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5:49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中医基础理论全集，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关键词】 取象比类；法象药理；法象用药
Abstract: Making use of study on pharmacological method state theory for exposing more TCM pround mystery and better serving modern clinic.
Key words： comparative state; pharmacological method state; medication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曾提出“唯象的中医学”概念，认为中医完全是从现象来总结、概括，而得出的系统的理论［1］。
1 取象比类
随着对中医思维方式研究的不断发展，唯象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所谓唯象理论就是中医的“取象比类”，也就是获取某一类或几类事物的“象”，然后把这种“象”进行“比类”——类比、推理，得出一定结论的思维方法［1］。
“取象比类”一词出自《周易》，其中象有两种涵义：一是指卦相，即八卦和六十四卦；二是指物象，即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和六十四卦构成的物象。“取象比类”就是取八卦的象和他们所象征的事物进行运思，借某种直观的形象作为诱导物，触类旁通、引思联想，经过推导而得出相关的结论。《内经》曰：“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就是常说的“取象比类”。“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是古人的智慧结晶。
“取象比类”是中医逻辑思维的基础。中医的理论体系源远流长，几千年来由于历代医家悉心的临床观察和诊疗实践的升华，形成了中医独特的理论体系，使我们能参照前人的经验并应用于现代临床。“取象比类”的方法在中医理论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中医理论中的“取象比类”和现代控制论中的同构理论都是一种类比推理，中医的“取象比类”方法就是一种原始的同构方法，运用类比推理即“取象比类”推测说明阴阳、五行和人体各种生理、病理现象等，在中医学中是比比皆是，不胜枚举［2］。如中医基础理论之一五行学说的归属理论，就是“取象比类”推论演绎的具体体现。按五行各原始特性的原理，自然之木具有升发、条达之性，据逻辑推断，凡具有此类特性或类似此特性的事物或现象归属于木行。以春季而言，此季是万物生长旺盛的季节，日非一日，蒸蒸日上，这正与木之升发特性相近，理应归属木行。再如东方是日、月冉冉升起的地方，这也与木的特性恰好相似，而东方也就归属于木，诸如此理，不一胜数。中医取象比类法在中药理论中，作为一种独立的药性概念提出，即为法象药理。
2 法象药理
2.1 法象理论历史渊源
法象理论初步形成于宋代，当时受到宋儒理学的影响，大兴探讨药理之风。北宋末年的《圣济经》可为代表。在其“药理篇”一卷中就反映出当时的医药学者，观察动、植物之本性，探究物理造化之玄机，总结出“万物皆有法象”的思想，并对药物的药理作用进行推衍。法象理论兴盛于金元时期。宋代的药理研究，扩展了金元医家的学术视野。金元时期虽未出现代表性的大型综合本草著作，但各路医家风格各异，多重实用，使此时的本草学具有临床药物学的特征。在法象理论发展方面，当推李东垣的《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张元素的《珍珠囊》和《医学启源》，他们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药物奏效的原理，以药物形、色、气、味、体为主干，利用气化、运气和阴阳五行学说，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极大地丰富了中药的药理内容，使临床由经验用药向理论用药迈进了一步。
2.2 “药类法象”与法象用药
中药的药类法象理论模式，是把药物的基本性能、功效应用与其气味厚薄、阴阳寒热、采收时月、质地色泽、入药部位以及药材生熟等联系起来，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如有“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以及“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等多种说法。如五皮散治皮水，《成药便读》云其“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借以说明药用部位与病位的疗效关系。
前人总结出这样的一个规律，动物治病是“以情治病”，而植物是“以形治病”，这也是对法象药理的一个总结。所谓情是指动物活动时所生活的环境、习性及自身特点等，而植物的形态是指植物用药的部位，来源等内容，临床治疗的疾病与这些有密切的关系。比如桑螵蛸的特性就是以产卵多为其特点，而在临床上我们即可用之治疗不育不孕证。再如植物中凡藤类药物，几乎都有祛风除湿，舒筋活络止痹痛的作用等等。
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在此理论指导下应用药物，称为法象用药。药类法象认为：药的四气五味与天之阴阳、六、四气相应，与地之五行、五季的生、长、化、收、藏相应，又与阴阳、升降浮沉相属，结合气味厚薄、功能，将药物分作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用药定分两（剂量与君、臣、佐的关系）、用药酒洗曝干（炮制药性）、用药根梢身例（入药部位药性）、用圆散药例（剂型药性）［3］。
可以看出，这些理论的基础都来自《内经》，但经过整理而条理化，形成这样的模式。以细辛、白芷两药用药法象为例：细辛“气温，味大辛，纯阳，性温。气厚于味，阳也。无毒。少阴经药，手少阴引经之药”。白芷“气温，味大辛，纯阳，无毒。气味俱轻，阳也。阳明经引经药。”气味厚薄为两药的主要区别［3］。利用这样的模式，可以描述、识别一个药物的主要药性轮廓，并为功能识别提供基础。尽管对于一个药物的记载不是很全面，特别是功能、主治方面的具体内容，但有了用药法象，可以引伸，可以推导，可以较全面地认识了解这种药物性能。这种以法象思想为前提阐释的药效理论，对于归纳辨证用药规律和联想记忆药物功用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药物、方剂的功效方面，中医运用类比方法来阐明药物和方剂的功效主治。如由观察到水蛭吸血处的血流不止现象，而推论其有活血作用；天麻能在风中独立不摇，故又名定风草，前人由此推论本品有息风，定惊之功效。
2.3 “药类法象”与升降浮沉
升降浮沉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基本内容之一，是指中药作用趋向。金人张元素坚持“药类法象”的认识方法，对前人所论“药物气味厚薄、寒热升降”之理论进行发挥，并绘有“药象阴阳图”。在药物分类方面，亦以先人气味厚薄之升降理论为依据，形成了以升降浮沉为中心的药类法象思想。如在《医学启源》中就将药物分列为“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五大类，让人们用药时遵循“四时之度，五行化生，各顺其道，违则病生”之原则。李东垣承袭了张氏理论并加以完善，在《药类法象》和《用药心法》中都记载了用药法象与天地阴阳、气味厚薄清浊的关系，药味与升降关系的药性要旨等内容。李时珍亦格外推崇法象理论思想，认为张元素大扬医理，用药当须“顺时气而养天和”。这个时期与法象理论相伴而成的升降浮沉理论，是其第一阶段的理论内容，对后世中药养生保健思想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医对脏腑生理病理认识的发展，后世医家在法象理论的基础上，又确立了现代的升降浮沉理论思想，即以脏腑辨证为理论依据，相对于病势来阐述药物作用的趋向性。从而进一步丰富了药性理论内容。
3 总结
早在金元时期刘完素就提出综合药性的概念，综合药性不是单一药性，而是一个完整、独立的药性理论概念，专指综合多种药性反映出一种药物或一个方剂的总体药性，或者成为这一药物或方剂全面的、多维、多层次的药性描述。这类总体的、全面的药性特征，有的文献称之为药物的法象［4］。
实际上，在综合药性这一理论上，自古看法有所不同，《医经小学》认为综合药性就是法象药理模式［6］。用药法象中所指的用药法象则是全部药性理论的总括。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综合药性除了包括药理模式以外，还包括药母学说（辨药八法）、药队学说及气臭学说等［4］。这一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取类比象”及法象药理是古人常用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法象药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曾经盛行，理论也很完备，但是简单的类比导致认识上的局限性，也极大地限制了中医理论的深入发展。比如，夏天的知了在树上不断地叫，它的嗓音仍然那么洪亮，利用这一特性，蝉蜕被用来治疗音哑的病人，古人是这样认为的，今天我们都知道蝉的鸣叫是翅膀振动的声音，与咽喉没有关系。尽管蝉蜕确具有疗哑的功能，但在解释上与现代医学的科学性比较还是很牵强。因此，我们应该在天人整体观这一中医理论精髓的指导下，利用法象药理学说加以深入研究，揭开更多的中药奥秘，更好地为临床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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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开生，王津生.中医思维的核心“取象比类”［J］.卫生职业教育，2005，23（12）：4142.
［3］王好古.汤液本草（上卷·东垣先生药类法象）［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
近30年来，我国中医药领域相继实施了大量的标准化研究工作，以术语为核心，推出了包括行标乃至国标的众多标准，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基础性的支撑作用。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西医电子化病历(健康记录)与电子化CRF表格正在全国范围内以极高的速度推进、普及，纸质记录由于在书写、保存、检索以及后期数据挖掘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已逐步退向辅助位置。新的载体形式对已有术语标准从标准的体例、标准的应用模式等方面均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更好地支撑信息化时代中医药工作的开展，中医临床术语的标准化工作也应当逐步深化推进，不仅应与国际通行的方法学接轨以全面提升标准的系统性，还应力争提高标准的实用性，使中医临床术语标准真正在信息化临床科研工作中发挥作用。
1 中医临床术语体系复杂性高，标准化工作难度大的成因探析
与现代西医学大量采用“死语言”建立术语体系以描记医学信息不同，中医临床术语的主体——汉语语言文字伴随中华民族的发展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之中。在中医学数千年发展历史中，与其他传统学科相似，有些术语凭借古籍保持了其原始含义，在当前工作中仍被普遍使用；有些术语则已在内涵上发生了本质转变；有些术语则已完全被弃用。时代变迁对汉语的影响，不仅造成中医术语在概念理解上的古今差异，不同时代度量衡的标准还造成了同一种度量单位术语在实质意义上的改变。此外，我国幅员辽阔、方言众多，促成了各地区所习用中医术语的地域性差别，内容涉及中医学理、法、方、药、术各个层面。另外，由于学术流派与传承的分歧以及出于对学术保密的需要，人为编制形成的近似密语，只被少数人理解掌握，如孟氏[1]文中所提到的“鬼把子”。更为重要的是，伴随近一百余年来现代西医学在我国扎根、壮大乃至逐渐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医疗卫生体系，大量西医学术语被翻译引进，其中既包括对西方语言的本土化汉译，也包括日文汉字的翻译回流，造成大量医学术语字面相同而含义迥异，严重冲击了原本相对自成体系的中医学术语；而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又同时提出了对中医术语与西医术语两方面的需求。上述列举原因可能尚不够全面，但其综
合结果使中医临床术语体系远较现代医学术语体系更为复杂，也决定了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工作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2 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的重大意义与相关标准的推出
标准化中医临床术语是中医药标准规范体系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重要的组成成分：文以载道，中医临床术语是相对抽象的中医文化、中医诊疗与中医养生保健预防理念的主要载体，依赖中医术语才实现了中医学理、法、方、药、术的记载、描述和表达。因此，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是更好继承传统中医事业，使其得到不断发展与创新的基础；语言是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标准化的中医临床术语则是中医药生产、教学、临床与科研在领域内部以及领域间、学科间、产业间进行正确信息交流、保障业务顺利进行的基础；标准化是信息化的基础，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则是中医药领域信息化的基础，基于标准化的中医临床术语能够提升信息处理的能力，实现中医药信息高质、高速地采集、储存、管理与利用；中医临床术语的标准化是实现中医临床辨证论治过程标准化，进而建立中医临床评价体系的基础，而中医临床评价体系是实现科学、客观、综合地评价中医临床，实现中医药在新时代健康发展与推动中医药现代化事业进程的重要保障力量；尤为重要的是，中医临床术语标准还是建立中医药领域其他标准与规范的基础。术语被作为最细小、最基本的元件参与中医药标准的制定，完成概念定义描述。标准化中医临床术语的采用不仅能够提高概念定义的精细度和准确度，还便于建立起概念间基于语义的逻辑性关联，使制订的标准规范在质量与学术水平上得以整体提升。
基于标准化对中医药行业的重要意义，更为解决实际工作对标准化中医临床术语的迫切需求，近30年来，我国中医药领域开展了大量基础性的标准化研究，涵盖了中医、中药、针灸等内容，目前已推出了包括行业标准乃至国家标准的系列标准。纵观已有标准，绝大部分面向特定的应用环境与应用目的，以中医学知识体系定范围的术语种类(如中医疾病与证候诊断类、中医基础理论类、针灸腧穴定位类等)为中心，实施了术语的再分类与编码研究，并主要以文字描述的模式进行了术语的标准化定义，部分标准还完成了术语与其同义术语的链接。
3 已有标准在临床科研工作中规范化应用的瓶颈问题分析
电子化病历、健康记录在我国医疗卫生行业的深入、高速推进，对标准化临床术语提出了新的需求，将已有标准成功地应用到临床科研工作中，既是各项标准制定的初衷，也是中医信息化发展的必经过程。但前期研究发现，已有标准的实际应用情况与预期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在中国知网(CNKI)以“标准”、“中医”、“应用”及已有中医标准的全名等作为检索词进行全库查询，除国标《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有数篇文献外[2-6]，论述其他已有标准应用情况的文献几乎为零。已有标准的应用性文献数量之少，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中医临床科研应用中的实际情况。通过与中医院临床医师的访谈，还发现临床工作者对现有标准的认知度普遍偏低，大多数人既不熟悉与中医临床科研工作相关的标准究竟有哪些，也不了解应该如何使用标准。
笔者认为，现有标准未能得到理想施行主要存在如下原因：①中医标准大多采用纸质形式，书籍是规范化术语的载体，虽然标准中具有对术语的明确定义，但仅凭人脑记忆来使用标准化术语或在使用中通过翻书查询都是不现实的，对标准内容的学习掌握与使用的不便阻碍了标准在实际中的应用；②已有标准大多各自围绕中医知识体系的局部分支建立，术语覆盖范围与描述能力相对有限，标准之间缺乏系统性关联。部分种类术语在不同标准间交错重叠，同时还有术语种类被遗漏，未纳入到标准化研究中，造成使用者难以甄别或无词可用。③当前大多数电子病历采用了非结构化模式，在病历主体内容的书写上并无特殊监控手段，使其与纸质病历书写过程一样具有了高度的随意性，标准难以有效实施。总之，缺乏有效的工具与方法成为已有标准规范化应用的主要瓶颈，建立起一套工具与方法，将已有标准有机整合并借助信息化手段将其与结构化电子病历系统绑定，为使用者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是突破已有标准应用瓶颈、使其得到充分发挥与利用的关键。
4 系统化是深化推进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必由之路
与国际先进的临床医学术语集如《系统化临床医学术语集》(SNOMED CT)相比，系统化是当前中医临床术语标准亟待提升的特质。主要体现在：①已有中医标准大多仍停留在对术语进行标准化而尚未提升到对“概念”实施标准化的层次，致使概念、术语的关系松散，缺乏系统化。术语是抽象化概念的实体性指代符号，概念的地位高于术语，术语紧密围绕概念存在并为概念服务；概念具有唯一性，受语言、民族、时代变更的影响甚微。SNOMED CT核心内容的设定即充分体现了其以概念为核心的系统化观念[7]。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的深化推进，同样应建立起以概念为核心的目标，首先要完成中医临床概念层次的标准化，再逐步建立概念与术语(包括首选术语与同义术语)的关联体系，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语义关联体系，形成系统化的概念网络结构。这样不仅能够提升术语集本身的学术地位，从概念唯一性的角度实现中医临床术语标准与国际临床医学术语标准的接轨，同时能够真正有效解决当前临床术语使用中普遍存在的“一词多义”与“多词一义”的情况。②已有标准在术语分类框架的构建上大多缺乏系统性，单一标准难以全面涵盖当前临床科研工作所需内容；同时，大多标准采用了“学科分类”模式进行术语集框架构建，与临床科研工作的实际需求脱节。SNOMED CT在概念分类框架上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其依据现代医学理论，建立起了相互关系明确、符合现代医学诊疗思路并适用于临床科研应用的10余个顶级概念分类轴，并依据应用方的反馈进行框架的动态维护，从而将临床科研所需的近40万条医学以及非医学专有概念纳入其中，实现了单一标准对临床科研工作的全面支持。伴随中医学在世界上被广泛接受，SNOMED CT在其分类框架中还逐步纳入中医、针灸学的概念。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从分类框架角度的深化推进，应当确立全集的理念，力争通过一部分类框架实现对全部中医临床科研所需概念的汇总，并在具体顶级分类的设定上摆脱传统学科分类的影响，依据中医辨证论治临床诊疗流程的几大关键环节对全部概念进行合理切割。③已有标准的形式大多停留在纸质版本阶段，缺乏系统化展示、检索与使用的工具。
SNOMED CT则主要通过电子化的TXT数据文件形式其核心内容，用户可以将数据便捷地导入诸如Sql Server、Oracle等大型数据库，或直接导入其电子病历等应用系统；同时，还开发了多种术语集浏览器，基于SNOMED所建立起的关联关系，可以从任何角度检索与浏览SNOMED的概念、同义术语。上述是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深化推进中值得借鉴学习的。
5结语
200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面启动了中医药标准化工作，计划到2010年制定出500项中医药标准[8]，这不仅为中医标准化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深化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研究提供了有利时机。通过引入国际通行的临床医学术语标准化工作理念，借鉴其方法学体系，在提升术语集自身水平与临床实用性方面下功夫，依据中医学自身的规律形成系统化中医临床术语集，是深化推进中医临床术语标准化工作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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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读者需求及古籍本身的特点建设专题资源通过对读者需求的调研和现有馆藏的研究,不断整合古籍资源。根据馆藏古籍本身的一些特点建立小型目录或中医古籍专题资源库。以笔者所在的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为例,本馆自建的《中医药古籍善本提要目录数据库》收录馆藏清乾隆前的版本及之后的珍本、孤本和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版本,可为读者提供馆藏较早的珍贵古籍目录。再者,为保障中医文献学科古籍版本学知识的教学,本馆挑选了馆藏版本特色鲜明的一些古籍和部分已出版的图录工具书进行图片拍摄、标引,制作了《中医古籍版本基础知识图例集》、《中医古籍名家名室刻书赏析图例集》、《中医古籍特色版本赏析图例集》。另外,鉴于古籍丛书卷帙浩繁、丛书子目众多繁杂的情况,本馆编制了《古医籍丛书子目单行情况表》,该表既反映丛书收录子目的情况,又反映了各子目是否存在单行刊本或存在于其他丛书的情况,可方便读者自由选择单行刊本或丛书本进行阅读。
2引入大古籍概念,促进馆藏资源整合与配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行业标准》,古籍被定义为“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可见,一般古籍的范围局限于民国以前形成的古籍文献资源。然而,在古籍文献的实际使用中,后世的影印本、排印本和校勘本,因其借阅方便、阅读体例的现代化及标点、文字注释后的通俗易懂,往往更为普通读者所接受。有学者提出,古籍整理的所有成果都属“古籍”的范畴。高校图书馆可以在工作中引入“大古籍”概念,按新的理念整合各种出版类型的纸本文献。该观点认为,除狭义的古籍定义外,当代影印本、排印本及校勘本等均属于古籍范畴。因此,在为读者进行服务时,对读者的需求进行登记与询问非常必要,尤其是一些对古籍情况不甚了解的读者,仅仅是需要查看一本古代医书,而对版本并无特殊需求时,可以向其推荐相应的影印本、丛书本及校勘本等,供其参考。当然,这也要求相应的工作人员要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学习,才能向读者推荐质量较高的校勘本和通行本。如明代周礼编撰的《医学碎金》一书,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提示,现存明万历20年(1592年)虎林胡氏文会堂刻本,分别藏于本馆和中国中医科学院,另见于明刻本《明刊医书五种》,此丛书仅存1本(现藏山东省图书馆)。《医学碎金》古本稀少,近现代也并未单独刊行,但经过进一步检索发现,1989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寿养丛书》及1997年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的《寿养丛书全集》中均收录了《医学碎金》,以上两部丛书底本均为据文会堂版抄篆的清代精抄本。当读者需要阅读此书时,既可以推荐本馆古籍室明万历虎林胡氏文会堂刻本,也可推荐借阅以上新印两部丛书参照阅读。引入大古籍概念后,在馆藏古籍信息资源建设时,就应整合相关古籍的现代印刷、整理信息,通过对相关馆藏的整理,了解哪些当代印刷的中医古籍未购入,也可及时与采编部门进行沟通,对所缺书目进行补充。若至今未见近现代整理重印的古籍,也可备注供读者参考。
3摸清家底,调研对比
古籍工作人员除了要勤于整理本馆的古籍文献,摸清家底,为前来借阅或咨询的读者提供准确的服务外,对本馆所藏古籍的复本或其他版本在他馆的储藏状况应有一定的了解。有机会可以进行实际考察调研,进行版本对比。尤其是版本稀少且文献价值重大而本馆藏书又有残缺的情况,可与相关藏书单位进行联系,对于缺少的部分进行配补工作,以满足前来借阅的读者对古籍文字完整性的要求。如明代周宏编的《卫生集》,《中国中医古籍总目》提示现存2本,本馆藏明弘治刻本,但仅存卷三。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嘉靖刻本,虽不如本馆藏本早,但若能参考此本对所缺文字进行配补,还是很有价值的。通过版本调研,梳理版本源流,进行版本考证,是图书馆古籍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目的是在读者进馆借阅时,还能向读者介绍该书各种版本的相关情况,推荐本馆有价值的版本；若本馆所存某书的版本不如其他藏书单位藏本刊刻的时间早或校勘精良,也应客观地向读者反映,为读者的选择和进一步学术研究提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