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8 10:32:4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传统文化的变化，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江西虬津镇红桥村的春节习俗
江西省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原云源村）坐落永修县西南的修河边，共有村民73户，188人。其中张姓12户、周姓4户、苏姓4户、江姓53户；红桥村是以江姓人口为主，占全村73户中的72.57%。江姓万派公于南宋末年从林塘迁至虬津镇红桥村，经历了700多年的历史沧桑，但仍保留了不少传统的春节习俗。
从过年的时间来看，虬津镇红桥村江姓过年的日子与众不同。如腊月为大月，则农历腊月29过年；如腊月为小月，则农历腊月28过年。另外，虬津镇红桥村江姓同一日过年的时间不同。相传江姓迁至红桥村后，育有三子，三子分家后均请长辈到家中过年；为了孝敬老人，三子将过年的时间错开，长子早上过年、次子中午过年、三子晚上过年。此传统风俗一直保留至今。
从过年的内容看，首先是对祖先的敬仰。过年前均要祭祀祖先称添斋饭。祭品（斋饭）中必须要有三牲（猪头称猪首、鲤鱼称摆尾子、鸡称凤凰）；每年正月初七，红桥村江姓要举行拜谱仪式，将江氏家谱请出，秉烛、敬香、膜拜、放鞭炮；正月十二接太公牌位到江西，九江地区的江氏九X十八村轮流供奉，每村轮流供奉一年，因永修县虬津镇红桥村地处南北交通要道中间，每年南北接太公牌位均要经过虬津镇，每年正月十二这天虬津镇江姓，均会准备八面彩旗、鞭炮，敲锣打鼓接太公。其次是对当年过世先人的孝敬。年内家中有老人过世的，腊月23家中要设孝堂，孝子在堂屋将孝堂布置好，把灵牌屋放在孝堂内。腊月24，孝子进入孝堂（正月初三以后才能离开），每天要敬香，点长明灯。正月初一，同村人每户会带一封爆竹给亡灵拜年，正月初三上午，所有的亲戚前来拜亡灵，正月初四孝子出孝堂回拜四方亲戚。亡灵的孝堂和灵牌一直放到农历二月花朝（二月十五）才到亡灵坟前烧掉。
从过年的禁忌看，一是贴对联。过去要在傍晚贴，不能说贴对联，而要讲沾对联。二是封开门。过年（除夕）晚12点前要打封鞭炮封门，封门后直到初一早上才能开门（称开天门），开门后放封鞭炮则不能关门，直到晚上才关门。三是添斋饭。长子早上过年前添斋饭的时间要在寅卯时（4-6点），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外姓及出嫁的女子均要避讳。中午、晚上过年的添斋饭祭祀祖先时则不用避讳。四是吃素食。大年初一早上第一餐不能吃荤腥，必须吃斋（全素食），一般吃青菜、豆腐、菜柳等，表示逢春，一年到头清清洁洁，以示吉利。中午、晚餐则可吃荤腥。五是语言禁忌。旧时春节期间，虬津镇红桥村江姓有不少语言禁忌，如猪头称猪首、猪舌头称赚头、猪耳朵称顺风、猪肠称猪顺子、猪血称猪旺子、猪骨头称元宝；吃肉称吃大菜、吃鱼称吃摆尾子、吃鸡称吃凤凰；衣服破了只能讲发了，打破了碗也只能讲发了；走路时不能讲走快点，只能说走起些。
从过年的娱乐看，春节期间的主要娱乐为玩龙灯和看丫丫戏。玩龙灯是在正月初八起灯，开始在外村玩龙灯，十五在本村玩，正月十六下龙灯。龙灯舞到每户，每户要有一定的迎接仪式。旧时，一般是每户要送一块红布、一些米花糖，放鞭炮；现在一般送一条烟，放鞭炮，有的放三封鞭炮（接龙灯、操龙灯、送龙灯），有的则更多（喝彩就要放封鞭炮）。有时二月花朝会花钱唱戏。丫丫戏名称的由来，传说纷纭，但它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原来剧中的女角全由男孩扮演，男扮女装，头上都扎着两个丫丫形的小发髻，身着颜色艳丽的戏服，非常具有娱乐性。如今，女角虽然不再由男孩扮演，但是标志性的丫丫形发髻却流传了下来。新年里，在虬津镇红桥村江氏祖堂搭台演出一场精彩的丫丫戏，丰富和活跃春节农民朋友的节日生活。
二、红桥村年俗的变迁及原因分析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虬津镇红桥农村习俗自然也随之改变。首先，注重家庭团聚。村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严格按照程序来做一些敬拜神的活动，但更加注重人本身心理或气氛。也就是说村民们更加注重家庭的和谐气氛，少了很多神话传说，增加了“人文主义”色彩，更加关注如何舒适的过年。第二，创业是最关注的话题。2009年春节，永修县城乡土地充满了农民工回家过年，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人群比前几年出现拥挤，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大批失业农民工返乡。现在当他们见面时，听到最多的是“今年还出去吗？打算去哪里赚钱？”春节和家人短暂团聚后，去或留，农民工成为最关注的话题。再次，越来越少的人守岁。除夕守岁是最重要的年俗，早在魏晋时期就有记载。除夕晚上，与家老小熬夜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乐，这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很重视的年俗。近年来，村民们守岁的人越来越少，人们或看电视，或睡觉，打牌，上网，几乎没有人静下心来守岁。虽然很多现代人将“网上守岁”、“打牌守岁”等都归于守岁，然而守岁净化心灵、让灵魂通过安静“回家”的作用似乎正在消逝。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无法避免变迁浪潮的冲刷。现在有不少人，尤其是青年人热衷于过各种外来洋节日，春节的年味越来越淡了，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经济的发展。奥格本认为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是由物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的；一旦物质文化发生变革，非物质文化的制度文化即价值观、规范和意义、社会结构等也发生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30年，人们不仅鼓起了钱袋，同时思想也得到解放，文化的发展提高人们的品味。人是社会的主体，人们思想解放也逐渐打破一些古老的习俗，为春节活动的多样性创造条件。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人不再像以前一样只在意吃穿，更多地追求高品味的精神文化生活。例如，对于春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及旅游爬山中所蕴涵的精神享受。其次是环境的变化。克莱德.M.伍兹则认为，变迁一般是由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的改变引起的。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人口流动，现代交通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沟通，各种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碰撞，互相取代、相互同化。第三是外部力量的冲击。随着中国开放深度的发展，西方国家借助跨国产品、新型的电子媒体工具、广告、流行歌曲、网络小说、影像等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外部力量的潜移默化，使得人们重新塑造社会态度。受上述三者的影响，如今江西乡村春节习俗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三、从年俗演变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乡村家族的情感整合仪式正在失去其传统文化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物化，利益成为人际关系的中轴，生活在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感到人际交往中的冷漠、疏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短暂化和功利化。相比较而言，与上述的利益追逐不同，春节期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馈赠与分享。流动着的人们也暂时停下来，多数都要“回家看看”。人们还凭着种种活动增进相互间的交流，体会到了个人依附家庭、家庭依附亲属和乡邻、乡邻依附社区、社区依附城市或地方、地方属于中国的情感，并由此产生了新的“团圆”文化。
春节习俗的演变，导致舞龙、舞狮、踩高跷、跳傩舞、玩龙灯和演丫丫戏等传统娱乐方式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没有多大吸引力，逐渐面临失传。但从“非遗”保护角度来说，这些特传统色文化很值得继承。因此，不少专家都建议，把传统的娱乐方式进行创新，一来可使得年味更浓，不至于消失；二来也使得这些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与此同时，一些村民认为精神需要但不符合社会发展的传统年俗慢慢延续开来。例如，接太公活动逐渐上升。在江西永修县虬津，武宁县泉口、鲁溪、清江等乡镇流传着“接太公”的习俗。今年春节期间，当地村民以姓氏家族为单位，把本族供奉的太公塑像抬出来，每个家庭敬拜祖先的塑像，祈祷丰收、家庭和谐、健康平安。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32-07
一
在清水江畔，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苗族同胞每年都有“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是当地苗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分别以女性和男性作为节日文化的表征主体，彰显了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村寨的荣光，体现了当地姻亲社会关系中的交往交流和人生仪礼的象征性表达与认同，同时也让当地的苗族文化特征因此得到强化和延续。
“姊妹节”苗语称为“努嘎良”（Nongx gad liangl），意译为“吃姊妹饭”，施洞等地的姊妹节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吃姊妹饭”是施洞姊妹节的标志性活动，“姊妹饭”是一种经过植物染色后分蒸的“彩色糯米饭”，晶莹剔透，清香四溢。其主色是黄色和黑色，偶尔兼有红、白、蓝、绿等颜色，喧腾而又温馨的姊妹节一共持续3天，节日期间，寨里的姊妹们结伙聚餐和联欢，不仅未嫁的，而且已嫁或远嫁的姑娘都会赶回娘家。整个苗寨显得格外热闹。同时，姊妹节也是苗家青年的爱情节，姊妹们还要用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后生（男青年）们，苗家男女青年自由择偶为目的的“游方”是姊妹节的重要活动。关于“吃姊妹饭”的由来，施洞口有这样一个说法：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在每一次的迁徙中，都有姊妹因出嫁远离家族，不知何时才能再会面，因而姊妹们每年都要共聚一起吃一次糯米饭借此欢聚和纪念。
施洞苗族“独木龙舟”，苗语称为“量翁”（niangx vongx），意译为“划龙”或“划水龙”，独木龙舟节是清水江沿岸苗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参加节日活动的除了台江施洞沿江两岸的苗族村寨外，还有与其毗邻的施秉平寨，举行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祭祀活动核心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龙舟竞渡期间，几十条龙船在清水江中划翔，百舸争流，江畔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同时还会举行赛马、斗牛、踩鼓等苗族传统活动。《苗疆闻见录》载苗民“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20多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1] 171。
二
苗族传统节日不同于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设定的法定节日，一般是民族民间社会为巩固其生产生活秩序和延续文化脉络而建立或自然生成的。苗族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对于苗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流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苗族传统节日之所以能长期传承、生生不息，得益于在它的文化内涵中，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苗族传统节日民俗最突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正是在于象征性地表达和实际性地满足了一定地方社会族群内外交流交往的迫切需要和精神追求。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具有以下一些传统功能：
（一）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功能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2]。施洞苗族同胞每年坚守“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节日活动过程中，全体成员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举行固定的仪式。姑娘们采摘南烛木叶、姊巅、蜜蒙花等各色花叶来制作彩色糯米饭，盛装踩鼓，彻夜游方歌唱。男子们则遵循着传统的规则，选取杉木，制作龙舟，运送龙舟，举行龙舟下水仪式，按照祖制，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区域用规定的竞赛规则进行龙舟竞渡。于是通过“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两个传统节日载体的强化和传播，不仅是对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族民间技艺文化传承的加强，而且是对苗族古歌、苗族鼓舞、祭祀文化、龙舟文化等苗族传统文化最直接的继承。
同时，在这样一个苗族所独有的传统节日里，传承和传播苗族所独有的文化，明显地增强了苗族这个个体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传统节日有着显著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能够增强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施洞苗族同胞在三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五日这两个固定的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传承着苗族独有的文化，让其深刻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施洞苗族同胞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
（二）纪念和祭祀功能
在原始中，苗族同胞通过模仿自然界图腾物的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崇拜，以示对祖先和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取悦神灵，祛除一切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方式和内容，是人们向民间神祈求福佑或驱避灾祸的基本形式。由于有些活动规模较大，群众性强，内容丰富，因而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传承下来。譬如祖先崇拜、纪念英雄和宗教祭祀等就成了这种节日的重要功能。
施洞“独木龙舟节”是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间娱乐活动，是当地进行祭祀和承托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施洞龙舟竞渡的系列祭祀活动在农历五月二十日开始，持续四天，节日期间，在木材的选取、龙船的制作、龙舟下水仪式和龙舟竞渡等系列活动中，都有严格的祭祀仪式和传统规则。譬如以取木材制龙舟为例。“独木龙舟的选材一般以杉木为主，要求杉树没有被雷电击中过，没有被火烧过，这表示着该树没有受到过神灵的惩罚，还要求树梢没有折断过且长短一样，这表示家族团结齐心。杉木选定之后，把事先准备好的青布和摊线缠在树干上，代表后世兴旺，子孙像麻绳一样多。然后祭酒饭，烧香纸，杀鸭取鸭血淋在树干上祭请‘山神’‘树神’和‘地神’，体现了对神和大自然的敬畏。木材选好后，由一位儿孙满堂且知古礼的男性向树祈祷‘保佑老少安康，子孙昌盛’，祭祀结束后，由父母健在、儿孙满堂的一名男性动手砍第一斧，随后众人一起将树向东方推倒，以表达对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的祖先的怀念”[3]。运送木材的时候，沿途的亲友必敬以酒，赠鸭送鹅迎接龙木，并在龙木上系一条红缎带。木料运回寨子，全寨人都出来迎接，彰显了全体苗家人对接龙木的慎重和尊崇。
（三）增强家族凝聚力和交往功能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2]。“独木龙舟节”，虽然名义是竞渡，但是从船的造型以及船上人员的配备和服饰来看，这种划龙舟的方式其实是不适合进行激烈的、殊死相争的竞渡的，而是应趋向于游乐和文化展示。种种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展现着其增强家族凝聚力和族群间交往的功能。
作为“鼓头”的寨老，一般是寨子里德高望重，有很强号召力的老人，其主要负责接待亲朋好友和联络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龙舟竞渡时，龙船每到一寨首先要鸣三眼土炮，提示当地寨民“龙舟到了”，然后寨中亲友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接着村民们要向“鼓头”及水手敬酒，并在龙船的龙头上系上红布，称之为“挂彩”。除此之外，亲友们还要热情地送上礼物，尤其是“鼓头”的女婿，至少要送一头猪的大礼，女婿家的族人也要送上羊、鹅、鸭等，最后，水手们将所收的赠礼挂在龙颈上。对于施洞龙舟赛，苗族同胞看重的并不是竞赛本身，也不是各寨龙舟获得的名次，而是看哪一个寨子的龙船打造得更漂亮，哪个“鼓头”人缘好，得到了更多的礼物。因为收到礼物越多的龙船则越显荣光，越显得“鼓头”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同时收礼龙船也要以礼物回赠给对方，双方在礼尚往来中促进交流、加强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由此可见，“清水江上的独龙舟是一条多情的纽带，通过独木龙舟节的传统文化活动增进了苗族同胞的村寨交流和家族情感，彼此之间以往若有误解，通过一件礼物，一杯米酒，一道酒歌，误解也就烟消云散了”[4]。
（四）战胜自然的心理暗示功能
苗族同胞自古以来居住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地，生产生活过程中常常需要顽强地同自然界作斗争。苗族民间文学不乏歌颂战胜恶劣环境和大自然的英雄的传说和古歌，世人之所以唱诵和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英雄，形成一些纪念性的节日，实则是想借此增强后世子孙战胜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关于施洞“独木龙舟节”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叫“苟亚”的人，有一天，他带着儿子驾船到榕山水潭打鱼，突然，坐在船尾的儿子不见了。于是他下水潜到潭底，钻进龙洞，却见一条恶龙正把儿子当枕头靠起睡觉，而儿子早死了。他非常生气，回家带上火石火草，放火烧了龙窝，被烧死的恶龙浮到清水江上来，苟亚见后又斩龙为数段，唤各村的人都来分食龙肉。但此后江雾弥漫，不见天日。有一名妇女携子到江边洗衣，孩子将捶衣棒放在水里划来划去嬉戏，口里念到“咚咚多！咚咚多！”江雾随之散去，于是各寨遂仿棒槌形状刳木为船，每年五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在清水江和巴拉河上敲锣打鼓划龙舟，以示征服恶龙 [5] 14。由此可见，关于独木龙舟节来源的传说，很好地诠释了施洞清水江沿岸苗族同胞与天灾人祸抗争的勇气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以独木龙舟节的方式，将这种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在子孙后代中产生战胜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意识。
（五）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遗存和联姻功能
在原始母系氏族和母权制社会里，妇女掌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日常事务。母权制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是：“在婚姻缔结上，处于主动地位的常是妇女，而不是男子，母权制度下的女郎们自由为自己选择丈夫。”[6] 68从施洞“姊妹节”的各种礼仪习俗来看，这一传统节日是以妇女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节日里姑娘们不仅可以公开地在家庭支持下招待游方客，通过在糯米饭里藏东西来象征性地履行自己对爱情的自主选择，而且在这一天，她们比平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妇女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所原有的、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残余。而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妇女们在同一氏族中永远相聚的生活方式却被打破，这是一种悲痛的遭遇，吃姊妹饭的活动或许就是在这过渡时期妇女们于婚前婚后的互相安慰、惜别和重聚而遗存下来的习俗。
随着历史的发展，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婚姻和家庭模式发生了变化，人类婚姻缔结发展到对偶婚，姊妹节从吃姊妹饭的习俗也逐渐发展成为男女择偶乃至文娱交际性的节日了。施洞姊妹节一直以来就承载着男女交往婚配的功能，姑娘们置办酒席，准备好糯米饭招待游方的情郎，盛装打扮，踩鼓舞蹈，游方对歌，通宵达旦。游方过后，“姑娘们提着盛装着自己深厚情谊和姊妹饭的竹篮，站立在村边路旁，等待着送别情人。机敏多情的姑娘们在送情人的饭篮里悄悄地埋藏着自己的心事，挂上竹钩的，意味着要买把伞来酬谢；藏着椿芽的，意味着可以成亲；包着树桠或蒜薹的，暗示着断交。包着椿芽也罢，藏上松叶也罢，来年总是酬谢的，通过酬谢活动，双方感情越来越深。得到树桠或蒜薹的也决不会生气，不能成亲的仍然是朋友。”[7] 689-690“独木龙舟节”，也同样承载着联姻的功能，是苗族青年男女们寻觅伴侣的绝好时机。节日里姑娘们穿上盛装，挂满银饰，以此吸引男青年们的注意；而小伙子们则高吭“龙舟飞歌”俘获芳心：“妹妹生得白生生，个个想她做情人”“是我的花我一定采，是我的人我一定来爱，妹妹哟，请你一定等待”。苗族传统节日期间，苗族男女青年们通过对歌彼此认识，熟悉了解对方，相互建立爱情，结成伉俪。
三
清水江畔盛大的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每年持续进行并逐年盛大，是在其节日功能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在节日的祭祀、交友、联姻等传统功能逐渐弱化甚至丧失，而其旅游服务、商贸往来、族际交流等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逐渐强化。这些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新时期，传统节日的历史记忆逐渐从自发记忆转变为自觉记忆。近年来，由于苗族的生产生活正日渐趋于现代化、全球化，苗族同胞纷纷走向城市打工、学习和生活，且苗族固有民族形态的存在符号日益弱化，由此，民族的传统节日担负起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有着强化本民族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功能。“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要求这个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统一在同一节日时间段参与共同的节俗活动，即使是官员在单位里遵守官方的节日制度，回到家庭生活中也要和家人一样过传统节日。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被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2]。
（二）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
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淡薄，节日文化在继承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其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对象、目的及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譬如施洞苗族“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中，传统的五彩糯米饭是为游方的“后生”准备，然而，随着“游方”实际联姻功能的弱化，现在更多的是为待客而备。同样，苗家女儿们原为游方交友而备的华丽盛装、绚丽银饰，现主要为向外族和客人展示苗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随着这种功能的变迁，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为了更好地体现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功能，政府逐渐演变成为民间传统节日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将参加节日活动的苗族同胞范围强行扩大到县域乃至周边县境，还增加了隆重的开幕式表演和盛装游行，从而将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间传统技艺集中展示给游客。
（三）旅游和商贸往来
近年来，苗族政府以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为契机，增强县域旅游经济和商贸往来活力，从而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对游客的吸引。据统计，每年到施洞参加苗族姊妹节和观看苗族龙舟竞渡的商旅游客约四五万之多。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逐年加大，这两大节日的知名度日益提升，成为台江县乃至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名片和热点。譬如2015年台江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来自省内外的游客挤满台江县城大街小巷，造成沪昆高速拥堵长达几十公里，十余小时的景况。众多游客的慕名而来，必然促进该地区交通、住宿、餐饮等第3大产业的发展。同时，苗族最富盛名的刺绣、银饰、蜡染等产品，也借机销往世界各地，台江县城借此打造了民族文化产销一条街――姊妹街。而作为姊妹节发源地和独木龙舟节竞技场的施洞镇也大幅提高了知名度，正着力恢复建设清水江畔的古镇，打造中国银饰第一镇。
近年来，“贵州各地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正在日益为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所重视。作为贵州旅游产业的亮点和支柱，古朴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的青睐。以此为契机，应该说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吸引客源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苗族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接触中也正在逐渐的被同化甚至消失。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迎合游客的需要，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也正在被戏剧化、舞台化、商品化”[8]。苗族传统节日的载体，节日生态环境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导致了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发生变迁，进而在传统节日的活动宗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精神上发生了系列改变，这意味着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危机，给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传统节日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持续发展，在物竞天择中是萎缩还是壮大，决定于功能构成。更进一步说，活动内容是否受到民众欢迎，是否能达成活动参与者或其组织者的愿望，将决定一个节日活动的兴衰存亡”[9] 15。据此，全社会都有责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抢救具有深刻内涵和社会功能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一种文化一旦消失就没有重建的可能。因此，全社会和苗族同胞都有义务团结一心，从现实出发，积极探索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和过度开潮中保护、弘扬与创新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长效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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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arry Cutner.性崇拜[M].方智弘，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选题策划的社会价值分析是基于以下三方面进行的：
首先，当代中国正处在全球化大发展的新形势下。因此，如何建立一种全新的、适应新的国际形势的国际新秩序，从而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宽容，并最终引向和平共存，成为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只有正确解决好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共存，才能为我国进一步的发展铺平道路。孔子的“仁学”可以为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它所强调的“和”，在当代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次，当前我国整体社会形态正处于转型期，这就使得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整体上还不够健全，同时随着社会节奏的不断加快，工作强度也有所加剧。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满压力和诱惑力的社会里，人们难免会感到焦虑和空虚，《论语》中所包含的孔子的“仁学”思想则能够很好地指导人们如何寻求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快乐。因此，对于《论语》的当代化解析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最后，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期，对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当代化的解析、发扬，从而创建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这一伟大历史时期的内在需要。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的“仁学”，则更值得在当代加以传承，使之发扬光大。
二、选题策划的市场、读者分析
对于《于丹〈论语〉心得》的市场分析是从外部环境与图书产品调研这两方面着手展开的：
从外部环境来看，《于丹〈论语〉心得》作为“百家讲坛”系列图书中的一册，是与央视“百家讲坛”同步推出的。“百家讲坛”的热播，为该书的出版发行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由该栏目引发的一股读史热，也激发了对于该书的社会潜在需求，从而形成了该书的潜在市场；最后，由于作者于丹教授在文化界及社会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有利于该书市场空间的拓展。
从对图书产品调研的情况来看，在同类图书市场中，书籍种类虽多，但内容大多雷同，并且特点不突出。《于丹〈论语〉心得》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融专业性、学术性、通俗性、时代性于一身。这使得该书在同类图书市场中格外抢眼，有效地拓展了该书在同类图书市场中的市场空间和市场份额。并且由于电视传播本身具有即时性、直观性及内容不易保存等特性，而以电视节目内容为蓝本编辑出版的书籍，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电视媒体的很好补充，更能引发受众的深度思考。这在无形中也形成了对该书的市场需要。
数据表明，该书的读者群分布广泛，数量众多。其中有一定受教育程度、对传统文化及历史较为关注、有一定购买能力的中青年占读者总量的半数以上，且男性多于女性。读者构成多为大中专院校的在校生、普通工人及文化工作者，其中的大多数是“百家讲坛”的忠实观众。
三、选题策划的成品分析
《于丹〈论语〉心得》是依托“百家讲坛”这一央视精品栏目，在于丹教授所做的关于《论语》的导读及其当代化解析讲座大受欢迎的基础上，以该讲座内容为蓝本，在经过适当调整修改使其更适合图书出版要求的前提下精心编辑策划推出的。而身为知名学者的于丹教授作为该书作者，也使得该书在内容上更具含金量。利用“百家讲坛”的品牌效应，加上作者于丹在业内的影响力，可以说该书是品牌效应与金牌作者强强联手的最佳产物。
（一）图书的内容及人文关怀
综观图书市场上以《论语》为基础编辑出版的同类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其内容大致可分为：①直接对《论语》原文进行白话注解；②在对《论语》进行白话注解的同时，点明其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及人生哲理；③将《论语》中的箴言、警句收编为语录这三大类。《于丹〈论语〉心得》作为这类读物在内容上则不同于这三种形式。《论语》原文作为该书内容的一部分附在书末，而作为全书的主体内容则是作者对《论语》所包含的“仁学”思想及这一思想的当代化的解读。这种解读是作者在自身文化知识构成、丰富的人生阅历的基础上，通过对《论语》的亲身阅读、思考、总结，巧妙地把其所隐含的哲学思想同当代人的现实生活相结合，用生活中的事例告诫人们如何为人处事、回归内心的本我。这使得该书在内容上的指导性大大增强。作为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全书在语言表达上也力求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生动有趣，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准确地把握了文化与普及之间“度”的关系，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可以说该书不仅是一本很好的通俗类历史文化读物，还是一部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励志类读物。
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反映的是人的追求和愿望。一切优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应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之上。在当前社会里，人们所处的环境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在思想领域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这种种的变化都会给当代人的身心带来巨大的压力。面对此种情况，人们更需要一种内心世界的回归，一种精神、心理上的慰藉。这正是我们所倡导的人文关怀。《于丹〈论语〉心得》所提出的仁爱、平等、宽容、人道、信任、忠诚等正是人文关怀的本质要求。通过阅读该书，能够使人们的内心境界得到提升，并且从内心深处体会到所谓的“仁”。这就拉近了文化与心灵之间的距离，在阅读之余更能激发人们心灵深处的思考与共鸣，用文化的力量安抚了当代人疲惫脆弱的心灵。
（二）图书的编排及装帧设计
《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的内容编排分为两部分：正文和附录。正文部分由各自独立的七个小章节组成。全书这样的结构布局增强了该书的条理性，方便了读者阅读。并且由于正文部分为阅读所“得”，附录部分为《论语》原文，这样的结构编排也有利于两部分的充分结合、互为补足，把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该书的正文部分文字的编排印刷方式上看，对于一些重要的、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理论采用底色为淡红的文字框圈出，加以强调，突出其重要性，这样做有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全书所要传达的文化思想及整体脉络，对于该书的阅读起到了导读的作用。该书页面正文的编排采用了读书笔记式的页面外边册留白的排版方式，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能够及时地记录下自己的心得感悟，充分体现了编排设计以人为本的理念。同时，在留白处灵活地插入《论语》中的名言警句，使全书在内容上更全面、生动，文化气息更浓厚。该书封面设计以淡黄色为基调，配以水墨山水画为背景，以宋体字编排的书名，给人一种简洁、大气、古朴、雅致的感觉，与该书的文化内涵相得益彰，营造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独有的淡雅、含蓄的文化氛围。配有印有“百家讲坛”标识的书腰，也可谓是对该书的一种广告宣传。从整体分析，该书开本适中、版式合理、印刷精良，这些使该书更具审美价值和收藏价值。这突出了《于丹〈论语〉心得》在内容结构的编排方式及装帧设计上独树一帜的风格。
（三）图书的发行及营销推广
《于丹〈论语〉心得》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并通过多种媒体宣传相结合的手段，利用“百家讲坛”的品牌影响力，在电视节目中为其进行广告宣传；同时也借用作者自身的号召力签名售书，为该书的顺利推广做足了铺垫。该书自问世以来就受到来自社会各界读者的广泛欢迎，在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使得“读史热”再度升温，提升了社会的整体文化风气，在当代社会的文化生活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