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5 11:51: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法律硕士培养方向，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双导师制的提出与意义
所谓“双导师制”，顾名思义，就是为一名法律硕士研究生配备校内和校外两类导师，以校内导师为主，以校外导师为辅，共同开展并完成对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工作的一种导师制度。作为培养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一种特殊方式，实行双导师制的根本宗旨是解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与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不相适应的矛盾，让校外导师参与到实践项目、实践课程教学、论文写作等环节，加强对法律硕士的实践指导工作。究其实质，双导师制倡导校内理论与校外实践的结合，强调教学与培养中的应用实践成分，提高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弥补校内导师纯理论教学与培养的不足。因此，双导师制中的“双”确切地讲是指理论与实践、校内与校外的“双向”或“两部分”或“两类”，并不是仅限定为“两名”，条件许可且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情况下，培养单位完全可以为一名研究生配备两名以上的校内导师和两名以上的校外导师。
环顾世界各国，研究生教育基本不外乎是以研究为方向的学术型研究生和以实践为方向的应用型研究生之分，两者各有所长，各依其重。法科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注重实务操作的专业教育，但中国传统的法科教育却过分偏重于理论学习，忽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归法科教育之本质，法科教育正悄然由过去以法学理论教育为主转向法学理论与法律技能技巧并重的综合型实务教育；法学教育的理念也正逐步实现从传统法学教育遵循的“法条－法理－法哲学”的教学程序向“法条－法理－法实践”的程序转变。基于此，国家在逐渐减少学术型法学研究生招生名额的同时，适当增加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专业在内的应用型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名额，这种政策性转变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的体现。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讲，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还要指导实践，失去实践的理论将是虚无的、没有价值的理论。在研究与问题的关系上论，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离开了问题，研究将会迷失方向。法律硕士的培养更是如此。然而，目标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凸显，法律硕士培养单位的师资绝大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缺乏实践经验，难以或根本不能对法律硕士研究生开展应用型的指导，培养的学生虽能毕业但难以被社会承认和接受。所以，双导师制正是在这种土壤和气候条件下产生的，对于国家、培养单位、学生和老师，意义重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有助于实现国家制定的法律硕士培养目标。中国目前的法律硕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入学前为非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非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非法学)，另一类是入学前为法学专业的法律硕士，简称法本法硕或法律硕士(法学)。在目标定位上两者是基本相同的。但法律硕士(非法学)培养的是复合型人才。复合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跨学科的专业复合，即法律学科与其他学科的简单形态的专业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在入学之前已经完成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一定程度的学习或已经取得非法学学位。经过法律硕士阶段的学习后，学生还要掌握法学一级学科的相关知识。因此，这种学科的复合是法律硕士(非法学)将法学学科知识与一个或一个以上其他学科知识的融合。二是思维方式和技能的复杂形态的能力复合。法律硕士(非法学)既要拥有法律职业人的典型思维方式和基本技能，又要拥有一类或一类以上其他职业人群所具有的基本思维方式和技能，而且，还要能将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思维方式和技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事法律实践活动。此外，其在强调坚实、系统的法学基础理论素养的同时，着重于宽广的法律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培养，要求学位获得者具备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所需要的综合知识、实际工作能力，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是一个实务性的学位、实用性的学位。应用型、实务型法律人才的培养要求，决定了国家和培养单位在制订培养方案时，必须加大对法律硕士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知识、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训练，要更加重视法律实务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分量，配备有实务经验的老师开展教学与培养。没有校外实务部门导师的参与，仅凭满腹经纶的研究型导师闭门造车，难以培养出合格的实务型法律人才，即使能培养，也可能不符合成本与效益之经济原则。
二是有助于弥补法律硕士培养单位师资力量之不足。什么样的师资才能满足法律硕士培养目标的需要呢?有法学博士学位?是教授?事实上，学历、学位和职称重在反映教师的受教育程度和教学科研水平或经历，并不一定代表具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的教师就能胜任法律硕士的教学，就能培养出高层次的应用型法律人才。比较理想的教师是既通晓学理，又熟谙实务的法律人，但只是凤毛麟角。因为在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支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从校门到校门，一毕业就开始教学生涯，虽熟悉图书馆，娴于查阅文献资料，擅长写理论文章，但缺乏法律实务经验甚至必要的社会历练。虽能应付讲授法学原理之任，却难以担当训练学生法律实务能力之责。有的教师虽从事一些兼职法律顾问或律师工作，但因兼职之局限，其专业化执业水平也较难适应培养高级实务人才的需要。更有甚者，有的培养单位对法律谈判技巧、法律文书写作、法律职业伦理等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干脆不开或随便应付。因此，建立双导师制，吸纳法律实务部门的法官、检察官、企业法律顾问、律师等具有丰富法律实践经验的人士与大学专职教师共同承担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既可以弥补培养单位师资力量的不足和结构性缺陷，又可以让每个学生同时获得校内理论和校外实务导师的双重指导；不仅可以克服学理和实务脱离的难题，还能充分利用实务部门的资源优势，借鉴实务导师的宝贵经验，拓宽培养单位与法律实务部门的联系，增加法律硕士的就业渠道。
二、双导师制的实践与问题
目前培养单位采取的导师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单一导师制，即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名固定的导师。在法律硕士试点初期，多数培养单位在前两个学年不为学生分配导师，直到第三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或第二学年下半学期结束时才按照撰写论文的方向分配论文指导教师。由于配备导师太晚，学生在前两学年像“没娘孩儿”一样没有归属感，容易涣散，导师像“后娘”仅在第三学年才接手对学生的指导工作，难以结合学生的专长和兴趣进行应有的及时跟踪指导，学生与导师之间的配合往往缺乏默契。近年来，为克服上述缺点，不少培养单位都把配备导师的时间前移，有的提前到第二学年的上半学期开始，有的甚至提前到学生一入学就为其配备导师。第二种，导师组集体指导制，即培养单位按二级学科或专业方向进行导师分组
和学生分组，学生没有固定的导师，导师也没有固定的学生。在这种模式下，因为导师组里的导师往往没有明确的责任和义务，且许多导师还有法学硕士或法学博士要指导，再加上其他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实践中容易导致导师组的培养方式流于形式，结果是“人人皆有导师，人人皆无导师”，“人人皆是导师，人人皆不是导师”。第三种，双导师制，即由校内专职指导教师和校外兼职指导教师对同一名学生共同指导培养。在配备导师的时间上，有早有晚；在配备方式上，有培养单位单方面指定的，也有以导师与学生双向选择为原则，由培养单位最后协调为学生确定导师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为学生配备有校内校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双料导师。校内导师是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业教师，校外导师则是从事法律实务、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专家。在教学和培养过程中，各位导师各司其职，协同指导。校内导师侧重在课堂内的理论教学和论文指导，校外导师侧重学生在课堂内和课堂外的实践教学和应用能力培养，关注学生职业道德、实践能力、协调沟通和专业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事实上，在2009年3月教育部下发文件之前，有些培养单位就已经实行了双导师制。有的实行“全员全程双导师制”，由培养单位统一聘请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司法行政部门、国家行政机关、企业、律师事务所、公证机构、仲裁机构等资深法律实务专家作为校外导师，在入学之初就为学生配备一名校内专家、一名校外专家作为导师，导师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有的实行“全员半程双导师制”，校外导师仅在实践阶段或论文指导阶段参与指导培养；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仅参与指导，一般不承担课堂教学；有的规定校外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应用实践、论文写作、就业规划等，还要承担实务课教学。
毋庸讳言，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培养中还处在探索阶段，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一些问题在所难免。主要表现在：一是主管层面缺乏关于双导师制的制度规范。虽然国家主管部门在相关文件中提出要实行双导师制，但并没有制订具体的可操作的规范，例如，双导师制是对培养单位的必备要件还是提倡性要求?校外导师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如何对校外导师支付报酬?校外导师指导学生的基本要求和规程是什么?等等。这些制度规范的缺失导致了实践中较大的随意性。二是校外导师资源渠道不畅，于法无据。校外导师资源主要集中在法官、检察官、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职业中，但《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对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参与高校法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做出相应的规定。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当这些符合条件的实务人士被邀请担任校外导师时，尤其是法官、检察官和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有不愿意担任的，有个人愿意担任但单位不同意的，也有一个人担任多个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徒有虚名、疲于应付的。三是培养单位对双导师制没有给予应有的高度重视。有的培养单位根本就没有关于双导师制的考虑，有的形式上有规定但缺乏实际行动，有的关于校外导师资格、校外与校内导师职责、学生与校外导师关系、校外导师的奖惩等混乱模糊，也有比较好的培养单位制订了双导师制的相关规定，但囿于传统的观念，只想让校外的“牛”到学校“拉犁”，不想让这些牛“吃草”，甚至连一个与校外导师相称的“校外导师”、“校外讲师”、“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等荣誉称号也不想给，从而挫伤了一些校外导师的积极性。除上述三种主要表现外，个别校外导师自身素质和修养不高，定位不准，责权利不清，工作繁忙，精力不济，缺乏经验，与校内导师配合不好；个别学生不会正确处理与校外导师的关系，缺乏积极主动性等，都是双导师实践中常见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着双导师制作用的发挥。
三、双导师制的完善与推广
虽然双导师制实践中存在问题，但瑕不掩瑜，推广双导师制不仅有利于法律硕士的教学和培养，也可为工商管理硕士、教育硕士等其他专业学位的教学和培养所借鉴，因此，应当着力做好以下工作：
1 推动立法，调动法律职业共同体联合育人的积极性
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作为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的职能机构，首先，应积极参与《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律师法》等与法律人共同体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制订和修改，呼吁将法官、检察官、律师等实务人士参与法律硕士培养作为义务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写入相关法律法规，并作为考评和奖励的一项指标。其次，应该积极协调法官协会、检察官协会、律师协会等法律职业协会形成一种联合培养法律硕士的有效机制，为法律人职业共同体积蓄力量。再次，要把有关文件中关于“双导师制”的规定明确为强制性规定，各培养单位必须做到至少为一名法律硕士配备一名兼职校外导师，凡达不到要求的，应相应减少下年法律硕士招生人数。为使双导师制在法律硕士教学与培养中真正发挥作用，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订出一套具有操作性的双导师指导规范或细则，供各培养单位遵照使用或参考执行。
2 严格选拔，提高校外导师的质量和水平
选拔校外导师主要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校外导师具备的条件。一般讲，法律硕士的校外导师应当是在法律实务部门工作一定年限，具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在某一法律领域取得一定成就，具有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理论素养的法律专家。不宜一味地盯着法律专家的头衔、职务等，因为有些专家由于头衔多、职位高等，自身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和精力对法律硕士进行实际的指导，会让学生有“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虽然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说：“如果一个人只是个法律工匠，只知道审判程序之方法和精通实在的专门规则，那么他的确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法律工作者”，但培养单位也绝对不宜要求校外导师一定要出版专著、编写教材、主持科研项目、发表文章，因为校外导师毕竟不是也不必都是理论专家；更不能把选择校外导师作为利益交换，要求校外导师尤其是律师必须向培养单位提供一定的捐助。一旦作为利益交换，校外导师就可能被滥任，法律职业道德就有可能被玷污。其二，校外导师认定的程序。科学合理的程序有助于保证校外导师的质量。一般应按如下顺序进行选拔认定：(1)培养单位制订并在相关媒介上公布校外导师任职管理规定；(2)校外法律实务人士向培养单位提出书面申请；(3)培养单位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审查确定合格人选；(4)培养单位与校外导师签订聘用正式协议；(5)学生与校外导师进行双向选择。有些培养单位的校外导师由各教研中心或教研室甚至教师个人自行聘请，程序混乱，缺乏严肃性，聘请的校外导师水平参差不齐，不仅不利于学生的培养，而且给培养单位造成不少管理上的麻烦。
3 提高待遇，物质与精神鼓励并重
法律硕士培养单位是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主要经费由国家拨款，对在职教师是按事业单位的相关法规政策进行管理，定编定岗定责定待遇。校外导师一
般都是兼职，不纳入培养单位的人事管理体系，无法享受导师的相应待遇。有的校外导师连正常的交通、用餐等补助都享受不了，有的甚至还要自己贴钱，从而挫伤了部分校外导师的积极性。校外导师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协助培养单位开展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培养，必然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应该按照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适当按劳取酬，或由培养单位给予一定的经济补贴。除此之外，许多校外导师可能更看重名分给自己带来的社会认可，培养单位应当理解他们的诉求，给他们适当的名分，如“法律硕士校外导师”、“法律硕士校外讲师”、“法律硕士校外副教授”、“法律硕士校外教授”等，让校外导师出师有名，千万不能只向校外导师索取，不给他们任何待遇。同时，还要注意建立对校外导师的考评机制，做到赏罚分明，优胜劣汰，防止个别校外导师“挂羊头卖狗肉”，沽名钓誉。
4 人尽其才，拓展校外导师指导环节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专业实践是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半年的实践教学。要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的紧密联系，积极探索人才培养的供需互动机制。因此，校外导师应发挥优势，侧重实践，具体讲，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结合法律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特点，参与制定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中的实践部分设计，对研究生实践实行全程管理、服务和质量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2)承担法律实务课程的教学，参加到法律实践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尤其是法律文书写作、案例分析、法律谈判技巧、模拟法庭训练等实务课程。让学生从中获取实务理论并锻炼实务技能，把各种知识融合到职业语言、职业思维、职业方法、职业信仰、职业伦理的综合素养之中，培养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需的素质；(3)定期对被指导学生进行面对面的实践指导和检查(每学期不少于两次)，并适时接受和回复被指导学生的电话、电邮、短信等，也可以通过实践专题讲座、共同讨论等形式进行。较好的做法是，校外导师能够接纳其指导的学生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开展法律实践活动；(4)指导和检查被指导学生在科学研究和学位论文写作中遇到的实践性问题，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对论文的构思、成文和修改等方面提出指导意见，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践；(5)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参加被指导学生的学位论文答辩；(6)协助校内导师做好对被指导学生实践能力的毕业鉴定工作，对毕业生的业务能力做出评价；(7)充分利用自己的社会资源，协助培养单位做好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和推荐工作。
当然，校内外导师之间的默契配合，双导师制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不可偏颇。校内导师应积极负责与校外导师的日常工作联系，帮助校外导师协调共同培养的相关事宜。
5 以学生为中心，合理分配校外与校内导师
就目前各培养单位反映的情况看，双导师制受到了法律硕士研究生的普遍欢迎，而且大多数培养单位都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确定导师。但是，在双向选择的过程中，在学生选择导师阶段，往往因为导师数量、专业、职称、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学生选导师相对集中在少数甚至是某几位校外或校内导师的现象；在导师选学生阶段，因每位导师所带学生的名额限制，最后会让大部分学生失望，而被动接受培养单位为其分配的其他导师。因此，建议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且受学生欢迎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让其有最多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可不为其配备或少配备校外导师，但可以为其配备校内没有实践经验的年轻老师做助手；对实践经验较少或没有实践经验的应用型专业的导师，或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纯理论专业导师，按第二级别分配学生名额，可根据情况有选择性地为其配备校外导师；对于既没有实践经验又属纯理论专业的导师，原则上可以不分配指导法律硕士研究生名额，如果分配名额，则一定要为其配备校外导师。此外，为确保导师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对学生进行指导，无论校内还是校外导师，每位导师每级指导的法律硕士研究生应控制不超过5人。
参考文献：
二、法律硕士在我国的培养现状
法律硕士毕竟在我国作为一门新兴教育培养，存在着一定的不成熟性。我们以广东地区几大高校作为出发点，分析其在法律硕士培养问题在所存在的相关问题，大致可总结如下几个方面：
（一）现阶段我国关于法学的教育培养，首先在学位方面是采取法律硕士和法学硕士并存的双轨制模式。针对这个情况，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院校的法学院开始进行富有成效的实验改革。然而深入的问题本质，我们应当如何考虑法律硕士的具体培养，其在培养措施上所采取的方案与法学硕士的培养又存在哪些差异与相同，以及我国现在是否存在一套可广而普适的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方案经验等相关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深入考虑的。从广东地区几所高校的基本现在进行分析，首先中山大学在2009年完成了对法律硕士培养模式的改革，大大促使和推进了法律硕士专业的培养信心。中山大学针对自身的教育特色，把法律硕士定位为侧重于高层次法律实务型的人才教育培养，具体也体现在中大在法律硕士课程设置上偏向与法律事务相衔接这一方面上。此外华南理工大学的法律硕士也不断推进改革方案，其定型为面向法律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公共管理部门等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与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以上院校在法律硕士培养方案的改革上除了都侧重于实务型人才培养这一个点之外，还都明确显示出了其培养与法学硕士的培养是显然不同的。
（二）虽然各大高等院校都在课程设置上采取了积极的改革措施，然而法律硕士毕竟作为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兴专业，因而与成熟的法学硕士培养相比，明显缺乏较为实践经验丰富的师资力量，而且相应的配套教育资源也相当有限。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对法律硕士连年采取扩招政策，在社会认可度存在一定质疑的同时，法律硕士的扩招也一定程度上令其教育培养的质量遭到更多质疑。而正是这一系列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影响了法律硕士的社会形象和公众印象。
（三）法律硕士制度的培养目的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因此在校培养期间我们要求其教育体制是与法律相关职业需求相适应的，而且还必须与司法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相衔接。然而目前我国法律硕士的培养教育要达到这个不脱节的目标还是存在一定的距离。在实践当中，法律硕士除了完成基本法律课程之外，与实践当中的立法、司法、行政执法部门的互动沟通相对较少。而正是这种培养过程中相对较少的沟通，很大程度上导致法律硕士在就业形势上无法显示其优势，也没有达到其最初的培养初衷。
（四）此前我们更多讨论法律硕士的社会认可度问题与实践当中的衔接是否顺利，但回归到硕士学位教育培养的本身，法律硕士仍是不可避免会被拿来与法学硕士相比较。而且在事实当中却因为法律硕士学生存在着法律理论知识相对薄弱这一问题，在就业形势上与法学硕士相比明显处于较为不看好的位置上。在这个问题上面，怕且连法律硕士学生本身也很难回答应该如何做到如何充分把本科专业背景知识与法律硕士阶段所接触学习的法律知识相结合。随着近年来法律硕士的报考不断持续加热，而法律硕士的培养和教育却没有出现预期的市场满意度，因此这也是各大高等院校在法律硕士培养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
我们回归去理解法律硕士设立的目的，在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法律人才的背后，在教育体制这一环节上，应该可以理解为是法学与法律两种不同教育属性之间教育制度的权衡与尝试。依照目前我国对法学教育培养的情况来看，这一套教育体制是相对成熟的，可以支撑与满足我国现代法制社会建设人才的供求需要，而相对呈现劣势的是体现在法律教育这样一个板块上。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非也处于同一个层次上这个问题不难理解，让我们苦恼甚多的是如何在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上寻求一个平衡点，从而去弥补法律教育在结构性设计上的缺失。这种缺失的影响是重大且短期内持续可见的，不但体现在法律教育培养的管理制度上，追溯其根源问题，我们还会在各大高等院校的培养思想、培养目的和培养制度等方面。然而让我们可欣慰的是法律硕士经过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各大高校在法律硕士培养问题上已经注意到相关问题，并且都充满信心与动力去面对问题，高度重视法律硕士培养的良性发展，纷纷根据自身院校的特点制定相应不同的法律硕士培养方案。在不断提升自身法律硕士毕业生竞争力的同时，也在不断推进我国法律硕士培养模式和制度的良性发展。
三、探讨和完善法律硕士培养机制
在文章前面我们针对法律硕士培养教育情况，特别是广东地区几大高等院校在设立法律硕士学位培养之后所出现和面临的瓶颈困难问题进行初步概要分析。针对以上存在的几点问题，我们特别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硕士的培养情况为例，进一步探讨如何改革和完善法律硕士的培养机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法律硕士是一门新兴学科，在2009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从而展开教学。在设立之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就提出了科学合理、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法律硕士特色教育培养方案。随着近年来的发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在法律硕士培养上可进一步理解为加强的设置和实施对策如下：
一是强调管理体制的完善，切实做到在管理部门上与法律职业相关部门有机结合，避免培养结果非预想化，出现就业脱节的现象。
二是注重知识培养和使用的适当性，在不断推进法学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加强展开法律教育的特色培养，在课程设置上突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语教育的优势。在培养学生法律知识的同时，更注重法律外语的教育，从而培养更有竞争力的现代化法律人才。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2-184-02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经济体制的展开需要法治的改革与配合，从实质上来讲，二者是互为影响，共同促进的。社会的需求是教育的动力和源泉，法律硕士教育的形成，源于法律实务部门在法治建设中对职业法律人才的需求，它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司法作为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而司法最终要通过个体来实施，个体的法律思维在司法运作过程中颇为关键。法治概念的最高层次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内心的确信，而这种内心的确信需要通过法律教育来形成。法律教育有多重形式，其中法律硕士教育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以下将从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实困境出发，以比较法为视角，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来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改革，从而实现法治的不断进步。
一、我国法律硕士制度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立法进程的加快和司法实务的深入，法律实务部门迫切需求大批职业法律人才，为满足我国法治建设的需求，法律硕士制度应运而生。在我国，作为一个法律事实，法律硕士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
（一）我国法律硕士的演进与发展
从严格意义上讲，法律硕士是个舶来品，在美国，本科未设置法学专业，要成为法律人，必须在获得大学的学士学位后，再考入法学院就读，毕业后授予JM学位，即我国法律硕士的来源。
法律硕士学位的设立，目的在于为我国法治建设培养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这不仅是法律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向，而且也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一方面，它充分借鉴和吸收了美国的JM法律教育模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与缺陷。另一方面，法学是反映人的经验理性的学问，是人的法律经验、知识、智慧和理性的综合体现。①在法学中，经验的审慎判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一个人只有在具备了较为全面的学识、经验以及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能在社会的世俗生活中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
（二）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状
在我国，法律硕士是个新兴的教育领域，发展的时间较短，它是我国特色法律教育的一个探索，作为一个新兴事物，有其特殊的作用力，它为推动我国司法的改革和完善等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之上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第一，普及法律教育，推动了法学教育的改革，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第二，促进了政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以及在执法、司法过程中权利意识的增强；第三，更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但是作为一项新兴法学教育制度，它并不十分成熟，在法律硕士教育实践过程中一些问题已经凸显，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首先，法律硕士教学仍然以学校为主体，纯粹的填鸭式教育，脱离法律实践；其次，在的课程设置上，以本科法学主干课程为专题的讲授为主和以法律实践课程为辅，学生普遍缺乏法律交流沟通和实践操作能力；再次，法律硕士再设置时的不完善，学生没有相应的导师指导及由此产生的学习盲目性，导致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实状况与对目标定位存在明显差距。
二、比较法视角下的法律硕士教育制度
我国传统的法律思维偏于形象思维，强调直观感受，不注重逻辑归纳，然而在法学教育实践当中，基本以学术教育即理论教学为主导，当二者之间产生冲突，便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美国的法学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侧重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这是社会的共识。法律教育的目标不外乎两个，一是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一是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培养目标上的差异必然导致法律教育的内容、专业化程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差异。②
培养目标上的差异是基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的差异而形成的。在大陆法系国家，强调法官的诉讼主导地位，因而法学教育的目标被定位在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法律知识与意识上的训练。在这种背景下，法学教育的起点在大学本科阶段，四年的大学教育完成后，经过一定期限的实习便进入法律职业界。但有一点需要强调，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中，除了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学教育都是从本科开始的。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教育传统相对应，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美国）基于为法律行业培养新人的目标，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即被界定在培养专才方面。美国的法学教育，是以硕士学位为起点的。基于侧重培养面向社会需求的实务型人才的目标，从法律硕士课程的设置到教学方法，都体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实际上，无论是在经验和阅历方面，还是学科背景和实践能力方面，要想有所作为和发挥，都要求解放思想，突破传统法学教育的束缚，抛弃固有的思维模式，进而采取更为灵活、更为务实和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最终培养的是学生的洞察力、判断力及思辨力。
三、中国特色法律硕士教育制度的完善
基于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实困境，可以看出法律硕士教育现状与目标定位的距离，因此，必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因地制宜，吸收国外合理的理念，来推动法律硕士教育的改革，以适应国家对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的需求，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和经济建设。个人认为需要从以下几点建构和完善：
首先，坚持法律硕士教育的法律职业教育定位，即培养面向社会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这一大方向要明确，正所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因此，教育不仅仅传授法律知识和习惯传统，更要注重人才的质量及人文素养的塑造。在前述基础上，最终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信仰，养成独立的法律人格。
其次，完善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坚持以法律院校培养为主，辅以法律职业培训学院等相关培训机构。这种培养机制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实现法学院校和法律职业培训学院之间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真正做到扬长避短。例如人大的律师学院就是一个创举，一定程度促进了这种培养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然后，科学合理设置教学课程。教学课程设置的基本宗旨，在于安排结构合理、严谨、循序渐进的课程体系，实现法硕教育的目标。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要把握好基本的法律知识教育和职业素质教育之间的平衡，注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③同时，通过举办模拟法庭、法律讲座、毕业实习等途径来加强法律硕士研究生对法律职业的感知和体验，提高学生法律职业伦理思维与意识，进而培养学生的洞察力、判断力及思辨力。
再次，加强法律硕士院校之间的互动交流。这有利于院校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实现资源共享，一定程度上也扩大了学生的学识和见识。比如定期在院校之间开展法律知识论坛，开展法庭辩论以及研讨会等。
最后，完善法律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为培养面向社会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人才，法律院校的师资队伍应具有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要求，其专业化要求教师应具备法学或法律专业的学识水准，其职业化要求教师应具备法律职业工作的技能和经验，并具有较强的交流沟通能力。在此之外，应该聘任具有丰富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律师给学生授课，以给学生带来新鲜，缓解课堂理论教学的枯燥和乏味。
综上所述，要走出我国法律硕士教育的现实困境，需要多方面的合力，在这些合力的作用下，法律硕士教育的培养目标将离我们越来越近。我始终坚信“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常青”。
注释：
①舒国滢.法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②贺卫方.培养目标与法律教育模式[EB／OL]．.
③冯玉军.面对中国的法律硕士教育[EB／OL]．省略/article/default.asp?id=17993.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