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8:0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目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内蒙古的经济增长，而大多数学者仅分析影响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因素，少于聚焦宏观层面分析整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影响因素角度来讲，我们很难从宏观层面具体了解到哪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政府部门也很难据此研究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而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往往与这个地区的产业政策、产业结构密切相关。关于经济增长宏观分析方面，冯丽英、李海霞（2011）依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通过分析资本和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确定是生产要素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内蒙古经济增长。张璞、张北（2010）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内蒙古经济增长，并分别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本文认为，虽然索洛模型能很好地分析是资本、劳动投入还是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但索洛模型的诸多假设条件很难满足，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不成立，因此，使用该模型解释经济增长的可靠性是值得思考的。国内外关于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的文献较多，王思斯等利用模型分析我国三次产业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第二次产业的经济增长会拉动能源的消费，而第三产业的能源消费会带动经济增长的结论。本文亦从产业结构角度出发，但不注重分析某个领域对我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分析三次产业整体对内蒙古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提出产业发展的相关可行性产业发展政策。
在上述产业现实和研究背景下，本文旨在揭示当前内蒙古地区经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之间的关联关系。
二、产业贡献度与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个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时滞影响，也可近似地表示为GT=ΔYT/YT-1;其中ΔYT表示产业增加值。根据不同产业分，ΔYT=ΔY1T+ΔY2T+ΔY3T，而YT-1=Y1T-1+Y2T-1+Y2T-1，因此有：
其中ΔYiT(i=1，2，3)分别表示T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ΔYiT-1(i=1，2，3)分别表示T-1期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一般将上述公式称为三次产业各自对GDP增长的百分点贡献，计算值与GT相比，则称为百分比贡献。由此可见，某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第T期该产业的增长速度；二是该产业T-1期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公式中所分解出来的各个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称为产业贡献度。理论上讲，产业贡献度的大小是由各个产业的增长方式所决定的，而增长方式与各产业要素投入的贡献状况密切相关。
三、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分析
为了比较分析内蒙古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本文将对内蒙古近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样本进行测算。如图1。
图1 1980—2010年全区GDP及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
如图1所示，其中，GDP表示全区生产总值，PRI表示第一产业增加值，SEC表示第二产业增加值，TER表示第三产业增加值。由图1我们可以看出，2002年以来，我区经济飞速增长，其中第一、第三产业上升较缓慢，而第二产业上升势头强劲。根据自治区相关数据，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在我区GDP中的占比，如图2。
图2 三次产业在GDP中的占比
如图2所示，其中，X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X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从图2可以知道，1980—2010年间内蒙古三次产业在GDP 中的占比波动幅度较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整体来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占比呈稳步上升趋势，第二产业的占比有一个先减少后持续上升趋势，第一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占比基本与第二、三产业保持相同水平，之后渐渐让位于其他产业。
进一步分析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我们得到，第一产业的贡献度波动最大，1981年我区第一产业的贡献度为95.8%，而1989年其贡献度为-5.1%，1990年贡献度又升至88.2%，而后逐渐下降。第二产业贡献度呈逐渐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2.3%上升至2011年的67%。在近年的发展历程中，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凸显，说明我区已步入工业化发展阶段。第三产业贡献度呈周期性波动，从1981年的6.5%增至1986年的67.9%，又大幅回落至最低点-1.3%，之后有起有落，至2011年其产业贡献度为24.7%。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内蒙古经济中占比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下降趋势。就不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而言，自治区的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符合库兹涅茨关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伴随着三次产业结构变化的论断，但其产业贡献度以及劳动力情况与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理论等不符，下文我们将继续进行分析。如图3所示：其中，Y1表示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2表示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Y3表示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图3 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度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资源要素；内生增长模型
资源型城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资源的大规模开采和消耗，一方面为资源型城市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资源基础的削弱和退化，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面临困境，本文依托对资源型城市——延安市的可持续发展的课题研究，从理论的角度探讨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实现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现有的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主要采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的持续增长归因于无法解释的技术进步，因此不能揭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机制。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以Romer、、Grossman and Helpman等一批经济学家为代表，通过运用“干中学”模型、人力资本积累、R&D理论等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由此揭示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机制。如果将资源变量加入内生模型，是否可以探讨出在资源约束的情况下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找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一、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困境
资源型城市顾名思义就是依托于自然资源发展起来的城市。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并没有很明确的定义。张秀成（1999）认为资源型城市是指其主要功能或重要功能是向社会提供矿产品及其初加工品等资源型产品的一类城市。张米尔（2002）认为资源型城市是其主导产业是围绕资源开发而建立的以采掘业和初级加工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总之，在资源型城市中资源产业必然是其支柱产业，例如延安市，其石油和煤炭化工产业的生产总值占其总体生产总值的80%左右，其经济几乎完全依托于资源产业而发展。
由于资源型城市所依托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型城市的兴衰是由资源储量决定的，其发展呈现明显的生命周期特征。可以说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而兴，也因资源而败。当资源储量丰裕时，资源的开采难度小，开发利润高，资源型城市就处在生命周期的成长和成熟阶段，资源产业边际收益也处在递增阶段。而随着开采时间的延续，资源的储量也会与日俱减，资源的开采难度逐渐增大甚至面临资源枯竭，大部分资源产业的生产成本增加，边际收益递减，以资源为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均会处于停产临界点甚至停产状态，资源型城市也处在了生命周期中的衰退阶段，主体产业停滞，城市经济困难，因此如何降低经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型城市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并在模型中考虑到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以理论推演的方式试图找出资源型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为延安市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二、模型分析
在资源型城市中，自然资源的投入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可假设在此类地区资源的投入对经济产出是必需的，S为资源的存量，Y为经济产出若:so则Y0；若s=0，则有:Y=0。资源要素与经济产出之间的关系同其他要素与经济产出的关系相同，即经济产出是资源要素的增函数，且资源要素的边际生产力递减。设R为生产中使用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经济必须逐渐摆脱对自然资源投入的依赖，即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R的增长率应当随时间递减。为了研究如何实现以上目标我们可以利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以下模型：
由此可得出：为了降低gR必须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通俗的说就是要提高科技水平才能保证经济逐渐摆脱对资源的依赖，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结论
由模型分析可知，提高技术的产出弹性（γ）可以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使用率（gR），当 γ无限大时，gR就会无限趋于0，此时经济就摆脱了对资源的依赖。这可以作为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即提高经济体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使用率，走集约型的可持续发展的发展道路。
但现实问题是，资源型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方式恰恰是科技含量低，资源消耗量大的粗放型增长。这也是由于资源产业技术结构普遍偏低，新技术应用程度不高，技术进步速度较为缓慢，因此资源型城市的经济不可能拥有较高的技术产出弹性。另外，资源部门扩张又导致了传统制造业萎缩，新型制造业发展不足。而制造业作为知识经济时代技术创新的沃土，其萎缩必然也会阻碍资源型城市提高本地经济体的科技水平，不得不继续依赖过度开采资源发展经济。
因此，资源型城市应适当的升级产业结构，改变单一依赖资源产业发展的现状，增加产业多元化，同时，在资源红利期就应该考虑利用资源产业高速发展提供的资金优势，为发展有成长潜力，技术含量高，符合当地实际的产业做准备。
本文的结论为延安市优化产业结构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证检验和具体优化措施有待进一步研究。
【】
［1］ 徐霞，王育红.资源型城市转型研究［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
［2］ 王海建，耗竭性资源、R&D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J］.系统理论工程方法应用，1999（8).
［3］ 刘海洋.资源禀赋、干中学效应与经济增长［J］.经济经纬，2008(1).
环境污染和能源匮乏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难题。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IPCC指出，全球气候变化形势比以前更加严峻，地球大气中CO2浓度在2009年达到387ppm（1ppm为百万分之一），是历史最高值。①全球石油日消费量已经高达42万桶，按目前的能源消费速度，世界石油40年后将面临枯竭，到2060年核能及天然气也将终结（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对于中国，环境污染和能源短缺更是悬在可持续发展头上的两把利剑，制约作用显而易见。本文研究目的在于，理论探讨环境与资源双重约束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轨迹，力求提出值得借鉴的相关结论。
一、文献综述
有关经济增长制约因素的研究，历经了一个演变过程。从上世纪70年代将可耗竭资源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开始，到90年代将环境污染引入增长模型，再演变为现在关注可耗竭资源、环境质量与持续增长三者之间关系。但从目前文献看，将环境约束和不可再生能源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仍然比较少。一般情况下，在分析可耗竭能源对增长约束的同时，并没有考虑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如果考虑这一因素，那么原有的分析就可能出现较大漏洞。尽管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认为现在大量的研究中关注可耗竭性资源的研究在减少，而关注空气质量、全球变暖和工业生产排污的研究在大大增加。但这并不表明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不存在，只能是表明研究中的一种潮流。
在理论研究方面，虽然在我国国内，尚未见到将能源和环境同时引入内生增长模型的建模分析，但在国外，理论研究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在模型研究方面，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把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引入生产函数，把环境质量引入到效用函数，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的分析框架。比较能源与环境二者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他们认为资源制约比环境污染要小。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把能源和环境约束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当能源越来越少时，经济增长会变慢；且持续的正增长和降低排放水平二者不再可以相互兼容，直接以降低减排为主的技术进步将是决定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最终结果的核心因素。此外，Grimaud and Rougé（2005）在一个不考虑中间产品部门、包含技术进步的内生框架下，把不可再生资源（R）引入到生产函数中，把污染（P）引入到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同时把污染看成是关于R的一个函数，进行了最优均衡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降低资源使用税有助于均衡路径的实现。
在实证分析方面，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才开始出现。Say and Yucel（2006）把能源看成是人口和收入的函数，把污染排放看成是能源消费的函数，进而预测土耳其的碳排放量，并认为土耳其的能源消费能够显著的解释其碳排放量。Soytas等（2007）研究了美国能源消费、碳排放与收入三者之间长期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发现在收入和碳排放、收入和能源消费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能源消费却是引起碳排放的主要原因。Ugur Soytas和Ramazan Sari（2009）建立一个包含能源消费、CO2、人均GDP、劳动、总的固定资本五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土耳其的能源、碳排放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因果关系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短期内三个变量是显著互为影响的，但长期内能源与增长、碳排放与增长不存在因果关系，而碳排放与能源消费之间却存在单项因果关系，即碳排放是能源消费的格兰杰原因。总的来看，关于能源、环境与增长三者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还不多，而且研究结果会因所用数据以及所用方法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二、理论模型
（一）基本逻辑
本文理论模型的构建基于下述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大自然对于人类扮演着两个角色：一是物资资源的提供者，二是人类排放废物的接纳者。对于能源，本文假定：能源（即不可再生类的化石资源）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约束，并作为生产的投入要素，进入生产函数；能源在使用过程中同时排放出污染物，降低环境质量。对于环境，本文假定：环境作为投入品进入生产函数，而污染作为副产品并不进入生产函数；环境的恶化会直接影响到现代人的福利，环境进入效用函数。
第二，内生增长框架比新古典增长框架更适合用来分析可持续的增长问题。尽管相对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比较成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仍然不成熟，但比起新古典理论而言，内生增长理论更见长于解释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为它主要关注在面临不断出现的报酬递减情况下经济增长如何持续的问题。况且，新古典理论的问题在于它忽视了技术进步，而内生增长理论却是试图补充这个解释。
第三，一个合理的内生增长模型必须包含技术进步，没有技术进步的内生增长模型是不合理的。如乔治（George）等所指出的：“特定类型的人力资本是与特定的技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一个经济拥有1900年的技术并令其保持不变，但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却不断积累。这样的经济真可能经历长期增长吗？”②因此，本文在构建环境与能源双重约束下的内生增长模型时，除了内生化两个约束因素和资本及劳动之外，还将技术进步内生化。
（二）模型设定
依据上述基本逻辑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思路是，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本文以总收入为约束条件，寻求消费家庭效用的最大化，最终得出最优增长路径。此处，假设总收入等于总产出，而技术、能源、环境以及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总产出。因此，本文得出的增长路径为，能源和环境通过总产出作为约束条件的最优增长路径。
根据上述逻辑，首先寻求家庭效用函数。假定人们的福利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物质消费流，还取决于当前的环境质量，所以代表性消费家庭的效用在无限时域上取决于消费C和环境质量E，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整个时域上的效用函数U0表述为：
U0=∫0∞U（Ct，Et）e-ρtdt （1）
其中U（Ct，Et）为即期效用函数，表示代表性消费家庭每个家庭成员在给定时期的效用，ρ为消费者的主观时间偏好率。这里Ct为每一家庭成员的消费，由于将社会中的总人口数L标准化为1，所以（1）同时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具体即期效用函数的形式采用类似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8）和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做法，选用加性可分的效用函数为：
ε，ω>0且ω≠1 （2）
其中ε为边际效用弹性参数，是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反映了表性消费家庭成员不同时期转换消费的愿望；ω为环境意识参数，表示对环境质量的偏好程度。
（三）约束条件
对效用函数形成约束的基本条件，依旧设定为总收入，并假定总收入等于总产出为Yt，即为假定在t时刻，同质产品的产出量为Yt。根据本文建模的基本逻辑假设，t时刻的技术存量At、能源使用量Rt、环境质量Et以及资本使用量Kt和人力资本使用量HYt都将作为生产的投入因素，影响产出Yt。为分析方便，这里采用一般标准的生产函数设定形式。因此，总产出Yt为如下公式：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3）
其中，由于产出的一部分会用于减排支出，所以最终用于消费和投资的产出为总产出的（1-θt）倍。同时，假设投入到R&D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A，则投入到最终产品部门的人力资本为HY=1-HA③。式中，1>α1，α2，α3，α4>0；α1+α2+α3=1；β>0。
该约束条件包含了环境、能源、技术等主要影响因素，其他影响因素通过这三个因素来体现。
1、环境约束
E为环境质量，E越大则表明容纳能力越强，环境质量越好。显然E值为正，且存在一个下限Emin，即E≥Emin。当环境质量E小于该下限时，环境的破坏变得不可逆。假设第t期环境质量Et取决于上一期的环境质量Et-1、环境自身的净化能力η（η>0）以及第t期的污染排放物Pt，所以Et可以表示为：
Et=Et-1+ηEt-Pt （4）
Et≥Emin （5）
环境质量随时间变化的运动方程为：
=dE / dt=ηEt-Pt （6）
对于总污染排放物的影响，本文借鉴布罗克（Brock）和泰勒（Taylor）（2005）的做法，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设定为Ω，令Ω=（P/R）·（R/Y）④，其中P为污染，R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不可再生化石资源，从而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Ω分解为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γ1=P/R）与能源强度γ2（γ2=R/Y）。假设第t期最终的总污染排放物为Pt，第t期实际产生的污染排放物为P1t，第t期由减排支出带来的污染减少量为P2t，则：
Pt=P1t-P2t （7）
其中P1t=（P1t/Rt）·（Rt/Yt）·Yt=γ1tγ2tYt，进一步假设规模报酬不变的减排函数为D，且D与总产出Y及减排支出YD ⑤有关，则可令P2t=（P1t/Rt）·（Rt/Yt）·D（Yt，YDt）=γ1tγ2tD（Yt，YDt），将此两式代入（7）式，即有：
Pt=γ1tγ2tYtd（θt）（8）
其中d（θt）=1-D（1，θt），
这里减排技术的进步通过单位能耗的排放强度γ1t的变化来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通过能源强度γ2t的变化来反映⑥，经济规模通过产出Yt来反映，从而实现了引起总的污染排放物变化的三个因素同时在总污染排放物Pt的函数表达式（8）中出现。（8）式中的另一个参数θt为减排支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环境政策的严厉程度。
2、能源约束
本文讨论的能源约束主要是指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本文借鉴Kolstad and Krautkraemer（1993）、Tahvonen（1997，2001）、Schou（2000，2002）以及Grimaud and Rougé（2005）等人的做法，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的污染问题，并且为了分析方便，只考虑能源使用中产生的污染的流量的效应⑦。
假设能源的有限初始存量为S0，且能源存在一个下限值Smin，当能源存量小于该值时，人类陷入非常严重的能源短缺。再假定t时刻能源的开采率和使用率为R，不计开采成本的情况下，经典的第t期能源存量方程可以表述为：
St=S0-Rτdτ （9）
Smin≤St≤S0 （10）
=-Rt （11）
本文虽然借鉴了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人的思路，在引入能源约束时，同时考虑能源使用带来污染问题，但在具体设定污染Pt与能源使用量Rt二者关系时，与他们的做法不同。根据（8）式的设定可知，Rt=γ2tYt，因此有：
Pt=γ1tRtd（θt） （12）
3、R&D部门
研发部门主要负责研究供最终产品部门使用的新技术，其产出取决于该部门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已有的知识资本存量。本文采用了琼斯（Jones）（1995）、罗默（Romer）（1990）、格罗斯曼（Grossman）和赫尔普曼（Helpman）（1991）、阿吉翁（Aghion）和霍依特（Howitt）（1992）等人所采用的R&D部门生产函数的改进形式，来描述研发部门的生产情况。
借用琼斯（Jones）（1995）的做法，研发部门生产函数的形式可以设定为：
=γAHφAAφ （13）
其中γA>0，0
（四）社会最优均衡分析
通过上述模型设定，可以形成理论模型，推导出能源与环境约束下的最优增长路径。假定社会计划者的目标是寻求代表性家庭在无限时域上的效用最大化。同时，假定总消费为C，由于能源的开采不计成本，所以资本存量的净增加等于总产出减去总消费。根据（1）式—（14）式，对于社会计划者问题，整个规划可以表示为：
s.t. Yt=（1-HAt）α1Ktα2Rtα3Et-α4Atβ（1-θt）
=Yt-Ct；=γAHφAtAtφ；=ηEt-γ1tRtd（θt）；=-Rt；Smin≤St≤S0；Emin≤Et
最优增长路径的现值Hamilton函数为：
H=U（Ct，Et）+λ1（Y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其中λ1、λ2、λ3、λ4分别为K、A、E、S的影子价格⑨，代入U（Ct，Et）和Yt的表达式，可得现值Hamilton函数为：
+λ1（（1-HAt）α1Ktα2Rtα3Et-λ4Atβ（1-θt）-Ct）+λ2γAHφAtAtφ+λ3（ηEt-γ1tRtd（θt））-λ4Rt
对上述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⑩，可得各个变量在最优增长路径的长期增长率为：
（14）
（15）
（16）
三、模型分析与结论
通过对（14）、（15）和（16）式求偏导，可以得出如下表1所示的结果，进而分析出经济中各个经济环境参数的变化对稳态增长率的影响。
结论1：经济中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率ρ的增长效应：ρ越大，则长期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会增加，而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也会增加；当g0Y>0时，ρ越大，长期的经济稳态增长率也越大。
结论解释：消费者这种对当期消费的迫切性，都会促使资源的使用增加，使得最终稳态下资源开采的增长率变大，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也随之增加，人类为这种“消费的迫切性”终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里，可以从“及时享乐”这一角度来理解性质1，对于一个追求及时享乐的人类社会，虽然技术进步的增长率会提高，经济的增长率可能也会提高，但这种及时享乐的实现，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即以资源的使用开采率和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率增加为代价。
结论2：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的增长效应：φ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越小，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越大。
结论解释：对于结论2存在一个问题，即当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时，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是下降的，而并非象正常预期那样提高，这里给出作者一个自己的理解如下：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的外部性参数φ越大，则当期在保持人力资本投入量不变的情况下，技术的进步率会提高，从而使得当期的经济增长加快，这样社会计划者会追加人力资本到研发部门，从而使得研发部门的人员数量增加，这种研发部门人数的快速增加会带来研发部门的无效率（类似重复投入、垄断竞争等）增加，进而降低整个研发部门的创新速度，因此可能使得最终的技术进步率下降。这种长期的技术进步率的下降，最终将导致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下降。研发部门的这种无效率状况，最终可能祸及能源的使用和开采，使得能源的利用率提高不多，进而使得能源的开采率在长期处于提高状态，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长期来看也处于提高状态，整个经济的发展最终将难以持续。
结论3：经济中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的增长效用：提高边际效用的弹性参数ε，将降低长期的产出增长率；当g0Y>0时，提高ε将降低技术知识的长期增长率，同时也会降低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
结论解释：边际效用的弹性ε越大，则意味着消费者从一致的均衡消费路径上获得的效用越大，所以稳态下的经济增长率降低的同时而能够保持消费者的效用不下降。当g0Y>0时，即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时，ε越大，则社会计划者将会安排投入到研发部门的人力资本较少，稳态下的技术进步率将会降低；同时社会将会选择减少能源的使用量，从而降低稳态下能源开采的增长率，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将也会下降。可以借助“知足者常乐”这一观念去理解结论3，对于一个容易知足的人类社会来讲，更容易维持一个低消耗、低增长、技术进步较慢而环境质量较好的“和谐”状态。
结论4：人力资本投入量HA的增长效用：HA越大，则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和技术进步增长率越大，而能源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恶化的增长率会越小。
结论解释：对于研发部门，人力资本投入的正外部性保持不变的前提下，追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量，可以提高长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进而提高长期经济的增长率，同时使得长期资源的开采的增长率和环境质量恶化的增长率得到抑制，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将有望实现。
注释：
①引发世界经济和人类生活灾难的CO2浓度阀值是多少？目前没有确切答案，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David King 建议“我们应该防止大气层的CO2浓度超过500ppm”；澳大利亚科学家Raupach主张550ppm才是浓度极限。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可能引发危险的CO2浓度阀值为560ppm——相当于工业化前CO2浓度280ppm的两倍。按照当前大气层CO2浓度2ppm为一年增长速度，到2100年560ppm这个临界值恰好被突破。更多的论述参见Warwick J. McKibbin等 鱼和熊掌兼得——中国的发展和规避CO2公地悲剧，经济增长、环境与气候变迁——中国的政策选择[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版：165-195
②Donald A. R. George等，经济增长研究综述[M]，马春文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2009版，第3页
③对人力资本的这种处理方法，参考了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 p113
④这一分解模式同时暗含着的意思是：污染的产生主要是由于生产过程中对不可再生化石类资源的使用造成的，即在引入能源约束的同时考虑能源使用所带来的污染问题。
⑤虽然污染的减排和污染的恢复是明显不同的，前者是为了减少污染的流量，而后者是降低污染的存量。但本文这里的减排支出仍倾向于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即为提高或改善环境质量而进行的各种投入，而不仅仅局限于为减少污染排放而进行的支出。
⑥虽然用各产业产出占总产出中的比重来表述经济结构更为准确，但这里用能源强度 来反映经济结构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做法，当能源强度 越大时，说明能耗大的产业（工业）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大，能耗较低的产业（三产和一产）在经济中占的份额较小
⑦严格意义上讲，能源的使用所带来的污染应该考虑污染的存量而非流量，Schou（2000）和Grimaud and Rouge（2005）等为了分析的方便性，只考虑了污染的流量效应，本文沿用了这一处理方式
⑧这里 为控制变量，通过改变控制变量，我们可以改变状态变量
⑨这里的影子价格是指状态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所带来的最大效用增加多少个单位
⑩具体求解过程由于篇幅所限，这里省略。
在很多的内生增长模型中，为了分析的简洁性，研究者都会把这一参数直接假设为1，而不考虑该参数的变化对稳态下增长率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这样的假设是难以与现实相符的，所以对技术进步的假设采用Jones（1995）的做法，尽管这样给对后面的分析带来了相当的难度
该表述引自Grimaud，A.，Rougé，L. Polluting non-renewable resources，innovation and growth： welfar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05，27：p116
参考文献：
[1]Aghion，Philippe，and Howitt，Peter.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MIT Press，Cambridge，MA，1998
[2]Aghion， P， and Howitt，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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