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0:02:2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财政税收属于我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对于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积极支持作用。财政税收属于国家职能之一，改革创新财政税收体制不但可以优化社会各种资源的配置，合理调节收人分配，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及完善，而且可以推动产业经济的有效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协调的持续发展。另外，财政税收体制的健全程度对于其自身职能能否良好发挥功效有着重大影响。面对当前国际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必须要进行积极创新与改革。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仍旧存在一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创新和改革的策略作出分析与研究。
二、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的作用
（一）推动税收结构性调整的作用
税改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可以推动税收结构性调整。结构性减税虽然在短时间内会造成税收减收，却也能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更会增宽应纳税税基，财政收入届时将会得到反哺。但同时也会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社会化分工协作、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其改革进程。
（二）有利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财政税收制度对于政府的决策与政策的实施具有直接影响，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亦存在密切关联。新形势下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和改革，将能够对当前的支付方式进行改变。我国传统的国库支出方式比较分散，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将其集中。由此将能够提升财务收支的透明度，促使政府提高财务活动效率，优化自身的财政考核。
（三）有利于完善预算制度
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均需要通过预算予以支撑，因而需要制定相应的预算制度。改善现阶段的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预算体制合理性。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当中的收支平衡，促使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稳步提升，必须要加强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使其能够予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继而在完善预算制度的情况下，提升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三、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体制不完善
财政税收体制的不完善性，对财政税收改革创新的有效运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给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财政税收体系不健全。我国的财政税收当中包含了多样化的税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税种均有技术与科技的支持和创新，并且缺少能够稳定调解社会收入分配，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税种[1]。该种情况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并不能够良好发挥其资金支撑作用，反而会出现损失，影响政府的财政预算与支出。第二，分税制度未进行彻底改革。分税制属于财政税收制度创新与改革当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其在创新与改革当中并不彻底，出现了财政收入过度流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自受限等情况，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对于财政收人划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漏洞，没有考虑部分重要资本创造所获得的收人，导致财政收人具体分配结构缺乏合理性，大多数都在顶层，逐渐往下就会越来越少。第四，忽略了现阶段财政税收体制提到的集中税收中部分税种所产生的作用，没有对部分税种进行有效设计，如所得税等。这些税种一般和资源的分配以及调节、社会的发展以及进步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不加重视，就会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同时影响国家对当前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实际财政支撑度。
（二）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我国的财政税收基本上依靠分税制进行实施，可以说，分税制的实施对于地方经济的之间的差异平衡具有重要积极影响。但是，纳税个人以及单位根据分税制基本上会进行转移支付，此时，便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贪污、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缺少规范性。产生该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运行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账目不清、财务漏损等问题，使得转移支付存在不合理性，影响了财政税收制度中分税制平衡地方经济差异功能的实现。
（三）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财政税收管理当中，预算管理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我国的财政税收创新与改革当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预算管理体制却仍旧存在一定缺陷。由于我国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地方政府进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后[2]。加之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当中，并没有设置比较严格的监督与审批机制，通常情况下预算审核以及审批仅仅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导致相关预算管理机制不能获得人们的信赖。财政预算管理更加不透明，难以体现科学、合理、公正的特点，因而并不利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
四、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策略
（一）完善财政税收体制
对于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完善，首先必须要根据我国财政税收的基本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式，通过先进的科技与技术手段，创新能够有效调解社会收入分配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税种。对该类税种进行完善与实施，使其能够对财政税收进一步的优化配置，对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等予以积极的财政支撑。除此以外，我国更要重视彻底改革分税制，健全分级、分权的财政结构体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职能，合理分配中央以及政府的财政税收，保证各个地方的经济建设均稳步发展。
（二）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
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属于支付体系的创新与改革工作。针对该方面工作，必须要将重点放置于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转移支付过程监督体系两个方面。首先，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方面，必须要对各个地方经济的实际水平，以及与其他地方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作出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状态进行评估[3]。其次，在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监督管理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均应该建设并且成立专门的职权监督管理部门，对纳税的个人或者单位的转移支付，以及政府的财务税收明显等均要作出严格的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三）健全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需要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健全，在此方面必须要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通过有效的、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对财政税收进行一体化、合理性的监督与管理。此外，中央应该授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权力，促使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经济自，便于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更加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工作开展情况，必须要加强监督与管理，以避免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四）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关系
现阶段，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在市场经济竞争领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入，例如对辖区内部分企业的发展予以财政补贴，或者通过投资进行干预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企业自主发展状态产生了影响，更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出，使财政税收的公共财政管理目标发生扭曲。面对该种情况，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要能够正确处理经济与财务的关系，可以予以管辖区域内企业发展一定政策优惠，但是必须介入有度，保证企业发展具有自。与此同时，政府应该重点为企业营造有序、公平的竞争环境，促使经济与财政之间能够良好互动，由此促使财政税收能够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中央以及各地方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建设更需要具有完备的财政税收体制予以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创新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推动经济转型、促进节能环保、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应有序全面推进，并与货币政策等协调发力，防止改革措施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支撑。此时，必须要重视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与改革，以便使其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状态。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工作，在进行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完善财政税收体制，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和健全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内容，由此方能够不断提高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对各项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保证我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均衡，国家社会经济良好发展。也才能顺利完成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早日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也才能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2-0263-03
随着我国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有关竞技体育体制改革问题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研究多侧重体育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运行机制等，较少涉及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方面的研究。因此，从体制成本的层面对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概念界定、内容构成、相互关系和优化评价等问题进行探讨，对我国竞技体育持续良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体制与竞技体育体制
新制度经济学派樊纲、盛洪、刘世锦、汪洪涛、陈维、卢现祥等学者认为：体制就经济学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一种公共产品，其供给、需求和均衡都是社会总体实现的；它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体系；研究体制必然关注成本，而注重成本最根本的目的就是检验其效益，所以在体制改革中体制成本与效益紧密相连，息息相关（图1）。
体育体制是体育管理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运行机制等方面的体系和制度的总称，是实现体育总目标的组织保证。世界各国依据本国国情和管理权限的归属把体育体制分为政府管理型、社会管理型和政府社会结合型三种类型。［1］竞技体育体制在体育体制中占有绝对优势地位，是负责竞技体育事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责任范围和制度策略，以及其运行方式、管理方法和控制手段的统一体系。
2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界定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界定有很多：有学者认为它是在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利益格局变动所造成的矛盾、冲突、以及给改革所带来的阻力，使国民收入受到的损失［2］；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指我国竞技体育体制改革过程中的支出，包括人、财、物等经济的投入，还包括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非经济因素［3］；还有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就是改革的社会代价，即体育体制改革的社会代价与社会改革消耗的成本是相通的［4］。综合上述观点可以认为：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是在体育体制改革的计划、实施、运行过程中的投入及社会成员因利益调整而付出的社会代价。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是竞技体育改革过程中，个体、单位或社会因体制的变迁所取得的效果和利益，由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与竞技体育经济效益组成。第一，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主要表现在竞技运动员各种体育赛事中展现的“更快、更高、更强“和"更真、更善、更美”体育风采对增强人们体育参与意识、丰富社会文化生活、建设精神文明等方面的作用。第二，竞技体育经济效益。它是指人们在体育赛事、体育用品或体育债券等经济活动中所消耗和占用的一定的社会劳动与所取得的体育劳动成果的比较。［5］
3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主要内容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的主要内容有：1) 体育体制改革准备阶段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宣传成本。信息成本是指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竞技体育的管理体系、资源投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利益主体结构及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运行模式的调研和剖析的费用。宣传成本是提高人们对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体制的弊端和新体制的优势的认识，使原体制下的利益主体接受和实施体育体制改革的投入。决策成本是通过对竞技体育体制的各因素分析后，然后经过决策机构论证，并决定实施推广的所有投入。2)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过渡阶段的体制摩擦成本、体制脱节的真空陷阱成本、体制公共性的搭便车成本、权力介入的寻租成本。摩擦成本是因为有竞技体育行政放权让利与市场机制的矛盾；靠市场与找市场的矛盾；运动项目中心与单项运动协会的管办矛盾等因利益的调整而给予补偿的投入。真空陷阱成本是当新体制还没建立而原体制又失去作用而造成经济和生活的混乱，需用于人们的稳定所支出的费用。搭便车成本是因原体制的部分成员没有参与改革，但受到改革的效益，而使新体制的改革增量超过预计成本的投入。寻租成本是竞技体育向运动协会实体化的市场管理转化过程中存在的“吃体制双轨饭”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具有双重身份，即是事业单位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而进行竞技体育的事业经营和企业经营，这种行政权力介入市场经营中必然出现寻租现象。3)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成本。它是当新体制如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中国奥委会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后，为了确立改革后该体制的合法性和规范其体制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费用（图2）。
竞技体育社会效益侧重公益性，其主要内容：1) 政治效益。在国际体育实践活动中，竞技体育是人民外交的重要手段，是外交的先行官，如我国的“乒乓外交”、东德与西德的统一、朝鲜与韩国共同组队参加奥运会等。2) 育人效益。竞技体育是造就人全面、协调、完善发展的重要手段，具有促进人的社会化的作用。可分为两个阶段即进入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into sport）和通过竞技体育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via sport），通过不同阶段的竞技体育活动来教育年轻一代。3) 文化效益。竞技体育是一种庄严肃穆的礼仪庆典的文化；是记录人类潜能的人体文化；是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规范文化；是提高审美意识的情感文化，是体现现代城市现代化水准的体育建筑文化。［6］其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影响。［7］各种体育赛事的成绩对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对美化生活、陶冶情操、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对培养人社会意识和心理素质，激发聪明才智的作用。
竞技体育经济效益侧重产业性，其主要内容：1) 以体育健身娱乐、体育竞赛表演和体育培养与培训为主的体育本体产业经济效益。［8］2) 体育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的经济效益。依据曹可强博士的研究,体育产业与其他行业有一定的关联度（表1）［9］，从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效益。
本体产业外相关产业主要有：实体相关产业，如体育用品、器材设备、体育服装等以体育为重要资源和手段进行生产和服务的部门经济效益；体育延伸产业，如体育与其他行业形成的体育彩票业、体育信息传播业、体育广告业、体育金融保险业、体育经纪业、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在体育周围形成综合网络的部门效益；体育边缘产业，即为实现体育产业目标服务的综合服务部门如餐饮业、交通旅游业、体育建筑业、体育场地服务业等等；他们的形成、完善和发展，将有助于竞技体育的经济效益的提高。
4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关系
研究表明,改革越抓得早,工作质量越高,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好。［10］其相互关系一，改革成本与效益的货币计算的数学关系，收益是成本的函数,即效益=收益/成本。依据刘世锦博士体制效益的研究，成本与效益有三种衡量方式。假定SE是体制效益，SR是体制收益，SC是体制成本。第一种，有体制与无体制的比较。用公式表达：SE=（TR―PR）/SC=SR/SC式中TR代表生产过程的全部产出，PR是无体制收益。第二种，同种条件下两种体制的效率比较。假定有两种体制A与B，若有TRA/SC大于TRB/SC时，则SEA >SEB。。第三种，体制变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假定MSE为体制的边际效率，MSR为体制的边际收益，MSC为体制的边际成本，则MSE=MSR/MSC。故成本的扩大，导致收益的减少；成本的节省或是成本利用律的提高，将导致收益的增加，从而使效益的提高。关系二，改革成本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其效益针对全社会而言，成本与收益是相互转化的［11］。
5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的优化评价
在竞技体育改革实践中有以下几种现象:成本大,收益小；成本大，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大；成本小，收益小。据函数效益=收益/成本不难得出只有“成本小，收益大”的情况下，其效益是绝对升高的，因此如何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成为改革的关键。
减少成本，增加收益，提高效益的措施。第一，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成本。对用于竞技体育改革的国家财政拨款和社会投入等资金实施合理的成本预测、科学地的成本决策、完善的成本计划及控制和有效的成本核算与分析；达到优化成本控制，提高成本效益的目的。［12］第二，不同改革主体与速度的合理搭配。首先，利益格局变化大、收益大的改革如体育管理与竞赛管理制度等，易采取政府强制性改革；同时诱导体育团体运用自身协调机制制约国家体育行政部门的某种主观性。其次，收益很小，而预期收益大的改革如协会实体化改革，俱乐部制改革等，采取“放权让利”进行诱导的改革方式；同时利用政府的强制行为制约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某种盲目性。第三，选择适宜的改革时机。参照樊纲博士《论改革过程》的研究，不管何时改革，其改革效益总是先下降后上升（见图3：T代表时间，R代表体制收益，AB代表不同体制，C代表成本；图4同此）；改革时机越晚，成本越大（图4）；因此，在改革初期人们要选择恰当的改革时机和正视暂时利益的下降，要着眼长远利益。
第四，利益主体多元化，多方协调发展。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竞技体育是高度集权管理体制，政治利益驱动突出，国家和政府成为唯一的利益主体；而单位，个人的利益而被忽视，使得成本高而效益低。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都有兼顾，利益得到调整，产生了经济效益，提高了效益。第五，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相结合。在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是以公有制为财产制度，其约束形式是以外部约束为主；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充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体制，以内部约束为主；因此，二者结合优劣互补，提高效益。当前，我国竞技体育体制自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型逐步向结合型转化，并有向社会型目标发展的趋势，其效益已处于回升期，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得到了兼顾，因此尚未改革的项目易早日改革。选择何种体制运行，始终离不开效益的指挥棒，因此对发展过程的体制效益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效益的检测评价。第一，改革的社会效益评价。其一，满足人民群众安全需要的程度。竞技体育竞赛规则的社会示范作用、竞技体育法律法规建设的社会影响。其二，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程度［13］。竞技体育对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的促进、对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其三，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 的程度。体育对社会成员身体建设、对社会成员劳动力质量、对社会生活质量的改善、对社会成员科技文化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全面教育的影响。其四，环境保护、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方面的程度。主要包括竞技体育改革中大型建筑物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对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对节约资源和提高资源使用率和体育产业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14］第二，改革的经济效益评价。其一，对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定性分析。［15］竞技体育改革的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否协调。其二，对经济效益的定量分析。［16］反映竞技体育改革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如全部投入生产率=体育成果/全部体育投入要素价值；全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一定时期体育成果增加量/相应时期全部体育投入要素的增加量。反映竞技体育改革投入资金占用的指标:如工资产出率=体育成果/工资总额；资金产出率=体育成果/（固定资产净值+平均流动资金余额）。反映竞技体育改革劳动消耗的指标:劳动生产率=体育成果/体育工作人数；技术增长率=体育成果增加量/技术进步投入 等等，选取指标时依据实际情况而定。
6小结
竞技体育体制改革必然立足本国国情，协调好短期效益与长远效益、局部效益与整体效益的相互关系，合理控制成本和有效利用成本。从总体而言，竞技体育改革成本与效益可以通过科学管理和利用成本、选择适时的改革时机、选择合理的改革方式、兼顾多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成本的内部约束与外部约束制度相结合的途径实现优化；可以通过社会效益评价和经济效益评价来检测效益提高的程度。但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成本与效益从理论到实践、从定性到定量还需进一步探讨研究；固对竞技体育体制改革的不同阶段进行形成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还需要一套完整客观的体制改革效益评价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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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体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观理论，又有具体实证研究，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研究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序言第5页）
针对资本主义在经济学研究中主要的三种解释，作者支持第三种：“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下，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雇佣工人进行生产，取得利润，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一整套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第3页）
“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才能够清楚地说明资本主义究竟是怎样产生的，究竟是怎样逐渐取代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封建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结束，这种确立和结束只有从社会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分析，才能清楚地说明问题。”（第4页）
本书的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提出了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六个概念：原生型资本主义、非原生型资本主义、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制度的调整。这六个基本概念为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原生型资本主义中“原生”的含义是：“资本主义起源于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的内部，资本主义是在本国或本地区封建社会解体过程中，由于内部因素的作用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8页）
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封建社会内部，即使出现了私人雇佣关系，却不可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有赖于某种外界力量的冲击或压力，使得那里的条件发生了变化，已有的私人雇佣关系才得以进一步发展，最终或者引致封建社会自身向资本主义社会演变，或者引致代表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取代封建统治者，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第8～9页）
“刚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本身是僵硬的，不容许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弹性体制是指：这种体制在不违背封建统治者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前提下容许改变，封建统治者以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统治，以确保制度的存在和延续。刚性体制同僵硬不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弹性体制同灵活可变的统治方式相联系。”（第45页）
作者认为“西欧封建社会中的体制就是一种弹性体制。”（第45页）“日本是直接从刚性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而不像中国封建社会那样，先由刚性体制过渡到弹性体制，然后封建社会弹性体制长期存在，再逐渐衰败、解体。”（第521页）
对于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书中的看法博采众家之长，抓住了问题的本质：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需要从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入手。”（第34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产权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特别是对私人产权的确认和有效保护与否，关系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能否建立。”（第35页）
“伦理观念（包括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第35页）
“在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时，对市民意识的形成及其作用也要有适当的估计。”（第35页）
“不管是不是后起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也不管是不是原生型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特例，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都应当从封建社会中体制外权力中心（城市）和体制外异己力量（市民以及由市民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原因、过程和后果方面去探寻。”（第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