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7 17:36:5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状况，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对其它产业具有强力的带动作用，其规模经济实现情况受到了国内外学者共同的关注和研究。
19世纪60年代时，马克斯和斯尔博斯在他们所著的《汽车工业》一书中，结合当时英国企业状况，提出了“马克斯和斯尔博斯”曲线，来描述汽车产业中的规模经济产生过程：汽车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是一条变形了的U型线，开始时随着生产量的增加，成本会急剧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渐小，到达最低点（最优经济规模）后，会经历一段产量增加但成本不变的时期，再随着规模的扩大，产量的增加，会带来成本缓慢上升，即规模不经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认为，对于汽车工厂最低经济规模（即MES），排气量为1-2升的单系列生产轿车制造厂为25-30万辆，中型货车制造厂为6-8万辆，轻型货车总装厂为10-12万辆。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1990年测算出轿车的MES为年产30万辆。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生产技术，要素配置等因素的变化，这些测算的MES已经不符合现有的情况了，现在的MES应该大于这一标准。
杨志明（2006）认为我国汽车企业处于长期成本递减的阶段，即马克斯—斯尔伯斯线的f（x）段；邹田?x（2007）分析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市场结构的状况，认为汽车工业中小企业众多、达不到规模经济，主导企业“大而全”、国际竞争力不强；何元贵、张捷（2009）采用多重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汽车生产企业规模经济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汽车企业最优规模经济较小是因为受制于比较低的研发投入以及需求等因素的影响。
二、2008年、2009年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
（一）2008年汽车产业绝大部分行业未达到最小规模经济，没有企业达到最优规模经济
如表1所示，2008年中国产量最大的十大汽车企业产量，排在前三名的分别是上汽172.2万量，一汽150.4万量，东风132.1万量，而后七名的都不足100万量，吉利和哈飞只有二十多万量。2008年中国的汽车生产企业有130多少家，后120名则分享了其它的156.8万量，平均每家不足1.5万量。
从2008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有三家企业产量超过100万量，即达到最小规模经济（EMS），其它企业均在100万量以下，未达到最小规模经济；没有一个企业达到200万量，即最优规模点。同时，中国汽车企业的产量相差比较大，上汽产量几乎是吉利的8倍，超过了后120名企业产量之和。2008年中国汽车工业规模经济状况不佳，大部分企业没有达到最小规模经济。
（二）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大部分行业仍未达到规模经济，但比2008年有很大的改观
和2008年相比，产量排在前七名的企业仍是上汽、一汽、东风、长安等七大企业，第十名仍是吉利，第八、九名分别由2008年的金杯、哈飞变成2009年的比亚迪、华晨。同时，前十名的产量相比2008年均提高，上汽提高近100万量达到270.55万量，一汽提高近50万量达到194.46成量，而比亚迪提高幅度相对较小只有10万量左右。十名之后的企业则分享了190.03万量。
2009年中国汽车工业迅速发展，产量大幅度提高。从数量上看，有五大企业产量超过100万量，达到最小经济规模板；一个企业超过200万量，达到270万量，达到最优经济规模，三个企业产量接近200万量。其它企业产量都比100万量低，没有达到最优规模经济。同时，不同企业产量上的差距拉得更大。
总体上看，相对于2008年，2009&年中国汽车行业规模经济状况有所改观，仍处于较低水平，大部分企业没有达到最小规模经济。
（三）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的整体特点
从整体上看，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不佳。中国汽车总产量大，企业数量多，单个企业数量产量相对较少，同时不同企业产量相差很大，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个企业能够达到最小经济规模外，大部分企业产量低于最小规模经济。但是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状况正在改观，企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达到最小经济规模入最优经济规模的企业数量正在增加。
三、影响中国汽车行业规模经济的主要因素
（一）行业集中度较高与生产分散并存
2008年的集中度=0.58，2009年的集中度=0.61，根据贝恩的分类应属于寡占Ⅲ型，集中度相对较高。但是中国汽车市场结构呈现出极端现象，即产量最大的少数企业产量占市场份额比较大，市场比较集中，而产量较小的大多数企业产量则极为分散，这是影响中国汽车产业整体规模经济的重要原因。
（二）地区割据使竞争不充分，资源分散
据统计，我国的25个省市都有自己的汽车产业。因为汽车产业与其他产业关联性很强，产业链长，对地方经济带动作用很大，很多地方政府都把汽车产业做完其支柱产业。同时，实行地方保护，鼓励本地汽车企业的销售，限制外地汽车品牌进入本地市场。
地方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对汽车产业造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构建了市场进入壁垒，造成了市场的地区性壁垒，市场过于分散；二是降低了产业进入壁垒，地方政府积极扶持地方企业进入汽车工业，致使汽车产业有产能过剩的风险，同时生产能力低、产能落后的企业数量增加；三是，不利于汽车工业的地区积聚，汽车工业在空间上过于分散，不利于形成积聚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四是不利于汽车工业的横向调整，地方保护主义增加了并购、重组的难度。
（三）相关零部件产业发展滞后
中国汽车工业零部件投资仍显不足，投资比重占不到整个汽车工业的30%。地方、部门零部件工业自成体系，投资分散重复，没有形成按专业分工、分层次、合理配套的产业结构，难以体现规模效益。很多零部件企业面对的是本地的汽车生产商，没有将自己定位在面向全行业甚至国际市场的大汽车零部件生产集团。所以大规模生产的企业数量很少，很容易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和生产，带来的结果是生产批量小，技术及装备落后，产品质量差，生产成本高，不利于汽车企业建立完整的上下游的生产链。
（四）市场需求不足
市场需求实现规模经济重要影响因素，如果最优生产规模对应的产量大于现有的市场需求，此时为规模经济而扩大生产显然是不理智的。各个企业应该致力于扩大市场需求，使自身面对的需求与最优产量尽量匹配。企业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国际贸易，增加汽车出口，来弥补国内市场的需求不足。同时也要开发国内市场，及时升级换代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多样性需求，降低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使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负担购置车辆的费用。政府在这一方面，也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如调整汽车购置税等来刺激市场对车的需求。
四、改善我国汽车规模经济状况的建议
（一）汽车产业的发展要一个总体上的空间规划，形成积聚效应
国家政策多向有条件、有优势的地方倾斜，构筑进入壁垒控制没有优势的地方盲目上项目，促成地区积聚，形成中国的汽车产业区，形成外部规模经济，充分发挥积聚效应。
（二）通过兼并重组、战略联合提高汽车工业竞争力
中国汽车工业目前呈现出总产量大、企业个数多、单个企业产量小、经济效益低等特点，不利于汽车产业规模经济的发挥。因此，需要淘汰一批落后产能，提高市场的集中度和生产的集中度。通过企业的并购与战略联合实现市场的集中和生产的集中是很好的途径。并购能够优胜劣汰，实现汽车产业的战略重组。通过破产兼并淘汰一批劣势企业，以加快汽车产业的市场结构调整步伐，提高整个产业的规模效益和竞争实力。
一方面，应当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对于并购的行政干预，尤其是地方政府构筑的退出避垒以及政府行政主导的并购行为。另一方面，完善市场机制和法律条件，促进合理并购，抑制不正当并购，通过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规律，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提高其规模，但也为有发展前途的小企业留下生存空间。
（三）有效地利用合资、合作机会，全面提升自身实力
在与外国汽车企业进行合资合作的时候，要从产品生产、技术、管理、企业文化、营销理念、维修服务全方位发展完善自己，充分抓住有利机会进行全面的改革和整合。
（四）规范地方政府在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消除地区性市场分割
摘要：现行判断宏观经济的指标繁多，且判断标准不尽相同，使得判断宏观经济整体状况不尽如人意。本文笔者提出一种全新的、并能够直接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研究方法――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并将此方法运用在实例中，判断和分析了一国宏观经济的形势，证明了其正确性和科学性。
关键词：宏观经济 判断标准 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Abstract: the current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judge various, and the judgment standard is endless and same, make judgment macroeconomic overall condition not satisfactor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a kind of brand-new, and can directly reflec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ing method, and the method is used in the example, the judgment and analysis of a country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prove the correctness and scientific.
Keywords: macroeconomic judgment standard group composite index judge method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 绪论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周期性的经济波动似乎成为了一国经济生活中的客观现象，经济发展是有起必有落，大起必大落。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事实上也面临着膨胀与衰退的反复。经济波动必然影响到经济主体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和分析。
纵观当前宏观经济判断的研究方法，有美国的综合指数法、国内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法，还有全新的人工神经元网络理论景气观测法，但这些方法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定的弊端。所以，在本文中，笔者讨论并提出了一种基于宏观经济指标群体的宏观经济状况判断方法。
2 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
此方法是从宏观经济数据中选取比较重要的指标，作为一个评价群体，将指标月数据进行数据标准化，使其具有可比性，利用指标群体及其均值的变化趋势来判别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及预测经济的未来趋势。步骤如下：
2.1数据的收集整理
选取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如GDP、CPI、PPI等，至少20个。将这些指标的月数据进行统计整理，得
其中：
2.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在数据分析之前，我们通常需要先将数据标准化，然后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分析。标准化后的数据，对测评方案的作用力同趋化，并且具有可比性。
Min-max标准化方法是对原始数据进行线性变换。设minA和maxA分别为经济指标A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将A的一个原始值通过min-max标准化映射成在区间[0,1]中的值，其公式为：
（公式1）
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都标准化之后，便得：
2.3计算群体综合指数
将每个月标准化后的宏观数据平均化，及
（公式2）
得到群体综合指数：
3.案例分析
在本案例中，笔者选取德国作为研究对象，对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进行验证和说明。由于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的起伏能够很好地反映该国经济的状况，所以在本章中，笔者选取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作为反映德国宏观经济状况的对比参考指标。
3.1数据的收集整理
根据德国实体经济特点，筛选出23个能够反映德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指标，如GFK消费者信心指数、PMI、CPI等等，同时选取法兰克福指数（DAX）作为对比指标，时间区间为2008年1月到2011年9月。由于数据繁杂，现只选取出德国2008.01~2008.10期间的GFK消费者信心指数（即下表中A）、PMI(即下表中B)、CPI(即下表中C)三个指标的月数据进行具体统计整理，得
3.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根据公式1，将每一个经济指标的月数据及法兰克福指数标准化之后，得：
3.3计算群体综合指数
由公式2计算得群体综合指数：
3.4判断分析
将计算得出的群体综合指数和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法兰克福指数在EXCEL中作图得到德国指标对比图，为了分析方面，对其进行简化从而得到群体综合指数―法兰克福指数图，进而可以进行对比研究。
从上图分析知：
①从经济状况角度分析：2008.01―2008.08与2010.03―2011.09这两个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50%线和80%之间，说明此时德国经济比较稳定，经济状况良好，这与德国的实际经济是客观符合的；2008.09―2009.11与2009.08―2010.02这两个时间段，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30%线和50%线之间，显示此时的德国的经济疲软，而2008.09―2009.11时间区间的经济背景是全球开始陷入金融危机，作为出口为主导的德国经济受到很到冲击，经济状况疲软，而2009.08―2010.02时间区间则处于经济危机的末期，经济虽有好转，但总体疲软；2008.12―2009.07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处于30%一下，联系当时经济环境，全球深陷处于金融危机之中，处于危机最艰难阶段，德国经济恶化，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经济十分萧条。实际经济状况与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很好的契合很好地验证了群体综合判断方法对经济状况的判别作用。
②从经济走势角度分析：2008.06―2008.11时间区间，德国群体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下行过程，显示德国经济处于下行过程，考虑到当时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向全球蔓延，开始影响其他国家经济，德国亦无法免受其害的事实，综合指数的判断方法与德国实际经济情况是符合的；2009.07―2011.04时间区间，群体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上行通道，显示德国经济处于复苏阶段，经济处于扩张状态，这与德国当时实际经济情况是客观相符的；2011.05―2011.09时间区间，德国综合指数曲线处于下行通道，显示德国经济处于下滑状态，而此时欧元区正深陷欧债危机不能自拔，欧元区经济下滑，作为欧元区三驾马车之一的德国，无法独善其身，经济受到拖累，这些事实都验证了群体综合指数判断方法的科学性。
③通过对比分析可知，作为德国经济晴雨表的法兰克福指数的走势与群体综合指数的走势基本吻合，两者的正相关性很强。所以，群体综合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正确、全面得反正出德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摘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笔者翻阅了大量国外老龄经济学文献，重点对计量标准和经济状况两个方面的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国内学者。【关键词】计量标准、经济状况AnalysisonEconomicsofAging：MeasurementandEconomicStatus【KeyWords】Measurement，EconomicStatus前言目前我国老龄经济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对老龄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数据的收集，以及研究中碰到的难题和结症等问题还没有充分的熟悉，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的需要，因此，加强老龄经济学的研究迫在眉睫。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老龄经济学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笔者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一、老人经济福利的计量我们做研究，首先要搞清楚所使用的计量单位和概念问题。克雷斯托对老龄经济学研究中碰到的计量问题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他认为，从已经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来看，对老年人以及比较老年人与其他年龄人口所拥有的经济资源的估计量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选择使用的概念和方法的不同造成的。必须考虑的计量问题包括：计量收入积蓄的层面概念，即是用个人、家庭还是用家庭户为计量单位。分析单位和对“老年人”单位的界定，即老年人为户主的平均家庭户收入与只有老年人的平均家庭户收入是不同的。调查数据来源的选择。按家庭或家庭户规模、资产对老人经济福利的贡献，以及实物收入，对在可使用的调查数据中，一些收入类型的低进行调整。集中趋势计量单位的选择，即用平均数还是用中位数。横截面视角对纵向视角，即用横截面数据还是用纵向数据。1.分析单位和收入概念美国大多数消费收入和资产统计基于普查局调查的数据，如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和SIPP调查等，在分析这些数据时，分析单位可以是家庭户、家庭或个人。这同样适用于分析老年人收入时所使用的概念，例如，个人层面的分析可以侧重于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或家庭户收入的分析。由于相对少量的老年人家庭包括非家庭成员，家庭户和家庭收入计量非常相似。许多研究使用家庭户作为分析单位，比较老年人为户主和非老年人为户主的家庭户资产，因为，在这种分析中，以老人为户主的家庭户权数是相同的，不管这样的家庭户是否包含一个、两个或更多的老人。与有配偶老人相比，关于独居老人的数据被大大地加权。而那些住在非老人户主家庭户中的老人则没有被体现出来，因此，这样的数据在统计上不能代表老年人口。家庭户收入作为简明扼要的计量单位仅仅反映部分情况：关于个人收入的信息同样重要，因为，用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关于“经济资源共享”假设充其量只是对复杂现实的粗略估计。为了比较不同老年亚群体以及老年人群与其他年轻人群的经济福利，我们必须根据不同家庭户收入差异和消费这些收入的人数的差异，确定可以比较的家庭生活水平。通常按照未调整的家庭户收入，用户主的年龄对家庭户进行比较：这种比较非凡指出，老年户主家庭户显然不如非老人户主的家庭户富有。2.贫困计量一些研究者认为，试图按照一个绝对的、不随时间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而变化的计量标准测量贫困是不适当的，而且会夸大老年人经济改善情况。他们建议使用一个相对计量标准，如收入中位数的50%为贫困线。另外，官方的贫困统计以现金为基础，没有反映实物补助的变化，因而可能低估了改善情况。争论的结果建议贫困计量标准使用更宽泛的收入概念，例如在收入中包括医疗补助等【3】。由于许多老年人聚集在接近按官方定义的贫困线区域四周，有关低于贫困线的老人和非老年人的比例变化趋势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过分乐观的老年人经济状况改善的画面。尽管研究者对使用官方贫困线尚存在相当大的不满，但对于使用一个恰当的贫困概念还没有达成共识。然而研究结果证实，在现有的贫困标准框架内，运用不同的贫困线进行比较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3、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像现金收入一样，对资产的所有权代表着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即使这些资产在即定的年份没有兑现成现金的收入。有研究者采用几种方法来分析资产对经济福利的贡献，非凡是探讨了资产的全部或部分净值，因为它是在个人晚年生活中可以分配的年收入。住宅资产受到非凡的关注，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固定的资产。住宅资产提供居住资源，在西方国家它的价值可以被折算为“估算的房租”。显然，在比较经济福利时，完全忽视住宅资产是说不过去的。莱德勒【4】也将财富纳入分年龄别的经济福利比较之中。考虑到在计量方法上缺少共识，他提供了几种可供选择的估计方法，其中一些方法将财富定义为全部净价值，其它仅按金融资产概念来定义财富。调整后的收入概念包括非财产收入加上1/3财富。通过这种方法，将资产适当考虑进来后，老年人的经济状况相对改善了。这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老年人的财富远远超过了非老年人，不管其净值或金融资产是否被用来定义财富概念。4、其它概念问题在计量经济福利当中，老年医疗保险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另一个分析问题是集中趋势计量方法的选择，因为晚年收入存在偏态分布，平均数受到高收入人口分布的影响很强。一些分析家认为，分年龄组进行比较时，应当主要使用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作为比较的基础。假使老年人收入分布不均匀，集中趋势的任何单个计量方法都不足以为比较不同群体收入提供根据。因此，必须用其它有关收入分布的信息补充集中趋势的计量分析的不足。二、经济状况在过去几十年里，老年人的经济福利一直是公众争论的焦点。赫德【5】认为，抱着众多目的，分析老年人经济状况的研究结果发现，测量经济福利比只测量收入统计数据效果要好，用这种计量方法能确定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是否得到改善，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状况改善得更快，是否比非老年人的经济地位更高。这些研究最终的社会目标是评价非老年人对老年人的转移支付是否充足，以及是否有现实的政策意义。1、收入的来源克拉克、克瑞普斯和斯潘格勒【6】认为，在美国，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社会保障金已经成为老年人收入最主要的来源，但随着社会保障受益人其它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金在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下降。舒尔兹【7】分析了1996年65+老人的收入来源构成：社会保障是主要来源，占40%，资产收入占18%，养老金占19%，工资占20%。西方学者指出老年人通常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舒尔兹列举了老年人可能受到通货膨胀不利影响五个主要方面。没有随通货膨胀调整的资产价值会贬值。转移支付的收入或其它收入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其实际收入会减少。工资水平的调整滞后于通货膨胀，实际工资会减少。实际税收负担的增加。假如通货膨胀针对构成老年人预算支出的大部分项目，非凡是用于计量和调整各种收入来源的指数不能准确反映老年人购买模式，那么老年群体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2、收入趋势赫德认为，没有一项的调查或研究能够得到对家庭户规模和收入进行调整后的令人满足的收入结构。他首次运用一种规模调整方法，然后将这种调整方法应用于某一个年份，假定调整的结果具有稳定性，把这两种方法合并，就可以看出完全调整后的收入趋势。表1显示税前货币收入的年增长率和1984年按照官方贫困指数进行调整以后的家庭户规模的收入水平。在这种按比例测量中，给一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024，两个非老年人的权数为1.322，三个人的权数为1.568等等。给老年人的权数比非老年人少些，规模调整后的收入等于家庭户收入除以家庭户权数。这种按比例测量体现了家庭户消费的实际规模收益假设：两个人的非老人家庭户比一个人的家庭户只需要29%多些收入。这种测量得到的收入数量更接近人均家庭户收入，而不是人均收入。老年家庭平均人数比非老年家庭平均人数少，因而，相对于非老年人来说，规模调整将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数量。1984年未做规模调整的非老人对老人的收入比为0.67，规模调整后的比率为0.87。平均家庭规模一直在下降，但非老人比老人家庭规模下降得更快，因而，规模调整后会出现非老年人收入比老年人增加很多。例如，从1979到984年，规模调整使得非老年人年收入增长率增加0.9%，而老年人只有0.3%。不管使用调整的还是未调整的计量方法，老年人比非老年人有更高的收入增长率。表1还表明，对规模进行调整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收入增长伴随着年龄增长，部分原因是存在较富有的同批年轻老年人效应，部分原因是社会保障的增加。表1：平均家庭收入的增长年收入增长1984年收入1967-19791979-1984未调整65岁以下1.0-0.427，46465+1.53.418，279调整65岁以下1.70.516，29365+2.23.714，16065-691.83.816，49670-742.14.214，40175-793.03.112，61780-842.93.311，46985+2.75.511，825来源：见参考文献【8】3、收入分配舒尔兹分析了美国老年人家庭的总货币收入情况，另外，还分析了1998年不同年龄户主的中位数家庭收入，45-54岁为61，833美元，55-64岁为52，577美元，65-74岁为34，719美元，75+岁为27，717美元，可见，中位数收入变化还是很大的。尽管美国的社会保障是老年人收入重要来源，并且通过社会保障累进制减少了收入不平等，但老年人的收入分配比非老年人更加不平等。表2显示了收入的吉尼系数和将收入划分为五组中最高一组收入所占的百分比。表2：收入分配
克雷斯托分析了老年人收入不平等现象，早年经济机会和经济资源是导致晚年经济不平等的因素，猜测退休后影响经济福利的要素与猜测退休前影响经济福的利要素是一样的。福切斯【9】认为，65岁以上的收入状况比65岁以下的要平等得多，65岁以上的收入差距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障金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劳动性收入明显减小，前者的分配比后者更平等。经验研究结果取决于所使用的方法。例如，克雷斯托和希尔用吉尼系数比较1984年SIPP调查中不同年龄组的不平等状况，使用的收入概念是家庭户收入，并对家庭户规模、低和资产等数据进行了调整。结果显示，65-74岁的收入不平等比之前的任何年龄组都高，而75+岁最高。克雷斯托和希尔提醒说，这种分析没有告诉我们退休前处于有利经济地位的人和退休后处于有利的地位的人是不是同样的人。这样的分析则需要使用纵向数据而不是横截面数据。他们还认为，生命事件如健康状况变化或丧偶可能引起老人经济状况的改变，未来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主要的挑战，是深入理解这种事件的财政金融影响以及退休计划项目能否为避免这些影响提供保护的程度。受教育程度也是研究老年人经济状况一个社会经济指标。一项研究表明，与中青年相比，受教育程度更好地解释了65岁以上人的经济资源的变化情况【10】。4、贫困老年人贫困一直是老龄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因为贫困问题给老年人造成很大的麻烦，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时间比非老年人更持久，解决的办法也很有限。在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中，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的人数从1959年的550万下降到1976年330万，比例从35.2%下降到15.0%，老年家庭的贫困率下降得尤为显著，从27%下降到8%。莱德勒认为，伴随者收入增加，老年人贫困率急剧下降。美国普查局1988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假如考虑非货币收入等因素，贫困率会显著降低。美国劳动统计署【11】在1998年做了一项研究表明：用一般通用的方法计算1995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贫困比例为10.5%，用美国科学院建议的方法计算为24.2%，两个结果相差很大。女性丧偶老人的贫困率也下降了，但比起总人口和其他老年人的贫困率还是高，原因很复杂。一种解释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死亡率存在差异，贫困家庭丈夫比富有家庭的丈夫死得早，经常的情况是贫困家庭的女性丧偶老人继续遭受贫困。另一种解释是，当丈夫死后，一些收入来源中断了，一些财富减少了。第三种解释是，死亡率与财富水平有影响，丈夫死亡时财富构成的变化为女性丧偶老人的高贫困率提供一些解释。由于横截面的贫困数据存在同批人效应，目前还不清楚贫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个人年老时花费的资产造成的。5、财富赫德认为，尽管收入实际上是计量老年人经济状况唯一使用的标准，但生命周期理论告诉我们，至少对于老年人来说，财富却是测量消费机会更好的计量标准。基于收入的代际比较要改成用财富来比较不是件轻易的事情，因为在职人员大部分财富是观察不到的未来的收入。由于预期寿命的变化，我们甚至不能直接比较不同年龄的退休老人的财富。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财富数据对收入数据是一种有意义的替代和补充。表3【12】给出了老人平均可遗赠财富。需要说明的是，SCF以家庭为单位，SIPP以家庭户为单位。财富包括金融资产、不动产、住宅资产、所有净负债。不包括养老金和社会保障财富，人生保险和家庭户耐用消费品的现金价值。SCF不包括在小企业和农场的汽车和股票面值。SCF样本规模为3，824，SIPP为18，700，包括所有年龄。表3：老年人平均可遗赠财富1983年没有1983年有补1984年SIPP补充的SCF充的SCF平均数90，800118，700250，000中位数59，50051，00051，900注释：SCF：theSurveyofConsumerFinances.SIPP：theSurveyofIncomeandProgramParticipation.如前所述，单独的收入数据只能部分地理解老年人经济资源的拥有量，财富也是一项极为重要的资源。所以，有必要研究老年人的财富分配。由于财富分配比收入分配的偏态分布更严重，在分析中忽视老年人持有的财富会低估晚年生活实际的经济不平等程度。三、评论老龄经济学是一门交叉科学，需要有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背景，并将其融会贯通，国外学者做得很好，这是需要我们学习的。另外，国外老龄经济学研究非常重视数据的开发和经验分析。虽然在美国已经有了几项大型的老龄经济调查，但仍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有些分析和比较受到数据的限制，无法再深入下去或者搁浅。这是我们今后研究需要注重的。再次，从美国的研究来看，老龄经济学研究和数据开发的政策意义还没有完全展示出来，还有很大的伸展空间。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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