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0:02:3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中西文化观念比较，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关键词：李安；家庭三部曲；文化；冲撞；融合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1
李安是华语电影界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带着中国电影，带着中国文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电影人积极参与电影的态度和驾驭的电影能力。李安多元文化背景使得他对中
西文化拥有得心应手的把控能力，他站在中西文化的节点上冷静客观的在电影中对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给予了自己的表达，而作品中所呈现的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合情境在跨文化传播中更觉明晰。
一、 李安多元文化背景下情感交织的体现
李安1954年出生在台湾，他生长在传统中国家庭，传统中国文化深深侵染了李安。在他的《家庭三部曲》中他将广博的中国文化建构在以家为中心的文化氛围下，以父亲为情感依托和中轴将故事串联。
这是传统的以“父”为主的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带给他的直观印象，父亲是家庭的中心，其权威是不可逾越的。这正是儒家文化中“家”是以“父―子”为轴心，以父性权威为核心的传统体现。李安受
到了父亲深深的影响，父亲士大夫的观念，荣誉感、责任感无形之中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压力，他一直希望李安能够读大学，但最后事与愿违，李安最后进入了台湾艺专学习话剧表演。
1978年李安来到美国，后来到纽约大学电影系学习，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经过几年的美国生活经历，使得李安第一次接触与传统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所宣扬的自由民
主，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冲击着李安。在西方文化中，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交流，最鲜明的就是父子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完全的变化，儿子不再对父亲惟命是从，而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进行
自由、平等的交流，这是中国文化中无法想象的。西方文化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实现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不是建立在纯粹个体意义上的，也不是建立在纯粹整体意义上的，而是建
立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范畴。[1]
李安的留美经历令自身的文化价值体系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猛烈冲撞，令其印象最深的就是父亲在家庭中地位的动摇。李安作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者，西方文化的接受者，他对“父亲”以及“父权
”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以西方文化现代平等精神而言，父亲最为家庭成员之一，其父性的权威和“特权”应该被打破，父亲应该和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和平共处，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
爱；另一方面，深受父亲影响的李安，又存在着深深的恋父情节，父亲在李安心中，永远是“家”的核心和代表。[2]李安自身经受众中西文化带来的冲击，这种亲身经历所带来的感受比他人更甚，所
以他将经历过以影像的方式展露在受众面前时更具有说服的张力。在其处女作《推手》中父亲是一名太极拳师，功力深厚，刚柔并济，彰显“推手”的魅力。作品以太极拳为中华文化符号，将其置身于
以美国为代表西方文化代的包围中，在无奈中彷徨挣扎。在不同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发生冲撞下，父亲为了保全儿子选择了离家出走，这是父亲不得已的妥协。最终经历了多重的磨合，在影片结尾处
洋媳妇艾玛向晓生求教太极拳法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和谐的画面，中西文化在冲撞后最终实现了彼此的融合，实现了包容下的共生。在影片《喜宴》中，李安将作为接受西方文化的留美同性恋儿子
高伟同与曾经做过师长家族伦理观念颇深的父亲塑造成不同文化的代表，伟同为了实现父母的家族愿望，不惜隐瞒事实，编造谎言，与薇薇进行假婚。影片名称为喜宴，主要是在伟同和薇薇的婚
礼上体现出来，但是影片中中国传统的大摆筵席，宴请宾客的喜宴模式似乎在蓝眼睛高鼻梁的西方文明中显得些许的格格不入。伟同他虽接触了西方自由、独力的文化模式，但是他依旧无法挣脱民族传
统文化的无形枷锁，最后以假婚的方式实现了妥协。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谎言囊括在父亲更大的谎言中，父亲最后得知儿子是同性恋，他选择了默许。父亲机场离别时的举手，显得意味深长，他
在这种妥协中实现了自己的传统家族得以延续，获得了一种放飞的解脱。
李安将父亲的形象在东西、新旧文化的冲击面前经历了一番维护、选择、妥协最终获得了人性自由的心路历程，这种情境的设置是李安自身经受中西文化交织后的内心情感的表达。他寄情于跨文化的传
播之间，在中西文化交织的节点上以家庭为文化冲突的发源地，折射出中西文化的无尽差异，最终在以“家”的包围中实现了文化的融合。
二、 李安站在国际视角下满足受众多重需求的体现
李安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得他更加了解中国受众和西方受众的观影需求，他站在国际视角下，不偏不倚的将中国元素与西方文化大胆的同步呈现。《推手》中父亲象征中国文化的太极，映衬着洋媳妇工业
革所带来产物――电脑；《喜宴》中父亲传统的传递香火的家庭伦理观念，映衬着西方现代文明下同性恋的自由开放。李安将作品中的文化内涵丰富化，实现中西合璧，在面向世界推广的过程中必然会
与受众产生无尽的共鸣，观众会在电影中领略到不同文化的差异，这样的情境设置照顾到了不同文化的受众，从而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
李安能够站在好莱坞的视野高度从容的游走在中西文化之间，并不是浅薄的因为在作品中夹杂着异域的面孔和流利的英语，更多是情感上的国际化与共通性。《饮食男女》是一部很单纯的家庭题材片，
影片以父亲的精湛厨艺和中国美食为文化符号，向受众展现中国传统文化，它看似中西矛盾体现的不明显，但是三个女儿经受现代生活观念的影响想要冲破父亲代表的家庭的束缚，正是西方追求自由，
彰显个性的体现，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也凸显出了中西文化的博弈。李安他更加理解中国文化，同时又能包容西方文明，在两种情感中间他是中立的，所以他给我们所呈现的故事是能够满足于双方受众的
一种宏大的、开阔的文化态度。《喜宴》中对于同性恋的坦然，对于赛门形象塑造的洒脱是建立在一种无尽包容的人性态度之上。
中国文化倾向于日神文化，而欧美文化则偏向于酒神文化。日神文化是理性文化，比较强调礼仪、秩序、中和、适度，个性淹没在社会之中；而酒神文化强调张扬个性，比较热情外向，容易陷于偏激、
狂热、傲慢、烦躁之中。[3]《推手》中父亲练习太极的悠然自若与洋媳妇因为写不出作品而猛击键盘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安既敢于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却又善与吸纳西方现代性的文化观念和
艺术养分蜕变自身，别开新局。[4]李安娴熟的掌握着中西文化不同的话语方式和情感表达的尺度，电影适当的文化对抗和自然的相互融合迎合了跨文化传播浪潮下中西方受众的观影需求，从而使电影
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李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具有世界性眼光的导演，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凝聚在“家”之中，这是多元文化背景影响下的独特设置，也是电影走向世界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娜.东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解析李安电影《推手》和《喜宴》[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3）：195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7-0066-0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逐步加强，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跨文化商务交际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领域内，外贸、外经、外交交际越来越频繁。中西文化差异之间的碰撞也越来越凸现出来。受中西方文化观念、国家制度的影响，交际作风对于交际活动的成败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方式都会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所以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关系着交际的成败问题，应该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给商务交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
1 中西方文化差异及对交际活动的影响
每个国家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特性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国民性特征。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的不同,所以这种国民性很容易使双方在交际中出现误解和对立。
1.1 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差异表现
商务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首先表现为伦理和法制观念的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在调节人的行为和处理纠纷方面最能表现出来。中国文化习惯于从伦理道德上考虑问题，而回避从法律上考虑问题,可是西方人却正好相反，他们更擅长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所以这就发生了中西文化的碰撞问题。在中国占据人们思想主位的是“伦理至上”的观念,如果出现了问题，人们首先想的就是赢得周围舆论的支持。所以，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很多中国人习惯于通过“组织”发挥道德规范化的作用，而不是诉诸于法律。可是西方人惯用法律的手段,而不是靠良心和道德的作用。这就导致了中西方文化在伦理和法制上的冲突。
1.2 中西方的人认识客观事物的思维的差异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这种文化积淀深厚而久远，中国人以此为自豪，也使中国人具有了浓厚的民族感情,这对于民族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使中国人容易产生一种“自傲的偏见”,甚至固步自封,中国人时刻把“面子”作为自己交际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在商务交际中,中国人即使作出让步也一定要保全面子。谁要是不给中国人面子，就会使交际变得尴尬，就可能造成损失。但是西方国家而言，虽然各国风情不同，但是却有着一定的共性。西方人崇尚奋斗和独立行动,性格外露,充满自信,热情奔放。所以西方人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常常内外交际一起进行，采用各种手段，获得利益。西方人对实质性的东西看的很重，非常在乎，而对于表面的、仪式性的东西看得极淡,西方人崇尚的是一种直率的交际手法。
1.3 中西方文化在集体与个人利益上存在差异
西方人比较崇尚自由主义，强调个人的责任,积极倡导个人应当有足够的权力。这是与中国人的价值观正好相反的，中国人强调集体的责任,把最后的决定权让给集体。这两种思维方式在商务交际中的表现也是非常不同的，所以西方人的交际代表只是一两个人,交际者的权限是决策机构事先赋予的;而中方交际代表,却是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所以在中西方双方进行的商务交际中，交际小组一定要做好本职工作，首先交际小组要有足够的权利，然后再进行集体的理智思考，最后达成协议。
2 中西文化背景下如何顺利进行商务交际
我们知道中西文化各具特色，不能说哪一种文化就比另外一种文化高尚。所以在实际的商务交际过程中，一定要综合考虑双方的交际因素，努力寻求化解文化对立的有效办法，基本的原则就是主动适应，扬长避短。
2.1 首先就是商务交际过程中要坚持民主与集中的原则
我们知道中心文化冲突产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决策权分配的差异。中西文化都会把民主与集中作一定的结合，只是中西方追求各不相同。在涉外交际中，西方决策者背后有一个完整的决策链，共同为决策者提供智力支持，西方人把个体的智慧升华为集体的决策。中方交际团惯于众人交际。所以在涉外交际中一定要统筹兼顾民主与集中，避免决策权的过分集中，提高交际的有效性。
2.2 交际中一定要处理好细节与原则问题
中西方交际中，中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注重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所以西方人往往会比较关注事情的细节，他们认为合同是一套完整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这也是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不同的，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所以中国人在交际中，中方代表凡事“先谈原则，后谈细节”，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从整体到局部，一般情况下是先谈原则后谈细节，所以，在与西方人进行商务交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敏锐地洞察对手的需求，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定要善于把握细节，力争从细节上寻求突破，在与西方人的商务交际中赢得交际主动权。
参考文献
在秩序危机与意义危机下的文化回应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伴随着坚船利炮，西方文化触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空前危机，传统政治秩序的主导地位及儒家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受到猛烈冲击。中国社会由固步自封的传统形态被迫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在面临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应向何处去？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思考和探索的主要内容之一。
为了寻求国家的自强图存，在秩序危机和意义危机的文化心态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努力地思考着、探索着，希望重建中国社会秩序与意义世界来回应这一危机，寻求一条能够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寻求两种文化的优劣长短，试图在比较中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指明方向。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梁漱溟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热情，自觉地把受到西方文化而产生的文化危机意识转化成实现儒学复兴的内在动力，创造性地重新解释儒学经典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1921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标志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形成。梁漱溟主张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性的继承，并吸收外来文化，以此为基础创造新的文化，使“儒家人生”与“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得以消除而获得同步发展，完成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推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
“儒家人生”的“现代化”反思
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在五四时期的文化大讨论中，梁漱溟积极弘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提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归本于儒家特别是孔子的精神价值，提出了重新解释和估价传统。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无须抛弃自己的根本精神，深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理想是有其重要意义和价值的，对于世界文化是有普遍意义的。“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在于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改造，这不仅是中国民族与文化自救的真正出路，同时也是中国人向世界贡献自己的智慧。”①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较而言，其实质是要胜于西方文化的。西方文化贡献了科学与民主，中国文化贡献了道德与伦理。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以孔子为代表人物，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以“调和”、“直觉”见长，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以人对自然界的征服见长，中国人的思想是安分守己、知足常乐、不提倡要求物质享乐，是中国文化的特色所在。
梁漱溟肯定“儒家人生”态度中一些积极的因素，但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缺陷，并导致了近代的危机。传统文化重视道德和人文，轻视知识和自然，西方文化的目的是向外控制自然的“求真”，而中国文化是向内控制自我的“至善”，使科学精神缺乏植根的文化土壤。传统文化必须进行新的转换，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民族文化的精髓，批判封建主义人生观和礼教对人性的束缚等思想。梁漱溟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与发展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授西与儒，探寻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在文化比较研究上，梁漱溟把中国文化以平等的姿态纳入到世界文化体系中，强调在人类整体文化的高度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地探讨，从人类不同时期所对待的问题出发对两种文化加以表述，去评价文化的优劣。梁漱溟“没有陷入狭隘的中西文化的优劣的争执，……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的见解，……巧妙地暗示出东方的人生态度要比西方人生向前争逐的态度要深刻，要完善”。②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各具民族特色，他指出中西文化只存在时间上的“适”与“不适”并为其在文化总关系中求一个适当的位置。
梁漱溟认为西方文化是有其长处的，西方文化在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时是一种强势文化，是胜于中国文化的，并希望能够从中西文化调和的角度，寻找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路径。他认为西方文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③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缺失的。“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④
文化的终极关怀。探索“儒家人生”与“现代化”的统一，是梁漱溟文化哲学探索的核心思想，揭示了人性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梁漱溟将“意欲”作为人类精神的根本，以对历史和现实的洞见和对世界文化的考察，提出中西文化的差异及“文化三路向”说，并归纳出“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将人生态度的选择问题与中国文化的现实和发展联结起来。他认为现代化的根本在文化，提出以儒学传统的人文价值制衡现代化，“梁漱溟归宗儒学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在许多人对民族能否生存缺乏信心时去寻求感情上的满足，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思想家要在为道德颓废、感情疏离所搅乱的当代社会里寻求精神上的寄托。”⑤他不仅深切关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个时代重大主题，还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行思考，触及到世界文化和人类发展的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命题。
梁漱溟认为文化是“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此所谓‘意欲’与叔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⑥他认为意欲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路向，最终构成了人类不同的文化型态，即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第一路向的是西方文化，体现“努力向前要求”，是设法满足要求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物的问题；第二路向的是中国文化，体现“调整和中庸”，是随遇而安的文化，偏重于解决人对人的问题；第三路向的是印度文化，体现“反身向后要求”，是遇到问题掉头向后，是禁欲的文化，偏重解决人对生命的问题。梁漱溟三种文化路向解决了人生的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以及人自身生命。
西方近百年对自然界、对社会的胜利征服，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物质充裕实现以后，征服自然界的文化便不能用在人与人之间，人生的第一路向也便走到了尽头。梁漱溟预测了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人类的历史，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不应该还是以物为先，而应该是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先，以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安共处友好地共同生活为先，西方文化虽辉煌一时，他认为世界未来的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之复兴。
梁漱溟中西文化观的现代启示
梁漱溟的思想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他立足于本土文化的长处并会通中西，以谋求儒学现代转换，开启了现代新儒家学说。他坚决维护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对西方文化进行理性的批判，为深刻理解儒学的精神内涵、思考儒学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启示，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和世界文化格局的重构也有借鉴意义。
在时期，以西方文化为标准，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全盘西化”的思潮蔓延，反传统浪潮汹涌激荡，中国传统文化面临严重危机。梁漱溟独辟蹊径，冲破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开辟了中西文化研究的新道路。他分析了文化的发展历程，阐述了传统与现实的关系，对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进行了历史反思，他认为传统并不是全部有驳于现代化，要批判的继承和发扬。通过“援西学入儒”，复兴儒学为宗旨，探寻儒学真义，创造性地诠释了儒学，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保存中国的文化本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缓解了所造成的民族精神失落的危机，尝试中国文化的复兴之道。
梁漱溟主张在旧的传统文化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保持传统与现代的血脉关系。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民族复古主义，还要充分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梁漱溟的中西文化观肯定了中国文化的存在价值和光明前景，引发对传统文化的哲学智慧和文化观念进行思考，增强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学院；本文系东北林业大学校内课题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郭齐勇，龚建平：《梁漱溟哲学思想》，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3页。
②贺麟：《当代中国哲学》，上海：胜利出版社，1945年，第12页。
③⑥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1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53页，第3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