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0 15:36:2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发展逻辑，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因特网在全球迅猛发展，网络股逐渐成为美国股市的新贵。网络股创造一夜暴富的奇迹始于1995年。这一年，开发因特网浏览器软件的网景公司上市。这家投资17000万美元、成立16个月未盈利一分钱的公司，一夜之间变成市场价值20亿美元的巨人，创造了互联网时代的第一个神话。紧接着综合门户网站美国在线和搜索引擎网站雅虎先后掀起热潮。雅虎股票在上市一年多后开始狂涨，股票价格一度达到450美元。
网络股突然间成了点石成金的魔杖。1997年5月，网上书店亚马逊公司上市。1998年电子商务热疯一时，人们突然发现亚马逊的模式就是虚拟市场战胜现实市场的最佳范例。到1998年11月30日，亚马逊股票涨了23倍，三个月后再涨4倍，规模达到400亿美元。同样，1995年美国在线想与网景合作，当时美国在线的市场价值仅为网景的1/10，然而1998年底，美国在线在购并其他公司后的价值已是网景的10倍。新世纪伊始，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再一次向人们展现了互联网的无限扩张力和美好前景。
网络股的持续走红启动了美国的网络经济。经济学家通常把网络经济看作是知识经济的一个侧面、一种表象。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1999年因特网给美国经济增加了5070亿美元的产值，增加了230万个就业机会。网络经济已经超过了电信（3000亿美元）和民航（3550亿美元）等传统产业的规模，并在追赶出版业（7500亿美元）和保健产业（1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以68%的年增长率飞速发展。
网络经济无疑是一种最具传奇色彩的经济形态。这一方面得益于它兴起的速度，另一方面是它极大地缩短了通往百万富翁乃至亿万富翁的路程。
网络及其相关产业就像一个神话，不断以令人咋舌的速度推出一个个像比尔·盖茨、杨致远、戴尔这样的亿万富翁。如果说福特（汽车）、洛克菲勒（石油）堪称昨日美国财富与繁荣的象征，那么微软、雅虎、思科似乎就代表了全球财富潮流的新方向。连美国总统克林顿也在感叹：互联网是获取财富的关键！
那么，网络股崛起的内在逻辑是什么？网络股的崛起究竟是经济发展潮流在资本市场的生动体现还是潮流中的泡沫呢？
事实上推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特别是网络概念股持续倍增的内在动力，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它所导致的生产与服务成本的下降和产品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信息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可以通过“摩尔定律”、“梅特卡夫法则”和“雅虎法则”进行描述，人们称之为网络时代的新规则。
20世纪60年代以后，半导体的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番，与些同时，半导体的价格却以6次级数在下降；半导体性能每18个月翻一番的局面已经持续30多年，估计还将持续20年。这就是著名的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揭示了半导体和计算机工业作为信息产业内部的发动机，以指数形式实现持续变革的作用。
与之惊人相似的是，90年代以来，互联网络不仅呈现了这种超乎寻常的指数增长趋势，而且爆炸性地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的渗透和扩张。计算机网络的数目越多，它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就越大。换句话说就是，计算机网络的价值等于其结点数目的平方。这就是著名的梅特卡夫法则。梅特卡夫法则揭示了互联网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而呈算术级数增长或二次方程式的增长的规则。
摩尔定律为实践所证明，梅特卡夫法则有精确的理论证明。继摩尔定律、梅特卡夫法则之后，新经济中又冒出了“雅虎法则”。“雅虎法则”是指：“只要雅虎继续控制着挑战所有历史先例和逻辑的价格/收入比，互联网将继续是投放金钱的巨大场所。”雅虎法则提示了金钱（财富流量）与信息名义价格和货币收入之比之间的内在关系。
一连串的数字让人感到internet的爆炸性增长：截止目前，全球互联网用户已达2亿，而据预测，未来5年内，这个数字会一路攀升，突破10亿大关；1999年，在线交易已达312亿美元，而有人预测2001年这个数字会狂涨到3000亿美元，呈现近乎10倍的增长。
互联网络这种疯狂般的增长震惊了世界，以至于许多专家断言人类新的文明时代已经到来。尽管还不能够像半导体技术一样，大致估计出互联网络的倍增极限和倍增周期。但是，无论是工业、流通业、金融业还是媒体传播业，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事业机构，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了这场围绕半导体和互联网络的出现所发生的变革。第三次浪潮掀起的信息化革命，有力地支撑了网络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及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是否会以现在的增长势头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网络经济是否会实现持续增长，美国朗讯科技公司贝尔实验室作出了精确的分析和预测：15年以后半导体和光通信的应用最终成为现实，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将达到高峰期，人类真正进入信息化社会。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大大下降，信息技术产业压倒一切传统工业而成为21世纪经济主导产业，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和就业的主要机会来源于信息技术产业。
对于网络经济特别是网络概念股是否有泡沫成分，雅虎法则提出的“价格/收入比”无疑是一个现成的分析框架。从传统的工业货币价值观看，收入是指物质资产的实际收益，而股票价格应是前者的名义形式，但它代表的不是“物质资产”，而是“物质资产+信息资产”，信息资产包括品牌、预期市场占有率、用户信息与规模、未来市场需求控制等无形资产。事实上，后者更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过渡的进程中，网络经济的新规则是：财富货币转移方向，将是在信息资产支配物质资产中形成的名义价格对传统财务收入保持较高比率的地方。
利用这样一个新规则，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互联网股票会在增长过程中几倍地超过其财务收入。在互联网股票价格中，不仅包含了工业财会标准衡量的物质资产的作用，更包含着信息资产的贡献。显然，这里的财务收入，只是一个工业价值的概念，是工业性质的财富，它并不能对应整个财富。这一点从雅虎的市场能力与收入之间高达40倍数比就可以看出来。人们看好雅虎股票，不光是看好它的工业市场能力，更是在肯定它的信息市场能力，这种能力已通过1.15亿/日的页面访问率得到证明。许多人都不能确知靠信息力量到底怎么能实现财富的转移，雅虎的案例提供了证据。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联系与区别
(一)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联系
传统经济是网络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网络经济是传统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网络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传统经济的扶持。在网络经济中,价值规律仍然起作用,传统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利润最大化等法则仍适用于网络经济。网络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传统经济在知识经济时代焕发出的新的生命力。互联网使得各种有效信息得以快速传播和获取,降低了传统经济形态中的交易成本,这就使得过去因经营成本过高或达不到规模效益的企业开始盈利,而由于网络技术的应用也会延长部分产业的成长周期。
在传统经济中,如果供给与需求脱节则会造成通货紧缩或通货膨胀,而网络经济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其原因就在于网络经济的虚拟性特质。过度投资会引起经济过热、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虽然在网络经济中,过度投资不会像在传统经济中一样造成引发经济过热、物价上涨甚至通货膨胀的危机,但是因为存在资本的作用,也会引起产生泡沫,造成不良的经济后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网络经济其实是传统经济的一种衍生形态,网络经济不能脱离传统经济而独立发展。
(二)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最大区别就是:传统经济的价值体现在于资源的稀缺,“物以稀为贵”是最好的总结和描述,换句话说就是市场上的某类商品生产量太多时价格就会下跌而影响销售。而网络经济确实与此相反,在网络中,参与的人数越多,那么体现出来的网络价值也就越高,某个网站的点击率越高那么所带来的其他效应就越强大。两者的区别具体见表1所示。
网络经济发展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尽管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关系十分密切,但是在网络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势必会对传统经济理论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因为理论总是会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中得以发展。
(一)对工业社会生产价值观的挑战
前文已经提到,传统经济是建立在实物基础上的、以物质资源消耗为主的经济形态,这种经济主导下产生的后果就是资源耗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双双恶化。网络经济的虚拟性使其注重高科技、高教育、高生活、高国民保障和低交易成本,因此,网络经济无论是从成本构成还是从价值实现形式,都对传统经济的资源稀缺现状带来挑战。
工业社会使人们形成了大量消耗物质资源为代价获取更多物质财富的价值观,然而这种循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资源稀缺问题等等一系列难题。为了让人类的后代能够继续在这片曾经肥沃的土地上生生不息,那么就必须尽快的改变向自然强取豪夺的做法,采用更加科学、更加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形态来实现生存的原始目的。
(二)对边际效益收益递减理论的挑战
通过分析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区别,可以发现,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传统经济由于受资源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单位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以产量的增加来实现的,并且单个消费者占有的实物财富越多,那么增加单位财富对其使用价值则会下降,这就是收益递减效应。
而网络企业较少受资源和交易成本的制约,占有更多的信息是其获得更多收益的途径,因此,它的单位服务成本因服务量的增加而下降,这也就形成了收益递增效应。工业社会里,收益递增效应会使得一些小企业迅速并且无所限制的扩张,形成垄断。而在网络经济中,大型分布、具有专业化优势的企业集团才能获得成功。
(三)对经济个人主义的挑战
西方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在承认人性自私的前提下,依靠市场规律的平衡性,使具有利己主义的经营者和消费者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这种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对商品的信息是不了解的,这种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势必存在欺诈行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指出,完全依靠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情形具有“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偶然性”。假如仅仅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自由竞争结果何其低效。前美国总统顾问斯蒂格利兹最近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市场本身会带来有效而公平的结果,华盛顿将这些观点奉为神明。其实,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原因是它根本就不存在……市场的确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但是取消一切管制,市场同样无法运行”。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随着网络技术的日渐发达以及获取信息的渠道便捷,这也就使得传统经济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解决,信息透明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诚信交易成为可能,这也就从根本上杜绝了经济个人主义带来的不良后果,营造了一个充满平等、协作的刚性气氛。
(四)对经济博弈论的挑战
在传统经济博弈论看来,经济世界是一个大的博弈场,不存在对错之分,博弈的双方包括个人,组织,也包括政府,这样就使得社会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法律约束只能用来解决典型的矛盾和纠纷,道德约束成为众望所归。网络经济就是在创造一个新平台,这个平台不是以法律的刚性状态出现,而是用公布于网上的形式。无论是遵纪守法,诚实守信,还是损公肥私,缺斤少两,网络都会使其无所遁形。网络使得地球成为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的虚拟距离越来越近,这就形成了一种非法律手段的约束机制。
(五)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挑战
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究竟是由哪些要素组成的,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而“多要素说”成为现今理论界备受关注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生产力要素还取决于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等等。
网络经济中,生产力中的活跃因素——劳动工具已经网络化、智能化,并且信息网络本身也成为重要的劳动工具。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生产力发展产生革命性变化,信息科技成为高科技的主要代表,它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和带动作用。同时,教育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远程教育、终身教育发展日趋完善。这些都是对生产力要素理论的挑战。
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发展
新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被接受和被认可的过程,新技术也不例外,网络经济尽管是传统经济的衍生品,但是仍然是作为一种新鲜事物出现的,因此,它也需要一个被接受和广泛使用的过程,两者的结合正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必要阶段。但是双方融合成为一体经济还需要较长时间,期间涉及到以下几个问题。
加快网络技术推广。网络技术作为一门新技术,需要人们对其进行了解和学习,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创造条件让那些从事传统行业的人们及时掌握先进技术,然后,根据本行业的要求,结合网络技术,实现创新融合。换个方面来说,对于从事网络技术研发的人们来说,也应该了解传统行业的特点,根据这些特点研发出更具有实操性的网络软件,加快技术的融合。
加快观念的更新。网络技术不同于传统技术,生产方式上也是要有大的变化,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一旦人们接受了网络技术,那么势必要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就需要加快观念的更新,从观念上改变原有的一种生产生活态度,逐渐接受新的技术理念。
融合的主要模式。具体而言,网络经济与传统经济融合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是购并方式,即网络经济并购传统经济,披上传统经济的外衣,这种方式运用起来较难;二是传统经济逐渐向网络经济转型,主要是IT类传统经济、制造类传统经济、服务类传统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型。事实上,传统经济和网络经济并不是对立关系,网络经济能够合理调整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与此同时,网络企业也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企业的固有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6)11―0005一05
经济活动中个体理性的行为选择，往往是注重自身或当前利益，而集体理性则以社会或长远利益为目标，这样，个体理性极易导致集体非理性，从而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Mancur Olson)。这一逻辑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可以说，所有不可持续的现象都可以在集体行动的困境中找到本原。本文试图从个体与集体范围界定的相对性及个体理性引致的“双重失灵”上探讨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困境。
一、理性假设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所谓理性是“假定单个经济单位在形成预期时使用了一切相关的、可获得的信息，并且对这些信息进行理智的整理”。由此，经济人行为的理性解释是在约束条件下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集体理性是指某一集体中的大部分成员在“共同信念”导向下，采取一致行为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且集体行动存在潜在收益。集体利益的公共性、长期性，决定了其利益由这一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共同分享。
集体理性并非是必然的，当集体行动背离集体理性的初衷，就可能出现集体非理性。由于集体理性注重公平、公正与机会均等，所遵循的是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与和谐原则，在关乎长期性、全局性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时，集体理性是集体行动的“信念”支撑，它会生产出“团队益品”，为建立在相容利益基础上的社会成员增加福利，其效率目标在于通过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实现公共利益。然而由于利益共享中的非排他性，集体成员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倾向，甚至产生类似于“囚徒困境”中的非合作解，且集体规模越大，这种状态愈甚。“个体理性的行为选择受外在或内在制度约束，而集体理性往往以个体理性为既定约束条件，如果集体理性背离个体理性原则，集体行动就可能被放弃。”
其实，从利益关系上看，个体与集体的划分是相对的。例如，相对于社区或经济单位而言，个人或家庭是个体；相对于一个地区或城市来说，环境功能区、经济主体又是个体；在国家范围，地区、单元环境区、城市又处在相对小的地位；而涉及全球的共同问题，国家又是一个具有本国利益的“个体”。相对于个体明确的目标(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而言，由诸多的社会成员组成的集体是一个复数的甚至抽象的概念，大多数成员即使具有“共同信念”，采取一致行动也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集体内高昂的谈判成本可能降低其理性程度；另一方面，集体成员必然是通过某种组织或权力机构来传递集体行动的信息，由于这一过程的信息并非完全对称，所以权责并非完全清楚，集体理性可能一开始就是准理性的，这一逻辑隐含了集体行动的非理性。集体与个体相对性的存在，使处在“相对小”地位的自然人、法人、地区甚至国家，都具有“个体”的含义，相对于集体理性的利益共享、统筹、和谐来说，个体理性具有强烈的自身效率追求且都存在“搭便车”倾向。若将两个以上相互之间存在利害关系的个体作为集体，将集体成员的数目作为变量，在“相对大”的集体中，由于其成员众多，个体理性常常与集体理性发生背离，从而使集体行动陷入困境。这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典型。
二、个体理性引致集体非理性：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理性背反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理想化的概念，是面对不可持续现象的人类理性回归。理性人都希望有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状态，但都寄希望于他人早于自己采取行动，所以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目标追求存在极大的差异。可持续发展典型的“长效公共产品” (环境恢复、资源结构重建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特征，决定了提供这种产品的应该是具有集体理性可能的国家。国家应该是集体行动的最高组织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者、积极实施者与制度供给者，是集体理性的“化身”。然而国家是由许多具体的个体组成的，个体理性的效率原则遵循个体收益与效用的最大化，特别是在涉及资源与环境的产业中，个体经营者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其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甚至不惜以牺牲环境和劳工生命为代价，而将应负的社会责任推向他人和未来，也将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信念”推向非理性的边缘。在此，如果个体与集体都处在理性状态，两者虽存在“抗衡”但也会形成某种“均衡”；如果集体理性异化为集体非理性，就可能使可持续发展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
从全球范围看，国家事实上是以“相对小”个体的身份参与国际利益分割的。近百年来，地球正面临着人类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破坏：南美洲的大量土地沙化、海洋渔业资源的过度利用、欧洲湖泊的酸化、中欧森林的消失，环境恶化正在日益损害人类的健康，直接抵消了部分劳动成果。“地球村”只有采取集体行动才有“共同的未来”。但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此问题的不同态度又使国家层面的个体理性无法采取集体行动。发达国家是地球资源的最大需求者和使用者。据估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消耗比是8：1 ，全世界已经探明的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50％以上被13个发达国家消耗掉，仅美国消耗的资源占世界资源总量的1／3，其能源消耗相当于世界200亿人平均的消耗量。发达国家对地球资源的过度消耗无一不表现出个体理性，他们从全球资源使用中大收“红利”，同时又以“生态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将污染转嫁给发展中国家。如我国沿海地区从1995年开始，每年处理来自于美国、日本、韩国等地的电子垃圾逾百万吨。由于处理手段原始，生态污染触目惊心。在国与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个体理性引致的集体非理性集中地表现在对具有全球特征问题的逃责上，集体行动的逻辑在此被充分印证。在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个体理性引致的集体非理性说到底是利益瓜分中的理性背反。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上的集体非理性也十分普遍。中央政府围绕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通过特殊的委托方式，将集体理性意图传递给各级政府、环保部门及正式制度执行机构。作为人的各级政府也试图理性，然而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交互性、流动性，加之我国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资源“瓶颈”，委
托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并不对等，因此处在相对小位置的各级政府，面对“委托人”复杂的经济指标，他们很快发现，可考核的硬指标是GDP，而可持续发展指标都具有一定的弹性或取舍随意性，理性的政府官员必然偏好能够在短期彰显政绩水平的刚性指标，这样，集体理性目标的偏离已经孕育在国家目标分解的起始阶段。如中国科学院的学者根据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指数，提出我国在2050年实现“三大非对称性零增长”的理性预期。即：2030年前后实现人口增长零增长并在对应方向实现人口素质的极大提高；2040年前后实现物质和能量消耗速率的零增长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社会财富的极大提高；2050年实现生态和环境恶化速率的零增长并在对应方向上实现生态质量和生态安全的极大提高。这是集体行动的指向，但地方政府官员对此的关切度绝对低于对GDP的关切度，处在相对小地位的个体在当前利益争夺中就这样层级性地弱化了集体理性的目标。尤其在具有资源禀赋特征的地区，开发权与责任极不对称，干部以权入股参与资源开发并庇护环境污染行为成为一种扭曲的理性，其中隐含着复杂的公共利益与环境损失的分割关系。可见，集体理性一旦通过个体理性追求自身或区域利益的行动来完成，它异化为现实的集体非理性。
可持续发展问题本身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与复杂性，参与者或是纯粹效率追求的“资本人格化”代表，或是经营者个人，或是经济区域、国家利益的“化身”，必然弱化集体理性的程度而强化个体理性的追求，且在集体数量足够多的情况下，他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性判断也往往被经济绩效攀比所冲淡，人们似乎又回到一种野蛮状态：有矿的拼命挖矿，有水的向水中排污，有土地的毫不怜惜地使用土地，仅有可支配的劳动力的置污染于不顾地去处理进口洋垃圾……。理性的经济人狂热地对价值、剩余价值的追求，将个体理性无限放大，集体理性被“虚置”，在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领域，理性的经济人在短期的逐利目标驱使下，不断地将集体非理性“再生产”出来。
三、“双重失灵”――集体行动的悖论性困境
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人类理性的回归。然而，人类是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而人才是具体而真切的万物创造者，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人类希冀在理性效率原则下实现当代人与未来人的共同发展，而经济人追求的是短期目标范围内的盈利与自我发展。人类与经济人在效率追求上既有天然的契合，也有短期与长期的天壤差异。人类追求的广义效率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均衡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而经济人狭义的效率目标仅仅是个体利润最大化，一旦狭义效率原则支配着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在社会范围内就可能出现由许多个体理性指向下的集体理性扭曲即非理性，集体行动的初衷产生了变异，出现“人遵守规则的悖论”，“没有任何行动的方式能够由规则加以确定，因为每种行动的方式都可以依据规则而得出”。
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出现集体理性回归中的扭曲，很大程度上根源于该领域的“双重失灵” (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可持续发展首先是个发展问题，理性的个人不会为观念上的子孙后代的发展而节衣缩食，自然资源的有限性更加速了理性的经济人捷足先登地谋取当前利益的步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体效率是市场效率的微观基础，尽管技术创新与管理革命皆服务于这一原则，然而，个体效率背后隐藏着不可避免的“市场失灵”。理性的个体在效率原则支配下，都力图选择成本最小化与收益最大化的行动路线，但个体成本的降低往往是通过逃责、污染转嫁、资源超阈值开采等手段来实现的，如我国频发的矿难，集中暴露出资源产业的短期逐利倾向，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是企业内部成本外在化的结果，排污企业大多在接受检查时都有配套的“三废”处理设备，但这些设备的启用都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所以企业理性的选择是“偷排”，或者和环保部门玩“猫鼠游戏”，或向有关部门行贿以求庇护。政府存在的意义之一是为解决“市场失灵”，但政府机构是由准理性的政府官员组成，他们同样有自身利益，同样有短期绩效考核的压力，有强烈追求官位晋升的“政绩”展示欲望，这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政府失灵”。这种自下而上的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留下了层叠性的障碍――理性追求又进入了难以超越的理性悖论。究其原因，大致有：
第一，可持续发展实施主体的定位从人类到经济人的中间链条太长，引致经济人的理性与人类集体理性出现极大的轨道偏离。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物质文明史，在“寂静的春天”，有识之士发现了物质文明带来的环境灾难，呼吁人类理性回归。但可持续发展的实践，要通过层级委托关系来实现，在超国家的机构如联合国与国家之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经济人之间金字塔式的委托关系中，个体理性逐级递增，而集体理性逐级递减。应该说，国家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责任人，然而各国不同的发展现状、资源禀赋及国际地位，决定了他们在采取集体行动时态度是极其暧昧的，即使是发达国家，他们在关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上也常常选择非合作博弈策略，美国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即是例证。在国家层面，中央政府要将国家意图层级性地传递下去，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中，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对上是人，对下是委托人)决定了他们会以“多面人”的身份周旋于中央政府、地方利益、污染企业、公众之间，甚至常常对污染企业“网开一面”，因为这些企业可能就是地方利税大户或地方政府官员和这些企业本身就存在权钱交易。在此，处在委托关系中相对小的个体，其利益目标的“强信号”很容易将集体理性边缘化，经济人个体理性与人类集体理性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常常处在一种“二律背反”状态。所以，在人类一国际组织一国家一地方政府一污染企业这一链条上，由于集体理性所需的合作信息指令在层级传递及扩散中会有部分丢失(择其所好)，或双重身份的各级地方政府受个体理性支配而不同程度地违背集体理性，从而出现金字塔式的理性递减，处在链条末端的经济人对人类集体理性的要求是模糊的，从而出现典型的“集体行动的逻辑”。
第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载体的差异、两者的目标差异往往引致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偏离。个体理性有明确到位的人格化代表，如自然人、法人或利益代言人。个体理性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不断地进行信息筛选、理性比较。而可持续发展原则下的集体理性，是集体成员在“共同信念”指向下选择采取一致行为来达到某种预期的公共利益，并将这种预期收益公平地、非排斥性地分配于集团成员。由于这种集体并没有到位的人格化代表，其载体的泛化及其成员的个体理性，便产生了层层逃责的可能，如果逃责者从委托的最基层(经济人)到地方政府再到国家，那么，个性理性必然导致集体非理性。
第三，个体理性的效率目标追求，异化了人类经
济活动的初衷。人类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与精神生活的愉悦，但在非同步进入这种状态的过程中，经济人生产生活的安排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满足倾向。从全球范围看，发达国家的率先发展，在占去了大量有形和无形资源后，对发展中国家涉及环境问题的技术支持既无承诺又无诚意，一项清洁燃煤技术甚至比建一个电厂还贵，经济人的狭义效率目标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上是绝对的非理性。我国许多“煤老板”、“油老板”动辄出手成百上千万购买豪车豪宅，追求时尚超前的生活方式，但也同样“掠夺没商量”地将环境债务留给无法迁徙的穷人和未来人。这种在可持续发展层面上以经济人身份彰显的个体理性，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集体行动一开始就失去了理性的基础。
由于可持续发展信息传递过程的层级性，使理性程度有递减趋势。全球范围的集体理性回归，希冀通过一个超国家的机构唤醒地球人的集体理性并将这种理性分解到各国，但各国的发展基础、自然资源禀赋不同及现有资源利用不均等，发达国家对内的理性是通过法律、法规约束非理性个体的行动，但对外又通过污染转嫁、资源掠夺转移非理性，使国家层面的本位理性转化为全球范围内的集体非理性。在国家范围内，当中央政府的集体理性分解到地方政府或部门后，集体理性被层级性地边缘化了：区域利益分割中的本位化追求、政府官员的权利入股、经济人的短期逐利倾向等，这一切不断演绎着集体行动的逻辑。
四、可持续发展的政府责任与制度投资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最大的公共产品，也需要投资。长期以来各种理性的个体在以不同的手段分割“蛋糕”，但极少有人在努力“做大蛋糕”，所以公共产品被个体理演变成“公共劣品”(Public bads)。要使可持续发展既体现个体理性又不致引起集体非理性，必须明确各行为主体的责任并进行制度投资。
首先，建立专门的可持续发展量化指标评价与监测机构，使可持续发展的内容像GDP或CPI那样简单明了。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评价大多存在于研究者的成果中，而并没有大众化，甚至政府官员对它的感觉都是模糊的、大致的。在各级政府的任期内或期满换届时，仅有GDP指标、财政收支状况，而并无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的前后交接，政府官员的升迁加薪往往与可持续发展相关指标无任何关系。这样，经济人的个体理性和地方政府的集体理性出入同辙，在层级性的理性传递中，经济指标的不谋而合与对可持续发展成果分享的心照不宣成了变异的“共同信念”。为了使可持续发展真正有人负责，需要建立类似于国家审计署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与审计机构，将各种指标像GDP、CPI或天气预报一样定期向社会公布，并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明确地方官员的环境产权主体地位与责任，在监督手段配套的同时，将可持续发展的“资产”、“负债”责任落实到人。
其次，通过制度完善约束个体理性追求中的成本外在化。个体理性的“效率”追求必然想方设法使内在成本外在化，不可持续现象大多都是这一行为的最后结果。对此，突击检查、媒体曝光、强制关停、舆论谴责都是权宜之计，从长期看，通过制度规制个体行为是根本举措。大的方面，如在国际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实施中，需要有超国家的立法与执法机构，对涉及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约的执行情况进行客观评价与制裁性惩处。当然，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状况有二元或多元格局，发达国家必须通过转移支付来承担早已欠下的环境债务，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配合目标公约实施。在国内，完备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在此必须明确，制度的有效性一方面是降低制度实施成本，另一方面是制度本身的公允，即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排除权力设租。
第三，政府有责任对制度体系完善进行投资。一般来说，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是少于社会制度需求最佳量的。由于国家的特殊地位，它能够通过法律、法规、条款等正式制度将某些行为规则强加于公众，以保证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正式制度的提供离不开国家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严格的执法程序。作为最大的制度供给者，国家有责任而且能够通过制度力量规范社会成员的行动，也有责任给公众提供正确且明了的制度信号，并创造一个能够使公众对制度信号作出灵敏反映的环境。同时必须明确，政府有责任对意识形态投资，其目的是通过教育、引导、示范给公众提供非正式制度，虽然说非正式制度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有些制度受习惯和过去流行方式的影响具有根深蒂固的特征，但各级政府有责任通过制度投资，培养公众积极向上的行为规范并为自律性约束提供制度环境。如植树绿化的制度激励和绿化结果的保护制度，地方污染产业的约束性抑制及产业政策引导，都需要政府的制度供给。非正式制度供给的意义在于强化公众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协调发展的意识，不断塑造公众可持续发展的心智模式。习惯是可以培养的，培养是有成本的，成本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如果每个公民都自觉囿于非正式制度中，政府的存在就是多余的了。
五、结语
1．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提出是人类理性的回归，它的实现要通过集体理性来达到，而集体是由多个个体组成，个体理性又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而且个体与集体的区分只是相对的，这样不同层级的个体在追求效率目标时就可能引致集体非理性。
2．个体理性有到位的人格化代表，或个人或法人或地区或国家，而可持续发展所依托的集体理性，缺乏对其负责的人格化代表，人人有责但无人负责，对可持续发展的成果人人分享但对其投资又相互推诿逃避责任，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个体理性不能够导致集体理性”的最严重领域。
3．可持续发展使市场关系下的理性要求――纯粹的个体理性效率追求会导致“市场失灵”，而政府的本位利益保护又可能出现“政府失灵”。在“双重失灵”状态下，可持续发展必然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