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8 17:5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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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OC，中文译作“慕课”，是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首字母的缩写，意即“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其课程形式，多以“微视频+交互式练习”方式呈现，供全球学习者使用。
2012年，由美国一流高校创办了三大MOOC平台：由斯坦福大学创办的Udacity和Coursera，以及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联合创办的edX。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仅Coursera平台就已有全球81所高校或机构加盟，共享386门课程，注册学生超过400万人。《纽约时报》将2012年称为美国的“MOOC元年”。
随着三大平台的推广，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以及日本、新加坡、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高等院校，纷纷加入到MOOC浪潮中。中国高校的MOOC集中行动，则是在2013年。
“从教育技术上讲，MOOC是以往网络学院、视频公开课等的一个延续，并将其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大规模在线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茂松表示。
在技术引领之下诞生的MOOC，已经开始改变知识传授和学习的方式，也正在拆去传统教育中的时空围墙。 颠覆传统教育模式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认为，MOOC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如此受人追捧，与其课程设计中互联网思维的应用不无相关。“比如‘名师、名校、精品课程’、免费开放、移动等概念的融入，让MOOC与以往的网络教育、视频公开课等一下区别开来，变成了另一种全新教育模式。”
据孙茂松介绍，MOOC改变了以往在线教育的单向传播模式，充分使用了交互功能，比如可以实现在线随堂答疑、批改作业、期中期末考试、获取证书、学生之间互相交流、在网上创建学习社区等，让学习在网络上变得轻松有趣起来。
“以往只是将课程搬到了网上，现在是将整个课堂都上了网。”孙茂松认为，除了技术上的种种优势外，MOOC能够席卷全球，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在解决教育公平方面正在发挥或即将发挥出的巨大威力。
无论主动还是被动，伴随MOOC在全球流行，中国大学也先后展开了探索。
2013年3月，北京大学启动MOOC开发工作，有20门课的教师主动参与。
两个月后，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加盟edX，成为其首批亚洲高校成员。此后，北京大学再次宣布加盟Coursera平台，同时在两个MOOC平台上投放课程。
“投身MOOC，与其说是激情，还不如说是受危机感、压力所迫，硬着头皮也要上。”北大第一批MOOC课程《电子线路》的授课老师陈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初录制MOOC课程时，一开始面对镜头，还有些手足无措，此后才逐渐找回了授课感觉。
2013年7月起，作为拥有信息技术学科群优势的清华大学，开始组建MOOC平台研发团队，自主研发在线教育平台。三个月后，“学堂在线”上线，面向全球提供在线课程。经过一年的运行，“学堂在线”已上线课程69门，预告课程146门，课程涵盖信息技术、数理化、经济金融、艺术、人文、体育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的课程，选课人数超过57万。
去年10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肖星录制的《财务分析与决策》课程上线后，受到学习者热捧。据一年多的跟踪数据显示：三轮授课之后，全球共有201个国家的10.2万学生选修，其中4000多人拿到了网络课程证书。
“从客观上讲，MOOC这种形式，确实会让好老师光芒万丈，让混日子的老师不好过。”孙茂松认为，这种新学习模式，未来将必然引发教师角色、课程流程，甚至学校组织与管理方式等诸多革命性变化。
有教育界人士担心，学生向优秀的教师集中，是否会使得那些不够优秀的老师“失业”。事实上，早在2007年尚俊杰到云南某地中学调研时，发现当地高中班通过网络，已能够实现与西南地区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同步上课。“你的课别人讲了，你干什么？”尚俊杰对此深受震动。但他认为，新的技术并不会危及传统教师的“饭碗”，但是角色确实会发生转变。
“以前农村有赤脚医生，就是一个医生将所有治病的活都干了，现在医生治病，已有一个庞大的支持团队，包括检验师、麻醉师、护士等。同样，一门MOOC课程，可以有多名辅助教师、助教、教学设计专家、课件设计专家等，一起来辅助主讲教师备课、设计课件、教学等。”尚俊杰说。
孙茂松认为，MOOC引入的竞争机制，犹如鲶鱼效应，未来势必引起中国高校角色大洗牌。比如一些课程的上游大学，将主要负责MOOC课程的制作上线，一些中下游学校则只需负责用好MOOC，提升教育质量。
“当然，哪些学校是哪些课程的上游，这个倒没有固定框框，比如河南大学王立群老师讲的《明史记》、中南大学杨雨老师讲的纳兰性德诗词、甚至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核心课程《瓷器制作》等，只要具有自己的鲜明特色，都可能跟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一样，成为某些MOOC课程的上游院校提供者。”孙茂松说。
由于MOOC是先让学生线上自学，然后到课堂集中讨论，原先“先授课、再练习”的课程流程已被颠覆。这种新的教学方式，又被形象地称为“翻转课堂”式学习。
此外，尚俊杰还预测，未来高校的组织管理也将随之发生变化，会如同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一样，非核心教学业务也可以社会化；而在大数据实测之下的MOOC学习中，因材施教将真正提升学习效率。 能否促进教育公平
面对MOOC挑战，中国一流大学接下了第一棒。但在实践中，MOOC对于职业教育、基础教育也同样产生了影响。
早在2007年，美国就出现了将MOOC应用于基础教育的实验。当时科罗拉多州林地公园高中的两名老师，一开始为那些耽误了上课的同学录制视频课程，后来意识到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教师腾出更多时间来关注和指导学生，于是开始尝试“翻转课堂”式的MOOC教学。
其后，美国更多中学借用MOOC来进行“翻转课堂”式教学。一年后，一些中学反映：MOOC教学使学生学业成绩大幅提高、不及格率大为降低，学生的独立性和自律性也得到加强。美国大学委员会因此允许部分高校，向高中生提供大学MOOC先修课，并将其成绩作为大学录取重要参考。
“既然MOOC最大的魅力在于解决教育资源不公平问题，那么我们可以用于促进高校变革，为何不可以用于解决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公平问题呢？”今年9月，在一次小型研讨会上，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就呼吁：MOOC除了可以在高校推广应用，中小学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更应该推广运用。
汤敏认为，中国教育存在三大问题，分别是教育不公平、大学生就业难，以及创新能力不足，而MOOC可以对症下药，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为现有教育体系“雪中送炭”。
从2013年开始，友成基金会将名校人大附中的数学课，以MOOC方式直接引入到北京、广西、内蒙古、重庆、河北等5个省市的13个最贫困的县、乡一级中学。
“一开始是同步上课，比如贫困中学最差班学生与人大附中最强的实验班同步上课，但贫困学校的部分学生听不懂，后来改为不同步进行，教师先消化课程，去掉一部分高难度拔高题，然后再组织学生学习。”据汤敏介绍，接受MOOC课的学生成绩平均提高了20分左右，最高的班提高了40分。
今年9月份，友成基金会决定将这一做法推广到全国18个省市的130所贫困学校。
与此同时，重庆、深圳等地，也均进行了小范围的中小学MOOC实验。去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MOOC中心和深圳南山教育集团合作，举办全国首次基础教育“翻转课堂”教学观摩会。此后，山东昌乐一中选取了初一和高一各一个班级，接受企业无偿提供的平板电脑，尝试“翻转课堂”实验。
“国家为中小学生一年免费提供课本，需要花300多元成本，两年就够买一个国产平板电脑了。”汤敏认为，在MOOC模式下，未来“电子书包”将可以在国内教育中发挥巨大作用。事实上，从去年起，北京、上海、南京不少地方，已经悄悄出现了“苹果班”，即用iPad作为学习工具，代替了传统的课本以及书面作业和考试。
但对于将MOOC大规模应用于基础教育阶段，也有教育界人士提出不同意见。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就曾表示：MOOC更适合高等教育，因为学习者是成年人，有主动学习的渴望，且具备应用网络的基础知识和能力，而中小学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教育，更涉及人格、学习习惯与道德培养等，MOOC可以作为补充手段，但不适宜全课程学习。 可持续挑战
尽管在支持者眼中，MOOC的出现不亚于一场教育革命，但在现实中仍处于实验阶段。即使是积极投身其中的高校，也尚未大规模应用。比如，清华大学拿出一个班级来进行试验，前两年用传统教学办法教授《软件工程》，等到第三、第四学年，又改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MOOC课程进行“翻转课堂”式教学。
而“学堂在线”的注册学生中，有78.5%的学生是社会人员，只有21.5%的人是在校学生。
此外，虽然MOOC学习方便，但最终完成在线学业的学生比例并不高。比如杜克大学开设的《生物电学：定量方法》课程有超过1万名学生注册，最后只有313名学生拿到了成绩证书，通过率不到4%；麻省理工学院的名课《电路与电子》注册人数15万多人，完成率也只有4.62%。
为提升学习动力，国内外一些MOOC平台都尝试了学分认证制度。今年国庆节期间，MOOC平台“好大学在线”上线了上海交大的《常见慢性病的健康管理》课程，学生如果最后通过了考试，且所在学校与“好大学在线”签有学分互认协议，即可拿到相应学分。此外，上海市还成立了“高校课程共享中心”，为本市30多所高校的学生提供通识类课程选修平台，并计入学分。
清华大学副校长袁驷也曾公开表示，在“学堂在线”选修清华的课程并顺利结业者，将获得清华大学颁发的证书。未来，清华也计划与国内高校合作推出校际课程合作与学分互认制度。
据孙茂松介绍，清华大学自制的MOOC课程，一直坚持着“名师”、“精品课程”定位，平均每门课的制作费用达到20多万元。比如《中国建筑史》课程讲解古代建筑，老师们都是到实地进行实景拍摄，甚至出差到山西应县，拍摄中国现存最高最古老的木塔。
然而，花费巨大成本制作的课程，最后却是免费通过MOOC平台供人使用，未来如何持续成为一个问题。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就曾公开表示：没有可持续的商业运营模式，MOOC将无以为继。
但在一些企业看来，这一新兴事物或许蕴藏着商业机会。2013年10月18日，网易与Coursera开展全面合作，为对方提供视频托管服务，并专门开辟官方中文学习社区。优酷教育也与Udacity达成协议，成为后者在中国唯一的课程平台。此外，果壳网、新浪微博、淘宝也都推出了各自的MOOC平台。
整体来看，国内的MOOC平台仍在摸索成熟的商业模式。比如，一些给予学分认证的学校，已经开始收取非常少的考试费用。另外，通过向机构提供培训课程或许也是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向企业或机构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会针对企业或机构的具体要求做一些调整与设计，收费也是很正常的。”孙茂松称，台湾一家机构就曾做过测算，利用MOOC及线下培训，其总体培训费用会节省一半以上。
关键词：
供给侧；精准扶贫；财政政策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要通过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实施，帮助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逐渐脱贫，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精准扶贫中的“扶”与“贫”，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即“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贫困居民的“需求”，便是精准扶贫“供给侧改革”最需优先考虑的，可见，“供给侧改革”与“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关系密切。而为适应新时期扶贫形势变化以及扶贫战略调整，仅仅依赖一个政策、一项举措实现脱贫已然不实际，加之现行针对精准扶贫的财政政策不够完善，财政精准扶贫边际效应呈递减态势。为此，我们需掌握精准扶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特征，重新审视财政精准扶贫治理逻辑以及构建财政精准扶贫治理框架，发挥一系列“超常规”政策与“组合拳”的作用，予以贫困地区发展不可或缺的财力支持，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为精准扶贫提供契机，促进精准扶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精准扶贫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
（一）精准扶贫的内涵精准扶贫，就是运用科学有效的标准与程序，因时因地对贫困区域、贫困村以及贫困户精确识别，根据当地实际开展联动帮扶与分类管理，且引入动态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开展精准考核的扶贫开发模式。精准扶贫既为一种利贫式减贫手段，也为注重多方参与、协同联动的合作型扶贫模式。精准扶贫具有精确识别、联动帮扶、分类管理以及动态考核这四个基本特点：一是精确识别。即按照各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贫困现状确定瞄准识别办法，按照规定的程序把贫困对象、致贫原因等精准识别出来，可谓精准扶贫的重要前提。就贫困对象而言，不仅包括连片特困区、贫困县，还包括贫困村、贫困户。2011年精确识别出14个连片特困区以及所包含的680个县级行政区域，2012年精确识别出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两者既有交叉也有不同，合计共有832个贫困县，2014年精确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8962.5万贫困人口①，并录入扶贫业务管理系统，建立起连片特困区、贫困县、贫困村以及贫困人口的基本信息数据库，实行动态化、信息化管理，为精准扶贫的实施打下坚实基础。二是联动帮扶。即按照识别出的扶持对象的贫困现状以及致贫短板，逐村逐户“量身订做”帮扶计划，动员社会力量予以针对性扶持，尤为突出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培育发展能力。三是分类管理。即扩大社会组织参与，定向或分类监测帮扶对象，通过政府与社会间的分工协作，提高精准扶贫实施效果。四是动态考核。即针对贫困对象的帮扶进展定期展开量化考核，推动构建扶贫对象动态化准入与退出机制。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以“供给侧”为改革突破口，在制度、机制与技术三个层面推进结构性改革，这三个层面蕴含对应着“改革、转型、创新”。于制度层面，建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管制，打破行业垄断，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作用，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进而使制度易成本降低，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以及投资有效性；于机制层面，通过交易制度，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提高社保水平与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于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②。我国推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中国发展实际，侧重提升经济增长的效率，实现经济长期发展的持续平衡，以解决“供需不匹配”问题。其中“供给侧”为改革切入点，“结构性”为改革方式，“改革”才是核心命题，实质上体现出“转型为目标、创新为手段、改革为保障”的逻辑关系。
（三）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扶贫开发重在精准、贵在精准、致胜法宝也在精准，而精准扶贫的关键则在于突出脱贫攻坚重点。据统计，到2015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上年的7017万减少到5575万人，减少1442万人（比上年多减21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上年的7.2%下降到5.7%，年度减贫1000万人以上的任务超额完成③，精准扶贫初见成效。但长期以来，由于扶贫“供需不匹配”，即使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下的今天，“餐桌羊”、“马山扶贫事件”的现象仍时常出现。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实施精准扶贫，重点在于继续推进“七个精准、七个一批、四个施策、十项工程、多元主体”④，重视生计资本的转换。“七个精准、七个一批”分别为从纵向上分层精准、从横向上分类精准，纵横交织，设计精准框架、编织精准网络。尤其需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在“补短板”上下足功夫，即全力补齐补好贫困地区发展滞后、贫困居民生产生活条件落后这两块短板，着力克服倾向问题，调整精准扶贫投入的内在结构比例，将有限的扶贫投入投向最急需、最紧缺的地方，如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高贫困地区教育发展水平，完善贫困地区科技服务体系，加快贫困地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推进生态扶贫工程等，以满足贫困对象的强烈诉求。总之，贫困是一种系统性弊病，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扶贫对象及其贫困状况更清晰、扶贫项目及帮扶措施更具针对性、扶贫资金的投向更精准，资金的使用效果以及脱贫成效自然会更显著。其“精准”在于着重突出“真扶贫”、“扶真贫”，实现从“输血式”的生活救济型扶贫转变成提升贫困地区内生动力的“造血式”开发型扶贫。
二、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财政政策存在的问题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精准扶贫工作存在市场引领、要素融合、政策衔接与机制创新的特征，尤其需可操作性强的、高效的财政政策作为支撑。然而，我国财政扶贫仍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与政策不足，难以实现有效的供需对接，达成精准扶贫。
（一）现行预算约束体系不规范，精准扶贫资金效用低财政扶贫资金有限是制约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对广大贫困地区来讲，地方财政困难，无法从自身财政收入中筹集资金用于扶贫支出，导致其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医疗卫生等方面投入不足。因此，上级拨付扶贫资金的额度以及如何让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用或解决贫困户最迫切的需求，将直接影响精准扶贫的效果。而当前预算约束体系等还不完善，财政预算未实现绩效型预算，仍处在投入型预算阶段，仅为“分钱工具”，不能有效约束贫困群体。同时缺乏财政评审机制，不能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效用性。此外，采取对财政扶贫资金“撒胡椒面”式的平均分配法，未以竞争促进扶贫资金的绩效，亟待改善。
（二）现行财政投融资不完善，扶贫资本筹集渠道单一精准扶贫仅仅靠财政扶贫资金是远不够的，需广泛吸纳社会力量的支持，使社会资源转化为扶贫资源。然而，我国财政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尽管中央政府极力倡导并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投资，可由于国家预算内投资、国债投资、国债转贷等项目仍较小，其撬动社会资金的效果不甚理想，制约了精准扶贫有效落实。此外，贫困地区的金融体系较薄弱，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都不愿承担信贷违约的风险，即便像贷款、扶贫贴息这样的扶贫资金，也通常青睐经济基础好、发展能力强的贫困对象。扶贫资金的筹集面临极大困境，因此，对财政投融资有效改革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大大加强，以便利用好社会扶贫的发展空间。
（三）现行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精准扶贫人才、技术缺乏因致贫原因不同，贫困户对精准帮扶存在不同的需求，但精准帮扶缺乏针对性、差异性、灵活性，导致需求无法满足。近年来，虽地方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但主要增加在建设性支出和政府消费性支出，在实际帮扶工作中，对贫困对象更关注的学业、就业以及生产救助、农业实用技术、市场营销、创收活动等的扶贫支出却存在不足现象，没能促进贫困地区人才的集聚、技术的提高以及投资环境的改善。精准扶贫资金在人才、技术支出的缺失，实质在于实施精准扶贫过程当中，存在突击式短期行为，重“输血”轻“造血”现象较为普遍①，因此，扶贫支出结构需完善。
（四）现行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不足，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瓶颈当下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发展的根本瓶颈在于供给不足，而不是需求不足。部分地方贫困问题的“七寸”在于医疗方面，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的比例甚至超过40%②，以甘肃省为例，其全省417万贫困人口当中，近3年有8万多家庭因病负债高达26亿多元，负债率高达90%左右，近9万家庭、40万人因病致贫③；贫困家庭难以承担子女上学的负担，难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且供给侧改革对职业教育提出新要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妇女等无所依、无所靠等现象在贫困地区更是不罕见；贫苦地区更是公共文化服务、法律服务等的“盲区”等。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脱贫难，而满足需求的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公共文化、法律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资源严重缺乏，此外，在市场准入方面存在“玻璃门”、“弹簧门”等障碍，无助于精准扶贫，亟待在这些领域的供给侧改革，而我国当前“爱的分贝”、“天使妈妈”等多个成功的扶贫项目都是采用政府采购程序，因此，可加大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来提供相关民生领域的公共服务。
（五）现行转移支付制度不科学，制约政府供给端功能发挥“送人要送到家，帮人要帮到底”，扶贫攻坚路子各不相同，然而，精准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扶贫扶到点子上。2015年，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贫困地区等地的转移支付力度，全年对贫困地区等地的转移支付总规模达1263亿元①。但要加快贫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民生工程、社会保障建设的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脱贫攻坚规划的实施，还需继续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此外，目前贫困村往往都是“空壳村”，制约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的发展，无法促进长期脱贫以及避免脱贫后“返贫”。尽管从2011年至2015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几乎翻了一倍，从272亿元增加至467.45亿元，可针对特色产业发展的专项扶贫资金还不足，有待增加对扶贫开发的转移支付力度②。与此同时，用于扶贫重点项目的财政扶贫专项资金不能有效整合、省财政扶贫专项资金分配指标体系不完善。
（六）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制约市场供给主体的功能发挥我国目前缺乏系统性的针对贫困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尚未做到“对症下药”。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环保节能、高新技术等前沿的、新兴的产业，然而这些并不是贫困地区着重发展的产业领域。对于贫困地区来说，完善区位优势、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等产业领域是其最为重要的发展环节，但针对贫困地区产业发展特点的税收优惠政策往往处于乏力状态,没有起到振兴贫困地区经济的作用。加之企业所得税的减免主要是涉及民间资本不愿涉足的高投入、周期长的产业，除非予以强有力、见效快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引导，否则单凭见效缓慢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难以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到贫困地区。因此，我国需进一步完善利于精准扶贫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
三、构建基于供给侧的精准扶贫财政政策
基于供给侧改革，以精准扶贫为核心，构建财政扶贫治理框架，给予贫困地区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支持，促进资本、劳动、科技、管理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高效利用，增大有效供给，满足需求，都需要清晰脱贫攻坚思路，系统制定战略发展规划，做到“输血”与“造血”相结合。
（一）构建以强化预算约束为抓手的资金供给端将财政预算从“分钱工具”转为“约束工具”，约束贫困主体把“别人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花，实现以预算绩效目标为导向，建立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即财政扶贫资金必须实行到户帮扶，坚持特惠政策用于特定对象、资金直接帮扶到户、农户直接受益的要求，不可扩大使用范围、改变方式，从根本上实现“滴灌”。坚持贫困地区“有政府投资、公共支出，就必须有财政评审”的原则，日益形成涵盖预算编制、政府采购、国库支付、资产移交以及绩效评价等环节的财政评审机制。同时，将竞争机制引入财政资金分配，以竞争促绩效，把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于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刀刃上”，做到精准分配。
（二）构建以财政投融资为动力的资本供给端实施精准扶贫，需以改革、创新财政投融资体制机制为动力，多渠道、多方式地加大扶贫投入。以财政性资金作为支撑点，将股权、资本、基金进入实体经济，打造满足贫困地区需求的合格的资本供给主体，带动社会资本投向贫困地区新产业新业态。首先，整合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各项专项基金，转“债权”主导为“股权”主导。其次，用基金引基金，即社会资本加码扶持资金杠杆，着力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即PPP模式。如政府以一定的扶贫资金和财政支农资金等组建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创新“PPP+BOT”模式，投资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农业项目，建设土地承包权属农民、经营权属企业、农户合作、企业服务的现代农业。发挥企业资金、管理的优势，将农业与制造加工、经营管理、销售服务整合为全产业链条，使贫困地区大量廉价资产转化为高价值的生产资本,最大限度释放贫困地区的资产潜能。除此，还可采取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经营、管理合同、租赁开发经营等模式。后续在贫困地区应进一步强化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共同管理制度的完善、PPP合同的产权管理，强化相应的收费管理，为私人部门在贫困地区的投资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推动更多的PPP项目在贫困地区的落户。最后，构建符合贫困地区资金需求的融资平台，创新金融扶贫信贷投入机制，完善扶贫小额贷款政策，增加金融资金投入扶贫开发，使贫困对象更低成本、更方便取得信贷资金,且完善农业保险制度，使农业保险覆盖面扩大。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向贫困地区集聚、向贫困户集中，完善、更新贫困地区产业链以促进贫困户增收。
（三）构建以财政支出为重点的人才供给端精准扶贫要抓住“人”这个关键因素，加大对“人”的财政支出力度，促进贫困地区人力资源的积聚。首先，推进贫困地区教育同城化。公共教育支出要继续增大向贫困地区的倾斜力度，改善贫困地区学校办学条件与教学设备，推进远程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提高其基础教育质量；财政支持普惠性幼儿园发展，做好学前教育；落实免除贫困家庭学生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杂费，扩大建设有专业特色且适应市场需求的中等职业学校；提高贫困地区教师待遇政策，缓解师资短缺情况。其次，我国需协调整合各方力量，全力开辟出一条人才培养、引进、积累与配置的“绿色通道”。对主动投身于贫困地区建设的应用技能型高素质人才、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提供优厚的福利补贴或奖励；将财政资金用于基地建设、技能培训、新品种及新技术推广，主动开展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科研、科技合作，财政支持各类高校科研人员、技术人员参与到贫困地区发展中来，增强贫困户创业能力与致富本领，促进贫困地区“一村一品”、“一县一品”的建立。
（四）构建以财政支出为重点的科技供给端重视科技发展，补贫困地区科技发展短板，培育新动力，科技脱贫。扶贫开发工作可充分吸收并运用“互联网+”概念，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可实施电商扶贫工程，予以相应的政策优惠与财政资金补助，加快建设贫困地区农产品信息网络化以及物流配送体系，鼓励有条件的电商企业拓展本土业务，建设农副产品、土特产网上销售平台，支持农副产品、土特产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开设网店，于生产端、交换端实现与外部经济的接轨与发展的一体化、智能化，形成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此外，可采取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工程设备采购、科研投入等政策，支持适应贫困地区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的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的建设，重点突破农机重大成套装备、智能农业、生物育种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关键技术。
（五）打造以政府采购为趋势的公共服务供给端基于供给侧，政府采购应当重点参与有关民生需求的公共服务领域，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扩大有效供给。在医疗卫生扶贫领域，在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大病保险制度、重特大疾病救助向贫困人口倾斜的基础上，对自负费用仍存在困难的贫困人口，可通过购买医疗救助、慈善救助、临时救助等加大帮扶力度，以保障其大病得到有效医治；推进城乡医疗卫生建设分级诊疗，推行精准化服务，如大型手术只需购买专家型医生进行的关键几分钟操作，其他程序可由普通医师完成；为贫困村村卫生室购买配备健康保障一体机等。在教育扶贫领域，政府购买贫困地区代课老师服务、学前服务以及小学生课后托管服务、就业培训服务等是重要方向；在社保扶贫领域，在因村因户制定、实施不同的补助标准，采取低保、五保供养标准自然调整机制的基础上，政府应当着重购买养老服务，扩大养老保险覆盖范围，扶持贫困地区老年群体参加保险，促进贫困地区养老服务、老年人需求间的无缝对接；并通过政府购买建立健全贫困地区老人、留守儿童、妇女等的关爱服务体系，提高扶贫质量。在文化方面，加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购买文化惠民项目，如建立阅报栏、打字阅读屏、公益广告牌、“乡村记忆”博物馆等文化广场，建立贫困地区体育健身中心、全民健身路径等体育健身圈；政府购买法律服务等等。总之，应当扩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资金规模，以加快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兜住兜牢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底线，打破公共服务水平低下导致脱贫难的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