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13 14:55: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产业经济学分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传统贸易理论分析框架在解释实际问题上出现偏差，例如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美国的对外贸易状况直接相反。因为美国这个资本密集型国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这个劳动密集型国家也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下文以此为例，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
一、公司的成本收益分析
公司的成本包括公司的管理成本、研发成本以及宣传成本，本土公司包含国内工厂的固定成本。若将产品出口，同时还要承担关税和运费。海外直接投资办节省了关税和运费，增加了海外工厂运营的固定成本。与国内相比较，运营海外工厂要产生更多的成本，例如在国外的信息成本还有国外设厂的其他政策性费用。一个公司是选择出口还是国外直接投资，主要取决于能否产生更大的利润。商品资本的流动还是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成本较高是选择进出口或直接投资的根本。因此一般来说，单位售价较低的大宗笨重性产品，如原油、铁矿石等，不管是选择铁路还是海运，运输成本都较高比较不适合出口。单位产品售价中内含的关税高，也不适宜出口而适宜进行国外直接投资，例如化妆品、酒水等产品。如果运营一个海外工厂的固定成本比较小，外国直接投资可能就是较好选择。例如中国采取的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使外国投资者减少了海外工厂的运营成本，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偏低，使外企遍地开花。
全球化的今天，当公司的管理费用、研发费用、产品异化费用等日常费用相对于价格来说较高时，这些无形资产的支出鼓励企业进入横向市场，拓展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全球化运营，例如手机、汽车、电脑等产品实现全球化运营就是追逐利润的结果。
二、市场结构分析及影响
市场结构包括企业的规模及分布、壁垒和进入条件、产品差异以及企业成本结构和政府管制的程度。市场结构一般用市场集中度、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产品差异化程度来衡量。
如果我们把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这是因为，产品差别化倾向于对一种产品的多角度开发，规模经济却鼓励在单个国家生产单一产品，不同国家的公司专业化生产之后进出口贸易，即在全世界整合资源。因此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别化的结合鼓励国际贸易，但是并不鼓励外国直接投资。
产业经济学指出，一个在国内市场上受到政策保护的公司，国际市场上将要面对更大的竞争。企业更倾向于在国外市场确定比国内市场更低廉的价格。这样就导致了倾销的出现，在WTO准则的规范下这种情况是不允许存在的，因此在国外直接投资就成为首选。如果这种外国工厂所供给的产品可以低成本差异化，这种差别化使对不同的市场索取不同的价格的方式变得有可能，但是反倾销法要求统一价格，那么进行外国直接投资就是首选。相反，如果一种产品国内价格较高，就会刺激国外企业进入相关领域，是采取进口还是直接投资取决于上文提到的公司成本收益分析。
三、对外贸易对国内市场绩效的影响
研究表明，劳动力受教育时间越长，劳动力中科学技术人员所占的比例越大，即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力越强，出口商品占国内产量的比率就越大。根据国际贸易理论，由于美国拥有大量的熟练技术工人，它更有可能出口那些要求具有熟练劳动力的产品。因为相对于别的国家来说，它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的商品，占有比较优势。当别国超越了这种优势之后，美国又以提高生产率的方式取得更大的比较优势，出现了一直被复制难以被超越的现象。可见，人力资本质量的重要性，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受破坏程度最低的国家是拥有大批熟练技术工人和一线科研人员的德国，原因在于劳动力的人力资本能力强的德国倾向于出口，资本稳定性较强。
四、中国国际贸易的现状及对策分析
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形成的新型市场，国外资本在中国投资大多以新建居多，由此，打破了中国市场的固有模式，让市场竞争更加活跃。2O世纪9O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整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逐步完善、相关经济部门逐级配齐，并购逐级成为跨国公司资本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表现在制造业、服务业，尤其是集中在电子、服装、日用品等行业，而农业投入比例很小，因此国家也制定相关补贴政策支持农业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带来竞争的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科技信息，也促进了中国在产能、科技附加值、市场竞争力方面的提升。但在中国产业市场中盲目竞争依然造成了资源利用率不高的现象，无法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趋势，制约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我国多数产业的市场集中度是比较低的，市场份额较大的大型企业往往是通过政府手段而不是通过市场手段取得的。
在现实情况来看，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虽然在广泛进行，但是发达国家的母公司和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之间还存在歧视和部队等交换的现象。母公司一般让子公司以高价购买机器，在以低价支付安装费用，高技术控制在母公司，很难在子公司发展，以免技术外泄。同时国外资本的进入也多我国市场结构和经济安全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结语：
随着我国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者需求的旺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产业分工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而言，究竟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对外直接投资，其决策主要取决于企业对自身竞争优势的优化、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市场结构均衡的评估以及扶持政策的考虑。这对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和参与国际竞争，对各管理层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作者单位：杭州市萧山区招商局）
农业产业化的目的实际上是使农业和其它产业部门获得同样的利润率，换句话说，农业产业化过程也就是利润率在各部门平均化的过程。利润率的平均化是通过竞争使资本在不同部门的流动来实现的，资本总是从利润率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农业生产周期长，改进技术难度大，降低生产成本的潜力小，而且受自然风险制约，致使加工流通业的附加值要比农业高。农业的比较效益低，生产要素便会从农业部门流出，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劳动力和土地，但缺乏资金，土地不能移动，流出的只能是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农业会逐步走向规模经营，而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关键是资金的投入和积累，发展农业的资金从何而来?事实表明，除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和补贴外，大多数农业产业化组织的“龙头”会通过非市场安排向农业投资，如：向农户提供种子、饲料、技术和资金等。“龙头”一般属加工流通业，资本为何会从加工流通业流入比较效益低的农业呢?假设农民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为I(CI+MI+V1)，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后增加的价值为II(C2+M2+V2)，如果市场价格等于产品价值，则加工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P=(C1+C2)+(M1+M2)+(V1+V2)，因为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农业相对加工业来讲，资本有机构成更低，C1/M1V2。即在投入等量资本的条件下，农业的利润率要比加工业的利润率高，这也正是加工流通业要介入农业的原因。如果农业和加工业分离，在“小生产，大市场”条件下，农产品价值不能充分实现，农产品的价格为P1=(CI+MI+V1-Vl)，有Vl的价值被流失；如果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产品价值便得以实现，被流失的Vl可以在产业化组织内部分配。并且实际情况是，Vl属V1的一部分，由农业部门创造出来，但农业部门只能获得Vl的小部分，大部分由加工流通业获得。这是因为1.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谈判能力弱；2.信息不对称，农民不能了解有关信息。只要Vl>V2，加工流通业对农业的投入就会加大，随着农业投入增大，资产专用性会增强，农民的谈判地位也随着提高，加上国家对农业的保护政策，这种不均衡的分配机制会逐步走向均衡化。分配不平衡是组织不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分配不平衡到平衡也是组织从不稳定到稳定、从松散到紧密联系的过程。如果说资本有不断流向农业的冲动和农民想获得平均利润的要求是产业化组织得以创新和发展的原动力，那么，均衡分配机制的形成便是产业化组织走向稳固和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
二、产业经济学分析
从发达国家产业化组织演变规律来看，农业产业化以垂直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作为自己的发展趋势，这是由产业化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决定的。
农产品的市场结构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类型，即有许多生产无差异产品的农户，他们都是价格的接受者，而把农产品作为生产要素的企业则数量有限，当某一地区只有一家加工企业时，则为买方垄断市场。由此可见，产业化初期，农产品供求双方行为主体处于非对称的市场结构中，这种市场结构对处于完全竞争一方的农户极为不利。下面我们以面临线性要素供给曲线的买方垄断为例来分析。
设反供给曲线形式为：P=A+BQ，A，B为常数，Q为要素供给量，P为要素价格。所以总成本函数C=PQ=AQ+BQ2，增加一单位投入的边际成本MC=dC/dQ=A+2BQ。
在图中，由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位置来确定要素使用量，然后再确定该点的要素价格。当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垄断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此时要素使用量为Q1，所提供的要素的价格为P1’，P1-Pl’为厂商的单位垄断利润。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而言(均衡要素使用量为Q2，均衡价格为P0)，使用的要素太少了，要素价格太低，要素市场运行效率低下。
因为农户不满垄断厂商制定的垄断价格，他们会千方百计的寻找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般有三种：1.农户通过横向联合的形式组成合作社，提高农户的集体谈判能力，改善非对称的市场结构，在这个过程把价格从P1’提到均衡价格水平P0；2.政府通过对农户补贴，从而移动MR曲线的位置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和质量；3.农户为加工企业所兼并，参加到加工企业的后向一体化中。上述方法解决问题的结果是：1.农户自身组织起来形成横向联合体，此时农产品市场将为双头垄断的情形；2.农户加入到加工企业，与其形成“风险共担，利润均享”的一体化企业。为了说明上述结果，我们假设农户联合形成垄断性组织A，垄断性加工企业B使用A的产品作为要素投入，假设A、B生产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不变边际成本分别为c和k，因为B是在A给定价格的条件下实现利润最大化，所以厂商B的边际成本MCb=Pa+k，而A以中间产品作为B的引致需求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厂商B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MRb=MCb=Pa+k (1)
A的利润函数为：IIa=PaQ-cQ (2)
由(1)、(2)两式可得：Ila=MRb-(c+k)Q (3)
对(3)式微分得A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dIIa/dQ=d(MRb)/dQ-c-k=0,即：MRa=c+k
(4)上述解析式可由图2来说明。
由MRa=c+k决定A提供中间产品的数量Q1，由Pa=MRb-k来决定A提品的价格Pa。垄断组织A获得的利润为(Pa-H)Q1，也就是图中四边形PaCEH的面积；此时厂商B得到的最终产品的价格为P1，利润等于(P1-Pa-k)Ql，即图中四边形P1ABP0的面积。如果实行纵向一体化，一体化企业可以把市场进行的交换内部化，消除双重边际。产量由MRb=c+k决定，此时产量为Q2，价格为P2，利润是四边形P2FGI的面积。我们可以发现，实行一体化后最终产品产量由Q1增至Q2，价格由P1降至P2，而且一体化企业所获得的利润比双边垄断时A与B获得的利润之和还要大。因此，在利润的刺激下，A与B有一体化的倾向。
三、制度经济学分析
科斯在《厂商的性质》一文中指出，市场和企业都是组织资源配置的两种制度安排，市场交易存在广泛的交易成本，包括交易双方提出要求、讨价商谈、接受合同、交货检验等有关活动的成本。企业配置资源交易成本低、效率高，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组织成本会增加。采取市场还是企业来配置资源就取决于组织费用和所节约的交易费用的比较。该理论从交易费用角度描述了市场经济中产业组织有序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动因：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不断探索有利于节约交易，组织费用的新的产业组织结构和交易方式，来不断调整企业内、企业间的相互关系。随科斯之后，威廉姆斯探讨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交易成本是由交易要素和人的要素所综合决定的。交易要素包括：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潜在竞争对手的数量；而人的要素主要是指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影响农业产业化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因素主要有：交易量，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中交易量决定于市场交易的次数和每次交易的数量与价格；物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份额则取决于三个因素：1.资产的专用程度，形成组织的成员拥有的资产的专用程度越高，其获得的利润也越多；2.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3.双方在订立契约时拥有日信息量与谈判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0.1；F2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4）02―0062―06
收稿日期：2013-07-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自然垄断产业的激励性管制研究”（12YJAZH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华涛（1971―），男，河南南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制变革中，激励性管制理论作为管制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电力、电信、自来水、铁路等自然垄断产业被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明显效果。激励性管制是通过在信息不对称的管制者与被管制企业之间进行激励框架的设计，促使企业利用信息优势和获利动机达到管制目标。它是一种既能有效实现对企业内部效率的激励，又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新的管制方式。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管制从传统管制方式向激励性管制方式的变迁，是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变迁，激励性管制应用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双向提高。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文献大体可分为如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文献中没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直接表述，但在分析研究中却体现了这一理论。如植草益在分析自然垄断产业投资回报率管制存在的问题时，分析了企业内部无效率的产生、管制关联费用的增加、管制当局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成本的产生等几个方面，这属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的范畴。再如拉丰和梯若尔（Laffont and Tirole）在分析管制中的激励理论时，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最优管制设计，和与利益集团相关的管制收买、合谋、管制承诺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肖兴志对产权理论、委托一理论与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的分析，戚聿东等对自然垄断产业改革产权模式的分析等，都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关。另一方面，直接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进行分析。如林关征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尤其是在产权经济学意义上，对管制放松进行了分析，认为管制放松作为制度变迁，是在技术进步和各利益集团博弈力量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制度均衡。和军利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探讨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问题，分析了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竞争与管制的关系，进行了管制改革的交易成本分析，并针对中国现实进行制度分析，提出了“平行协调式渐进改革路径”的管制改革思路。②胡德宝等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改革的模式及路径、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动因等方面为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提供了解释，并应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张航燕利用产权理论对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产权模式进行了研究。④何大安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宏观交易费用。⑤汤吉军等利用交易费用理论分析了政府管制方式，并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改革提出了政策建议。⑥这些均是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所进行的研究，但还不够具体、系统，缺乏针对性。本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系统分析自然垄断产业激励性管制的形成动因和实施基础，既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一个扩展，也是研究的进一步系统化和具体化。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激励性管制，既有助于我们对自然垄断产业激励性管制的全面理解，也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改革。
一、交易费用与激励性管制形成的动因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其主要内容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决策成本、履约成本等。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姆森（WiI―liamson）认为，交易费用的存在有三个原因：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倾向以及资产专用性。有效的制度主要就是针对这三方面来降低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属性与治理机制的匹配体现了组织基于交易费用的精心计算。
自然垄断产业传统管制方式是投资回报率管制.它的实质是政府、企业及消费者就企业投资回报率达成共识而签订的一种契约。管制对象主要是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价格往往是在估计企业的成本、需求状况和回报率的基础上间接制定出来的。激励性管制方式取资回报率管制成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效果，正是源于对交易费用的节约。下面我们将从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倾向和管制成本的增加等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即有限理性。在自然垄断产业管制中，由于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管制双方可以作为委托一关系来加以处理，其中管制者是委托人，被管制者企业则是人。在这种关系中，管制者的理性思考受到限制，它所知道的有关企业的信息要远少于企业自身所知道的相应信息，具体表现为被管制者企业对以最低的成本来满足产量目标要求的生产技术更为了解；只有被管制者企业自己知道自身为降低成本付出了多少努力，并且这种努力常常是无法直接测量或观测，管制者难以完全把握的。在这种情况下，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自然会尽可能地高报自己的成本，而隐瞒其实际成本，从而产生隐藏信息的逆向选择问题，造成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费用。
2.机会主义倾向。这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考虑和追求，是人所具有的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行为倾向。⑦投资回报率管制下具有机会主义倾向者既包括管制者，也包括企业。对于管制者来说，一方面在投资回报率跨时期调整时，管制者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机会主义活动，扭曲企业上一周期事前的激励从而最大化事后的福利；另一方面是管制者被企业俘获，为企业谋取利益而不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对企业的扭曲激励和管制俘获必然带来管制中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的增加。
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是生产效率低下。在投资回报率管制下，企业的价格与成本直接相关，成本越高，则企业产品的价格就越高，企业缺乏降低成本的动力，从而出现“偷懒”带来的企业生产效率的低下。这被莱本斯坦（Leibenstein）称之为X～非效率理论，也就是说在受管制的垄断市场环境中，垄断企业上至经营者下至作业者的每个成员都有可能显露出人的惰性，表现为专断、草率、对市场不作反应等行为，导致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企业内部运行费用被弗鲁博顿（Furubotn）等称之为管理型交易费用，生产效率低下自然就会使管理型交易费用过高。企业机会主义倾向的另一种表现是过多的资本投入。在投资回报率管制中，回报率是一个确定值，投资基数越大，企业的收益就越高，企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产生过多的资本投资，而不是在最低社会成本下生产它的产品。这就是所谓的“A-J效应”，即为了谋取更大利益，投入更多资本是企业的理性选择，结果是偏离最优生产要素组合，对社会来说就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3.管制成本的增加。在自然垄断产业管制中，管制机构必须要收集、分析和加工有关的数据资料，并需要在企业和有关政府部门、议会之间进行协调，这些行政方面的费用就是管制成本，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就是交易费用，弗鲁博顿等称之为政治型交易费用。③由于管制机构缺乏降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并且难以计算其成本（管制机构大多不计成本），致使管制成本增加。在具体管制实践中，表现为政府管制的支出增长较快。如美国联邦政府的管制机构1970年的费用支出为2.92亿美元，1975年为5.71亿美元，1980年上升到9.96亿美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开始运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法对管制效率进行评估，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成本的增加引起了人们对传统管制政策的反思。
在投资回报率管制下，由于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倾向等原因带来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的增加，以及政治型交易费用的增加，使得激励性管制被引入到自然垄断产业管制中。激励性管制借助于新兴的机制设计理论，通过设计诱使企业说真话，不仅刺激企业提高生产效率，而且也降低了管制机构的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从而有助于提高管制效率，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二、制度结构与激励性管制的实施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是基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两个基本概念进行的。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行为规则。制度结构指的是某一特定对象中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总和。也就是说，一种制度安排的有效运转是以其他制度安排的存在为条件的，各种制度安排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决定，由此形成一种特定的制度结构。
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是公众、管制者、被管制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契约，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是具体制度安排形成的动力机制，各种制度安排形成了自然垄断产业管制的制度结构。该制度结构不是制度安排的简单集合，而是按照政府管制价值取向要求形成的具有结构特征的制度体系。它反映了利益相关者在实现各自利益时的相互关系。
激励性管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需要耦合在相应的制度结构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笔者通过对西方发达国家激励性管制实践的考察，认为合理的制度结构对于激励性管制的实施有着重大的促进与支撑作用，或者说，良好的制度结构是激励性管制实施的基础。在该制度结构中，产权制度、管制机构组织制度以及管制监督制度等是其最主要的方面。
1.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制度，产权界定不清，就会出现问题。产权理论的核心是：明晰的产权制度是决定企业经营者努力程度的关键因素。产权制度是自然垄断产业管制转型的微观企业基础。一般来说，产权明晰使得企业激励机制得到改善，效率也会得到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行激励性管制的同时，伴随的就是以建立明晰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民营化改革。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能看到民营化改革。这些国家对包括电信、电力、天然气、铁路、供水等部门在内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重组，引入竞争机制，同时吸收社会资本，实施私有化产权改革。如英国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产权改革，即把原有单～的国有企业改造成股份制民营企业，允许民间资本进入以前这些从未向民间开放的领域，使自然垄断产业的产权结构或所有制结构由国有逐渐向国有私有混合或私有转变。
2.管制机构组织制度。为了适应自然垄断产业的激励性管制改革，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机构组织制度进行了变革，主要是建立独立性管制机构。如英国从1979年开始，逐步成立了电信、自来水、电力等方面的独立管制机构；美国的自然垄断产业独立管制机构主要有：美国州际商业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等。独立性管制机构是指管制机构必须独立于其他政府部门和被管制企业，这样不仅能够割断管制机构与企业的联系，从而预防管制俘获，而且还能割断管制机构与其他行政部门的联系。管制的“独立性”和管制者的专业能力使其能够更有预见性，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进行管制活动，①从而有利于建立维持满足最优投资的管制机制，使投资者遭遇投资风险和威胁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使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卡宾和斯特恩（Cubbin&Stern）评价了管制“独立性”对产业发展的影响。他们以28个发展中国家1980―2001年的有关数据作为样本，分析管制独立性对电力生产投资的影响，发现依法建立独立管制机构的国家其发电能力平均增加15-25%。
3.管制监督制度。在激励性管制过程中，管制机构具有更大的决策权力，管制俘获现象更为突出。同时，在激励性管制环境下如果管制承诺缺失会使被管制企业产生棘轮效应和投资受到威胁的预期，从而导致实际激励程度降低和投资不足。为了减少管制俘获和提高管制承诺的可信度，发达国家在应用激励性管制的过程中大都建立了完善的管制监督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司法审查制度和公众参与制度。司法审查主要是对独立管制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及对管制程序的审查。通过对自由裁量权、管制机构是否依程序管制、管制程序形式是否合理，以及对参加人的程序行为等进行审查，避免权力滥用，促进良好管制环境的形成。公众参与一般包括管制调查、管制协商及管制听证制度和机制。为了保证公众参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在自然垄断产业建立了专业的消费者组织，如英国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煤气消费者委员会、自来水顾客服务委员会、电力消费者委员会等，它们都独立于政府管制机构和经营企业，只代表消费者利益。
三、路径依赖与激励性管制的渐进应用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重要分析方法。路径依赖是事物对其既已进入的路径产生的某种依赖性，它可能会在既定方向上不断自我强化。诺斯（North）在分析制度变迁时，用“路径依赖”概念来描述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H向力。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利益因素。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④二是历史的影响。“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⑤也就是说，初始的制度选择会强化现存制度的发展惯性。路径依赖的制约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渐进性，因为利益相关者对制度变迁存在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渐进性制度变迁能够实现制度变迁中的矛盾与利益冲突在时间和空问上的适当分离，为制度变迁的风险和成本提供化解和消化的缓冲区间。
由于投资回报率管制的长期应用，路径依赖作用客观存在，这就决定了自然垄断产业激励性管制应用的渐进性特征。激励性管制在开始阶段不一定表现得充分和完美，但管制制度本身通过学习、适应和逐步强化，会逐渐改进，直至逐步完善其自身。激励性管制的渐进性应用，可以逐步融合原有投资回报率管制制度的运行特征，通过时间化解制度变迁的阻力，化外部性因素为内部性因素，从而更好地适应相关生产要素价格与管制政策的演变过程，实现新管制制度安排收益递增之目的。发达国家激励性管制的应用，正是考虑到路径依赖的影响而呈现出渐进性的特征，如英美价格上限管制的应用等。
英国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渐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效率因子x确定的渐进性。效率因子x调整除了考虑技术变革、信息不对称、外部不确定性等因素外，在刚开始实行时一般还要设定一个较低的X值，然后，随着管制经验的积累再逐渐提高X值。这是为了减少企业的阻力，避免不合理的x值给企业带来损失。如英国电信管制最初的x值为3%，1989年提高到4.5%，1991年和1 993年又进一步提高到6.25%和7.5%，1997年到2001年，因为电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x值降低到4.5%，但从2001年开始，x值又进一步提高到8.25%。二是不同产业应用的渐进性。在英国，价格上限管制1983年应用于电信业取得了明显成效之后，1986年它被运用于对煤气产业的管制，1987年被运用于机场的管制，1989―1990年被运用于自来水产业，1990年又被进一步运用于电力产业。
美国价格上限管制应用的渐进性更为明显。由于受传统的投资回报率管制路径依赖的影响，推行激励性管制有较大的障碍，因此，美国采取了比较折中的、渐进性的管制方法。1991-1995年，美国在电信业实行价格上限管制时引入了利润分享机制。由于本地运营商的经营环境相差较大，联邦通讯委员会提供了由两个合同构成的“菜单”供运营商选择：一是效率因子X值为3.3%，此时，总收益率在11.25%到16.25%之间的利润，运营商要与用户平分，超过16.25%的部分全部给用户。二是效率因子X值为4.3%，此时，总收益率在11.25%到13.25%之间的利润，运营商可以全额保留，总收益率在13.25%到17.25%之间的利润，运营商要与用户平分。1995―1.997年，FCC为了限制和消除利润分享机制对运营商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原来的方案进行了较大的修订，将因子x值设定为三档：4.O%、4.7%、5.3%。其中，当因子x值为4.0%和4.7%时，与过去四年的管制方案相似，视投资回报率的不同消费者可以分享一半或者更多的利润；当因子x值为5.3%时，不实施利润分享机制，运营商可以全部占有因提高生产率所带来的利润。1997―2。00年，FCC完全废除了利润分享机制，采用纯粹的价格上限管制，并将因子X值设定为6.5%。①从产业上看，价格上限管制目前在美国电信业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但在美国电力产业、天然气产业中还没有被广泛应用，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投资回报率管制制度惯性的路径依赖。
四、新制度经济学视野下我国激励性管制改革
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制度结构、路径依赖理论分析激励性管制，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改革有诸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