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8:15:0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管理会计和初级会计，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从这份指导意见中,可以归纳出如下的一些讨论议题,如:
(2)管理会计理论框架或基本指引应当如何设计;
(3)管理会计与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的边界应当如何界定;
(4)管理会计指引体系应当包括哪些内容;
(5)管理会计工具方法指引应当如何规范,体例怎样设计;
(6)如何建立管理会计人才能力框架;
(7)管理会计的信息系统应当符合哪些标准;
(8)管理会计应当具有哪些功能,如何在企事业单位中实现这些功能,怎样评价企事业单位管理会计的应用情况;
(9)有无必要形成管理会计报告,若有必要,一份完整的管理会计报告应当满足哪些标准,包括哪些内容,等等。
以管理会计的概念界定为例,“意见稿”中认为:“管理会计是会计的重要分支,主要服务于单位内部管理需要,是通过利用相关信息,有机融合财务与业务活动,在单位规划、决策、控制和评价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管理活动。”笔者认为,这一概念界定过于功能化,对管理会计的未来发展以及引导企业实践缺乏宽泛性、包容性与发展性。据此,笔者对管理会计的定义是:“管理会计是指企业组织围绕信息支持系统与管理控制系统,以实现价值增值这一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这一定义可以简称为“一个目标,两个系统”,观点明确,便于记忆,延展性强。概念中的“价值增值”是整个会计系统共同追求的目标,它体现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内在联系;概念中的“两个系统”,无论是管理会计的信息支持系统,还是管理控制系统,均以内部使用者为导向,这种对“两个系统”的表述较好地将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区别作了阐述。总之,包括概念界定在内的上述这些问题,都应该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开展讨论,且采用相同的研究范式或框架进行研究,这样才能体现理论研究可理解性和效率性,进而对我国管理会计体系的建设,以及对全球管理会计知识体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
由于人们对管理会计理论基础的认识不统一,在管理会计框架结构等的构建中表现出系统性弱或者稳定性差等现象,使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缺乏进一步深化的内在机制。同时,在外部复杂性增强的情况下,容易给理论界带来诸如“管理会计相关性消失”这样的风险,使实践中应用的效率与效果大打折扣。因此,笔者认为,当前以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经济组织理论(Economics-based of organizational architecture)和价值管理理论(Value-based management accounting framework)为基础来进行管理会计研究,并以此全面推进我国的管理会计体系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权变理论
权变理论由美国的弗德勒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其理论的核心是,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必须随着环境的内外条件变化而随机应变。随着权变理论的兴起,人们认识到世界不存在某种“普遍最优”的管理会计系统,即“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强调企业应对环境的“适应性”,即企业组织要有效运行,其组织结构和控制系统必须与其环境相适应。权变理论将这种“适应性”划分为三个阶段,即选择性适应、交互性适应和系统性适应。权变理论有助于管理会计工作者认清当前所处的管理会计发展阶段,并有针对性地选择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工具。
比如,许多企业在现阶段提出了诸如企业“不在于拥有多少资源,而在于利用多少资源”等观点,它表明目前的管理会计正处于以权变性为特征的发展阶段,应当强调以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实现企业组织的管理效率与效益。从管理会计的“两个系统”看,权变理论的“嵌入”,不仅涉及管理会计控制系统,如战略管理、业绩评价、预算制定和成本系统等影响因素,还关系到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的效率与效果的评价与应用。譬如,可以利用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进行各种影响因素的交互项的检验,并据此考察管理会计控制系统的经济后果等。总之,权变理论对管理会计系统的完善与发展起着推动与促进的作用,并最终为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目标服务。
(二)经济组织理论
经济组织理论是马克斯?韦伯对管理思想作出的贡献,该理论包括组织行为理论、组织变迁理论、组织关系理论、组织文化理论等内容。组织行为中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能力理论等对管理会计中激励机制设计以及控制机制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企业实践中的并行工程和精益生产、企业战略联盟、敏捷制造、虚拟公司和插入兼容式企业,以及企业的兼并与收购等丰富和
发展了组织变迁理论。 组织关系理论为管理会计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以企业组织的内部关系而言,一些企业探讨构建的小利润中心组织模式,如海尔的战略单元、上海汽车集团的“人人当老板”模式、日本稻盛的“阿米巴”模式等,均体现了组织变迁过程中的新型组织关系;而就企业外部的组织关系而言,由单一企业向多企业集聚的方向发展,则基于组织关系的组织间管理会计,如供应链管理会计、企业群管理会计,以及现阶段中央强调的混合经济型组织管理会计等开始形成与发展。
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还有:
(1)组织间关系与企业群成本管理;
(2)组织间管理与管理会计创新;
(3)组织间关系质量与战略成本管理;
(4)组织间关系与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以及组织文化与管理会计信息系统认知等。
组织文化理论对于促进管理会计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譬如,当强调“企业成本转变为社会成本”这种文化理念时,延伸的管理会计课题就应运而生,即:
(1)注重轻资产经营在管理会计中的地位与作用;
(2)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合作经营,如从实体价值链转向虚拟价值链的组织间管理会计研究等;
(3)结合经济组织的经营特征,实施管理模式的创新等。以国内两房企为例,虽然万科与万达(简称“两万”)同属房地产企业,但其管理模式却各具特色。万科是住宅地产的龙头企业,而万达是商业地产的领导者。万科管理模式的组织文化表现为:借助于“标准化+产业化”的经营方式,拓展组织的利润空间,并聚焦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此形成核心的细分市场(也在其他一些重要城市有选择性地进行布局),通过围绕顾客需求,在创造顾客价值的同时实现企业的价值增值。
在组织管理手段方面,应用最充分的是通过资产周转率战略来支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并应用现金流量管理实现组织价值的最佳化目标。由于资金周转速度快,万科这家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企业已经变成了一家轻资产的公司,毛利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上并居于同行的先进水平。万达管理模式所体现的组织文化是应用“订单式商业地产”运作,通过事先筹集大量资金,并带动周边土地等无形资产增值来构建自身独特的盈利模式。具体的运作方式是“联合协议、先租后建、共同参与”,积极打造城市综合体,使“万达开在哪里,城市中心就搬到哪里”的商业文化成为现实。
(三)价值管理理论
价值管理理论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分析(Value Chain Analysis)”、詹姆斯?迈天的“价值流管理(Value Current Management)”,以及汤姆?卡普兰提出的“价值管理(Value Management)”等,这些理论已成为价值管理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内容。以波特的价值理论为例,其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如从早期的企业价值链理论(《竞争战略》一书为代表)到行业价值链理论,即供应链关系(《竞争优势》一书为代表),再到国家价值链理论,又称菱形理论或钻石理论(以《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为代表),以及后续在《哈佛商业评论》等杂志发表的系列文章,共同构成了波特的价值管理理论。詹姆斯?迈天价值管理理论中的“价值流”是一组作业活动的统称,它可以体现为外部顾客的价值流,也可以是企业内部的某种价值流管理活动。换言之,它是企业为实现某一特殊结果所开展的价值活动的结合体。卡普兰的价值管理理论是以未来现金流为代表的现值管理理论,该理论强调未来现金流贴现的重要性,即借助于贴现对公司价值进行精确、可靠的计量与描述,并且认为现金流贴现与企业的市场价值密切相关。
价值管理理论是整体价值观与价值活动观,内在价值观与外在价值观的统一,它强调的是管理会计的战略视野和全局观念。首先,从整体价值观与价值活动观的关系来看,卡普兰所代表的价值管理理论是一种整体价值观,它体现了企业未来收益的资本化,即贴现价值。并且,它成为衡量企业绩效最全面的标准,是一种动态的概念。波特和迈天则是价值活动观的代表,他们认为作业产生价值,通过价值带来的作业收益与成本的比较,最终加总之和便可以累积出企业的价值增值数额,它是一种静态的价值管理概念。
其次,从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关系来看,以波特为代表的价值管理理论强调的是企业的内在价值,即努力创造顾客价值。顾客价值指的是顾客感知价值(Customer Perceived Value),是感知利得(Perceived Benefits)与感知利失(Perceived Sacrifices)之间的权衡。彼德?德鲁克说过,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正确而有效的定义,那就是创造顾客。管理会计就是要实现“顾客价值创造经营(Customer Value Added Management:CVAM)”。外在价值代表的是由外部投资者认可的企业投资价值,就上市公司来讲,其体现的便是股票市值。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的统一,使企业价值管理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并从企业经营管理的全方位、全过程上加强价值的运筹。
以上述三大理论作为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基础,体现了经济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融合特征。如管理模式的研究便是经济组织理论与价值管理理论综合发挥作用的产物,当然也离不开权变理论思想的指引。“三大理论”是现阶段管理会计研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给出了当前管理会计研究的大致范围,也为人们对“财务管理与管理会计”、“内部控制与管理会计”等关系问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
三、管理会计的研究范式
从企业边界的视角考察,企业的动机是由成本动机与收益动机组成的,成本动机强调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而收益动机突出企业的能力培养,并通过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获得更多的收益。管理会计研究范式就是管理会计研究者共同使用的思维模式或框架。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的关系
管理会计有两大研究范式,一是概念导向的范式(或称以概念为中心的研究范式),二是案例导向的范式(或称以案例为中心的研究范式)。管理会计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具有紧密的相关性,根据上述“三大理论”可以将这两种范式与理论基础的关系图示如下,详见图1。
图1表明,无论哪种理论基础,都可以为两种范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或者进一步说,权变理论在实际应用中往往内嵌于其他两种理论的活动之中。
结合财政部颁布的“意见稿”,可以从体系建设等若干方面对这“两大范式”进行总结、提炼与归纳,如表1所示。
(二)概念导向的研究范式
以概念为导向的管理会计研究范式,往往是管理会计概念扩展以及由此延伸的内容创新为载体的一种形式再现。从情境角度考察,管理会计研究可以形成与“情境无关”和与“情境相关”的两种研究成果。概念导向所形成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往往是与“情境无关”的成果。
无论是图2中的理论规范模式还是理论实证模式,作为概念导向下的两种管理会计研究形式
,其成果的形成一般情况下是与具体的情境不相关的,即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研究成果。以理论规范模式为例,通过将成本概念扩展为生产成本与协调成本,以及外部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可以形成新的管理会计概念,如产品的“自制”与“外包”这两个概念,从而对管理会计中的经营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工具。 比如,对“环境成本”进行概念扩展,则基于环境保护成本视角可以形成“环境成本管理”,而基于物料与能源成本视角则可以形成“物料流量成本管理”等。再比如,将成本从“组织内成本”发展为“组织间成本”,则供应链成本与企业群成本等概念就会应运而生。理论实证模式主要考虑的是管理会计的影响因素,其基本框架是“影响因素――管理会计系统――经济后果”,具体如图3所示,其形成的研究成果往往也不具有特定的情境性。
(三)案例导向的研究范式
以案例为导向的研究成果一般与“情境相关”,并与“情境”具有紧密的融合性。这种“情境相关”的形式,可以分为“情境嵌入”与“情境依赖”两种情况。情境嵌入,即将新的管理会计理念与方法嵌入于管理会计实践之中,通过引进、吸收、消化与提高,以实现再创新的目的等,它一般需要借助于管理会计工具的指引。情境依赖,即围绕某一企业组织开展的原创性管理会计研究,它通过深入企业实践并采用提炼、升华、普及与推广等方式达到创新的目的。在案例导向研究的实践中,目前主要有两大模式,即成本模式和收益模式。具体如图4所示。
图4中的成本模式主要依据的是经济组织理论中的交易成本等概念范式。日本的丰田经验亦即丰田管理模式,它包括拉动式的即时生产系统(JIT)、全面质量管理、团队工作法(Teamwork)、并行工程(Concurrent)、成本企画等内容,是一种成本管理与质量控制相结合并贯穿始终的管理体系。收益模式主要依据的是经济组织理论中的能力资源等概念范式以及权变理论。日本的稻盛经验,即京瓷模式又称阿米巴经营方式,它有三大特征:一是实施权变式的经营,即构建阿米巴组织;二是要求各部门统一采用“单位时间核算”这一评价标准;三是通过速度链效应规避机会损失。与丰田经验强调成本降低不同,稻盛经验强调收益管理,体现管理会计中的“EVA理念”。
其积极意义表现为:
(1)基于可控性视角计算阿米巴利润,增强阿米巴组织经营的积极性。
(2)生产经费和销售经费中不含劳务费。因为劳务费不是阿米巴负责人能够管理的费用,因此在追求“经营的本质”,即“销售额最大,经费最小”的时候,不是通过削减劳务费,而是通过职工的创意来提高经营效率。
(3)生产经费和销售经费中包含“利息折旧费”。京瓷认为“资产需要花费利息”,员工是通过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和企业创造价值,它体现了劳动等资源所反映的经济活动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提供动力的基本理念。
在案例导向的研究范式中引入“经营权控制”与“剩余权控制”,能够将企业文化、行为动机等因素嵌入于管理会计系统的内部控制之中。一般的制造型企业往往通过预算控制、业务外包等形式严格实施经营权控制,因为它更注重市场份额,要求为顾客创造价值,丰田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有的企业由于规模过大,内部组织形式出现了不经济的情境,这时对于一些辅或相对独立性的工作或单位,本着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原则,可以采用剩余权控制的方式,这样可能更便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譬如组建一些小利润中心,如海尔的小微公司等。一般来讲,企业往往得两种控制权综合应用。尽管表面上看,京瓷公司采用的是完全型的剩余权控制形式,实际上其内部,如某个价值流组织中可能体现出的是极具代表性的经营权控制思想。总之,无论是经营权控制还是剩余权控制,管理会计系统的目标就是要能够权变地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确保企业管理活动的价值增值。
研发活动作为技术创新源泉，日益受到企业重视。近十年来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投人，平均增长率高达26.4%，研发支出逐渐成为公司的一项重要支出，其会计处理也逐渐被人们所关注。2006年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公司用于研发项目的研发支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两个部分，并规定研究阶段支出全部费用化，开发阶段支出有条件地资本化。由于研发支出是否费用化及费用化比例高低直接影响公司当期经营利润，因此研发支出不同的会计处理，会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怎样区别研究阶段与开发阶段及研发支出是否满足资本化条件，均涉及公司主观判断，这是否会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一个途径?
近年来众多学者对公司治理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高的相关关系，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会计政策选择已成为企业实现盈余管理的手段。那么在不同公司治理条件下，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与盈余管理又有怎样的联系?本文在新研发支出会计准则框架下，从盈余管理视角对公司治理和研发支出会计处理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旨在为上市公司治理及我国会计准则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参考。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公司治理作为企业核心制度安排，为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提供了制度环境。公司拥有会计政策选择权，公司中不同利益主体—股东、董事、管理层对如何选择会计政策有着不同的利益需求，故各方都可能从自身利益出发来选择会计政策。研发支出会计处理对盈余管理有正向和负向的影响，费用化比例的确定是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中的一个关键，它与公司治理各方面因素是怎样的关系，成为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公司治理核心内容，是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冲突问题。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特殊性，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较为普遍，在集中股权结构下，重点不是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问题，而是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作为一种弹性较大的会计政策，自然有可能被公司利用来进行盈余管理。由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高会使公司当期利润下降，不利于掩饰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不良后果，且上市公司还面临着经营业绩差所导致股价下跌的压力。为避免这种现象，第一大股东凭借其对公司的控制力，选择降低费用化比例以进行正向盈余管理，调高当期利润。有鉴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正向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从而费用化比例越低。
Peasnell(2005)发现公司独董占比重越高，董事会对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约束越强。独董监督力越强，越能抑制经理层和大股东操纵会计数据，使得会计政策体现出更强的盈余稳健性(赵德武、曾力、谭莉川，2008)。盈余稳健性被定义为“不预期盈利，但预期全部的损失”(Bliss，1924)。然而经理层与大股东都有违背盈余稳健性的意愿：由于经理的薪酬往往与经营业绩直接挂钩，所以经理在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上就会倾向于降低费用化比例，延迟或隐藏支出，提前反映甚至虚增利润；大股东具有股权再融资偏好，为此选择降低费用化比例以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独董对盈余稳健性的影响是通过抑制股东和管理层的正向盈余管理来实现的，故本文提出：
假设2：独立董事比重越大，公司会计处理越稳健，对正向盈余管理抑制程度也越大，从而使费用化比例越高。
董事长和总经理由同一人承担时，总经理能对董事会施加更大的控制力，使得内部控制系统失效、盈余管理程度较高。两职兼任的总经理会利用其对会计系统控制和信息披露权力，削弱研发支出会计处理方法对业绩的影响，通过正向盈余管理降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增加公司利润。
假设3：两职兼任的公司盈余管理空间较大，费用化比例较低。
梁莱散等(2005)认为，研发投人产出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研发活动往往在以后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因此即将离任的经理有很强的动机减少研发支出费用(Dechow,1991；Bushee,1998)。
假设4：总经理剩余任期越短，越看重公司近期业绩，费用化比例越低。
二、研究设计
1.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由于研发支出会计处理于2007年起使用新准则所规定的方法，故本文以2007-2008年我国深市所有披露研发支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并从中剔除了不符合研究条件的两类公司：(1)未划分且难以确定资本化和费用化金额的公司；(2)调整后资产负债率>1和利润为负的公司，最终形成110组数据。本文相关数据均来自于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分析采用SPSS16.0软件。
2.变量定义与样本模型。对变量作如下定义：
POEXP：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被解释变量，费用化支出：研发支出总额)；
FIRS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解释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数、总股数)；
POIND：独立董事比重(解释变量，独立董事人数二董事会总人数)；
CABC：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解释变量，董事长兼任总经理为1，否则为0)；
LEAVE：总经理剩余任期率(解释变量，总经理剩余任期于总任期)。
为更准确进行分析，本文还考虑了以下除公司治理外可能影响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SIZE：企业规模(控制变量，企业总资产的对数)；
RDINT：研发强度(控制变量，研发支出总额于主营业务收人)；
ALEV：调整资产负债率(控制变量，总负债于(总资产一资本化支出))；
APRO：调整利润总额(控制变量，税前总利润+费用化支出的对数)；
PROGR：研发进展阶段(控制变量，研究阶段为1，否则为0)。
基于以上假设和变量定义，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POEXP=β0+β1FIRST+β2POIND+β3CABC+β4LEAVE+β5SSIZE+β6RDINT+β7ALEV+β8APRO+β9PROGR+ε
三、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根据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结果，可看出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均值为52.7%；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高，最大值达到63.8%，均值为35.7%，这与我国“一股独大”现象相吻合；独董比重均值为36.8%,满足上市公司独董比重不少于1/3的要求；总样本有29家是两职兼任，占26.37%；总经理剩余任期率均值为51.1%；企业规模和调整利润总额标准差较大，说明这两者在不同公司间的差异较大样本中研发强度均值较大，达到了4.2%；调整资产负债率最小值为3%，最大值达到了86%。
2.变量间的相关分析。根据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看出两职兼任和独董比重在α=0.01时显著正相关，说明在两职兼任的公司中需要更多的独董来进行监督和约束以避免两职兼任可能带来的内部控制失效；企业规模、调整资产负债率及调整利润总额显著正相关，研发强度和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显著负相关；调整利润总额与调整资产负债率显著正相关。由于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关系，因此我们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当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10时就可判定变量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经分析所有变量的VIF值都<10，因此变量间的相关性不会对回归方程产生太大影响。
3.回归结果分析。模型回归结果在考虑所有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之后，我们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在α=0.1时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1；(2)独董比例和两职兼任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不支持假设2和假设3；(3)总经理剩余任期率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在α=0.05时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4。
控制变量中，调整利润总额和研发阶段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显著正相关，与预期结果一致，说明公司利润越大或项目处在研究阶段则费用化比例越高。企业规模、研发强度及调整资产负债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企业规模和调整资产负债率与预期方向相反，研发强度与预期方向一致。
由于回归结果显示出两职兼任与独董比重显著线性相关，虽两者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仍会对回归模型产生一定影响，为了避免解释变量间相关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借鉴相关处理(杜兴强，2007)，我们分别剔除两职兼任和独董比重，同时采用后向筛选策略剔除控制变量中t检验值最小的调整资产负债率再次进行了回归分析，筛选出调整资产负债率后，显示在两职兼任与独董比重两个变量中，回归方程剔除前者的效果更好，且F值和拟合度都比考虑全部变量的结果更高。
我们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在α=0.05时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1。这说明持股比例越高的大股东有很强的动机降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通过正向盈余管理增加利润、粉饰业绩。(2)独董比重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在α=0.1时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2。这表示独立董事不再是“花瓶董事”，他们发挥了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作用，维护了中小股东和公司的整体利益，有效抑制了股东和管理层利用降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以进行正向盈余管理的动机。(3)两职兼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不支持假设3。这可能是因为许多上司公司实行了高管股权激励制，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同时也可能持有公司一定数量股份，这使得其和公司的长远利益趋向于一致，从而削弱了其利用降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以求短期逐利的动机。(4)总经理剩余任期率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在α=0.05时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4。这说明总经理越接近离任，费用化比例越低。由于研发活动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在一定时间之后才能产生经济利益，而经理任期是有限的，尤其是越接近离任时，越可能得不到研发所带来的利益，故剩余任期率越短的经理越会降低费用化比例以削弱其对业绩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调整利润总额和研发进展阶段通过显著性检验并与预期结果一致，研发强度和企业规模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企业规模与预期方向相反，研发强度与预期方向一致。
四、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深市所有披露研发支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盈余管理视角对公司治理与研发支出费用化比例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
（一）会计的基础是法律规章和可靠凭证
会计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靠真实可靠的凭证，根据特有的规则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编制报表的一项工作。法律规章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最低共识，依靠这个共识复杂的经济活动才能正常进行，可靠凭证是一切业务的起点，我们依靠各种不同的凭证才能完成复杂的经济交易。
那么，想要保证会计的权威性和真实性，会计工作必须严格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对会计凭证进行认真审核，保证每一个会计凭证都真实有效，这是会计工作能够存在和被人信任的基础。
（二）会计的职责是监督和反映经济活动
目前，会计成为所有企事业单位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要是由会计监督和反映经济活动的这一职责所决定的。会计的日常主要业务是处理会计信息，但是，会计不是为了处理信息而处理信息，这些信息是为利益相关者服务的。通过对各种不同会计信息的及时披露以及根据规定把信息传达给不同层级的决策者，保证经济活动按照利益相关者的需要正常运行。
会计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管理功能，根据对搜集到的信息进行分析和整理，使得不合理的信息能够及时发现，帮助信息使用者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改变自己的决策。
（三）会计的立场是保持中立
会计作为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除了依照法规获取劳动报酬外，在企业中并没有其他的特殊利益。会计作为信息的集中者和加工者，不得按照自己的喜好搜集或者加工信息，更不能利用专业知识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而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实事求是地反映信息。作为会计，只有保证立场的中立，才能获取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者的信任，进而让这个职业有存在的意义和该有的尊严。
二、对会计基础、职责和立场的忽略所造成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计量的广泛引入造成对会计凭证的忽视
公允价值和会计的基础存在一定的冲突，因为公允价值是依靠公开的市场交易产生的，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市场的选择。有很多市场，不同市场的价格不同，应该以谁为准；第二，过去市场交易的价格与将来市场交易的价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个交易价格的客观性也并未得到保证。而且，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物价的上涨，交易价格的上升只是自然而然的现象，公允价值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二）减值会计的过分使用，导致对法律法规的违背
减值迹象并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结论，会计法要求会计以真实发生的业务作为计量的标准，而减值会计主要的依据仅是猜想。
减值会计存在着减值的转回，虽然根据减值会计自身的理论可以说通，但是，这一现象对会计的严肃性和中立性造成严重的损害，更会使人们产生会?只是在做数字游戏的印象。事实上，确实存在一部分企业利用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利润操纵。
（三）金融创新故意模糊会计基础的作用
金融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金融业在会计核算时，对法律事实和会计凭证严重忽视。由于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出现，货币出现了双重所有权，在特定的时间里既属于储户又属于银行，加之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金融杠杆的加入不仅严重模糊了资产的价值，而且模糊了一笔资产中究竟有多少属于资产使用者。
会计的中立性告诉我们，资产必须分清楚归谁所有，负债必须分清楚由谁承担，而复杂的金融创新，却严重模糊了这一点。银行通过各种途径，绕过自身会计核算的监管，不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上显示自己做过的事情，严重损害了会计的中立性，使得会计无法实施监督和反映职能。
三、重视会计的中立性，确保会计职能的发挥
（一）严格限制公允价值的适应范围
虽然公允价值和会计基础存在严重的冲突，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情况，公允价值不能被完全放弃。譬如，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导致资产的账面价值严重背离实际价值，这种情况下的公允价值最可靠。
虽然不可完全被放弃，但是，我们应该严格限制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不应当将其作为一个普遍适用的规则加以推广，只有以法律和凭证为主的价值衡量准则才是普遍适用的。会计基础必须真实可靠，能够被验证，会计的反映和监督职能才能有效实施。
（二）对资产减值条件加以限制，必须遵循法律并且依据可靠凭证
引入资产减值会计的核算方法本身是合理的，因为资产减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但是如果过分谨慎，把可能性的损失都计入资产减值中去，就违背了会计核算的客观公正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