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7 15:06:10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自然环境的急剧恶化、自然能源的极度匮乏早已摆在人类的面前，然而直到近几年，我们才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逐渐有了环保意识。“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观念早已过时，尽管它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但许多发达国家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且环境代价是不可逆的，人们的生存质量乃至整个国家的长远、可持续性发展都将面对自然环境的严峻考验。大量的实证经验和教训终于让我们警醒――保护自然、治理环境刻不容缓，这关系到社会、国家的经济发展乃至全球人类的繁衍生息。
一、解析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宏观关系
“经济”与“环境”看似相互矛盾，实则彼此促进、互相影响。如何客观认识、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新时期下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改善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只有从理论上清晰、深刻地理解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实践中正确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治理环境，促进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
（一）环境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共有两大类环境资源：一类是人工改造资源，即前人留下的财富，是人们的劳动成果，通常可量化，比如某个城市、乡镇或区域的存量资产；另一个类是自然资源，如气候、水、土地、矿藏等，它们尽管不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但却为我们的生存、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实现经济增长所需的原料、能源等都属于自然资源。如今，全球范围内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自然资源当作国民财富来统计，自然资源的丰富与否，往往决定了这个国家的资产状况与国民经济水平。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自然资源总量位居全球首列，但人均占有量却很低，比如：我国的森林资源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9、淡水资源为1/4、45类矿产资源占1/2、耕地资源占1/5，但却只占美国人均的1/10。
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为了保证经济增长，很多国家只能依靠从国外进口各类用于工业生产的资源，如铁矿石、石油和木材等。从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是巨大的，随着环境的日趋恶化，能够用于社会生产的资源日益稀缺，比如土地资源的贫瘠，适合人民居住和农耕生产的土地非常少，开采矿石的成本非常高，但矿石质量却不高，某些地区频繁发生洪涝、沙尘暴、干旱等自然灾害，给人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严重影响。如果盲目追求经济利润，当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后，为了满足生产需求，企业、社会乃至国家仍要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用来治理环境，这种做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等于变相提高了生产成本。
（二）经济增长让自然环境不堪重负
自人类生产开始那天起，对物质、经济、财富的追求从未停止过，正因如此，社会经济、国家资产、人民的生活水平才得以提高。然而，任何事情都过犹不及，大规模、频繁的经济活动，直接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破坏。其一：大量废弃废物的排放严重超标，我国许多城市一年内大部分时间都处于雾霾天气，严重的环境污染，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带来极大伤害；其二：自然资源被大量消耗，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尤其缺乏，正面临枯竭的危险，以至于影响到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并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恢复。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持续变暖的气候、开采过度的森林、严重的水土流水及水资源的污染……这些都是社会经济飞速发展所给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当人们最基本的生存环境受到威胁，那么所有的物质、财富也将变得毫无价值。当然，经济的增长离不开能源，只要生活在继续、社会在发展，就一定会消耗资源，如何节约自然资源，杜绝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才是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煤炭资源相对丰富，过度的煤炭开采早已严重破坏了国内的森林资源、土地资源，尤其是对气候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大量有毒有害的气体过度排放，使得人人自危，在严重的雾霾天只能停止一切工作与社会活动。如今，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每个国家、公民都有义务保护自然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对中国这样一个煤炭生产大国而言，必然将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社会各界、各大企业单位在环境保护领域，也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三）经济增长是实现长期环境保护的物质基础
如果治理环境必须要停止一切社会生产活动，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这在本质上与“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并无不同，都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如果顾此失彼，只能陷入恶性循环，最终既无法实现经济增长，也无法很好地治理环境。一个国家若想长期、持续性发展，必须要平衡好“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发展关系，让经济服务于环境的治理，让良好的自然环境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这才是国家在发展中的良性循环。2020年，我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将比现在降低40%～45%，这也是中国政府对全世界的郑重承诺。为尽快达成该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国家、政府部门、各企业单位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包括新能源的研发、排污设备的更新与升级等。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那么也就无法达到治理环境的目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的保障下，人们的环保意识才会提高，我们国家才会有实力来保护自然资源，为人们创造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
（四）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统一发展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与“环境”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彼此促进、统一发展的一面。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只有先满足了基本的物质条件，才会产生非物质的需求，比如绿色生态、自然环境等，在这些非物质需求的趋势下，环境的治理才会有所成效，同时，经济也为保护生态环境、治理污染提供了允档淖式鸹础。而环境则给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只有在丰富的环境资源的支持下，人类才能更好地从事生产活动，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经济”与“环境”就像天枰的两端，只有将二者放在同样的高度，让它们保持平衡，人类发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的双赢局面，事实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已经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探索一条环境、经济、资源、人口高度统一、协调发展的光明道路。
在国家、政府、社会、各行各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如今的经济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但是人均占有量却非常低，可见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悬殊，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人民，世代都挣扎在温饱线上，甚至很多贫困人口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许多偏远山村、贫困地区并没有用于治理环境的资金，人们也没有保护环境的意识。立足于我国国情现状，必须要将发展经济作为基本目标，从而解决贫困地区人们的温饱问题，然而仍有很多地区为了经济增长至环境保护于不顾，饮鸠止渴般地超标排放温室气体、过度砍伐森林，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库兹涅茨环境曲线显示，全球各个国家在工业化生产的腾飞阶段，均会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但是当经济增长到了一定水平，对环境的保护会起到促进作用。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却也已然达到了治理环境污染的条件，简言之，投入部分资金用于保护环境的同时，又能够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二、在发展经济中保护环境的有效措施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经济”与“环境”二者虽然存在矛盾，但绝不是二选其一、非此即彼的关系。以专业的眼光来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非不可兼得，以我国的国力和经济水平来看，完全有能力治理环境问题，并且通过环境治理来带动经济增长，最终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长期的发展。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绿色GDP”为目标
1、改变GDP的核算体系
在GDP核算中加入社会生产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如果存在污染问题，那么则扣除这部分的GDP，避免经济主体行为被现存GDP所误导，只有企业在生产活动中减少污染源，才能节约治污资金，如此核算GDP才能体现出社会生产的最终价值。“绿色GDP”的宗旨是促进“经济”与“环境”二者的和谐发展，扣除用于生产过程的环境成本，从而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生产所付出的代价、所取得的成果。哪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哪个地区的发展前景就越广阔。今后的社会竞争，一定是有关生命与科学的竞争，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树立“保护生态、教育为本”的先进理念，面向全社会各行各业、各阶层普及环保知识，将中国民族勤俭节约、尊重生命、关爱大自然的优秀传统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观念相互结合，通过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平台等渠道大力宣传科学知识，在社会大众当中达成生态环保、节能减耗、了解国情、珍惜自然资源、造福后代的一致共识；鼓励以生态为主发展工业农业及服务产业；重视生态文化、生态居住环境的建设；提倡健康、节俭、环保的生活方式，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彻底摒弃一味追求物质享受的高消费行为。
3、提高“经济”、“环境”和谐发展的理念
自然环境、生态资源是开展一切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在经济开发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该地区环境资源是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全面了解地区内的人口密度、开发项目的发展潜力，明确“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相关标准，树立起“自然环境就是生产力”的开发意识，从思想上认识到保护生态、节约资源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通过治理环境来促进社会生产，通过推进生态平衡来维持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让所有的生产经济活动都遵循自然规律有条不紊地展开，继而达到社会、经济、环境各方面效益的综合提高。
（二）在政绩考核中引入环保指标
1、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
建立起与生态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相符合的经济体制，将GDP的增长与否纳入政府部门、国家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包括是否严格执行环保法、本地区的环境质量改善指标等。
2、综合评估建设项目对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
所有工程项目的建设、改建和扩建，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后再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中应严遵“环境影响评价”与“三个同时”制度――防治环境污染与工程项目同时规划、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尤其是规模大、工期长的建设项目，必须百分百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尤其要提倡有助于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特色产业。
3、大力推进“经济、环境”综合发展决策
适当提高生产活动中的环保资金投入，实现保护环境与社会生产的同步进行，做好环境监督与管理，让自然环境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构建起科技、社会、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发展框架，尽一切努力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三）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上百年的工业革命，自然资源几乎被消耗殆尽，为了求得长期、可持续性的社会发展，人们必须找到“新”资源的创造途径，比如众所周知的“废物利用”。以往的经济活动是一个从利用资源到生产产品，再到排放污染的单向过程，而“循环经济”是一个 “利用资源―生产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过程，最终解决了“经济”与“环境”相互矛盾、对立的一面。
1、通过循环经济促进GDP的增长
改革经济增长的核算模式，通过“绿色核算”模式来控制社会生产，彻底摒弃传统老套的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崭新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循环经济体系。因为我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非常少，“先发展、后治理”的环境改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我国的资源不足以支撑高耗能、高污染的社会发展模式，充分整合利用自然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才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发展策略，比如长江城市群当中，很多企业都在想方设法地提高工业用水的循环利用率，以此节约水资源，减轻水污染。
2、推动产业的生态化发展
各大企业、工业园应制定有助于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在贷款、税收、土地使用的优惠政策中引入经济激励措施，以此提高社会各界开展循环经济的积极性，同r制定出相关工作的实施步骤，逐步研究、探索、完善绿色经济核算模式以及评价机制。站在企业内部循环角度实行清洁生产、鼓励生态工艺；站在各企业间的循环角度，加强建设生态工业链园区；站在整个社会循环角度，大力支持资产回收产业、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市场，改善产业结构。比如皖江循环经济园区便采用了“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用最少的废气排放量、自然资源消耗量来获得最高的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社会、环境、经济的和谐统一。
3、从小事做起，改变消费观
循环经济不仅是国家、社会、大型企业的事情，它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循环”二字的意义是：消费活动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同时，又不会破坏自然环境，一边消耗资源，一边回收和利用资源。比如：生活中产生出的垃圾，其实就是一种放错地方的资源。促进循环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企业在“废物利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利润，就像安徽马钢集团，采用的工业生产能源是燃油、电能等，而不是煤炭。企业将除尘灰当作燃烧原料，通过高炉煤气的余热来发电，再把钢渣、高炉水渣当成生产原料销售给其它企业，每年就能创造出七千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安徽马钢集团还回收了工业废水，每年节约九百万左右的水费，有机污染物的排放减少了四千五百吨以上。
（四）运用科技手段保护自然环境
重点研究环境保护领域的疑难问题，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手段来改善生态环境，让环境保护成为社会经济增长点，加快环保的产业化进程，充分发挥出现代科技对环境所起到的作用，整合各方科技手段，攻克环境保护的技术难题。国家与政府对拥有知识产权的环保技术、设施、装备应加大扶持力度，严格监督、管理市场运作情况，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环保技术，加大国内环保资金的投入。生产环保设备的企业应全面树立自主创新意识，努力提升品牌知名度，提高核心环保技术、设备的市场占有率，利用现代化科技加快环保技术体系的创新与建设，力争尽快攻克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污水深度处理、汽车尾气净化、洁净煤等技术难关，在环境保护中提倡应用高新科技，尤其是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学技术，更应加大保护力度、提高宣传推广力度，以此调动企业在研发、创新环保技术方面的积极性，积极开展环保技术示范活动，推广研究成果，全面提升环保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
结束语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同样重要，二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的关系。如今，我国正向着“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大步迈进，而且已经提前步入信息科技发展的新时期，在这关键阶段，我们既要保持经济增长水平，又要做好自然环境的治理工作，客观看待经增长与环境发展的关系，积极建设绿色生态，实现绿色经济，以此满足人类生存与社会发展所需。
参考文献：
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学术界存在的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基于一国的实践，很少从中国转轨经济的实际出发探讨在两者的关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国实际。而今，中国经济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金融改革也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迫切需要从理论的角度来来回答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给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给予理论支撑。本文拟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双向关系论”进行分析，探讨其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适用性，并选取中国相关数据设计实验对两者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研究，其滥觞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们从经济史的角度，分别从工业革命和1790～1840年美国金融系统的发展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得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结论。
从国家层面，对两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是其没有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他不能确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抑或金融发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经济增长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发展中经济，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他指出在所有情况下，“金融抑制”都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而金融深化总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与Levine（1993）在1993年，设计了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和四个经济发展指标对80个国家在1960～1989年的数据进行了跨国回归。他们发现，不仅同期经济增长指标和金融发展指标是正相关，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发展指标和随后10年的经济增长指标也是正相关的。他们断言，金融并非是仅仅跟在经济发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导致了经济增长[2]。Rioja和Valev（2004）对74个国家1966～1995的数据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阶段，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在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确定；在中级阶段，对经济增长又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级阶段，其虽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级阶段作用要小。
一些学者从行业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国银行业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放松管制是金融发展的一个跳跃，金融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Rajan与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发展水平对不同产业的影响，进而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另一些学者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过对48个国家1980～1995年大量数据进行了跨国分析，发现市场与银行对经济增长都很重要，难以确定与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是哪一种金融体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术处理了遗漏变量和因果关系，其结果依然与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同的发展阶段，应采取不同的金融机构。早期应当建立有效的银行体系；后期应当关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场。
这些理论纷繁复杂，但其结论无外乎为以下几种：
一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这多为新古典经济学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但却是其障碍。其原因是金融泡沫与货币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
三是需求遵从论（demand—following），即认为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带来金融结构的变化，促使金融市场的建立与发展。
四是供给主导论（supply—leading），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因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五是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之间有双向关系。这种观点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两者的关系可以是需求遵从也可以是供给主导。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关于上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观点，笔者认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的双向关系更为符合新兴的经济转型国家。虽然这种理论考虑到了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但是没有考虑一国具体实际的理论不能用来指导一国的实践，还需要根据一国的实际加以调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国转轨经济下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对需求遵从、供给主导进行了总结，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双向关系论。他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发展早期，金融部门的扩张通过金融机构的产生与金融服务的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至于“供给主导”的观点一致。但是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部门则处于“需求遵从”的地位，即经济增长诱导金融发展。
金融部门在生产中的主要功能是为生产部门的生产进行融资。随着经济的增长，必然产生基于实际生产需要的资金需求，这些资金很多时候需要从金融市场获得，且不论这种需求的满足是金融市场量的扩张还是质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区分的概念是金融的发展仅是指量的增长还是包含了质的提高。若指前者，则经济的增长必然导致“金融发展”；但若是指后者，显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长都是金融发展，帕克里特认为，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这种促进往往反映为量的扩张；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才表现为质的提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两者的区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显，往往是量增长的同时伴随着质的提高。可以这样解释：经济增长所导致的金融发展过程中，首先体现在量的增长，在资金来源的潜力都被挖掘几近殆尽时，其量的扩充没法进行下去，这时就要求其内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质的提高。因此，其内在逻辑是经济发展金融量的扩张金融质的提高。
发展中国家经济起点较低，往往处于金融量的扩张阶段，而发达国家其量的扩张潜力有限，很多时候表现是金融质的提高。因此，无论从量还是质的角度来说，都是由于经济发展所导致。仅仅认为是供给主导了经济增长的观点忽视了只有实际需求才是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力量，当没有实际的需求时，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给，只会造成金融市场的泡沫，而不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供给主导发挥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满足（这种需求可以是“潜在需求”，即在现有的技术、制度等外在约束的条件下，本可以满足而现实未满足的需求）的条件下，这个结论无论是从金融角度还是在经济学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发展都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金融的发展，会使融资更有效率。资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获得，这样就可以更好地满足生产部门对资金需求，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没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经济需求的金融发展，仅仅是会产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较大的冲击，阻碍经济的发展。
因此，最终的结论是经济增长导致金融发展，金融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从理论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确与否，还需要实证进行检验。下面以中国来进行实证分析来验证这个结论是否正确。
三、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实证方案的设计
1.实证目的。实证的主要目的是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需要两者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就无法去验证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必须要经历两个阶段，其一是检验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否具有长期均衡；其次是在两者均衡的基础上检验是否具有因果关系。
2.数据和变量选取。变量选取采用了两个指标麦金农指标：M2/GDP，来表示经济的货币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标：FIR，即金融相关程度指标，FIR=（M2+L+S）/GDP，其中L为各种贷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贷款）；S为有价证券（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及股票市值等）[5]。
检验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6—2011），部分来自其他论文及网站。原始数据。
3.实证方法。考虑到实证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金融发展变量和经济增长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6]。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检验，如果数据平稳，可以直接进行因果检验；如果数据不平稳，先对数据进行差分后进行协整检验，再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法来检验。本文分析借助与EVIEWS76.0完成。
（二）实证分析过程
1.描述性统计。从描述性统计可以发现GDP、M2/GDP、FIR的波动都比较大，分别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对有关变量取对数，一方面可以减轻波动，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异方差性。
2.变量的单位根检验。使用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即检验数据是否具有平稳性（即不存在单位根），若数据是平稳的，就可以直接对数据进行格兰杰检验，以确定因果关系；若数据不平稳，此时可以对数据差分项进行ADF检验，检验差分项是否平稳，若协整阶数一致，则数据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所谓的协整关系是指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通过ADF检验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稳；而其一阶差分项DLGDP，DLM2/GDP，DLFIR却是平稳的。因此，对三个平稳变量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3.Johanson极大似然检验。在检验协整关系时采用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来测定协整关系。相比较E-G两步法，Johanson极大似然协整法的误差更小，并且可以测定两个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
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首先要确定VAR模型结构，这里选取带截距不带趋势项的VAR模型，选择滞后阶数为2，得到实验所需的模型。
当滞后阶数选择2时，由检验可知不存在单位根，所以VAR系统是平稳的，可以进行协整检验。由协整检验可知，没有一个、仅有一个协整关系的假设通过了检验；至少有两个协整关系没有通过检验。由此可以得出三个变量之间存在两个协整关系。
4.格兰杰检验。由Jonhanson检验可以知道，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两个协整关系，可以对他们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确定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为上述VAR模型我们选择滞后阶数为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得出DLGDP与DLFIR存在单项因果关系，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得到结论，DLGDP与DLFIR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而DLM2G与DLGDP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M2/GDP与GDP成反比，这与谈儒勇[7]（1999），曹啸，吴军（2002）的结论相仿，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货币当局逆风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从量而非质的角度来说明，并且无法说明在何种条件下金融发展引致经济发展。未考虑通胀因素。在选取指标时，存量指标未剔除通胀。事实上[8]，在把通胀作为一个变量考虑时，其结论往往会有很大不同。
参考文献
[1]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增长[M].浦寿海、毛晓威、王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341.
[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军.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科学，2004（5）：24-31.
[5]武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学俊.金融体系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J].金融研究，2006（3）：57-66.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写作论文。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