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6 14:43:38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古代文学研究综述，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中图分类号：J642.2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11-066-01
一、民谣概论
民谣：民谣是人民其中一个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而每个民族群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性格色彩，民谣既是表现一个民族的感情与习尚，因此各有其独特的音阶与情调风格。所以各地民谣的风格亦有不同。看其能否反影它的出处和环境、文化特质，而不只是在乎其使用的乐器的多少、轻重（当然无可否认，乐器本身很多时候亦能反影民歌本身的文化背境）。今天，我们活在香港，民歌音乐的文化早已支配在西方篷裙之下，我们今天说的民谣，大多数也就是西方（美国）的民歌。
二、民谣的发展及研究内容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则不仅掀起过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热潮，而且一些大家、名家开始对民间歌谣进行探讨研究工作，如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曾有文章和专著研究民间歌谣。朱自清甚至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歌谣课程，当时甚至还发行《歌谣》周刊，民间歌谣在当时受到学者们空前的关注。研究民谣语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社会和历史。民谣研究应该是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的。本文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旨在分析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八十年代后，古今民间歌谣一度淡出了学者们的视野。近些年来民间文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虽然日益兴盛，但是这些学科特别强调田野调查，而忽视文献研究，此外近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又漠视古代民间文学创作，文献上的古代民谣因此备受冷落。这使得古代民谣研究一直处于初级阶段，止步不前。
三、文献整理分类与分析
政治角度的分析是基于社会发展所出现的新的研究角度。从当代的政治角度看待历史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项研究突破。如茹宁的《政治民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将政治民谣的流传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将政治民谣作为一种有利的工具将其应用。
民族文化对于时代的潜移默化影响，使上世纪末的民谣研究出现的新的视角又将人们的一部分视线从当代的时尚风潮中拉了回来，国家的重视使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发展平台。此时的民谣研究已从繁荣阶段继续红红火火的发展着，尤其从广度上讲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尹明举、薛家太、蒲亨强、许钰、陈子艾等人将各民族深处的优秀的民谣进行搜集、整理，不断壮大着民谣的队伍。但此时的民谣研究在深度上并不尽如人意，只是一味地纪录、整理，却未从中得出新的文化结论和研究成果，过于表面化的研究，未能给绚烂的民谣文化研究添姿加彩。
从记述文献的角度来讲，新千年的到来，并没有给民谣的发展和研究带来新的突破点，这一阶段的民谣整理研究处于平静期，主要的研究方向依然局限于表面的收集与整理上，但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此时诞生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学术文献。如孙玉石的《郭沫若《〈民谣集〉序》的真实性及其价值》，何中孚编《〈民谣集〉序》中搜集了民国初年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杨文全、李治儒《试论当代中国民谣语的语言特点及修辞策略》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以中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流传的民谣语为对象，并分析了其语言特点及其修辞构造。
从文化学角度来讲，张璐在《民谣意象与文学性》中纪录了笔者对于民谣《三只乌鸦》中意象的具体分析，揭示民谣中意象所蕴涵的文学性，帮助读者欣赏民谣的语言魅力，王俊周、王岁孝、高强在《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认为研究西府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将有助于移风易俗，开发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等。
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张海欣在《浅论民谣在当代的发展》中试从时政谣、校园谣、手机谣三大方面对当代民谣的内容加以分类，分析其各自的特点，并从成因、传播、民谣自身的魅力三方面探索当代民谣的繁荣原因；刘晓贵的《从政治性民谣中透视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针对政治性民谣这一现象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在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的同时又能对政府作风起一种“良药苦口”的作用；控制不好会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控制得当则能够缓和转型期政府与民众的不顺畅关系，有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等。
对于当代的民谣新形式――校园民谣，近两年也有新的研究成果，如王小波的《校园民谣的没落》一文从校园民谣自身和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大环境两方面分析了校园民谣的没落。 王蔚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方法论》论述到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的个人间接，认为音乐学术研究的学者应该积极主动地去介入流行音乐的研究，并在流行音乐研究的方法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另外，还针对一些认识上的问题重点阐明了民间音乐、民族音乐、民歌和民谣的关系并对校园民谣的发展到今天的衰败做了实践性的阐述。
结语
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今天，民谣的研究也将随之发展、壮大，在与时代交融和文化影响的双重性上，也将取得更高更、深入的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民谣发挥了重要的传承作用，它为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研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对于民谣的研究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我们就能在不同朝代的民谣中找到相应的对照，民族发展过程中人民经历了什么，我们依然在民族的民谣中找到它的印记。所以对于民谣的研究还要继续深入，在平稳中求发展。
（一）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
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方面目录整理工作起步较早。1980年至1981间朱永邦先生搜集整理出了《元明清以来蒙古族汉文著作作家简介》，连载于《内蒙古社会科学》，收录了58位作家，作了简单的生平简介，并附以著作名。后又有翟胜健刊于《民族文艺论丛》（现已不多见，无法考证收录作家的具体数字）的目录。两位学者的目录搜集为后来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1984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蒙古族汉文诗选》（王叔磐、孙玉溱）选注了86位蒙古族作家的330多首汉文诗，这本选注是至今为止收录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比较全面，且选注作品比较多的诗选集，为后来学者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文本资料。此外，有些学者把蒙古族汉文创作译为蒙古文，付之以刊刻。丹碧和星汉编著的《汉蒙合璧古代蒙古族汉文诗词选》（2002年8月）用蒙汉合璧的形式蒙译了49位作家的108首诗歌，博、博彦在《清代蒙古族汉文诗选》（1999年）里蒙译了45位蒙古族诗人的160首诗歌。这两本书为广大的蒙古族学者认识和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媒介。《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只收录了蒙古族汉文诗人阿鲁威和梦麟。古代蒙古族汉文诗人中有诗集留存下来的很多，但都是未校注的线装本，现见于世面的校注本只有三本。孙玉溱主编出版了《那逊兰保诗集三种》（1991年），张凌霄校注了倭仁的《倭文端公遗书》11卷，题为《倭仁选注》（1992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池万兴校注了和瑛《西藏赋》（2013年齐鲁出版社）。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第一次被编入文学史是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情，1989年荣、苏赫等人主编的《蒙古族文学史》收录了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被冷落的文学遗产才在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以上学者所搜集、整理和校注的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作品为我们探索，研究文本内涵提供了既便利又有价值的资料。
（二）作家生平的考证
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考证工作是既艰巨又考研耐力的工作，但对于渐行渐远的古代文学作品和作家不去做考证的话我们的文学评论研究就会面临有失准确、严谨的学术问题，为此对于迎难而上，孜孜不倦的前辈们感到由衷的敬仰。在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和作家的考证中对于单个作家、作品的零星考证较为多见，而对于整个群体的考证存在很大的空白。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编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是迄今为止较为全面考证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的著作。著作中写到“我们已整理出170余人的创作目录，其中刻有诗文集的作家已逾80余名。这又是一笔极为可观的文学遗产”①该著作从元代蒙古族帝王的汉文创作考略，出身贵胄世家之作家考略，科第出身之作家考略，明代蒙古族作家考略，博明生平事迹考，翰宛名流梦麟、法式善、锡缜考略，边疆重臣松筠、和瑛、三多考略，八旗蒙古作家考略等部分，对元明清三朝主要的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做了详细的考证，并附有现存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及见录，主要作家传记资料擷要，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研究论著要目等，这些考证、记载不仅为我们这些后辈们研究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家、作品提供了准确、可靠的资料，而且还引导着年轻的学者们用严谨的态度探究学术问题。细查作品、作家的考证史不难发现在众多作家的族属问题上争论最多的莫过于元代作家萨都剌，对萨都剌的族属大致有蒙古族，色目人，回族，汉族等不同观点，目前尚无定论。现聊举一二例，仅供其作为参考。云峰老师1995年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上发表“元代杰出的蒙古族诗人萨都剌”，认为萨都剌为蒙古族。房建昌在《江汉论坛》（1983-02-10）发表“萨都剌为阿拉伯人”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阿拉伯人。周双利《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12-31）发表“略论萨都剌的家世与族属”的论文，认为萨都剌为色目人。刘守刚在《中国民族》（1988-08-28）发表的“萨都剌的族籍”一文，认为萨都剌的祖籍为回族。对于萨都剌的祖籍问题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近50年的时间里，学者们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公开发表的论文100余篇。此外，因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博明的生平资料未见与官载书，故对博明的生平也有零星的考证研究。如：王荔《文学界》2012年6月上刊登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博明研究述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著的《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里旁征博引更为准确 、明了地论证了博明的生平，履历。除外有些学者对蒙古族汉文作家的家族成员开始研究和考证。如：米彦青在《内蒙古大学学报》（2011年3月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了“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贾熟村在《平顶山学院学报》（2010年6月）刊登的“晚清社会的倭仁家族”等。除外，对于其他的作家的生平，履历也有零星考证和论述。对于作家生平的考证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作家作品内涵和理解时代文学的全貌。
（三）对作品的解读和评价
对古代蒙古族汉文作品解读和评价成果较为可观，对于单个作家或者单篇作品的系统研究也偶有可见。就作品研究现状看，对清代蒙古族作家的汉文创作探索和研究的较多。如：法式善，和瑛，那逊兰保。西北师范大学的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王娟娟的硕士毕业论文“法式善及其诗歌研究”，依据法式善现存三千余首诗作，分类介绍法式善诗歌的题材意蕴，同时解读诗歌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法式善诗歌的总体风格，以及含蓄蕴藉、富有禅味，运用孤清幽寂，高洁脱俗等意象组合的艺术特色。对于清代蒙古族汉文作家法式善的研究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2004级硕士李前进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论法式善《梧门诗话》美学观”，针对法式善诗学主张和观点做了详细的阐述。除外还有新疆师范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黄建光的硕士毕业论文“《梧门诗话》诗学思想研究”等等。对和瑛的创作来讲，《西藏赋》系统研究的较多。内蒙古民族大学2003级硕士乌日罕的研究生论文“清代西藏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评《西藏赋》”，从《西藏赋》内容，文体特征和文学、社会价值等多方面做了详细的阐述。西藏民族学院2006级硕士孙福海硕士毕业论文“卫藏方志 雪域奇葩”也较详细地评析了和瑛《西藏赋》。对清代蒙古族女诗人那逊兰保的创作研究主要围绕着《芸香馆遗诗》展开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玉霞2005年6月编写的硕士毕业论文“那逊兰保和她的《芸香馆遗诗》”首先，援用可靠的历史文献考证了那逊兰保的生年，世系。之后就《芸香馆遗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并据以总结概括那逊兰保的诗论。最后援据《芸香馆遗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那逊兰保的生活观。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李晓涛2006年6月述写的毕业论文“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对《庚子都门纪事诗》产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思想内容作了较为详尽的阐释。除外对元代蒙古族汉文诗人秦不花、伯颜，清代蒙古族作家梦麟、博明，倭仁，松筠创作也有很多零星解读和研究，在此不一一举例评述了。
二、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存在的问题
1.对作品的选注、校注存在很大的空白。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各民族文化、文学交流的见证，蒙古族汉文作家群体庞大，留存下来的作品相当可观，据白、特木尔巴根老师的统计，“从蒙古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到清朝末年，操用汉文进行创作的蒙古族作家共计179名。其中元代42名，有诗集者5名。明代7名，有诗集者6名。清代130名，有诗集者75名。”②由此可见，光有诗集者就有86名，对作品的研究空间很大。但是想要研究作家、作品的话对作品的解读是首要的，没有进行原文解读的话研究只会成为空谈，因此对作品的搜集、整理和校注显得尤为重要。元明清文学离我们渐行渐远，有些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只收藏在国家图书馆或者各高校图书馆或者在民间，世面上很少看到此类文学的流传，现能找的校注本只有三种，一是倭仁集注，二是那逊兰保诗集三种，三是《西藏赋》校注。其他作家的个别作品选注只散见于各类作品选中。这无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
2.从蒙汉文化交流的视角，对“汉文化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影响”方面的研究较多，对蒙古族汉文作品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特征研究的几乎没有。很多蒙古族学者认为非本民族语言创作的作品中根本不存在民族文化特征，也不值得去探讨，或者避而不谈，或者持否定态度，而汉文学研究者大多从蒙古族作者吸收中原文化视角去解读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文化心理研究一直被搁浅。对于此荣、苏赫老师这样说过：“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由于采用非本民族语言文字，加之有的作家远离故土，甚或生长于汉地，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与本土的传统文学相比，民族特色较为淡薄。但淡薄不等于没有，更不是所有的作品都没有”，③可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是存在蒙古族民族文化特征的。白、特木尔巴根老师在《古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考》中对此问题也表述过自己的观点，“事实上，在元明清三代蒙古族作家群中产生了许多人情陈达、世事洞晓、造诣深厚、创作丰富的作家。尽管他们使用的是汉语言文字，然而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意识与个体情绪交织凝结在他们的创作中，浑然而为一体，构成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特有的文化品性。舍弃文化品性的深层探讨，汉文创作研究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④显而易见，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中民族文化特征是融合于作品之中的，解读和研究民族文化特征不仅要对作品本身有足够的理解，而且对蒙古族文化特征、蒙古族生活习俗、蒙古族心理特征有足够的认识和深入的掌握才能完成此项研究。
三、研究方法及研究目的、意义的重估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是蒙古族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清一代蒙古族汉文创作数量甚至超过了同一时期的用蒙古文创作的作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研究任何一位作家或者作品都应将放在社会历史背景下来考察，探究其作品的深层内涵和作者的思想感情。朝代的更迭，社会的动荡，自身社会地位的变迁都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作者的内心和创作。如：和瑛历任西藏帮办大臣，驻藏八年之久，熟知了西藏的一草一木，并时刻抱着保卫边疆和平的使命感创作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唯一一部以赋这种文体描写西藏的巨著《西藏赋》。那逊兰保亲历两次，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体察到她的丈夫、哥哥参战离别时的悲痛心理。延清深陷危城，亲眼目睹了庚子过程后创作了《庚子都门纪事诗》。可见其作者的创作受环境影响之深。我们在研究古代蒙古族 汉文创作时不该孤立地研究其作品和作家，而是应该把它们放在当时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和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古代蒙古汉文创作的搜集、整理和校注仍处在停滞阶段，很多作者的作品仍沉睡在古籍堆里，此项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可利用文献学的方法，将目录、版本搜集整理后进行校勘和校注，为研究者提供准确、有力的资料。从研究视角上来说，不应单从文学的角度，或者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去研究，也应从从民族学、民族审美心理学、民族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前50年间的研究成果主要是注重了蒙汉文学交流的角度去分析汉文化对蒙古族作家的影响，如果用跨学科的视角对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探讨，具体分析和阐释蒙古族汉文创作中蒙古民族心理的体现的话，能够深化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这些蒙古族作家独具民族特色的汉文创作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他们用蒙古“民族气质的眼睛”④去描述和解读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概貌，是其他民族文学所不能代替的。并且有些作者的创作水平已达到和汉族文人比肩的程度，如：蒙古族杂剧家杨景显的18部杂剧《西游记》对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西游记》提供了蓝本。清代蒙古族作家法式善、梦麟、和瑛等人的作品思想、艺术水平已达到当时时代的高度。深入研究蒙古族汉文创作是探索蒙古族文学发展规律和蒙汉文学交流发展规律的需要，对于研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学艺术的形成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少数学者对古代蒙古族汉文创作进行了探索性的研究，但这远远构不成体系。从文献的搜集、整理、校注到文本的系统研究，若能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多视角，多层侧研究和阐释的话，能够拓展蒙古族汉文创作研究的传统视野，在更深更广的层次上去发现蒙古族汉文创作的社会历史地位和艺术成就，为推到蒙古族文学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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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①②④白、特木尔巴根.古代蒙古作家汉文创作考[M].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3，170，20.
③荣、苏赫.蒙古族文学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631.
④别林斯基.1841年的俄国文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78.
参考文献：
〔1〕嘎尔迪.蒙古文化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