学优先，借鉴现代企业管理方法与技术。可以在充分尊重和征集一线教师民意的基础上，将公立高职的教师绩效考核指标大类分为教学品格、教学态度、教学能力、教学效果、科研成果、社会服务及个人职业成长等7种，据此分类，借鉴现代企业管理中的KPI法即关键绩效指标考核法（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和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等技术与方法[2]，从效率、效益、成本及外部评价等四个维度，确定教师考核工作目标、准则、方案，设计具体的考核指标及相应权重、考核标准，开发独立的学校教师绩效考核信息填报系统，真正使教师绩效考核科学、高效。
2.突出职教特色，引导行业企业专家全程参与。要突出职教特色和教学中心地位，促进“双师”队伍增量提质，就要使教师成为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因为只有老师成为优秀的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高职才能成规模地为行业培养合格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公立高职有必要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关注和了解教师“双师”素质与能力的形成与发展，并参与教师绩效考核方案的整体设计，某些重要指标的标准确定，以及教学能力、教学效果、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考核与反馈工作。
3.突出留优汰劣，教师聘任、考评与退出管理无缝对接。公立高职教师基本上是具有事业单位编制和国家干部身份的“单位人”，以往因工作业绩差或不适岗等问题而被动“退出”的教师数量较少，也严重影响了学校的管理能效。因此有必要理顺聘任、考评及退出三者的关系。其中聘用机制处于基础地位，对考核和退出管理产生影响；绩效考核机制处于核心地位，对教师聘任和退出起准绳和激励作用；退出管理起保障作用，对考评聘用结果提供反馈信息并产生“留优汰劣”的约束。三者缺一不可，共同维系教师队伍有效运转。公立高职一方面要在考核前要确定教师“被动退出”的标准和“主动退出”的条件，另一方面在一旦完成阶段性的教师绩效考核工作后，应迅速向教师反馈考评结果并对不合格教师进行“退出处理”以及“基本合格”教师进行预警提醒。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师[2016]7 号）[N]，
前言
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结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量的向城市输入，虽然带来了城市财富向农村的转移，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破坏了几千年的家庭结构。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民族地区务农人口进城务工致使大量留守儿童滞留农村，寄宿制小学不仅承担了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教育，更担负了家庭教育的责任，因此发展寄宿制小学自身责任重大。寄宿制小学发展的好坏会影响到未来儿童的成长成才，必须要在小学阶段帮助学生们打好基础，既要掌握良好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也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做人道理的知晓。
一、寄宿制小学
我国农村艺术教育长期存在着教育资源分布散乱，教师能力水平不高，教育质量能以满足群众需要的客观问题，这在少数民族地区显得尤为严重。凉山地区以山区环境为主，自然环境复杂，交通不便，孩子们上学难问题由来已久，再加上父母外出打工比较频繁，儿童的教育问题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不仅会影响孩子未来发展，也会影响我国关于建设社会主义人才强国的战略。凉山地区较早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于2003年出台了《凉山民族寄宿制中小学管理办法》对寄宿制小学教育做了良好的引导，促进了凉山地区小学寄宿制学校的发展。
二、凉山地区寄宿制小学存在的问题。
凉山地区少数民族占了人后的半数以上，加上地理外置偏僻，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彝族的在人们的生活中根深蒂固，其中也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孩子们在入学之前长期说自己的方言，缺乏学习汉语的语言环境，只有进入到小学之后才开始接触正学的汉语学习，因此学习能力与汉族学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少数民族孩子们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兴趣爱好，也更愿意与自己有着同样文化背景的孩子们交流，这样也不利于彝族孩子们的语言学习能力。家长角色的不足也是影响孩子们学习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多是多子女家庭，加上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孩子们的学习能力会受到来自观念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学校教育也扮演这重要的角色。语文老师普通话是否达标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是少数民族孩子接受汉语的第一个窗口，如果早期汉语教学不标准后期将很难改变。
三、如何加强小学生们基础知识学习能力
（一）营造良好的汉语学习环境。决定一个孩子语言水平的高低往往不来自于一时的教育，而是来自生活氛围的营造。凉山地区小学生们汉语口语水平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处在良好的汉语环境中，因此要在寄宿制学校营造一个说汉语的良好环境。小学寄宿制学校要合理招收学校学生，保持汉族学生达到一定的比例，不能一个学校仅有极少数的汉族学生，这样的学生比例是不合理的，不利于良好汉语环境的营造。要在学校里养成以汉语为荣的氛围，鼓励少数民族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汉语，加强汉语测评的分量，使孩子们认识到学习汉语的重要性。
（二）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鼓励兴趣式学习。兴趣是做好的老师，尤其当孩子们处于小学阶段，这个阶段是孩子们可塑性最强的阶段，这个时期如果能是孩子们对汉语学习保持旺盛的精力，将是汉语学习能力有一个质的提高。在课堂教学上，教师们往往是一板一眼的教授拼音、读写能力，对于年少好动的小学生而言他们虽然有着旺盛的精力，但他们缺乏持续的注意力，传统的课堂教育往往是乏味无聊的，加上孩子们没有汉语语言基础，因此对于他们而言这种教学放大并不能够很好的提高孩子们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在课堂上要不断地给学生们提供表达交流的机会，调动学生们参与集体活动的积极性，是汉语学习有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学习，这样能够使孩子们在积极欢乐的学习氛围中提高自己的汉语水平。
（三）切实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长期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一直存在，这就需要学校严格教师选拔标准，汉语基本能力不能只依靠语文老师，每一个老师都应该具有良好的汉语读写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不同的课堂上强化汉语学习能力。语文教师首先要承担起汉语教学的重任，汉语课堂可能是少数民族接触汉语的第一堂课，“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早期汉语教学不标准，后期的改变将会很难。语文老师要树立崇高的责任意识，教师职业不是一份简单的职业，身上肩负着培育祖国外来栋梁的重任，教师只要认识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要性，并贯彻落实现实的行动中，才会真正促进寄宿制学生的汉语学习能力。其他教师也有尤其注重汉语教学，少数民族孩子自身的语系使得他们在学习汉语时面临的障碍要比汉族学生们苦难的多，因此要全方面的注重汉语读写能力，不同专业的老师也要肩负起传播汉语的责任，共同促进寄宿制学生学习能力的提高。
（四）创新学习形式，积极开展汉语听写能力竞赛活动。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书写文字越来越少，引起了人们对汉字听写能力的担忧，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央视快速反应只做了一汉字为基础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节目的形式呼吁大家关注文字书写能力的下降，通过具有影响力的形式引导人们更好的学习汉语。寄宿制学生学习也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定期举办汉语听写能力大赛，设置不同的奖项鼓励孩子们参与到汉语学习中来。通过一些这种形式的活动激烈孩子们在课堂上积极主动的学习，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五）发挥孩子天性，进行启发式教育。寄宿制小学生的生活绝大部分是在学校中度过的，要鼓励孩子们之间积极主动的用汉语进行交流，在自然地交流环境中、默默促进汉语读写能力。老师们要多关注孩子们的生活，而不能只依靠课堂教育的成果，毕竟生活也是孩子们学习的课堂，孩子天性热爱交流，寄宿制正好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孩子们的自学能力。同时小学生对于单纯的课本教育往往缺乏兴趣，这就需要老师们进行启发式教育，引导孩子们通过一个名词学习到另一个名词，从一个意义延伸到另一个意义，进行启发和拓展式教育。
四、总结
凉山地区加强小学寄宿制教育的发展，其目的最终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更好的保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在基础知识的教研课改上要立足少数民族孩子们的个性特点，同时鼓励他们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在不断地课改中着实提高小学寄宿制学校学生们的基础知识学习能力。
在教育管理活动中，控制主要是人对人的控制过程，换言之，教育管理的控制是以活动主体（人）之间信息的双向交流为基础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双方都既是信息的接收者又是信息的发出者，但是他们并非只是接收或者发出信息这种物质形态，而是为了传达一种意识，这里便有一个双方如何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所承载的意识的问题。理解必然需要一定的知识为基础，于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控制过程的运作机制，我们就有必要分析一下教育管理控制的基础――信息传递。
一、信息传递的障碍分析
1.信息传递模型。人们传递信息，作用之一是让信息接收者了解原来所不知道的事情。描述这种信息传递过程的是一般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源 发送机 信道接收机 接收者 。
如果重点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而把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所依赖的所有媒介都看作信道，则得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模型，即：信息发出者的大脑 发信息器官（嘴手等）信道接收者的器官接收者的大脑。[1]
但是，在教育管理过程中，信息发出者的目的是通过传递信息来影响或控制信息接收者的行为。这时，信息发出者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单纯把信息传递出去，而是要根据信息接收者的反应不断地调整自己所发出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使信息接收者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控制的目的。其信息传递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然而，根据我们前面对信息的理解，对于人来说，信息是与人的意识体验紧密相联的，对于信息发出者，他发出信息往往是因为其大脑中存在着某种意识；而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他接收到信息之后同样要产生一种意识体验。所以，我们认为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主要是对意识的传输。这里就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意识传输理论。
2.意识传输模型。在人与人之间，除了物质的变化运动之外什么也感知不到。所以，传输意识也就无法以裸的意识运动的方式实现，而必须借助某种物质运动的形式，即传输意识必须利用物质载体，这种载体就是信息。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管理者的意识以物质载体即信息的形式发出，被管理者把这些信息接收下来，把它在自己大脑中转化为的意识，据此，被管理者才能发出反馈信息（此时被管理者是信息的发出者）。如图2所示：
3.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偏差。从上图可看出，意识的传输者和意识的接收者，所产生的意识可能并不相同，即管理者想传输的意识与被管理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而体验到的意识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因为，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信息接收者接收到信息后还需要一个把信息转化为意识的过程，即一个从信息中析出意识的过程。显然，意识的析出需要一定的条件。首先，信息接收者必须有与对方相对应的语言知识。假如信息的发出者用英语，信息的接收者却只懂汉语，接收者就无法从对方发出的信息中析出任何意识。其次，如果没有一定的逻辑思维知识，就难以推出所要求的结论性意识。最后，如果没有与对方相应的专业（行业或工作）基础知识，也难以析出相应的意识内容。例如，对出纳员讲化工产品的配料如何改进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信息接收者要从信息发出者的信息中析出（客观）意识必须具备三种与对方相应的原意识：语言知识（知道如何解码和编码信息）、逻辑思维知识（知道如何推理）、对应的行业知识（为逻辑推理提高依据）。语言知识使接收者能够懂得对方所表达的语义，逻辑知识使接收者能够从前提意识推出结论意识，专业知识使接收者能够在本行业的特定活动内来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实际上它与逻辑知识是不可分离的。[2]
二、信息传递障碍的解决途径
要解决两者意识不同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需要双方有共同的语言知识、逻辑知识和专业知识基础。
1．语言知识。从事教育管理活动的人在教育管理控制过程中是以语言（包括文字）为媒介来相互传达意识。语言交际是人和社会的重要的组织化机制,语言或者说言语既是个体的行为,也是社会的行为。语言交际必然要受社会的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一个民族现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是历史地形成的，一个民族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历史，因此其语言表达也不尽相同。当使用不同语言表达方式的个体之间形成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时，这种对共同语言知识基础的要求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原因十分明显：假设，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一方使用汉语，一方使用外国语（这种情况在当前国际合作办学中会时有发生），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地方方言（这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多方言的国家也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或者双方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民族地区办学中可能出现的现象），又或者一方使用普通话，而一方坚持使用地方方言（这在我国大力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也是常见的一种现象），双方之间不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每个基本文字符号指代什么、每个基本发音和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那么他们之间是无法进行沟通的，正常的管理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下去。
所谓需要有共同的语言知识，就是表示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能够理解对方所使用的语音和文字符号所代表的事物或事物之间的关系。用信息学的话来说就拥有对对方发出的信息进行解码和编码的知识。这里的语言知识主要指语音（知道对方所使用的语言的每个基本发音指代的是什么）、文字（知道对方所使用的每个基本文字语言指代什么）、词汇（知道每个基本发音、每个基本文章符号之间是如何联合起来表达意思的）、语法、修辞等方面的基础知识。那么，这是否表明使用同种语言的个体之间就自然地具有了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呢？也不尽然，因为语言既受社会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的制约，又受个体表达的创造意愿的约束。个人的表达方式既是一个民族有史以来的语言经验的积累，也是一个人一生的语言经验的积累。所以，每个个体即使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时，也会有各自不同的表达习惯，相互了解对方的语言表达习惯，也是对共同的语言知识基础的一种要求。
2．逻辑知识。语言的任何陈述、描述或者报道都是在完成一种行为，因此除了有关陈述的真假问题之外，言语还有是否恰当等问题，这便是一个是否合乎逻辑的问题。这里，我们首先用一个事例来说明逻辑知识基础的作用：一天，秘书送一份材料给领导参考，领导看后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a）并问秘书：“你说是不是？”秘书想：统计数据是我到有关部门作过核对的，都有真凭实据，根本不存在“桌面上出世的”的估计数，何来水分？但又觉得，在领导面前说话还是婉转点好，于是作了如下回答：“我想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b）秘书的用心是不难理解的，但是，领导听了回话后，不自觉地置之一笑。领导为什么笑呢？这实质上涉及一个逻辑问题。因为（a）、（b）两种句式，在逻辑上称为“或然（可能）肯定判断”和“或然（可能）否定判断”，一般简写成：
（a）S可能是P（或然肯定判断）
（b）S可能非P（或然否定判断）
根据逻辑学原理，（a）（b）之间属于蕴涵关系。这就是说，当你说S可能是P时，S可能非P已经蕴涵其中，即S可能非P是S可能是P的应有之义；反之亦然。在上举实例中，当领导说“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有水分”时，也就同时寓示着“材料中的统计数字可能没有水分”秘书以（b）作回答，除了重复领导所寓示的意义外，别无其他任何意义。也就是说，秘书反馈的有效信息量是零，这对管理者的控制活动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在教育管理控制活动中要实现有效控制，关键是活动主体之间的语言理解问题。理解特别是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理解必然需要逻辑分析和逻辑活动穿插其间，必然要深刻领会彼此的语言逻辑特征特点、规律规则以及相互间的逻辑差异与共同，即是说，在理解过程中，或多或少要涉及言语的逻辑问题。这是由任何语言都有其语音、句法、逻辑等规则所决定的。理解过程中不可能不需要逻辑思维的参与，从而逻辑知识也是不可少的。这种理解不仅是要求接收者理解原文或原话而且要求对包含的思想进行整理。这种思想的整理过程表面上是语言表达过程，深层次上就是接收者思想的逻辑处理过程，即首先感知原文的诸多零碎的思想（词义、句法、结构等，如果是外语还要考虑文化的问题。）然后将这些获得的零碎思想进行逻辑处理，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这个理解的过程也就必然要求活动主体双方有着相应的逻辑知识。而且前文我们已经提到，这种逻辑与特定的专业知识是不可分离的，因此在教育管理活动中，这种逻辑知识不仅是形式逻辑的知识更是辩证逻辑知识，是教育逻辑学的知识。[3]
3．专业知识。管理作为一种依附性的活动决定了管理者还需要有本体活动的相关知识，才能与从事本体活动的主体（被管理者）进行恰当的交流。所谓“外行”对“内行”的管理由于双方之间交流的困难终会对管理活动和本体活动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与本体活动相关的知识，我们就称之为专业知识。在教育管理活动中也就是要求教育管理者有相关的教育、教学知识。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校管理者和各级教育行政人员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特别是学校校长。关于教育管理人员专业化，相关研究者已经有很多的论述，本文就不再赘述了。
三、解决途径的局限性
上面我们给出的意识析出具体图示依然是简化了意识析出的过程，更真实的意识析出不仅仅是三种知识基础在起作用而是信息接收者的整个主体认知图式在起作用。主体认知图式的组成部分包括：主体的观念、意志、个性、情感、动机、需要等，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间的主体认知图式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很难达到一致，这就导致两者的意识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经过双方相互之间信息的多次反复传递，两者的意识是有可能趋于相同的。这里我们应该遵循西蒙的满意原则，只需要两者的意识大体相同，能达到信息传递的目的就可以了，而不必强求完全相同；但是无论怎样教育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具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于提高整个教育管理活动的质量和效率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