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4-12 15: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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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6-0115-08
一、引言
国际法体系为国际关系提供了商谈话语和交流平台，但并非能够为所有的国际法实践提供相互匹配或互为协调的规范基础和运行机制。朝鲜数度进行核试验凸显了国际禁止核扩散规范体系普遍与强制效力的缺乏；“伊斯兰国”挑动国际关系敏感神经，但国际法体系仍然缺乏增进国际合作与协调以有效打击恐怖活动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是否包含符合全球气候治理之需求的规则准确性和强制性存在疑问。
从宏观视角来看，国内法律体系更为系统，具有完备的执行机制和足够的强制力，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关系调整的需求；相较而言，国际法体系的理念、规范、运行等维度或要素之间经常不能够完美匹配或妥善协调，呈现出功能性的“不平衡”特征。笔者抛却失衡、缺陷、不足、困境或不对称等表述方式，以规避可能隐含的价值判断，因为“不平衡”形态并不一定蕴涵价值褒奖或罹于价值苛责。当然，“不平衡”价值视角也并非一成不变，笔者将会在下出解读。
规范体系意味着关系网络及其所产生的法律系统。〔1 〕7国际法是存在于国际关系中的开放的体系，国际规则、规范、原则、特权和权利构成可鉴别且连贯一致的集合。作为“活的”和自我发展的体系，国际法包含了规范、实施和争端解决（运行）等层次，而且时刻通过发展来寻求自存和稳定。〔2 〕但是，国际法体系内部并非和谐一体，相反，国际法建构性的发展与其适用程序无效或低质之间的不平衡似乎是其固有矛盾。〔3 〕尽管如此，此种“不平衡”特征并非国际法研究和适用的普遍预设，有关国际法体系功能与结构形态的争论和分歧此起彼伏。
实践中，国际法体系的“不平衡”特征（下称“体系不平衡”）显著表现为特定社会关系的规范状况与国际法理念或现实规范需求之间的不协调或不匹配。例如，就“核武器咨询案”中“事实不清”（non liquet）的可适用性，赫希・劳特派特认为，国际法是完整的体系，习惯法和一般法律原则排除了“事实不清”的适用可能性；而朱利叶斯・斯通则认为，国际法体系存在（实质、管辖或司法）缺陷，且法律体系存在闭合规则的假设并不能成立，法院并没有义务以解释或者造法去填补实质性缺陷。国际法的规范性需求相应的是强制性，但规范性与强制性之间往往存在功能性“不平衡”。例如，就WTO争端解决机制（DSM）裁决的遵守问题，约翰・杰克逊教授认为，DSM的裁决是有拘束力的，故而缔约方有义务执行和遵守；而朱迪斯・贝洛则认为，缔约方并不是必须遵守DSM裁决，执行、赔偿或接受报复是选择性的。显然，国际法规范性与强制性之间存在间隔，强制性的程度不能当然地附属于规范性的强弱。
“不平衡”是国际法体系所具有的结构特征。遗憾的是，现有的国际法研究缺乏对纷繁复杂的“不平衡”现象的宏观探讨。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目的，体系不平衡的具体内涵、理论渊源、价值评判和国家应当秉持的立场均值得分析，结构视角下的理论探析有助于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国际法的运行现实和发展方向。
二、体系不平衡的概念、理论基础和现状
法律秩序是关于规范的体系，国际法秩序亦是以体系形式存在的。横向来看，国际法是由不同治理领域的规则、原则和制度组成的集合体，即部门结构；国际法在不同部门的发展状态可能并不一致，从而形成国际法体系的“部门差异”。① 纵向来看，国际法体系又由法律理念、规范和运作等要素或维度构成，形成以理念为引导，规范为核心，运作为支撑的规范体系。② 就特定治理领域的法律体系而言，国际法不同构成要素或维度间可能存在功能性的不匹配或不协调，形成国际法体系的“不平衡”特征，进而影响到体系整体功能的表现和发挥。③ 体系不平衡显著表现为国际法理念、规范现状与运作实际之间以及规范性与强制性之间相互关系的不匹配或不协调。
体系不平衡肇源于国际法理论的最初建构，是国际法的固有特征。约翰・奥斯丁认为，国际法并非者的命令，缺乏强制力，因而只是实在道德，这无疑是对“不平衡”特征的极度渲染，以至于其如同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样，颠覆了国际法的法律品性。然而，国际法已然被国际主体践行了数个世纪，其法律性不容置疑。〔4 〕1哈特调和了“不平衡”与法律性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将强制力与“法律”的范畴相区隔，但毫无疑问，国际法更类似于原始状态下的法律，即第一性义务规范与第二性规范之间存在不平衡。〔5 〕215凯尔森承认现有国际法秩序的“不平衡”，不过他将国际法的效力放置于规范等级的顶层支撑中，“不平衡”对国际法之法律性的影响将逐渐得以消隐。〔6 〕此后，体系不平衡似乎已经成为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隐含共识，学者转而在特定领域中探讨“不平衡”的原因、影响和矫正路径，以确立国际法的效力。④
体系不平衡可以通过一定的结构模式加以分析，体系构成要素或维度之间的矛盾构成国际法发展的内在潜力。从起源来看，国际法体系的构筑是不同要素或维度结构性组合的产物。国际制度（包括国际法体系）的确立和发展立基于认同构成、目的、伦理（价值）和工具等综合维度的结构性考量和取舍， 〔7 〕25-30结构性的思维和实践过程使国际法体系呈现出差异性的结构设计。从表现和功能来看，国际法的创制和运作总是在构成要素或维度的不同结合点上实现，国际法体系功能的发挥仰赖构成要素或维度间的相互协调和互为支撑。⑤ 另外，体系不平衡实际是国际法体系内在矛盾的表象与结果。国际社会的演进使原有规范体系无法适应国际关系的调整实际，体系内部潜在的矛盾逐渐凸显并限制体系功能的发挥，要素或维度间的关系面临重构的任务。为维护和提升规范体系的整体功能，时新的理念被纳入规范设计，迫切需求的规则被创设，国际制度改革与设立得以推进。矛盾是发展的内在原因，体系不平衡所表征的矛盾的产生、发展和解决实际上是国际法呈现循环往复发展性的内在原因。⑥
三、体系不平衡的形成脉络
国际法理念、规范体系与治理需求之间的内在张力使“不平衡”成为国际法体系的深刻“烙印”，而、全球化、人本化、法制化等核心话语的交织、冲突和互动，则使体系不平衡对体系功能的影响日益凸显。
首先，国际法理念与规范实践之间鸿沟的弥合呈现出渐进性的发展脉络。国际法理念是人类对过往国际关系和国际法发展历史的总结，也是对现行国际法进行批判和改革的尺度和价值指引。〔8 〕就国际法研究而言，理念和实践均会涵盖。理念主要关注国际法应当如何构成，而实践则涉及规范状况以及国际法主体的行为表现。理念与规范的结合――尽管并不总是紧密协调――构成了如今的国际法。〔9 〕32国际法理念与规范实践之间存在指引和接纳的关系，规范实践反映国际法理念所蕴含的精神和内容，但规范实践并非能够形成全盘落实理念指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例如，在国际环境领域，1972年《人类环境宣言》所宣示的“环境国际主义”构成了后续多边环境保护公约的核心理念，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极大地促进了国际环境立法的发展。国际环境法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的选择与道德的要求，法律调整的进路落后于观念的发展。实践中，国际环境立法经常采用的“框架公约模式”⑦ 往往缺乏履行和监督机制，很难具体指导国家行为，环境立法的多元参与也促使国家在接受国际义务时谨慎选择，环境国家主义时刻挑战着国际环境立法的效力。又如，平等是国际法的核心理念之一，该理念在规范层面得到了确认，但国家等级和不平等仍然被规范化并在国际法体系中得以体现。
其次，法律体系的保守性阻碍着法律体系对国际关系规范调整需求的有效回应。每一个法律体系都在经历不断的变化，因为法律必须不断使自身适应新的实际。法律体系不断以新的要素补充或取代过时的内容，从而消除国际关系现实与法律调整之间显著的不一致。〔10 〕21国际制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保守性，法律体系总是对社会状况进行自我感知回应，而后才能做出适当的反映和变化，现有需求和既存制度间存在割裂，国际法体系与政治可行性永远存在间隔。〔11 〕11因此，当国际关系的规范调整需求形成之后，国际社会并非都能够在国际立法和制度安排层面做出及时的回应。相反，国家往往选择通过国内法对相关行为进行规制，而国内立法的差异又可能带来国际标准的存在与符合与否、各国国内立法的“可比较性”或规则实施与评价的分歧等问题。
再次，概念本身包含对立性，构成国际法发展的基础，又时刻维护着本身的“至高”品质。国际法制与权力之间的持续张力是“不平衡”特征得以形成的根源。是并且仍将是国际法体系的核心话语。产生于对教权的悖反，其本身在产生之时便是包含对立性的矛盾体。权利的至高性是国际法体系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却又使得立基于同意和相互性之上的国际法体系十分脆弱；静态复合主义之下的禁止对个人权利的考察，人权保护的规范和机制实施一度举步维艰。〔12 〕56-66天然包含内外对立，即不受其他权力支配和干涉，国际法与国内法二元体系由此形成。国际法属于不完全规范，需要国内规范来执行。〔4 〕34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二元分离使国际规范的产生和实施始终面临内外法律体系裂痕的阻隔，体系不平衡正是在内外法律体系并立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中存在并发挥影响。举例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约）确立了国际刑事法院（ICC）对种族灭绝罪、反人道罪、战争罪和侵略罪的管辖权，但却受制于“补充性原则”，即ICC只有在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行使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下才可以确立对相关案件的可受理性。囿于各国间巨大的分歧，规约文本并没有对侵略罪的定义和管辖条件做出规定，导致ICC的侵略罪管辖权流于形式。2010年，“坎帕拉审查会议”通过了《规约侵略罪的修正案》（修正案），修正案规定了侵略罪的定义、构成要件和管辖条件。⑧ 但是，根据规约第12条第2款规定，ICC不能够对非缔约国国民实施的或在其领土上发生的侵略行为进行管辖，修正案本身也规定了签署（或批准）的数量要求、“再次审议”要求（2017年）和缔约国“选出”（opt-out）机制。
另外，既有国际法律制度包含着经由“国家同意”的让渡，新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需要协调与原有国际制度的关系，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造成新设规则的“不平衡”特征。依据《联合国》（）第39条，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决定侵略行为的存在，而ICC对侵略行为的调查和权力有可能构成在没有修改的情况下对安理会的改革，这引发了美国、法国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担忧。〔13 〕就具体规则而言，一方面，修正案没有规定安理会已然介入之侵略情势同样受上述管辖权限制的束缚；另一方面，ICC的侵略罪管辖需要首先辨认安理会是否对侵略行为做出确定。
最后，、国际制度、人本化、全球化等核心话语交织、冲突和互动，共同构成了体系不平衡的现实背景。本身所内含的对立性及之间的冲突仍然是现代体系不平衡的根源，国家与国际法调整之间仍旧存在内在张力，国家间的共存、协作和冲突化解仍旧是国际法的主题词；全球化使传统的治理方式面临主体多元化、治理对象复杂化等挑战，国际法体系与治理需求之间的“不平衡”特征显化并扩大；人本化趋势使与人权（安全与正义）的价值冲突反映到国际法体系中，并对传统国际法体系缺乏对人本观念的足够接纳的“不平衡”状态提出了矫正要求。⑨ 另外，国际制度处于核心话语交织的中心位置，发挥协调话语冲突的作用，全球化和人本化又会增加国际制度的需求和议题，但国际制度与观念始终存在限制与被限制的关系， 体系不平衡特征可能因此突显。
四、体系不平衡的结构解析
体系不平衡通过一定的结构形式得以呈现。从不同视角分析，“不平衡”特征表现为不同的结构形式，而不同结构形式的构成要素或维度各不相同。体系不平衡的结构解析不仅出于认识论上的考虑，同样也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一）法制化理论维度。法制化理论认为，国际法体系的发展可以从准确性、义务性和授权性三个要素去理解。准确性指规则明确地规定其所要求、赋权和禁止的行为；义务性则指准确性所载承诺或者规则的约束力。即此处的准确性和义务性实际上构成（但并不等于）规范-运行维度结构中的规范体系，但也包含运行体系的内容。授权性则指成员国（方）赋予国际行为体采取行动或者决定的权力，即此处的授权性属于二维结构中的运行体系范畴。〔14 〕 如图1所示，准确性、义务性和授权性三者本身的充足程度及多样组合构成了特定治理领域规范体系“平衡度”的形象反映，而由“软法”至“硬法”的闭合区间内法律规范特点的变化则体现了不同规范体系“平衡度”的差异。当然，有学者用“政府”意表法制化的含义，现有国际法结构和组织构成了基本的“政府”类型，而“政府”的强度和程度是可衡量的，即存在“平衡”或“不平衡”的空间。
法制化理论构成要素对国际法体系规范性做了解构，即准确性与义务性。徒有准确性而缺乏义务性是法律规范本身“不平衡”特征的重要表现，而义务性充足情况下准确性的缺乏则会削弱规范性的法律效果。授权性揭示了体系不平衡的核心内容。国际社会法制化并不必然等于国际组织的建立和运行，但具备一定程度授权性的法制化则必然具备组织形式。当相应的组织形式并不具备与规范性相适应的管辖权、裁判权、执行权等内容时，体系不平衡特征便会显现。例如，国际贸易合作具备较高准确性和义务性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可自我实施的制度体系，因而规范体系相对“平衡”；而国际宏观经济合作，如国际汇率机制，则由于合作利益、自我逐利行为受限制程度等因素限制而相对失败，体系不平衡特征相对明显。
法制化理论本身视角独特，但并非毫无瑕疵。首先，法制化理论本身存在争议，即结构基础本身不客观。国际社会法制化是广为承认的趋势，但就其构成要素仍旧存在争议，⑩ 故而以其作为“不平衡”的分析基础容易产生争议。其次，法制化理论下，体系不平衡特征通过法制化要素本身的充足度及相互组合关系的变化体现，国际法体系的“不平衡”特征虽然可以间接地推导得知，但却无法直接地加以呈现，而且要素本身的充足度衡量标准也不清晰。最后，法制化理论的结构划分覆盖面不完全，即体系不平衡特征不能完全地得以反映。就特定规范内部的不平衡及规范与授权之间的不平衡，法制化理论可以给出分析，但诸如参与主体、遵守条款等内容，授权性并不能完全覆盖，因而不能够在“不平衡”分析中给出解答。
（二）规范体系与运行体系维度。规范-运行双层结构将国际法体系划分为规范体系和运行体系两大部分。规范体系指基于政策或价值而产生的广为接纳的行为标准，其在不同领域表现为或强或弱的行为调整；运行体系则指国际法所提供的调整和管理国际关系的平台或结构。运行体系为国际关系的开展设定一般程序和制度，而规范体系则在鉴别实体价值和目标的基础上指引国际关系。〔15 〕28-46规范体系的构成要素反映规范性要求，而规则的实施（包括国际规则的国内执行）则需要运行体系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程序指引。反过来，特定的运行实践或要求应当及时得到规范层面的支撑，从而确定相关行为和惯例的法律效力。当规范-运行体系之间的互动关系被打破，即两个体系构成要素无法达到功能性的匹配或协调，国际法体系的“不平衡”特征便会体现出来。
规范-运行双层结构划分克服了法制化理论的某些缺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规范-运行双层结构划分相对客观，要素清晰明确。如图2所示，规范-运行的结构形式是按照国际法实践特征所做的划分，具备较强的客观性；两大体系的具体要素颇为明确，前者即呈现价值与指引行为之国际立法事项；后者则包含法律渊源发现、参与者、执行和遵守、违法救济（责任）等。其次，规范与运行体系的动态关系明显。法制化理论中，各要素对于法制化而言既非必需，也非充足，三要素之间似乎不存在相互补充的关系，要素组合（尤其是义务性的定位）对法制化程度的贡献差异也不甚清晰。相反，规范-运行双层结构中两大体系的关系则相对清晰，规范体系支撑运行体系，而运行体系则实施规范体系，两者间存在持续的互动。〔16 〕6-7最后，规范-运行双层结构具备开放性，非此即彼的结构特征使得结构覆盖面广泛，两者相互配合构成相对周延的国际法体系概念，能够充分容纳体系不平衡的相关分析要素。
但是，规范-运行双层结构存在考察维度不完整或容纳考量因素不完全的可能。其一，价值、政策与体系整体的区分没有清晰界定。所谓价值和政策实际上指国际法理念，而国际法理念对规范体系和运行体系都可以施加独立的作用。规范体系与运行体系以价值和政策为指引，但双层结构并未突出价值或政策因素的独立作用。其二，国际法体系功用的发挥以特定且变化着的国际关系为背景。双层结构本身未将体系存在和发展的背景考量纳入体系不平衡的分析过程，因而限制了结构模型对体系现状的批判性认识以及对体系建构性发展的预测。
（三）理念、规范与组织维度。理念-规范-组织三维结构将国际法理念设为单独维度，强调国际法理念（包括价值、政策、治理需求等）对国际法体系形成、发展和变化过程及特征的独立影响。具体而言，理念维度指引导法律体系的发展并体现于体系整体或规则设计之中的政策、纲领、原则或体现知识性与道德性的价值等；规范维度指致力于指导具体行为且具有潜在适用性的原则、规则；组织维度指取消自发或缺乏调整方式的机制、机构和程序，它包含主体存在所必要的整合性法律整体，也是法律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理性机制。国际法体系中，理念-规范-组织三个维度的联系经常表现为分离、脱节甚至是矛盾，由此，国际法得以满足多层次的调整功能，却也使得国际法的理想化色彩，即“不平衡”特征相当突出。〔17 〕127-130
国际法理念不是单纯的理想，将“乌托邦式”的理想作为“不平衡”研究的起点不可避免地扭曲了国际法体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国际法理念主要是基于对过往国际法实践的总结而形成的原则性描述，反映着人类和国际法主体对国际法体系的价值取向和期望。理念维度的构成因素属于能够现实转化为规范与组织维度的范畴，包括对体系运行环境与发展趋势的充分考量。如图3所示，一方面理念维度为规范维度和组织维度提供正当性支撑，没有理念支持的规范维度无法获得信念认同和良好遵守，缺乏理念指引的组织维度不能有效运行以获致实效；另一方面，国际法理念反映着国际关系的调整需求和体系整体的发展方向，当规范维度与组织维度不能助益于理念维度的贯彻落实时，国际法体系便会因“不平衡”而缺乏生命力。理念-规范-组织结构模式包含完整的分析链条，避免了双层结构对理念维度的忽视以及类似功能主义理论之解读中规范维度的虚无， 〔11 〕13-16故而能够提供对体系不平衡特征做出相对完整分析的工具。
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兴的发展中大国，是既有国际法体系构建和沿革的重要参与者，同时也是国际法体系调整、改革和发展的密切关注者和利益相关者。从理念维度来讲，中国既接纳和实践全球化与人本化视野下国际社会的重要理念，同时也向世界贡献自身经济、社会、文化和法律建设中的重要理念，通过理念的互动为确认或矫正体系不平衡注入活力。中国坚持以《联合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展开国际交往，牢固支持独立、平等、互不干涉等国际法基本原则或理念，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主张以和谐理念指引国际秩序建设，支持国际和平、公平、人权和发展事业。从规范维度讲，中国以者、对话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国际立法进程，进行国内法治建设和改革，推进对话的法律全球化，通过对话确认或者矫正体系不平衡现象。中国依据既有国际法体系从事国际交往，主张各国依据国际法平等交往；积极参与国际法制建设，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从运行维度讲，中国依托现有的国际法体系进行国际交往，坚定支持联合国的权威，主张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构新的国际秩序；中国积极维护合法且符合时代要求的机制、程序和安排，按照规范要求履行国际义务，同时，积极审视全球化和人本化条件下的治理需求和价值引导，对不符合时代要求的“不平衡”现象提出修改动议，推动国际合作，推进平衡重构。
注 释：
①古祖雪教授从形态、部门和板块三个角度分析国际法的体系结构。当然，部门结构的划分并非笔者探讨的重点。参见古祖雪：《国际法体系的结构分析》，《政法论坛》2007年第6期。
②国际法规范一方面反映国际法理念，这体现为条约的序言中原则、目标、宗旨，或者只是隐含在原则或规则背后的价值或政策；另一方面，国际法效力的实现既要依托其本身的正当性和权威性，也要有可加信赖的实施机制或运行方式加以支撑。
③这类似主流国际法与批判国际法理论之间横向结构和纵向结构的划分。纵向结构注重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而非立法者的视角，采纳“授权结构”而非“限制结构”。参见 Jan Anne Vos：The Func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Berlin：Springer， 2013，pp.1-5.
④例如，批判法律研究（CLS）抛却对包罗万象的国际法一般理论的探求，其关注点转向对国际法体系中持久的不一致和不连贯的分析和研究。参见Malcolm N. Shaw：International Law （6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pp.63.
⑥例如，国际习惯法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构成，国际条约则是法律理念、具体规则和运行机制的集合体；国际法功能是价值指引、规范约束和强制遵从的结合。
⑥国际法存在非统一性和不确定性本质上反映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其体现的矛盾性是国际法发展的内在动因。参见万霞：《论国际法的性质与作用》，《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⑦“框架公约模式”指国际环境治理领域一般所采用的“多边公约+议定书+附件”的立法方式。
⑧参见《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侵略罪修正案》第8条之二，第15条之二和第15条之三的规定。
⑨人本化是指人权法和人道法所包含的理念在其他公法领域所具有，或正在具有的反思和改革的影响力。在人本化影响下，国际法整体从国家中心向个人中心转变。参见Theodor Meron：The Human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Leiden：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 the part of Introduction.
⑩例如，有学者认为系统性（coherence）应当成为法制化的构成要素。参见Amin Alavi：Legalization of Development in the WTO： between Law and Politics. Alphen aan den Rijn：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09， pp. 5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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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
诺斯认为制度是个社会的 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讲，它们是为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他将制度分为三种类型即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和这些规则的执行机制。正式规则又称正式制度，是指政府、国家或统治者等按照一定的目的和程序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规则及契约等法律法规，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社会的等级结构，包括从宪法到 成文法与普通法，再到明细的规则和个别契约等，它们共同构成人们行为的激励和约束;非正式规则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及意识形态等因素;实施机制是为了确保上述规则得以执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它是制度安排中的关键一环。这三部分构成完整的制度内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内容
制度，也称规章制度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为了维护正常的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秩序，保证国家各项政策的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依照法律、法令、政策而制订的具有法规性或指导性与约束力的应用文，是各种行政法规、章程、制度、公约的总称。
规章制度的使用范围极其广泛，大至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各行业、各系统，小至单位、部门、班组。它是国家法律、法令、政策的具体化，是人们行动的准则和依据，因此，规章制度对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社会公共秩序的维护，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规定。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要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利，督促劳动者履行劳动义务。制定规章制度应当体现权利与义务一致、奖励与惩罚结合，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细则和制度的区别：细则细则写法
细则一般由首部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首部
包括标题、制发时间和制发依据等项目。
1)标题。几乎全按适用范围 + 实施 + 文种构成，适用范围一般多由母体公文标题来充当。一般细则的标题有两种形式：
a.由地区、法(条令、规定)名称和文种组成。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
b.由法(条例、规定)名称和文种组成。如《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
正文
正文一般由总则、分则和 附则三部分组成。总则说明制作本细则的目的、根据、适用范围、执行原则;分则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条款制订出具体的执行标准、实施措施、执行程序和奖惩措施;附则说明解释权和施行时间，有的细则还对一些未尽事宜作出说明。
正文结构形式有两种：章条式和条项式。在章条式中，第一章是总则，最后一章是附则，中间各章是分则，每章有若干条款。条项式细则不分章，各条项内容相当于章条式各条，但项目略少，内容更加具体。一般来说，根据法律制订的细则多采用章条式，根据条例或办法制订的细则多采用条项式。
写作要求1.任何细则都是为贯彻执行某一条规而制发的，必须首先说明制定细则的条文根据，根据几条就注明几条，不能随意增减。
一、对可采性概念的解读
可采性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概念。这个概念要从正反两方面来解读。证据可采性要解决的是"可采证据的范围"问题，即哪些证据可以被法庭采用，哪些证据不可以被法庭采用。因此，证据可采性应从肯定与否定两个角度来理解。
（一）肯定性语义：证据资格
"可采性"的关键就是"可"字，即有关证据材料能通过法庭的认可，从而获取证据资格进入司法审判程序，并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依据。因此，可采性也可以表述为"证据资格"或"容许性"。如果法律对证据资格没有特别规定，只要是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和相关性的证据都即可被法庭所采纳，从而达到运用证据正确认定案件事实的目的。
（二）否定性语义：不适格证据的排除
什么是"可采的"，是很难用法律条文予以细致规定的，而如果只规定哪些是"不可采"的，就会相对容易。证据可采性概念表达的核心其实是证据排除规则，即在立法上和判例中明确哪些证据是不适格的，需要排除。此为证据可采性的否定性语义。证据排除更容易发挥直接的司法效应，证据排除规则也构成了英美法中证据规则的主体。①
二、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法官在运用证据时缺乏证据规则的约束，自由裁量权太大，随意性太大。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是基于我国基本国情中的三个方面考虑的。
（一）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守法意识不高
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人口多，教育相对落后，很多人甚至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对什么是法律根本一无所知。再者加上我国普法活动的缺位致使普通民众在遇到问题时很少会想到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即使诉诸法庭也很难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例如证人不愿出庭作证或基于其他原因向法庭提供虚假证言，鉴定人则在人情或金钱的诱惑下而提供不科学的鉴定结论，这些现象在我国的诉讼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造成了人为因素的困扰。可采性证据规则对当事人的证明活动也具有约束作用，它可以从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材料中排除那些虚假的或真伪难辨的材料，提高诉讼效率，防止法官受到误导，从而能正确的认定案件事实，保障司法机关的权威。
（二）设立证据可采性规则，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
我国正在进行的审判方式改革，基本上是在原有职权主义模式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的合理因素和理论以改善诉讼结构。改变了过去公检法处于统一战线共同追诉被告人的职权主义结构形式，形成了控辩双方处于两端，审判机关居中的等腰三角形新结构，加强诉讼民主，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这种审判方式的改革方向，要求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活动予以引导和规制，明确规则，实现公平对抗，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三）设立证据可性规则，是完善我国立法理论的必然要求
为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通过一些司法解释，想要尝试确立证据可采性规则。例如，明确规定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关于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效力及专家鉴定等问题，也吸收了一些英美法系传闻证据规则、补强证据规则的相关内容。对于司法实务部门的这些努力和尝试，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论证，对于成熟的经验在立法上予以确立，以完善立法，指导和规范司法活动。②
三、我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设立与完善
（一）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传闻证据规则的一般含义是指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传闻证据应当被排除，不得进入审判程序。其实质是排斥传闻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证据规则。如无法定理由，在庭审或庭审准备日以外所作的陈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中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传闻证据规则， 在司法实践中， 证人既可以就涉及亲眼目睹的案件事实向法院作证， 也可以就从他人那里获知的案件情况而向法庭作证，若证人不想出庭作证还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样， 给证人不出庭作证和作伪证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不利于保障程序的正当性和实体的真实性。因此， 在立法上， 中国应突破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刑事诉讼法中确立传闻证据规则。
（二）确立补强证据规则
确立补强证据规则，是指为了防止错误认定案件事实或发生其它危险性，而在运用某些证明力显然薄弱的证据认定案情时，必须有其他证据补强其证明力。该规则主要适用于言词证据。一般分为口供的补强和其他证据的补强两类。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不仅口供需要补强，其他证据在必要的时候也是需要补强的。其中不仅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而且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相关证据。
我国证据补强规则尚处于萌芽阶段，仅仅规定了予以补强的证据类型，至于作为补强证据的证据应当符合什么条件，补强应达到的证明程度等，尚缺少必要的规定。建立补强证据规则，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可采性规则还是十分重要的。
（三）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通常指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当今各国都一律予以排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警察违法取证，保障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不受侵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问题。
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条明确规定对于非法言词证据应绝对排除，不存在例外规定，而对于非法实物证据，则应实行裁量排除。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还不够细化，比如对什么是"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物证、书证"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实际操作起来会很困难，也会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所以，我们应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细化、完善③。
注释：
①徐秀迪.关于完善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09
②刘金友.证据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③胡，廖永安.法学基础课程导读[M].湖南：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学[ M ].北京.高等大学出版社，2012
[2]宋英辉.刑事诉讼法学[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3]刘洋.证据可采性在我国刑事审判中的适用限度，湖北警官学院学报[J].2010
[4]徐秀迪.关于完善中国证据可采性规则的思考.河北北方学院学报[J].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