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7:27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传统文化市场调研，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国文化作品的外译处于多重维度交织的生态位上,一方面,文化资源丰富且有输出的要求,而现实中却常遭遇西方的抵制和限制;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和语言的差异与中国翻译现状为文化作品的翻译带来了客观和主观上的困难。面临一推一拒的矛盾和译事之难的现状,如何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作品的外译和传播,可从以下几个阶段探讨。译前决策译前决策的内容既包括翻译对象即“译什么”,也包括翻译策略即“怎么译”。“译什么”是对外翻译的首要问题,文本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决定着翻译及后期传播的成败。当前形势下,主要涉及国家翻译及传播政策的制定和翻译群体的译本选择,其影响因素众多。由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受到主客观的种种限制,首先要考虑能不能译,即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合适度”,需斟酌是否符合中国对外传播的需要,是否符合目的语国度的规范。其次,要衡量有没有价值译,文化作品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能否激发西方读者主动接受的兴趣。“怎么译”则是翻译的第二步,需要进行深入的跨文化研究,对文化作品外译和传播进行生态位的历时考察。选取的文本是否已经翻译过,如果已有译本,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如何,成功的经验何在,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如果尚未有译本,则本次翻译应当采取何种策略和形式,本文本其它语种或同类作品有无翻译及其经验与教训。特别提出,中国文化作品由于其独特性,可采取多样化翻译策略。如唐诗在法国的译介曾有多个译本,其中德理文、朱迪特和程抱一的唐诗法译集风格迥异,尤以朱迪特的《玉书》独特,甚至引发了是否属于译作的争论,但却得到了“奠定了中国诗歌在法国乃至欧洲的传播基础”[12]的评价,同样的例子还有庞德的中国古诗英译。在翻译的忠实角度上,他们可能稍逊一筹,但其对文化传播的贡献却不可磨灭,其效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生态学上,“环境是多样化的,并且是不断变化的,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也是多样化和变化的”[2]66,同样,生态翻译学提倡译品的多样性,应承认并肯定其对译介与接受做出的贡献。
翻译操作只有对所处环境及环境中各种生物和非生物因素有清醒的认识,明确“物竞”之规律与“天择”之本质,才能做生存之“适者”,翻译活动亦是如此。翻译行为并非“独立于其他因素之外的纯语篇操作,在翻译行为实施之前,已经存在先在的系统结构,影响和制约将要实施的翻译行为”[13]。“译文必须遵守译入语文化规范或社会政治权力的制约。翻译生态环境对任何翻译主体都是一个统一体,不可超脱,不可逾越,只能顺应”,“翻译活动受两种权力话语的制约,要在……种种矛盾中,处处寻找平衡点”[14]。过去我国多以译入为主,译者熟悉目的语社会文化,对翻译中“合适”与“不合适”判断较为容易。“翻译者和翻译研究者通常甚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而只关心语言文字转换层面的‘怎么译’的问题。”[15]而今日面临中译外的课题,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外国读者,就不能按照“译入翻译”的理念指导“译出翻译”了,“译入语文化中的读者的接受状态往往会不同程度地作用于翻译过程,介入译者的审美判断和语言选择”[16],“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15]等都要纳入考虑范围,因此必须调整翻译策略。具备译入语和译出语双重优势的译者自然是最佳,其译品将建立在对中国文化作品较为透彻的理解和领悟基础上,必要时甚至可做文献考证,以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又可熟练驾驭译入语,并基于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用西方读者可接受的方式阐述中国文化。法籍华人程抱一先生堪称楷模。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奠定了扎实的古典文学功底;20岁远渡重洋赴法留学,50多年的文化浸,使他对法语驾驭自如,汲取了西方文化精髓;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执教,面对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皆与东方不同的西方学生讲解唐诗,为其积累了丰厚的跨文化传播经验。其唐诗译本便表现出“介于两种倾向之间的特征”,既非自由体,又非移植式的格律化,而是“兼顾原诗的意义与形式,努力达到两者的平衡”[17]。无怪乎“在巴黎文化界几乎是人手一册,他们中的不少人是通过程抱一先生的这两部书①来了解中国文化,进而来接近中国、热爱中国的”[18]。然而,双文化优势对于多数译者常常难以兼得。在此情况下,可尝试寻求中西合作,集双方优势于一体。例如,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启动的“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便是中外合作翻译、介绍中国文化的项目典范②。此项目同时开拓了中外合作的广度,外国专家由此前仅进行文字润色拓展到参与从选题到出版各个步骤的合作。此外,加强译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其素质和能力、翻译效率与译本质量的提高,包括国内译者之间、国内与国外译者之间的交流和学习。
传播阶段文化作品译出后,面临的将是传播考验。能否将翻译作品成功地向目的语国度输出和传播,决定了翻译工作价值能否实现、文化走出去战略最终能否落实。重视研究文化传播规律和充分进行文化市场调研,对中国文化外译作品的传播至关重要。“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法,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例如经纪人、机构与出版系统之类。”[19]掌握翻译和传播活动固有的规律,将使我们的文化走出去事业事半功倍。而文化市场调研则可以提高传播的效率,掌握译入语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市场情况和受众喜好,便可有的放矢地输出和宣传;此外,借助市场外力,撬动经济杠杆,将有助于实现文化输出与经济收益的双重效果。拓宽生态位宽度亦非常重要。“生态位宽度是物种利用资源多样性的一个指标”,即“有机体单位所利用的各种各样不同资源的总和”[20]。包括仅能利用一小部分资源的“狭生态位”和能利用很大部分资源的“广生态位”。表现在作品传播中,即借助外力实现“东学西渐”。例如充分利用当今发达的科技成果,广泛运用多种传媒渠道,有效组织文化交流活动,为文化作品的输出做好宣传,提供平台。此外,还可考虑采取与他国文化传播合作的方式,将不利条件转化为有利条件,将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共同为文化市场呈现一场饕餮盛宴,在合作中实现共赢。优化提升一次翻译活动是独立的,但翻译活动总体是无限循环的。此次的翻译经验和教训应当为彼次翻译活动所汲取和借鉴。在完成一项中国文化作品的译介后,应当对全程中的问题及时归纳总结,并制定出更为完善的策略和优化方案。例如译者的文化优势问题,尽管可寻求中西合作,但仍不能放松对具有双能力译者的培养,国家和组织应致力于为其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为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提供智力支持。此外,促进再译复译是必要的。“翻译生态环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因此一些译品的‘再译’、‘复译’也就可以视为翻译活动中的一种自然现象了。”[21]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和社会文化的变迁,读者的审美观念也在变化。不同时代社会将会提出不同的文化需求,而翻译研究和译者本身也在不断成熟完善。提倡译本的多元化、多样性是客观需求,也是社会发展和翻译发展的必然[22]。最后,在翻译和传播过程中要尽力拓宽生态位。学习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博采众长,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加快自身的发展。例如法国文化传播战略很值得借鉴,战后法国文化霸权面临失落,国家迅速启动法语联盟政策,2008年奥运会期间又专门派出专家协助中国译者翻译相关术语等等,诸多措施有力地提高了法兰西语言的地位和国家的形象。我国在翻译行业规范方面也借鉴了德国和美国的经验,于2003年11月颁布了中国首个《翻译服务规范》,这对于翻译事业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目前，我国文化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产业化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潜在优势未能充分发挥。把握全球文化产业发展趋势，针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积极探索提升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有效路径，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一)产业体系初具规模，但整体实力偏弱。2006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5123亿元，占GDP的比重是2.5％，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有1132万人，占全部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5％。2007年我国经营性文化产业机构超过30万家，初步形成由娱乐业、演出业、音像业、网络文化业、文化旅游业等组成的文化产业体系。但总体看，我国文化产业的规模仍不大，实力偏弱。相比之下，在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或支柱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或接近20％。
(二)产业布局趋于合理，但区域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分别围绕发展创意产业、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彰显民族特色等思路，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初步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带。在东部，积极构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大文化产业带。在中部，在弘扬晋商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上做文章，促进演艺业、影视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西部的云南走以地域性民族文化为内涵、以文化旅游为主线、以品牌运作为核心的产业发展路径，在全国形成较大影响。综合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格局基本相同，呈现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态势。从文化产业单位数量、从业人数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分别占全部的66％和69％；从实现的增加值看，东部占74％，中西部占26％。同时，部分地区还存在发展思路单一、产业结构雷同的问题。如，盲目发展动漫游戏业等，缺少差异化的发展战略。
(三)产业主体不断壮大，但集约化程度不高。近年来，随着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与联合重组不断深入，涌现一批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同时，我国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使民营文化企业发展迅猛。2006年，我国民营文化企业约29万个，从业人员320万人，分别是国有文化企业的5倍和5.5倍。目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已初步形成。但与国外相比，我国文化企业的规模偏小，集约化程度不高。如，2005年，中央电视台总收入为120亿元，而美国时代华纳公司2003年营业额就达416亿美元。此外，我国文化企业的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对文化资源的转化能力也较低。如，美国以花木兰题材拍摄的动画片净赚6亿美元，而我国拍摄的《宝莲灯》仅只收回成本。
(四)产业外向度有所提升，但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近年来，我国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文化企业通过提升竞争力加大产品服务出口力度，培育出一批具有民族特色、自主知识产权和原创性的知名文化品牌，在扭转文化贸易方面初显成效。2007年，国产电影海外销售再创新高，78部影片销售到47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收入总计20.2亿元人民币。版权贸易结构逐年改善，图书版权进出口贸易逆差从2002年的9：1缩小到2007年的5:1。境外演出收入大大提高，有的节目已接近或达到国际演艺产品的价格水平。但我国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状况依然存在。文化贸易逆差严重，我国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口和出口比例约是10:1，对欧美国家甚至达100:1。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究其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文化产业管理体制不健全。我国文化产业的管理在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政企不分等问题。目前，多数地区尚未建立统一高效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文化、广电、出版、旅游等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管理分散，文化市场多头执法。以音像业管理为例，其进口产品的内容审查、发行和市场管理、出版和复制分别由文化、广电、出版三个部门管理。由于国有事业单位改革不到位，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尚未建立或健全，一些更名改制的集团仍然保持事业性质，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较多，市场主体地位不明确，缺乏活力。
(二)文化产业的法规政策不完善。我国尚没有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大法，文化产业领域内的一些基本法律也处于缺失状态，导致地方在文化立法上受到限制，增加了地方立法的难度。文化产业政策不完善，许多地区特别是未进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的地区，尚未制定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普遍存在，部分地区非公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还存在一定障碍。国家制定出台的一些文化产业政策在部分地区难以落实。
(三)文化产品传播方式落后。我国的演出业、影视业、出版业等诸多文化产品的传播，仍停留在传统技术基础上，运用高新技术创新不够，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文化产品缺乏吸引力和竞争力。
(四)市场拓展能力不强。我国文化企事业单位受传统计划体制束缚影响，对文化市场的重视和调研不够，市场开拓意识不强，营销能力普遍较低，尚未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营销模式，导致文化产品市场占有率低，即使是优质产品也难以形成产业链，产品附加值未能得到有效挖掘。
三、提升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的对策
(一)加强科学规划，完善扶持政策。一是加强整体规划。要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文化产业，有必要将文化产业纳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中。要在已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基础上，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及动漫业、出版业、影视业等重点产业专项规划，明晰产业布局和发展重点。各地要根据国家发展规划制定完善本地规划。二是完善法规政策。要根据文化产业发展要求，结合应对国外文化扩张及世贸规则，制定文化产业法律法规，营造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法制氛围。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宣传力度，形成尊重创新、保护创新的发展环境。要围绕落实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包括财政、税收、金融等多种手段的文化产业政策体系，通过政策调控引导产业健康发展。三是开展配套服务。要结合产业发展重点和企业发展难点，开展针对。如，为解决文化企业融资难问题，可实施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和银行贷款贴息政策，并建立文化企业贷款担保机制，为推进动漫业发展，可建立公共技术平台，服务中小企业发展。
(二)深化体制改革，培养市场主体。合理划分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能，减少和下放具体审批事项，将工作重点放在制定规划、完善服务上来。在全国改革试点地区推进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整合工作，组建新的文化广电新闻出版部门。进一步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中介组织的关系，努力形成职责明确、运转有序、统一高效的宏观管理体系。探索建立新型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政府要逐步放宽市场准入，积极有序开放文化市场，消除行业垄断和地区分割。发展各类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鼓励和引导文化消费，通过建立联通城乡的文化产品流通网络，促进统一市场建设。完善文化中介机构管理办法，规范中介行为。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在全国大中城市组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实行统一执法。加快推进经营性国有文化单位改制，特别要推进出版、发行、影视制作、非公益性报刊和文艺院团的改制步伐。转制单位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资产经营责任制。转制企业要加强管理，积极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民俗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环境变迁，地域性民俗文化逐渐消失，出版作为文化积累的一种有效形式，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走进书店，有关民间艺术、民间文学、民俗风情旅游类的图书琳琅满目，这是一些地方出版社重视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结果。湖北拥有灿烂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独具风格的民俗文化，将此类文化资源变为出版资源，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湖北民俗的方方面面。以孝感的孝文化为例，先后出版的图书包括《董永传说》“孝感（孝南）民俗文化丛书”等。这些图书的出版被著名剧作家沈虹光认为是“抢救民俗文化遗产，功德无量！”可见，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就是以编辑出版为手段，以图书为载体，挖掘地方文化的精髓，实现对地方民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扩大其传播影响力。
2．增强出版产业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早在20世纪初，中国民俗文化就成为文化出版的一个重要源头，为出版产业提供丰富的内容资源。民俗文化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既有朴实的物质民俗，也有丰富的精神民俗。以《湖北民俗志》为例，它分为劳动生产、经纪商贾、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令、、医药卫生、民间文学、民间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俗工艺、名胜古迹，共13编，每一编下面又分为若干个大目和子目。对出版业来说，这些类目蕴含着丰富的选题资源，搜集、整理和出版这些资源，可以增加图书选题的多样性，繁荣文化出版市场。另外，即使是相同的出版内容，变换一下出版形式也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天津人民出版社2012年推出“中国民俗文化丛书”，该套丛书以内容广、价格低而受到读者的欢迎。随后，2014年吉林出版集团又推出“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将我国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3．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在全球化的今天，具有地方色彩的民俗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中具有突出的价值。纵观这几年的图书版权贸易，中医、保健类传统文化图书一直是版权输出的主打品种。例如，在2014年第2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上，鄂版图书《禅意东方》《新编家庭中医疗法大全》等传统优势类图书与反映现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图书并驾齐驱，成为输出内容题材的主力军。我国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条件，各地区各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民俗文化元素。在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不再局限于某地某人，而是能转化为文化资本进入全球的文化市场[1]。因此，对民俗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打造有中国特色的民俗文化产品，有助于推动“中国元素”走向世界文化市场。
二、大数据对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影响
1．大数据理念的力量
民俗文化出版利用大数据的关键，是如何从海量的民俗文化资料库中发现价值，寻找隐藏于其中的市场前景，将大数据转化为可向受众传播的知识信息产品。基于大数据的民俗文化出版，不仅可将某些“小众需求”的民俗文化内容推送给特定读者，还可以根据读者需求定制某些特定内容，更好地实现营销与内容相关联。长久以来，我们对待民俗文化的态度重在保护，比如抢救民俗文化遗产、保护本土民俗事象等。然而从长远来看，只有将保护与创新相结合，文化与科技相融合，才能真正实现民俗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大数据改变了信息的搜集、储存和传播方式，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市场转化率，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传播信息和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一方面，出版机构可根据大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市场预测、选题策划和营销，将大数据转化为出版生产力，从而实现按需出版；另一方面，对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来说，大数据为其提供了了解用户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更精准的为公众传递信息和提供服务。
2．大数据技术的支撑
众所周知，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数据采集与分析获取有用的信息。因此，大数据的分析方法以及大数据技术的支撑对获取最终信息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很多省市都开始注重地方特色文化的信息化存储与开发，建立了很多特色文化信息资源库。无论是出版者还是民俗文化拥有者，都必须明确原始数据的采集与存储是开发民俗文化出版资源的基础，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利用才是资源开发的关键。大数据分析技术包括数据挖掘、可视化处理、预测性分析、语义搜索和数据管理等，除大数据分析专家以外，普通人一般会选择借助第三方数据分析系统来完成分析任务。例如，“开卷在线（B/S）全渠道数据查询分析系统”，用户通过浏览图书信息及销售数据，即可一站式完成市场信息的调研。该系统为编辑的前期市场调研与选题策划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参考信息，可以启发编辑的选题思路、印证选题的合理性、指导选题的后期策划，还可以通过查看各渠道榜单及不同渠道之间的对比数据，来了解不同渠道的销售特点、消费者的接受态度等[2]。
三、大数据视角下民俗文化出版资源开发的内容
出版资源是出版产品形成过程中可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包括人才、信息和物质资源[3]。本文所探讨的出版资源主要是指信息资源。由于民俗文化范围广泛、种类繁多，有关民俗文化的信息资源非常可观，这里根据湖北省民俗文化的特点和优势，选择了四种类型的出版资源来展开论述。
1．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
湖北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丰饶的荆楚大地孕育出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遗产是当今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近年来，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名录体系日益完善，理论研究和数据库建设初见成效。目前，湖北省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4项、国家级名录80项（106个项目保护单位）、省级名录312项（466个项目保护单位）、市（州）级名录903项、县级名录2815个项目，涉及民间文学、民间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技艺、美术、医药等。较有代表性的有秭归端午节、鄂州雕花剪纸、云梦皮影戏、恩施摆手舞、荆州花鼓戏、大冶石雕、天门糖塑、武当山庙会、嫘祖信俗、潜江草把龙灯、巴东民间历法、松滋烟茶礼俗等，这些非遗资源为文化出版提供了丰富的图文音像素材。无论是荆楚文化、三国文化，还是屈原、诸葛亮等名人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每一项都蕴含着巨大的开发潜力，都可能成为图书选题的对象。然而目前，出版市场上选题雷同、内容重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说明文化资源开发能力不足，文化活力未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市场还有待进一步优化。尤其对地方出版社来说，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资源是其重要的选题资源，应该用富有创意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其独特之美。比如，吉林出版集团就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汇集起来，对其深入挖掘和边缘探索，编排出34本“流光溢彩的中华民俗文化（彩图版）系列丛书”，内容涵盖民间节日、饮食、民居、技艺、美术、礼仪、传说、音乐、武术等。
2．民俗文化旅游类出版资源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与旅游热相对应，旅游类图书也出版市场上大放异彩。根据亚马逊中国2014年11月的数据显示，游记图书是近三年旅游类图书排行榜的榜首。可见，一个地区的旅游升温往往能成为旅游类图书的新宠，比如的骑行热就带动了以为主题的旅游类图书大量问世，出现《慢骑中国》《飞行骑：笨鸡走川藏》等[4]。现在有很多地区将民俗文化与旅游结合起来，形成独具特色的风情旅游。此类旅游需要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一定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大众对民俗文化信息的需求，出版社在这块领域是可以深入挖掘并有所作为的。湖北被称为“千湖之省”，既有美不胜收的山水风光，也有深厚独特的人文韵味。近十年，湖北103个县市区共诞生了136个文化品牌，包括以“中国书法名城”“中国孝文化之乡”“中国编钟之乡”为代表的20多个国字号文化名城和文化之乡。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更是将8个市（州、林区）的多种自然景观与人文资源融为一体，诞生了十大核心景区，包含武当山、明显陵、长江三峡、古隆中、荆州古城、昭君故里、曾侯乙墓编钟、龙船调等诸多令人心动的文化旅游符号[5]。这些传统符号或品牌在现代化环境下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以新的载体形态在文化市场发挥新的魅力。
3．少数民族出版资源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湖北有53个少数民族，人口达283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68%。全省过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土家族、苗族、回族、侗族、满族和蒙古族6个。湖北有1个自治州（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2个自治县（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土家族是湖北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恩施土家苗族是土家族的重要聚居地和巴土民族文化的诞生地，这里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有吊脚楼、风雨桥等民族建筑，有哭嫁歌、摆手舞等民族歌舞；有南戏、傩戏等地方戏曲以及牛王节、女儿会等民俗事象，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巴土文化资源，不仅是湖北少数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出版文化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构成元素。不少出版社以此为选题，打造出多个图书品牌。例如，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巴土文化丛书”第一辑和第二辑，内容包括巴人源流研究、巴地域研究、长阳名人传略、长阳土司源流研究、土家族撒叶儿嗬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除学术研究性质的出版，少数民族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也有一定的市场。目前，恩施不少学校已把民族民间文化纳入教学内容。如百福司民族小学，每周有一个下午是土家语课程，帮助当地青少年了解土家族的历史文化[6]。作为教育的配套，少数民族语言类教材和教辅资料是出版社的又一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