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3-27 16:05:0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农村种植扶贫，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1.针对性。由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是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宗旨的群众性经济组织，因此，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角度分析看待贫困问题，就能够使我们对各地贫困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具有更直观、更深入的认识，从而确保精准扶贫工作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一是有利于摸清贫困底数。由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主要的参与者是当地农户，因此从合作组织的渠道，可以更加准确地了解一个地区贫困农户的准确情况，可以使确定的精准扶贫对象更加具体、更加准确，从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扶贫主体错位的问题，确保扶贫工作做到真扶贫、扶真贫。二是有利于找准贫困类型。在找准精准对接对象的前提下，要使扶贫措施能够与贫困问题有效对接，还必须对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确定相同贫困问题中的不同贫困类型。由于合作组织的本土性特点，可以在这一方面为精准对接提供有益的借鉴。三是有利于完善对贫困农户的建档立卡工作。在摸清底数和找准类型的基础上，完善县造册、乡建档、户立卡的精准扶贫管理体系，确保精准扶贫有目标、有步骤、有计划推进。
2.互。扶贫开发的关键，在于能否将扶贫资金、物资转变成贫困地区的产业优势，推动“输血”向“造血”转变，增强贫困地区和农户的自身发展能力。不可否认，要让以个体为主的贫困农户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这一转变，仅仅依靠各级政府的扶持和贫困农户自身努力是难的实现的。因此，在确保各项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进村入户的前提下，还必须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互功能，通过分类指导、典型引路等措施，助推贫困农户把发展的着力点用在因地制宜发展山区特色经济方面，放在增强自身发展实力方面，放在提高文化素质方面，增强贫困农户的市场意识，逐步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3.专业性。合作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专业性特点集中体现为：在扶贫项目的选择方面，合作组织可以通过“统一规划、分户实施、合作开发”的思路，帮助、引导贫困农户发展以当地资源为依托的特色产业，使扶贫政策措施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际效果；在土地等资源利用方面，合作组织可以通过健全土地流转等形式，提高贫困农户的资源利用效率，为贫困农户构建稳健的收入来源；在科技扶贫方面，合作组织可以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相互支持的方式，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在生产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科技难题；在延长产业链方面，合作组织可以通过“公司十农户”、“能人十农户”等方式，帮助贫困农户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
4.持续性。由于贫困地区的突出特点，精准扶贫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须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因此，要推动现有贫困农户在初步实现脱贫的前提下稳步发展，不仅需要各级各部门继续给予广大贫困农户支持和帮助，更主要的还在于通过健全完善合作组织的功能，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和贫困农户稳定增收提供持续不断的载体支撑。
二、充实“载体”功能，充分发挥合作组织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
1.提高认识，强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载体”意识。站在推进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组织动员贫困农户、推进山区特色产业发展、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发展水平中的“载体”作用，把加强合作组织的功能建设与落实各项精准扶贫政策措施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为合作组织的发展壮大开绿灯、办实事。精准扶贫规划要把合作组织发展纳入其中，精准扶贫工作要把帮助合作组织发展作为重要内容，使合作组织建设真正成为精准扶贫建设题中应有之意。
“十几年前的老式课桌还在使用，桌面坑洼露钉子；学校操场没有硬化，晴天满是灰，雨天一片泥；宿舍由老教室改建，几张铁床挤了56个孩子；食堂很小，满操场站着吃饭的孩子；不到10岁的小姑娘踉跄着提桶打热水洗浴……”说起当年在湖南偏远农村看到的场景，戴晓凤至今仍觉得心酸。
近年来，农村中小学的“撤点并校”导致农村学校服务半径不断延长，农村孩子上学的路途也变得越来越远。尤其是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孩子走读上学变得非常困难，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了解决边远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孩子上学难问题，早在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教育部与国家民委就先后出台了《关于农村与少数民族地区寄宿制中小学的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寄宿制学校作为发展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有效办学模式。
为全面了解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情况，2016年4月初至10月上旬，湖南省政协民宗委组织部分委员、专家学者，深入湘南、湘西各市（州）的民族乡（镇），共15个中小学进行实地调研，针对学校“住宿难、就餐难、洗澡难、如厕难”的实际困难，提出尽快推进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实现“一生一床、热水淋浴、热饭热菜、饮水安全、厕所卫生、课桌椅换新”。湖南省政协还于当年11月14日召开界别协商会议，就“全省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建设”展开协商和探讨。
调研结果显示，农村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对整合师资力量和改善办学条件、提升农村综合办学能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各个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中的一些问题也十分突出。
“困难很简单――缺钱！缺人！划拨的公用经费只能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对寄宿的新增成本缺乏科学测算及综合考虑，不能满足实际需要。难以引进人、留住人，优秀教师、年轻教师一有机会就千方百计考试外调。没有专业的生活教师。班主任上课是老师，课外是心理辅导员，晚上是寝室管理员。因预算有限，从社会聘请的生活管理人员素质偏低，基本没有教育引导学生人格养成的能力。”戴晓凤认为，教育扶贫的根本目的是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正是推进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因此，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条件就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她建议：
出台专项政策。建议从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明确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统一建设与管理标准，并将贫困地区列为优先发展区。
加大资金投入。一是加大财政投入。增设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建设，运行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加大教育扶贫资金向农村中小学寄宿制学校的投入力度。二是引导社会资助。建议各级政府切实做好各种教育类社会公益组织、教育基金组织、教育公益类项目等的对接、服务、协作，建立、完善社会捐助教育的平台和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助学资金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重点帮扶。
格莱珉银行创办至今，使无数农民改变了因贫穷而无法创业困境，在2005年，格莱珉银行就已经将受益家庭发展到一个亿。从1997年设立对联合国的目标起，格莱珉银行一直在不懈努力，联合国同时将2005年定为小额贷款年以表彰他们目标达成。在受益的一亿家庭中有85%都来自于亚洲，尤努斯表示似乎在亚洲更适合做小额信贷实践。另外还有10%来自非洲，5%来自拉丁美洲。2007年，在中国，共有10 万个家庭参与到小额贷款这个项目中，虽然这是个不小的数字，但对于一个拥有着9亿农民的泱泱大国来说，受益程度其实很低。
中国是一个保守而又传统的国家，虽然我们正努力走向开放却总是避免不了某种程度上历史遗留下的顽固性包含在其中，我国长久以来的信贷模式已经将抵押担保当做一种习惯。因此，在没有抵押情况下向穷人发放贷款似乎是天方夜谭。这种类似瓶颈其实在早期尤努斯创立格莱珉银行的时候也曾有过。尤努斯在深入考察了贫困农民的生活后，便立即有了一个想法—创立一个属于穷人的银行，于是立刻联系了当地的银行，可是银行给出的答案也如同上文所说，没有抵押不可能将钱借给穷人。可尤努斯没有放弃，一方面，他作为这些穷人的担保人让银行将钱贷给贫苦的农民，另一方面，他又将偿付程序做了调整，一笔贷款对于赤贫者，确是一笔“巨债”，让他们在期末一次性清偿非常困难。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尤努斯尝试了分期偿还、缩小每期偿还金额的办法，即采用每日偿还的形式，这样每天只需要还很少的现金。尤努斯不断简化银行的贷款程序，最终将格莱珉银行信贷偿还机制提炼为：第一：贷款期1年，第二：每周分期付款。第三：从贷款一周后开始偿付。第四：利息是10%。第五：偿付数额是每周偿还贷款额的2%，还50周。第六：每1000塔卡 贷款，每周付2塔卡利息。这种简化后的贷款偿付程序被证明行之有效。格莱珉银行现在每年发放贷款的规模已经超过8亿美元，平均贷款额每笔是130美元，还款率达99.89%，并且连续9年保持了赢利纪录，远远高于世界上公认的风险控制最好的其他商业银行。到2006年，格莱氏银行累计放贷高达53亿美元，帮助400万穷人脱贫自立。尤努斯创办银行的模式十分人文化，一方面他解决了农民生活贫困的燃眉之急，另一方面又教会他们积少成多，有计划去支出。这样正向激励对农民日后的生活也有深远影响。
从中国农村整体分析，制约小额贷款发展的瓶颈
在小额贷款蔓延过程中，传播思想到落实十分艰难，杜晓山教授在小额贷款领域不懈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推广，在政府政策和民间层面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另外一个对于小额贷款研究重视度情况折线图上发现，小额贷款在从2007开始到2010年呈现大幅度增加，但是到了2010年后期突然出现了大量下滑现象，是因为小额贷款模式在中国已经逐渐成熟导致没有继续研究空间，还是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慢慢淡化了？尤其是从小额贷款的区域分布上来看，似乎南方对于这个项目更加敏感，那么又是什么阻碍了小额贷款在中国北方农村扶贫的脚步？
不过图1所示，截至2011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3366家，与去年6月相比增加了1426家，贷款余额2875亿元，上半年累计新增贷款894亿元，与去年6月底的余额1248.9亿元相比，增幅高达130.18%，连续两年来都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
图1 2009年—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网
图2 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分地区情况
数据来源：由中国人民银行《2011年小额贷款公司数据统计报告》整理得出
并且据银监会统计，到2007年12月，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余额已达2038亿元，农户联保贷款余额已达1351亿元，获得贷款的农户达7742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2.6%，受惠农民超过3亿。但是如图2显示，截止2011末，北方地区小额贷款公司建立是1414家，而剩下3000余家公司均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
我国的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在成倍增长，但是我国的信用体系仍待完善，包括抗风险能力差、小额公司“只贷不存”的制度、以及资金的有限度都成为了小额贷款继续发展的瓶颈。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三个原因：第一：利率。我认为这是制约小额贷款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世界上小额贷款比较成功的利率维持是在百分之十左右，当然小额贷款是比较高10%左右。但是，如果跟高利贷比，小额贷款的利率就低得多。比如印度尼西亚的小额贷款28%，但是它的高利贷里120-720%。所以，对于农民来说，特别是对于贫困的农民来说在银行借不到钱，唯一的希望只能借到高利贷的钱。对农民来说，他认为这个比高利贷还低的多，所以我们这个利息比要看跟谁比。但是小额贷款作为惠民政策的一种办法，如果一味放高利率，纵然比高利贷的利率低也会对农民产生一定的精神压力，在考虑到未来的还款问题时，会有很多农民放弃这种方式。
从“2007中国金融形势分析、预测与展望专家年会暨第三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上经济学家汤敏的分析得知，目前很多地方的贷款利率70%，应该按照人民银行在其他地方的试点4倍以下。如果有可能的话，应该去制定一个像美国一样的社区战略投资法，规定有多大比例的资金要留在农村，用在农村，像印度、泰国等等国家，规定所有的商业银行百分之多少，像印度15-20%的资金一定在农村，不贷到就有一定比例的罚款。中国应该采取一些办法，是不是一定完全照搬别人的办法不一定，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机制，逼着商业银行把一定的资金返回到农村。如果我们有竞争，很多银行的先例也证明如果小额贷款独此一家，也可能利润率过高，像我们刚才看到的比一般商业银行高那么多利率，可能也没有必要。但如果让同一个地方有好几个小额贷款机构来竞争，就会把利率拉下来。在其他国家，当小额贷款有竞争的时候，几个机构进去的时候，他们的利率就会一直往下降，从60%降到30%，降了一倍。所以，要解决最好的办法是让多个小额贷款机构竞争，自然市场化会把利率降下来。第二：条件限制严苛。为此我翻阅了一些关于农村小额信贷以及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实践情况的资料，从中，我发现这些书虽然表面是在介绍小额贷款，但是其本身的落实情况却与GB模式有一定的不同，书中大多介绍的并不是尤努斯强调的小额信贷，虽有提及，但大部分还是在介绍担保贷款的流程及注意事项，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应该从政府的介入着手，虽然在小额贷款积极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介入是很大一部分使其顺利发展的原因，但是支持的方向还是应该更加的明确。
尤努斯在北京大学2007年来到北京大学做讲座的时候说：“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是很讲信用的，同时也富有创业精神。如果能够把钱贷给这些穷人，他们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们的政府应该进一步的放宽贷款的各种条件限制，从根本上，真正的为那些没有任何供抵押的贫困农民解决生活上的困难，并鼓励自主创业。第三：信息不通畅，虽然“小额贷款”这一名字被吵的沸沸扬扬，专家们也在极力研究方案，但是真正的受益人—即农民，却没有对这一名词做很好的理解，不理解又如何落实呢？这就是农村的信息不通畅问题，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派专家有计划、有组织的定期召开农民座谈会，就在农民中间召开，告诉他们最近出台的政策，并用朴实的通俗易懂的话语使其真正的了解政策的好处。
从长江以南以北划分，是什么制约了北方小额贷款的发展
从区域分析着手，南方的小额贷款分布状况是比较均匀的，而在北方，一共有1000余家小额贷款公司，其中近四分之一是来自，同理就是以外的长江以北地区总共占了不到全国的六分之一。我认为，导致这分布不均的主要因素有二：第一，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不均衡，南方地区受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及改革开放较早的有了很多对外交流的思想。第二，位于长江以南的农村地区，以天下第一村—华西村为首的慢慢富裕起来的村庄也日渐增多，在这个增长的过程中，他们更有能力，或者在已经有了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再利用民间借贷、小额贷款这种贷款方式进一步富裕起来便成了游刃有余之事。所以，鉴于这两个客观事实，南方地区相对于北方更能快速接纳、吸收外来较为先进思想。已经有类似案例来证明南方地区的先进性，江西市万年县搬运有限责任公司下岗职工在县劳动就业部门申请到了5万元的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利用一手好厨艺，开办了一家农家乐，生意渐好，安置城镇失业人员4名，既实现了二次创业，又带动了就业。据了解，截至目前，该县已累计为下岗职工和农民工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000万元，帮助480人成功创业，带动1000人再就业。今年以来，该县始终把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工小额担保贷款，作为落实惠民政策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充分发挥小额担保贷款助推就业再就业的倍增效应，努力用足用好小额担保贷款优惠政策。利用有线电视和传单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再就业担保贷款政策，提高知晓率。把小额担保贷款与创业培训有机结合起来，从参加培训、推选项目、开业指导到提供贷款扶持、落实税费减免、后续服务等环节上实现全方位服务，形成了“培训+贷款+创业”的联动机制。同时，在办事环节上，规范操作程序，构建绿色通道，建立了政府推进机制。这样的事例虽然逐渐涌现，不过要实现九亿农民改善生活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总的来说，完善小额贷款在中国农村扶贫的制度可归纳为：第一：通过加强政府调控的方式控制利率，具体体现在政府介入并且增加小额贷款公司，使其竞争，有利于降低利率。第二：松弛小额贷款条件限度，鼓励信贷而不是担保贷款。第三：多做农村的小规模的座谈会，贴近农民，解决信息不通畅问题，不对称的问题。第四：不仅仅是贷款，更进一步要鼓励创业，并帮助农民如何创业，形成“培训+贷款+创业”的联动机制。第五：南北均匀化，即增强北方的调研力度，使小额贷款真的信息对称化。
农村小额贷款不仅是宏观的改善并解决中国农村扶贫的重要途径之一，从个人的角度，这同时也是一个让人们缓解甚至摆脱贫困甚至是改变生活的重要途径，不仅是解决一代人的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我们子子孙孙的教育、生活质量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小额信贷—缓解贫困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尤纳斯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J/OL]——网上期刊，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