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7 10:51:3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农业科技市场前景，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AbstractAtpresent，China''''srelativelylowincomeleveloffarmersandslowgrowthhavebecomeagriculturalandruraleconomicdevelopmentproblemsfacingthe.Tostrengthenthefundamentalroleofagriculture，themaintenanceofstabilityandsupportforthesustainedandhealthydevelopmentofnationaleconomy，theurgentneedtothoroughlyinvestigatetheincomeofthefarmersandthereasonsfortheslowgrowthfasterwaytoincreasetheincomeoffarmers.Basedontheanalysisofthestatusandincomeofthefarmersaffectedincomegrowthforfarmersonthebasisofconstraints，somefarmersincreasetheirincomeforresolvingthecurrent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
KeywordsIncomeofthefarmers；Thestatusquo；Constraints；Countermeasures
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大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村的改革、发展和稳定，而且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农民长期增收困难，会严重挫伤生产积极性，进而会影响农产品的供给，使农民压缩消费支出，造成农村市场继续疲软，使国民经济失去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农民不富裕，农村难稳定，农业现代化也无从谈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逐步显现出来。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保持农村稳定和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深入探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和较快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
一、农民收入的现状分析
(一)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
农村改革近30年来，我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提高到2000年的2253元，年均增长7.43%(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总体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分阶段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地呈现出阶段性递减的趋势。1978-198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7.7%，1985-1988年为4.9%，1989-1991年三年国民经济治理整顿期间为1.9%，1992-2000年为4.6%。尤其是1997-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降，分别比上年下降4.4、0.3、0.5、1.7个百分点，增长率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7%。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续四年下降，还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2001年农民的实际增长率为4%(扣除物价上涨因素)，有所反弹，至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经过2004、2005、2006连续三年增长6%以上，达到3587元，比上年增长7.4%，是1985年以来首次实现连续三年增幅超过6%。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使农村居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持续下降。1997年至2005年，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长4.6%，比GDP低4.3个百分点，比城镇居民收入低3.5个百分点[1-5]。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扩大
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之比，1978年为2.57:1，到1983年一度缩小到1.70:1，此后一直呈扩大趋势。到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86:1。1994、1996两年，政府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刺激了农民收入增长，到199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度缩小为2.47:1。此后，又呈扩大趋势，到2000年，扩大到2.79:1。2001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仍超过农村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到2.90:1。2002-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进一步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到2006年为3.28:1。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超过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而且超过1994年的2.86:1，为历史之最[6]。
(三)不同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拉大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1997-1999年，东部9个发达省市(不包括河北省、海南省)农民收入年递增3.86%，中西部19个省市农民收入年递增3.16%，区域差距再度扩大。1999年，中西部19个省市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比全国平均数低16.2%，比东部9个发达省市低41.1%。2000年，收入最高的浙江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253.67元，最低的贵州省(自治区除外)为1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农民现金收入的地区差距更大。200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为2381.56元。其中，中部9个省平均2170.6元，比全国平均水平数低8.9%，较东部地区低40.5%；西部10省区市平均为1605.8元，比全国平均数低32.6%，比东部地区低56%。最高的浙江省为4863.37元，是最低的贵州省1136.38元的4.3倍。2005年东部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最高，为5123元，其次为中部地区，为2815元，西部地区最低，为2508元。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差距由2004年的1999元扩大到2005年的2308元，差距拉大了309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的收入差距由2004年的2281元扩大到2615元，差距拉大了334元[7]。
(四)不同经营类型农户、不同收入农户收入不平衡
一方面以非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在增长，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国家统计局农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2000年，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户和非农业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33元、1980元、2805元和5135元，这四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19.2%、48.1%、29.4%和3.3%。其中，纯农户和农业兼业户的收入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2%和12.1%，比收入最高的非农业户分别低62.4%和61.4%。1998-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162元增加到2253.4元，年均增长1.39%。同期，纯农户和兼业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34元和2031元降到1933元和1980元，年均分别下降1.68%和0.84%。以农业经营为主的农户收入减少，主要是因为1998、1999、2000年，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续三年净减少。1998-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分别为1191元、1139.4元和1091元，分别比上年下降2.4%、4.3%和4.3%。同期农民人均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分别为292元、882.1元和784元，分别下降1.5%、5.1%和11.1%。另一方面，少数高收入农户的收入在增长，多数低收入的农户的收入增长不多甚至减收。1996-200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户数占农户总数的比例，由2.53%扩大到2.64%，人均纯收入在25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比例，则从24.67%上升到35.45%。将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按纯收入进行五等份分组(每组各占总户数的20%)，2000年最低收入组农户和较低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802元和1442元，分别比上年下降了6%和0.6%。中等收入组农户、较高收入组农户人均纯收入分别是2005元、2768元和5198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6%、3.3%和6%。收入越低，增长越难。此外，农村居民家庭的基尼系数由1996年的0.32扩大到2000年的0.35；据对全国31个省(区、市)6.8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751，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高于上年提高0.12个百分点的幅度，表明农户间收入差距拉大。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日益突出。2005年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收入分配差距形成的影响率为50.7%，工资性收入的影响率为40.9%。与1990年相比，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率下降了13.9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提高了12.6个百分点。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家庭经营收入差异的影响；以非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群体主要受工资性收入差异的影响[8-11]。
二、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持续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农业和农村经济内部的原因，又有来自农村之外的影响。
(一)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非农产业曾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源泉，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人数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占当年农村劳动力总数的相对值，都有了很大提高。但在1996-2002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有所下降，最大降幅达804万人，而且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1996年的29.83%下降到了2002年的25.44%，下降了4.39个百分点。但目前乡镇企业的就业规模才仅相当于1995年的水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的效应在逐渐减弱[12，13]。同时，农民进城打工的门槛抬高。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跨区域流动，大量进入城市择业，进城打工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城镇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失业显现并日趋严重。为了减轻自身的就业压力，许多城市或明或暗地出台了一些对农民工使用的限制政策。城市的就业保护使得城镇吸收农民工的大门开始变窄，减少了农民在城镇就业的机会。外出务工农民的工资水平也呈下降趋势。据对四川和湖南两个劳务输出大省的调查，2000年农民外出务工的日平均工资下降了5%左右。目前进城务工的多数农民工的月工资在1000元以下，据统计，全国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在2006年达到946元，同比增长9.9%，上海的农民工可以达到1000多元月收入，福建就只有七八百元，中部打工者的收入可能更低，与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工资差距达2-3倍。
(二)农产品供求关系改变对农民增收形成了制约
农村改革初期，农产品供给绝对短缺，农民增产的农产品都能卖出去，且市场价格也没有因产量的增加而降低，因而增产就能增收，农业增产的农民增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在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产品的供求格局从过去的长期短转变为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甚至出现了地区性、结构性相对过剩。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变，使农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需求的制约，增产与增收不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生产多少产品不单取决于农民有多大的生产能力，还要取决于市场的需求水平，超越市场需求的增产，将带来增产不增收或增产多、增收少甚至增产减收的结果。测算表明，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呈明显下降态势，1978-1984年间，农民收入增长对农产品产量增长的平均弹性系数为2.05，1985—1990年间降为0.82，1991-1998年间再降为0.65，90年代比80年代初期下降了2/3之多。这就是说，在目前的市场供求状态下，农产品产量每增长1%，所能带动的农民收入增速要远小于1%，增产对增收的效应只相当于80年代初期的1/3[14]。
(三)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影响农民增收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速减缓，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有密切关系。发展经验表明，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加工型农产品的需求量会明显增加。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自身的收入弹性，开拓农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而且可以延长农业的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农产品的增收能力。以普通的土豆为例，土豆加工成淀粉，可增值30%；加工成粉条，可增值80%，加工成麦当劳餐店的薯条，可增值15倍；加工成环糊精，可增值20倍，高的可达30倍。据统计，目前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转化率都在90%以上，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大都是农业产值的3倍以上，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一般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6-8倍，而我国上述三个指标分别是30%、80%和5%左右，差距非常大。显然，在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形势下，不提高农产品的加工率和加工水平，要提高农业的效益和农民的收入是很困难的。
(四)农村城市化滞后对农民增收十分不利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0.4%，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5%，发达国家为75%。相比之下，我国城镇化水平大为落后。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目前非农产业增加值比重已超过81%，城市人口比重至少应达到54%，而实际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滞后近24个百分点；同样，在非农产业就业比重达到50%的水平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应当为45%以上，而实际水平与同等工业化国家相差15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进程。这种格局带来的后果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包括土地和资金在内的各种农村资源和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和工业，而大量的农村人口特别是劳动力却依然滞留在农村、滞留在农业中，导致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不断缩小，土地分割不断细碎。统计表明，1990年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每年以543万人的速度增长，净增加近6000万人；农户户数平均每年以191万户的速度增长，净增加1500多万户；农户平均的耕地面积则由1990年的7.98亩减少到2000年的7.35亩，平均每户拥有的耕地块数多达5.86块，其中耕地面积不足1亩的有4.16块，占耕地块数的71%，土地细碎问题十分突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农村劳动力总量大幅度增加，但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农业生产中出现了不断减少劳动用工量的趋势，这使得农业生产中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资料，1990年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生产亩均用工为19.84个，2000年减少到16.43个，亩均减少3.41个。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非常困难，2000年我国农业劳动力与非农业劳动力的人均GDP之比为18：82，这表明，按人头平均，农业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仅为非农业劳动力的1/5左右。这并不是因为农民懒惰、能力低下，而是因为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太多了，他们占用的资源太少了，大部分可用于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劳动时间由于人均占用的资源太少而白白浪费了，这正是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换言之，正是由于城镇化的滞后，才导致了农业和农村的落后、农民收入增长的艰难。
(五)宏观经济政策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不可否认，近年来，为了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扩张经济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为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加大对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增加农民的劳务收入创造了条件；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农林牧渔业的基本建设投资，投资比重由1996年的1.27%提高到1999年的2.4%，为增强农业的发展后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无庸讳言，从总体上看，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向城市倾斜，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仍不利于农民增收。比如，近两年国家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整居民收入时，对城镇居民采取的增收措施较多而对农民采取的较少。1999年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增发工资、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支出水平等宏观调控措施，使得城镇居民的收入明显增加，而农民的收入还基本处在自然增长状态。在增加的国债的使用安排上，涉城的比重较大。又比如，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承担的经济负担差异很大，城镇居民畸轻，农村居民畸重，农村居民人均承担纳税额和社会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居民。再比如，我国农产品的生产者补贴等值(PSE)仍为负值，仍有大量的农业收入继续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三、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
(一)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
各地在制定和实施改革方案过程中，必须全面贯彻中央有关农村税费改革的各项政策，坚持“减轻、规范、稳定”的原则，确保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合理确定农业税计费要素，规范税收征收管理行为，严格村内“一事一议”程序。同时，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正常需要。
(二)深化农业产业化经营，为农民提前、产中和产后服务
一是发展和壮大龙头企业，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领头羊”。二是发育中介组织作为龙头企业与基地农户的联结点。三是以创新利益机制作为农业产业化持续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三)调整农产品供给结构，提高农产品品质，使农业发展目标从注重产量转向稳量提质上来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是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措施。①要抓住当前农产品供给充裕的时机，加快调整粮食品种结构。现在我国小麦总量接近供求平衡，但专用优质面包粉、糕点粉、水饺粉、方便面粉等都靠进口。而国际市场进口优质小麦的价格大大高于国产小麦的价格。如果经过几年的努力，使我国优质小麦也能满足市场需求，农民可增收百亿元；②要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在农业产业链条中处于“前拉后带”的重要环节，搞好了可以促进种植业、带动加工业，实现农产品转化增值。粮食连年丰收，表明生产能力已经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发展畜牧业的时机已经成熟。使畜牧业真正成为一个大产业，这既可以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还可以有效地转化粮食，缓解农民卖粮难；③应因地制宜调整区域布局，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农业。各地应根据自然地理条件特点，充分发挥本地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产品区域生产布局，形成区域特色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集约化经营，发展名、优、特、新产品，并树立品牌意识，靠品牌开拓市场。这将成为各地农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的重要举措[15]。
(四)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投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应该坚持一贯的方针，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集体资金、社会融资和利用外资相结合。逐步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把粮棉主产区作为重点投入的区域。政府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方面的投资还应进一步增加，借此加快林业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增加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在农村电网改造、粮库建设、道路建设、自来水、通讯设施等建设方面，要加大投入力度。基础设施建设中应尽量使用农民工，这样，既可以增加农民现金收入，又为农民增收打牢了基础[16-18]。
(五)调整乡镇企业结构，促进乡镇企业持续稳定发展
目前乡镇企业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很多，但结构不合理，整体素质低，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因此，调整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提高其整体素质是乡镇企业走出困境，提高质量效益之关键。①要调整其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植根于农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特别是食品加工业。要充分发挥当地农业资源优势，重点发展农林牧副产品的加工、储藏保鲜与运销，努力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在乡镇企业中的比重；②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包括旅游业、商业、运输业、饮食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等，这是农民增加非农收入的有效途径；③调整技术结构，加强技术改造，推进技术创新，加强人才培养与引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产品质量，条件成熟的乡镇企业应向高科技产业方向发展。这是提高乡镇企业整体素质之关键；④调整体制结构，强化管理创新，深化“二次创业”，转换机制，规范管理；⑤要把发展乡镇企业和发展小城镇结合起来，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充分发挥乡镇企业的聚积效应，改变目前布局分散、低水平重复、结构趋同的不合理状况[13，14]。
(六)加速农村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就业结构调整，拓宽城镇就业空间
农民收入不高与农民数量多有很大关系。有关数据表明：我国70%左右的人口和50%的劳动力来自农村，而通过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业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考察，我国农业实际所需劳动力只为现有劳动力的35%，许多农民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因此，必须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减少农民数量。小城镇的发展可以带动人口、信息、资金等的聚积、流动和重组，产生对服务于生产、生活的运输、商贸、金融、服务、信息咨询等的旺盛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发展提供动力。同时，发展小城镇还可以促进农村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重组，提高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进而提高收入水平。在推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打破小城镇中传统的管理体制，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对在当地有稳定收入、稳定职业和稳定居住场所的“流动人口”应予办理常住户口证，取消歧视性的限制政策；对新到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应收取城镇增容费，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原来的城镇居民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除增加政府的财政投入外，还应改革投融资体制，吸引各种投资主体参与小城镇开发[19]。
(七)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绿箱”、“黄箱”政策，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
充分用足WTO的“绿箱”政策。所谓“绿箱”政策是指允许成员国对本国农业给予的不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诸如农业科研、病虫害防治、环境保护、收入保险、自然灾害求助、农业服务等方面的补贴[20]。由于财力限制，在该项政策12种支持内容中，我国仅用了6种，补贴额总计为182亿元/年。因此，今后应当增加财政力度，用足补贴空间。根据“绿箱”政策，我国每年对农业的综合支持水平可达农业总产值的10%，按照2000年农业GDP为14212亿元计算，大概为1400亿元。这笔资金使用每年将为农民增加约700亿元的收入。所以，利用“绿箱”政策，充分发挥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资源优势，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从而消化掉过剩生产能力，使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态势，这样农村劳动力才有机会不断转移到非农产业部门就业，进而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调整和用好“黄箱”政策。“黄箱”政策是指影响贸易价格的政府补贴，如对粮食等农产品提供的价格、出口或其他形式补贴。这类保护性补贴通常会对产出结构和农市场价格产生扭曲性作用。按照WTO规定，我国“黄箱”补贴范围限于农业总产值的8.5%之内，而我国现有的“黄箱”政策支持为每年2200多亿元人民币，离8.5%的限度约有1004亿元(即121亿美元)的支持空间[21]。由此可以考虑的策略是：由过去对中间环节的补贴，转向对农产品保护价以及与之关联的仓储建设和保管费用的补贴，转向对国家需要扶持与发展的农业生产经营项目的补贴，并且调整农业发展银行政策性贷款投向，发放农业产业化经营专项贷款，支持龙头企业和农民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充分释放其增收潜力。增加“以工代赈”资金规模，提高开发式扶贫的技术水平，总结推广小额信贷扶贫的经验和做法，增强扶贫资金在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水产业中的作用，为农民增收创造资金条件。
(八)加快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培育农村科技市场，促进农业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实现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我国发展农业的经验证明，农业科技的推广应用对农业增产起到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农业科技总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10-15年，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42%，而发达国家达到了70%－80%。目前，我国农产品良种化程度、育种水平、水、肥的利用率、农产品的加工储存能力等，均处于较低水平。由于农业科技市场不完善，造成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的脱节。因此，应彻底加强农村科技服务市场体系建设，实施“科教兴农”的发展战略，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的力度。各地区应围绕地方主导产品和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农副产品，引进、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品种，先进种养方式及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促进传统技术和高新技术结合，提高农产品科技含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可持续发展。当前，我国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农村还有约8000万的文盲，这对于我国农业直面国际化挑战是很不利的。当务之急是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技术培训，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教育和技术培训体系，组织实施“绿色证书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培训工程”，使更多的先进适用技术进入农村基层和农户，使农民尽快掌握现代多项先进实用技术，提高科学文化素质[22]。
(九)改善农产品的流通渠道，减少流通费用，提高农产品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
首先，应加强市场本身的建设，扩大农村集贸市场的规模，提高市场的硬件设施并且加强市场的规范管理。通过建立各种专业市场、批发市场，把千家万户的产品销售出去，把农民需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运进来，做到建一个专业市场，培育一个支柱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一个成功范例。其次，改变农民思想观念，破除“重农轻商”意识，引导一批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农民走上经商的致富之路，促进农产品“经纪人”队伍的壮大，使之最终从农民中分化出来，形成一个特殊群体。再次，大力培植和发展农产品流通企业。对已初具规模的贩运户，应引导他们实行企业化经营，使其成为能够独立承担民事和经济责任的具有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并从税收政策和资金上予以支持，对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社会力量打造流通企业的“航母”。最后，应加快农业信息服务体系的建设，围绕农产品市场行情、需求趋势，切实做好分析、预测，为农业提供及时、系统、权威的信息服务，消除制约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信息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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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而立之年的袁华冰，其创业历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1981年，袁华冰出生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001年，刚从驻马店农业学校毕业的袁华冰，便独自一人背起行囊，离开家乡，踏上去郑州的火车，开始了新的征程。初到郑州，他在科技市场租了一个柜台，和许多年轻人不一样，自己当起了老板，独掌了门户，干起了电脑散件批发的生意。他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独自背着包出去跑客户。那时，电脑散件都来自南方，价格波动很大，市场行情不稳定，他研究分析价格波动的规律，拿出全部家底，在价格最低时以经济杠杆的方式，预交定金，对下游客户预收货款进行分销。凭借着诚信与精明，他很快赢得了上游供应商的认同，逐渐给他赊销压货的大力支持，6年时间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客户。历经时光的锤炼与磨砺，他开始在行业内崭露头角。
此时，单纯搞电脑硬件分销已经无法满足他的需要。2006年，袁华冰在郑州注册成立河南鑫华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除了原有的计算机硬件业务外，新增加了计算机软件开发、推广和应用。公司人数由开始的几个人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大专以上人员达80%以上，这些年轻人充满激情，敢闯敢干，给企业带来了活力。当时，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信息化建设，而高校、科研单位承接开发的软件系统学术性较强，功能虽然高大上，但实用性不足，应用推广困难。袁华冰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他聚焦于单一领域单一系统的研发，开发的信息化办公系统，既能满足信息化办公的需要，又操作简单、方便，“先使用、再付费”的推广方式，也深受用户的欢迎，短期内赢得了大量客户。
二次创业，情定自助橙汁机
随着企业的发展，袁华冰意识到，单纯的软件研发推广和硬件销售无法形成企业品牌，不是一个可以长期持续的事业，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由软件开发服务向生产制造实体经济延伸。
而随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和健康观念的提升，无添加、纯天然食品备受关注，其中鲜榨果汁消费也连年增长，特别是在大中型城市，各种鲜榨果汁吧遍地开花。然而，其高昂的房租、人员、管理成本往往让众多投资者力不从心，经济效益也大打折扣。所以，市场对面积小、成本低的鲜榨果汁投资项目的需求愈加强烈。
商业敏锐度极高的袁华冰意识到，若是能研制一种现榨过程可视，增加消费者信任，又可远程监控的智能果汁机，随时掌握水果和辅材的消耗数量，设备的运营状况，消费数据，账单情况，达到这种便捷、安全、时尚的效果，一定会受到运营商的欢迎。于是，他开始关注研究鲜榨果汁和自助橙汁机行业的相关技术和资讯，决定进入智能设备的研发生产领域。
创业之路，自我挑战之路
袁华冰自主研发的自助橙汁机，先从顶层设计入手，即便是当下做不好或用不上的功能，他也要预留功能模块与端口，可添可减。设备集自动榨汁、恒温保鲜、臭氧杀菌、多元支付于一体，将物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技术与现榨技术相结合，可自动完成榨汁、封杯、封盖、吸管、收费等一体化流程，智能均衡每杯橙汁重量，可实现终端远程管理系统实时监控，管理更便捷。设备内置20多个信息采集点，每30秒自测，每两分钟进行一次数据的采集、分析和传输，即使在通信中断的情况下仍可利用“黑匣子”对设备进行安全监测和记录。
谈起恒纯公司两年来的发展，其中的酸甜苦辣，袁华冰终生难忘。
研发之初，袁华冰第一次向家人和朋友提起要研发自助橙汁机的想法时，就遭到了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设备涉及的领域太多太复杂，完全是一个新东西，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设备研发、工业化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方面，可能遇到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而他则认为，这个项目最大的优势恰恰是“新”，“新”才可以制定游戏规则，“新”才可以创造新的市场，“新”才可以带来新的机遇。
执着、坚持、果敢、冒险，是袁华冰的人生信条。
2013年，他购买了厂房，添置了仪器设备，组建了研发队伍，随着研发越深入，发现难点越来越多。它需要将互联网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现榨技术进行有机整合，设备涉及软件控制系统、机械控制系统、电气安全系统、自动化、人机交互系统、制冷控制系统、食品卫生安全系统、支付系统等诸多方面，仅仅一个制冷控制技术，似乎就难以解决。而生产配件又涉及800多个元器件，其中400多个为非标准件，寻找供应商都是一大难题。为了实现由元件到组件，由组件到整机的品控管理，就必须对每个元器件进行数字化编码，实现上游供应链、企业研发、生产制造、品控检测、仓储管理一码通，操作起来非常困难。
当时的他也曾有过迟疑，怀疑当初选择进入这个领域是不是不理性，此时，如果自己再回到老本行，重拾自己最熟悉的软件，老客户还在，不会有多少损失。如果继续往前走，何时能成功，未来会是什么状况，心里根本没有底。但轻言放弃，从来就不是袁华冰的性格。于是他又重新对市场进行系统细致的调研及国内外竞品分析，组织高校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技术性论证、评估。他发现中国橙子种植有几千年历史，消费人群存在，传统即有市场存在，而人们对现榨橙汁这种时尚、健康的消费方式还需要一个认知接受的过程，但这是未来的趋势。他再一次坚定信心，决定迎难而上，他决定对原有的设备进行升级，出汁率更高，使用更便捷。他深信这种新型设备，未来必将有大的市场前景。
2014年3月，袁华冰注册成立河南恒纯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开始孵化生产。设备生产出来后，需要投放市场，经过市场验证。是在一个区域内集中投放，还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城市内设点投放，这是他必须面临的一个选择。前者风险小，投入的代价也小；后者不仅投入的代价大，风险也大，但可以得到市场经营的数据、设备运行的数据以及设备可以衍生附加的其他功能，为下一步设备的升级换代、运营维护以及产业链的打造、引领提供数据支撑。他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说，只要在可控范围内，就要增加投放点，扩大受众人群。
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短短两年的时间，自助橙汁机销售到国内100多个城市。他带领的研发团队共获得国家专利17个，计算机软件著作权6个，河南省科技成果1个，作品著作权5个。他牵头成立企业技术中心，该中心2015年被认定为郑州市鲜榨果汁智能化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外，他还担任自主研发的“基于互联网的智能化果汁现榨自助售卖系统”项目第一责任人，该项目被河南省科学技术厅鉴定为科技成果。专家委员会鉴定结论为：项目产品设计新颖，技术先进，实用性强。在基于互联网智能化现榨果汁一体化自助售卖系统方面具有创新性，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在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牵头组织的“2015年河南省互联网+工业创新示范企业”评选活动中，恒纯公司脱颖而出，在入选的30家大型知名企业中排名第五。恒纯公司，一个初创企业的成功入选，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创新市场，主动出击
产品必须商品化才有经济价值。产品研发出来，应该如何进行推广？主流消费人群又是谁？自助橙汁机作为新兴的事物，如何让消费者接受？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袁华冰的心头。
结合市场环境，2014年12月，经过3个月的摸索与尝试，他决定在国内实现“点线结合”的产品营销策略，开始“跑马圈地”：以省会城市作为中心点，以地市级为单位；以系统为主线，主打商圈系统、交通系统、医疗系统、高校系统、旅游景点、公共游乐场所六大系统。
袁华冰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进修，学习国际贸易方面的知识，已经在筹备打入国际市场。2015年上半年，就先后有美国、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的客商专程来公司商谈合作事宜。于是他决定走出去看看，寻找机会。恰逢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他带领恒纯公司参展。自助橙汁机一亮相展会就引起了轰动，中央电视台、亚洲卫视、东盟新闻周刊等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多国政府官员和客商也对这一时尚、新颖的设备赞不绝口，这时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想沿着“一带一路”把设备推广出去。展会期间，马来西亚公司给恒纯公司下了销售订单。很快，自助橙汁机修改货币、电压等基本问题后，设备就发货到马来西亚，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因当地气温高，天气热，容易出汗，带着汗水的手指直接触摸到操作屏时，反应不灵敏，设备无法稳定运行，国外运营商提出更换设备。为此，恒纯公司专门成立国际部，在国外法规、认证、人文习惯、地域环境、设备要求等方面开展专题研发攻关。
2016年，袁华冰再次出击，参加第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此时，马来西亚的运营商也来参会，看到针对国际市场研发的新型机，他们反复测试、应用，赞不绝口，重新下了订单。而这一次的订单是规模性订单。马来西亚副总领事也带来了展会，袁华冰与他进行了深度交谈，商讨如何利用政府的力量，双方推动设备在马来西亚市场应用。本届展会，恒纯自助橙汁机也引起了老挝、新加坡、泰国、印度、文莱等多个国家参会人员的极大关注。
机会是创造出来的，也只属于有准备的人！
四川长虹集团与恒纯公司一年前就开始了秘密商谈，寻求合作。袁华冰看重的是，长虹集团具有标准化大工业生产的基因，在生产制造、工艺流程管控、供应链管理方面经验丰富，有先进的实验研发设备，拥有多个国家级检测实验中心，沉淀有1万多名专业技术工程师，即使一般的国有企业也无法比拟。而长虹集团正处于产业升级转型时期，希望在智能制造方面进行转型尝试，他们看好恒纯公司的自助橙汁机项目，有较大的市场容量，有发展的巨大潜力，设备可以延伸到橙子全产业链。在沟通交流，商谈具体条款中，存在着“小民营”联姻“大国有”，机制、条件、资源配置方面极不对等，恒纯公司需要往上蹦一蹦，长虹需要弯下腰，双方均作出最大的让步，面向未来，，决定进入深度合作。目前，双方已经签订并正在实施OEM代工协议，并向着已确定的全面合作和资本合作的“三步走”战略迈进。
战略定位，做“橙汁的制造商”
企业战略从“橙汁机制造商”到“橙汁的制造商”的重新定位，让袁华冰感觉到未来发展的道路任重道远，责任也倍感加大。
恒纯公司如果定位是自助橙汁机制造商，现在已经实现了与长虹的战略合作，依靠长虹工业化生产优势，只需要专心开拓市场，把设备卖出去，卖个好价钱。运营商是否能够运营好、投放到好的点位、能不能赢利，有没有橙子，与恒纯公司关联不大。对于恒纯公司来说，也会赚到钱，但不一定走得长远。
如果定位为橙汁的制造商，那么公司就变成了橙子的提供者，就需要整合橙子产业链，将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最终，袁华冰选择了做橙汁的制造商，以设备为支点，互联网技术为抓手，整合橙子全产业链。
橙子产业链的整合，包括种植生产、产地加工、仓储、交易、流通、配送。另外还包括追溯以及第三方检测，是一个持续发展、资源整合、长期投入、后期受益的产业。
产业链上游，橙子种植地域分散、品种不同、同一品种规格不同；从业者是农民，年龄与知识结构差异较大，小农意识强烈，建立双方互信存在一定的难度；现代化程度也极低，上游产业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是一项需要长期努力的工作。
产业链中游，加工、分拣、仓储、交易、运输、配送需要特殊的管理，也需要特殊的政策，这项工作国家已经推动多年，虽然有所改善，但缺乏监管。
产业链下游，以自助橙汁机代表的现榨橙汁，传播的是一种健康的消费理念，面对的是一类新的消费人群，他们的年龄、收入水平、知识结构、消费能力、健康意识均存在很大差异，其推广、被认知的过程更是一个挑战，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
如何保证橙子产业链食品安全，需要从设备、种植过程、流通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设备安全方面，袁华冰在行业内正在开展设备的电气安全认证和食品接触产品材料安全认证工作，通过制定标准来严格保证终端榨汁过程的卫生安全。
种植过程与流通方面，必须从橙子种植、采摘、加工、仓储、物流配送、现榨等各个环节建立安全品控体系，以保证橙汁的食品安全。为实现这一目标，袁华冰已开发橙子质量溯源系统，开发信息、追溯、交易三位一体的橙子公共服务平台，让中国的橙子拥有“身份证”。
为此，他开展了长达5个多月的市场调查研究。他走访了重庆忠县、湖北秭归、四川、江西、福建、广西等橙子主产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基地加工企业进行沟通交流，了解橙子的种植、加工、贮藏和物流的情况。
忠县位于重庆市中部、三峡库区腹心，是长江水源保护地，依山傍水，具有“半城山水满城橘”的鲜明城市特色，被命名为“中国柑橘城”，也是全国首个以柑橘为主导产业的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国家农业科技园。目前，恒纯公司已经与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市忠县果业局签订《行、校、企产学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共同就橙汁质量追溯系统开发及推广应用、橙子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及推广应用、现榨橙汁供应链管理体系标准制定等多项内容进行合作研究。
以设备为载体，整合橙子全产业链，借助“互联网+”，开展“互联网+种植”“互联网+仓储”“互联网+交易”“互联网+流通”“互联网+制造”“互联网+服务”，重点研究中国橙子智能化仓储、配送、现榨一体化，建立橙子全产业链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搭建智能化仓储配送体系，利用智能化设备终端实现橙子在全国的南北大流通，构建橙子的质量安全生产流通体系，为国人提供现榨健康橙汁，倡导健康消费，这是袁华冰和恒纯公司全体员工为之奋斗的目标。
责任使命，为橙子产业健康发展而奋斗
谈及未来，袁华冰说，他想通过政府主管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共同发起橙子产业基金，专项用于橙子产业链的定向投入、引领和扶持，保护中国橙子产业健康发展。
种植生产。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科学种植、科学管理，切实维护和保障果农的经济利益，稳定上游品质，长期保持果农的橙子销售价格合理。
加工仓储。投资扶持相关企业，在机械化采收、分级、分档、预包装、产地仓储建设方面开展工作，从源头上保证橙子品质，提升产业化水平。
流通配送。投资扶持国家交通枢纽，建立橙子物流园区，开展橙子流通环节，仓储、物流、配送全过程，实现橙子南北流通，平抑南北物价，平抑反季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