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0:39:1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统计学归因分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与归因和应对方式测查,以便更好地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随机调查河南中医学院1~3年级5个专业学生304名,回收有效问卷265份,男生117名,女生148人。其中大一学生90名,大二学生92名,大三学生83名。平均年龄21岁。来自农村222人,城市43人。
1.2 方法
采用问卷法,随机抽样团体测试,让被试完成三个问卷:(1)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16PF),包括187道题,16个人格因子。(2)美国社会心理学家Rotter编制,于欣修订的内—外心理控制源量表(I-E量表),包括23个项目和6个插入题[1]。(3)肖计划修订应付方式问卷,包括62个项目,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因子[2]。
1.3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测试数据进行K-Means Q型聚类分析、F检验和LSD多重比较分析。
2 结果
2.1 被试与全国大学生常模16PF测评结果比较结果见表1。
表1所示,男生兴奋性、世故性、独立性低于常模,恃强性、幻想性、忧虑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恃强性、兴奋性、怀疑性、世故性低于常模,稳定性、有恒性、敏感性、幻想性高于常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如表2所示,归因与应对方式和人格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归因和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
2.3 被试人格聚类分析
采用K-Means Q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共迭代10次,将被试分为四类:积极型、稳重型、一般型和情绪型,遗失2例。对四类进行描述统计、F检验及LSD检验(见表3)。由表3可见,四类学生人格绝大部分因素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此分类较为合理。
由表3可见,a类学生怀疑性、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高,乐群性、稳定性、兴奋性、有恒性、敢为性、幻想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敏感性、世故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沉默孤独,忧虑抑郁,易敏感激动,即非智力因素较差,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命名为情绪型,共计57人,占21.5%。b类学生乐群性、聪慧性、稳定性、兴奋性、敢为性、幻想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高,忧虑性、独立性、紧张性诸因素得分最低,恃强性、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乐群聪慧,情绪稳定,能干自信,又较好胜争优、自律谨严,即智力和非智力品质俱佳,故称积极型,共计63人,占23.8%。c类学生有恒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高,恃强性、敏感性、怀疑性、世故性诸因素得分最低,聪慧性、敢为性、独立性得分较高(居第二),表明此类学生有恒负责、自律严谨,谦逊理智,即心态平衡,行为稳重,命名为稳重型,共计75人,占28.3%。d类学生恃强性、敏感性诸因素得分最高,聪慧性、实验性、自律性诸因素得分最低,其余因素得分基本处于中间水平,表明此类学生较好强固执、感情用事,行为保守,故命名为一般型,共计68人,占25.6%。
2.4 被试不同人格的不同归因和应对方式见表4。
由表4可见,各类学生在归因和应对方式上得分差异大多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情绪型学生多采用外部归因和退避的应对方式,最少采用求助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积极型学生多采用内部归因及解决问题和求助的方式,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得分都是最低。稳重型和一般型学生归因得分居中,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应对方式较多采用解决问题,较少求助、自责、幻想、退避和合理化。一般型学生自责、幻想和合理化得分最高,较多求助,解决问题得分与情绪型和积极型差异都具有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所谓“归因”是指对人的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进行解释或推测,可分为外部控制点和内部控制点,前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外部因素,如客观条件、社会背景、运气或其他人;后者指将行为原因或事情结局归因于个人内部因素,如个人行为、个性和能力。心理学家韦纳研究指出,把失败归因于内就会使人产生内疚和无助感;把失败归因于外,就会产生气愤和敌意[3]。心理学家罗特认为多内部控制的个体通常多有不现实的信念,而多外部控制的个体一般表现出较低自尊和较高焦虑。两种极端在社会适应中会遇到困难和障碍。人们的归因在内外两端的平衡过程也是人格不断完善的过程,即归因具有人格上的差异[4]。应对方式指个体面对挫折或压力时所采用的认知和行为方式[5]。同一生活事件发生在不同个体身上所引起的应对方式不可能完全相同。面临某一生活事件时,采用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可能会受到个性特征、情绪状态、生活经验、所处环境的影响[6~9]。对中医药大学生进行人格分类及归因和应对方式的测查,可以了解不同人格特点的学生不同的归因和应对方式,进行针对性教育。
从研究结果看,归因和应对方式与人格的多个因素具有相关关系,归因与应对方式具有相关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学生的人格特点及归因和应对方式,采取相应方式教育引导。
从研究结果看,积极型学生情绪稳定,心态积极,聪慧进取,面对困难时能积极解决并适时求助,这类学生可以说是品学兼优、受人喜欢和信赖,但多采用内部归因,将事情结局过多归因于个人的行为和能力容易使这类同学在遇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失意和挫折时产生情绪困扰,教育时注意培养其平和宽容心态。稳重型学生自律严谨,谦逊理智,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积极解决,这类学生心态较平衡,能较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环境。一般型学生有着年轻人常有的感情用事和好强固执,同时智商一般,行为保守,面对事情时能比较理智地分析内外因并适时求助,但多采用自责、幻想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不利于他们心智健康发展,教育时对他们有必要进行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其良好思维和行为习惯。情绪型学生沉默孤独,忧虑紧张,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面对不如意环境时怨天尤人,认为事情结局主要是因为自己运气不好、社会背景差或其他人影响,不是去积极解决和求助,而是退避,自责、幻想和将其合理化。这是一类不易接近却有可能出现问题的学生,应该是教育者重点关注和帮助的对象,对于他们不仅进行情绪认知调整和行为训练,培养积极心态和良好行为习惯,还有必要进行个别心理咨询、团体心理咨询和心理危机干预,帮助他们以积极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在生活中表现出成熟的行为方式和稳定的个性特点。
参考文献:
[1]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330-332.
[2]汪向东.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109-115.
[3]孔令智.社会心理学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
[4]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Freud A.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M].London:Hogarthpress,1937.
[6]Bolger N,Zuckerman A.A Framework for Studying Personality inthe Stress Proces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5,69:890-902.
【关键词】
精神障碍;相关因素;Logistic回归
The analysis of related factors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LU Yongyan, WANG Zhengwu, YAN Tao.
The Anding Hospital of Tianjin City,Tianjin 30002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ed factor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occurrence of mental disorder due to brain damage. Methods The study group was selected from the psychiaitric hospital, there were 48 inpatients and the 48 patients with brain damage without mental disorder from the general hospital formed the control group. Used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to identify the risk factors. All the possible risk factors were discussed and decided by the experts group. Results There were altogether 6 factors which were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study group and control group(P
【Key words】
Mental disorder;Brain damage;Risk factors; Logistic regression
作者单位：300022天津市安定医院(陆永艳 王正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脑系科(阎涛)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导致伤残是指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经治疗后仍遗留长期的精神障碍，症状及功能障碍的严重程度相对固定，永久地存在生活、社会功能受损，且此精神障碍与损伤事件相关性一致［1］。随着现代社会各种意外伤害出现的越来越频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本研究旨在调查脑外伤的患者出现精神障碍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预防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出现。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研究组被试均来自是我院自2005年以来的门诊和住院治疗的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患者。纳入排除标准包括：①符合CCMD3中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②调查时间为脑外伤后3~6个月；③患者不伴随有其他躯体疾病及癫痫、精神分裂症、抑郁症等严重的精神疾病；④患者智能未受影响，能够独立完成问卷；⑤患者首次脑外伤急救时保留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以及CT或核磁等影像学资料；⑥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且配合调查的。符合上述标准的患者共48例，其中男29例，女19例，平均年龄(37.56±12.35)岁；高中及以上学历的26例，高中以下文化的22例；48例患者中，脑外伤早期均出现精神病性症状，属于精神分裂型。对照组选自天津市某综合医院神经科的脑外伤的随访患者48例，其纳入标准包括：①有明确的脑外伤史；②脑外伤后1年以上未出现精神障碍；③年龄与性别构成与研究组一致。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严重的躯体疾病的患者；②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既往史；③脑卒中史及再发脑创伤史。④脑外伤后持续昏迷或植物人状态患者。平均年龄(35.26±11.42)岁，性别：男28例，女20例。
1.2 研究方法 在患者家属的配合下获取患者的一般情况以及脑外伤的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住院时间以及临床特征。具体内容有：①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共有运动、语言和睁眼3大部分，将3部分得分相加，即得到GCS评分。②意识障碍时间。③CT阳性发现：包括血肿量、中线移位等异常表现，损伤范围以及有无脑干损伤等。此外还对患者进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和归因方式问卷。
1.3 调查方法 所有调查内容均由2名精神科主任医师和1名神经科主任医师组成的专家组讨论所得，包括的调查因素为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以是否出现精神障碍作为因变量。问卷调查由2名精神科主治医师经过12学时的培训后进行(kappa=0.85)。
1.4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所的资料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13.0进行统计学处理，涉及的统计学方法包括t检验、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P
2 结果
2.1 研究组与对照组的基本资料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的年龄、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2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个单项比较的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的纳入研究的因素进行比较，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研究组与对照组各项研究因素比较
比较内容研究组对照组统计量值P值
颅内血肿21例(48例)15例(48例)χ2=4.680.03
脑干损伤12例(48例)8例(48例)χ2=4.350.04
损伤范围*单22/双15/三11单27/双12/三9χ2=12.620.00
GCS评分7.24±2.179.85±2.56t=7.5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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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Q评分36.24±8.4727.29±9.02t=8.640.00
归因方式50.26±12.2641.42±10.18t=6.590.00
注：*：“单”是指单个脑叶，“双”是累及两个脑叶，“三”是指累及三个脑叶或以上
2.3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将研究组和对照组分别作为阳性和阴性结果设置为因变量，分别引入人格、脑损伤范围、颅内血肿、格拉斯哥分度量表评分(GCS)、脑干损伤及归因方式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赋值及logistic回归详见表23。
表2
变量定义及赋值情况
变量变量名称变量赋值
X1颅内血肿0=无，1=有
X2脑损伤范围1=一个脑叶，2=两个脑叶；3=3个以及上
X3脑干损伤0=无，1=有
X4GCS评分实际评分
X5EPQ评分实际评分
X6归因方式评分实际评分
Y精神障碍0=未见精神障碍，1=出现精神障碍
表3
经过3步迭代后进入方程的变量
变量变量名称BS EWalddfsig.Exp(B)
X4GCS评分1.0080.2198.32510.0022.078
X5EPQ评分0.8630.0876.54810.0011.983
X6归因方式1.2680.2539.64110.0002.154
注：根据表3可知Y=1.008×X4+0.863×X5+1.268×X6+10.329.
3 讨论
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临床表现十分丰富，其中以智力损伤为主，还包括躁狂表现、抑郁表现、神经症样改变、精神分裂表现以及人格改变等，其中脑外伤所致精神病性症状者占34.3%，其中以感知觉障碍、思维形式障碍、思维内容障碍多见［2］。本研究仅关注精神分裂型的患者，目的是避免混杂有其他症状表现，使影响因素发生改变。专家组选取的被选因素是在综述文献的基础上，对于经过Meta分析证实有意义的单个因素进行综合考察，看其在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的发病过程当中的相对贡献和整体作用。经过表1可知这些独立的危险因素，包括有无颅内血肿，有无脑干损伤，脑组织损伤范围，GCS评分，EPQ评分和归因方式评分在研究组和对照组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张登科等［4］曾经对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理论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由于脑损伤会累及相应的脑部区域，最终导致心理理论障碍。其实质就是一种独立的认知成分。归因方式体现在被试对于引起焦虑情境的认知评价，与心理理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引起适应不良行为的认知因素的评价，本研究中发现研究组和对照组对于自己和境况的归因方式有着明显不同(详见表1)，在预测方程当中可以见到归因方式的权重也最大，可见脑外伤所致精神障碍不单纯是生物学损害的结果，还与患者的认知方式有关。
中图分类号：B844.1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随着流动人口以家庭形式进入大中城市的人数越来越多，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即流动儿童。 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人口比例的12.45%，约1834万人（段成荣，2008）。流动儿童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广大家庭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由于流动儿童的流动性，本研究试图通过调查从而探讨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的特点，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为关注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提供数据支持。
1对象与方法
1.1被试
本研究采用分层抽样的方式抽取昆明市三所流动儿童比例较高的学校学生共774 人作为调查对象。问卷回收率为100%，其中流动儿童566 人，非流动儿童208 人。
1.2研究工具
1.2.1歧视知觉问卷
采用北京师范大学申继亮教授等编制的流动儿童个体歧视知觉的问卷。问卷分为两部分，一是歧视体验问卷，共有17道题。得分相加，总分越高表明歧视体验越多。二是歧视归因倾向问卷。采用故事情境的方式，用得分来反映儿童歧视归因为户口身份的程度。
1.2.2应对方式问卷
采用肖计划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计62题，6个维度。每题选“是”计1分，选“否”计0分，在某一维度上的得分之和越高说明更倾向于选择该应对方式。
1.3 施测及数据处理
将选择对象集中在一起进行测验。采用SPSS11.5 软件包对测试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整个测验过程及对数据的处理均严格按测验的实施程序、规则及统计学原理进行。
2结果与分析
2.1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现状
表1可见，流动儿童和非流动儿童在歧视知觉和歧视体验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在歧视归因上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说明流动儿童较非流动儿童有非常明显的歧视体验。
2.2流动儿童应对方式现状
表2显示，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只有合理化这一维度的差异达到统计学意义，在应对方式总分和其他维度：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虽然都存在差异，但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差异不显著。
2.3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从表3看出，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除与求助因子的相关未达计学意义，与其他因子及应对方式均为显著相关；歧视体验除与解决问题、求助之间的相关未达统计学意义，与其他因子及应对方式均为显著相关；而歧视归因只与解决问题这一因子的相关达到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3.1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特点
流动儿童在歧视知觉的总体上和非流动儿童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异，特别是在歧视体验方面，而在歧视归因方面没有特别明显的差异。这表明，流动儿童这个特殊的群体的歧视体验会相对较强烈一些。面对陌生的环境与不同的人际交往，都会给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不良体验。
3.2流动儿童应对方式的特点
流动儿童与非流动儿童只在合理化这一方面有显著差异。而流动儿童较于非流动儿童采取合理化的应对方式较少，这与流动儿童自身的生存环境、教育环境有关。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信息都相对比较少，所以合理化能力方面相对较弱一些。
3.3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对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应对方式进行相关分析发现：歧视体验与应对方式中除了解决问题和求助以外的其他维度都达到显著负相关，说明流动儿童知觉到的歧视体验越高，越倾向于回避这几类应对方式。较其他一般儿童，流动儿童在学校生活中遇到的困境更多，这其中就有来自各方面不一样的对待，难免会造成流动儿童的歧视感，而面对这些他们不会选择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来化解自己的困境。
4 结论
（1）流动儿童在歧视体验方面与非流动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2）流动儿童在合理化方面与非流动儿童存在显著差异。
（3）流动儿童在面对歧视体验时会回避悬在退避、自责、幻想、合理化这几类应对方式。
（4）流动儿童在歧视归因时，会选择解决问题这一类应对方式。
（通讯作者：符明弘）
参考文献
[1] 段成荣，杨舸.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8（6）.
[2] 刘霞，赵景欣，师保国.歧视知觉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