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09 15:04:2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生态治理的意义，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TV147文献标识码： A
前言：河道整治过程中，护坡工程是范围广泛的大型基础设施，传统的河道护岸结构往往只片面强调对河道防洪、引水、排水、蓄水、航运功能，较少地考虑河道的生态或环境功能，因此河道的护坡结构多数采用浆砌块石或混凝土等刚性硬质材料。但是，这一举措严重破坏了河道自身的生态系统平衡，忽视了河道的其他功能。如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作为一种科学理念，成为指导水利工作的中心思想。为了改变混凝土护坡对河道生态环境的破坏，国内外研究人员提出了生态修复理论及建设生态型护坡。在河道通过建设生态型护坡，改造传统护坡，改善和恢复被破坏了的河道生态系统，使河道成为集水利、生态、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滨水空间。
一、常规河道护坡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1、常规河道坡面材料及结构形式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更注重河流本身的功能，如防洪、排水等，河道断面形式单一，走向笔直，河道护坡结构也比较坚硬，其原因主要是考虑河道的行洪速度、河道冲刷、水土保持等。因此，河道的护坡一般采用浆砌石、干砌石、现浇混凝土、预制混凝土块等材料，以及现在比较浒土工模袋混凝土坡和重力挡土墙等材料和结构形式。
2、常规结构形式对环境与生态的影响
(1)对影响环境的影响。整齐的河流横截面笔直河流，虽然是一道风景线，但是不符合现代人们追求到自然景观的需求。昔日的碧水漪漪、青草幽幽、白帆点点或是污浊黑臭的污水景象被坚硬的护坡和挡墙挡的无影无踪。这与现代城市河道周边无论现代或古典的建筑艺术都极不相称，与周围环境也极不协调。而且一旦这些结构遭到破坏后，环境景观就更差了。
(2)对人类自下而上环境的影响。长期生态在这个僵硬的、不活动的混凝土墙之中，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会受到侵犯。在这种结构保护下的河道失去了河道原有的水边环境和水环境的功能，人们失去了娱乐、休闲和亲水的好去处，河道也因之失去了灵气和精神。
(3)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原来的护坡和护岸结构对河坡采取了一个封闭的形式，河流生物和微生物失去生存的环境而无法生存。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就因一层坚硬的护坡结构而断开，生态环境因此而破坏，生态就推动了平衡。更有甚者，有的河道护坡和护岸结构还采用了全断面护砌的结构，其后果就更加严重，趋向也更加恶劣。
二、各种生态护型形式浅析
1、生态格宾挡墙
格宾挡墙是将符合粒径要求的石料填入具有柔性的格宾网中达到一定的孔隙率、逐层砌筑的一种新型的柔性挡土构筑物。格宾挡墙适用于受水流冲刷和风浪侵袭，且防护工程基础不易处理或沿河挡土墙、坡脚基础局部冲刷深度过大的沿河路堤坡或护岸，近年来，格宾挡墙在国内也有所应用，主要用于河道岸坡防护。
(1) 适应性强：生态格网工艺以钢丝网箱为主体，为一柔性结构，能适应各种土层性质并与之较好的结合，能很好的适应地基变形，不会削弱整体结构，更不易断裂破坏。
(2) 透水能力强：生态格网工艺可使地下水以及渗透水及时的从结构填石缝中渗透出去，能有效解决孔隙水压力的影响，利于岸（堤、路、山）坡的稳定。
(3) 结构整体性强：生态格网网片是由机械编织成双绞、蜂巢形孔网格，即使一、二条丝断裂，网状物也不会松开。有其他材料不能代替的延展性，大面（体）积组装、不设缝，整体性强。
(4) 施工方便易组合：可根据设计意图，工厂内制成半成品，施工现场能组装成各种形状。
(5) 耐久性好：生态格网网丝经双重防腐处理，搞氧化作用强，搞腐耐磨，抗老化，使用年限长。
(6) 美化环境、保持生态：网箱砌体石缝终会被土填充（人工或自然），植物会逐渐长出，实现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相结合，亦绿化美化景观，形成一个柔性整体护面，恢复建筑的自然生态。结构填充料之间的缝隙可保持土体与水体之间的自然交换功能，同时也利于植物的生长，实现水土保持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统一。
2、蜂巢挡墙
广泛地应用于水利、公路、铁路、山体滑坡的治理、泥石流的防治、落石防护等，同时兼顾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环境的功能。
(1) 亲水性。结构填充料间的空隙为水与土之间的交换创造了条件。
(2) 保护水生态环境。通过人工植被或自然生长，产现优化、美化环境，保持原有的水边生态环境。
(3) 稳定性、整体性好。单元结构之间紧密连接，成为一个整体的柔性结构，单元结构连接说明如下：螺旋连接线为与网箱相同材质的覆树脂膜钢丝；单元网箱间隔网与网身成90度相交，间隔网与网身的四处交角各双股绑扎一道，交接处采用边疆线一孔绕一圈呈螺旋状穿孔绞绕连接；相临单元网箱采用四角先加装扣件（3mm不锈钢扣件）后，相临框线采用连结线每隔25cm绑孔一道，双股并绞紧，上下单元网箱相临框线每隔25cm绑扎一道，双股并绞紧；1m高档墙形式部位的网箱，每上下左右1/3处设置拉筋线，呈八字形向内拉紧固定。
(4) 透水性好。填充料系松散体，利于墙后填土内孔隙水的排出，有效的降低墙后的地下水位。填充石料（碎石或卵石）的粒径必须符合设计要求，蜂巢格网网箱应控制在8-25m，占80%以上，其余以良好级配或碎石填满空隙；蜂巢格网护垫应控制在5-10cm，占90%以上，其余按设计要求。
(5) 耐久性好，使用寿命长。材料的热镀锌及包塑防腐处理使其使用年限长。
(6) 抗震性能好。箱笼为柔性结构，地震发生时结构内的松散填充料会自身调节适应变形，整个结构不会被破坏。
(7) 蜂巢格网结构的可变性强。在已有的结构上可自由的延伸或者在基础许可的条件下继续加高。
(8) 抗冲刷能力强。高速水流下，箱笼内的松散填充料即使有小的位移，也不会被水流带走，而是经过自身的调节达到新的平衡。同时单元结构之间的连接力也能够使其更加牢固。具有独特的抗风流袭击能力，蜂巢格网箱笼内填充料的空隙可以粉碎浪花，减小浪压力，当浪退下时可以破坏真空吸引力，加上结构本身进行的微调，可确保工程的安全、稳定。
3、框格混凝土植草护坡
框格混凝土植草护坡是指将预制的形状不同的混凝土砌块铺设于坡面形成框格，在框格内回填客土，然后在框格内植草而形成一种护坡与绿化相结构的技术。其植草措施可以改善周边生态环境，恢复已破坏的植被，降低噪声和光污染，净化大气，促进有机污染降解，增强景观效应。与传统混凝土板相比。施工现场条件要求低，砌块面积小，维修更换简单，易于适应堤身沉陷和坡度变化；与砌石相比，货源稳定，规格统一，外形美观。对石料缺乏地区是一种先进的替代工艺技术。
三、结束语
生态护坡在河道整治过程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发挥着良好的性能特性。在河道整治过程中，应该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结合工程实际特性，建立系统可靠的边坡生态化防护设计方案，使水利工程建设护坡工程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充分发挥水利工程边坡生态化防护的综合性能。
参考文献：
生态思想是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它主要阐述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其中包括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关系及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的统一关系。通过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的论证结束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从而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首先，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没有自然界就没有人本身，恩格斯认为：“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2]人是自然的产物，那么很自然，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批判异化劳动时指出：人是类存在物，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人都把自身的类及其他物的类当做自己的对象，当做自由的存在物对待。类生活首先依靠自然界，从理论上讲，整个无机界是人的精神食粮，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同样，从实践上来讲，无机界也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在肉体上，人只有依靠自然界才能生存。因此，马克思说：自然界首先为人提供生活资料其次才提供生命活动的对象，自然界就是人的无机身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首先依赖于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写道：“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3]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也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类的衣食父母，人是自然界的一员，所以人的所作所为不能凌驾于自然界之上。
其次，人与人和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关系。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来没有脱离人与人的关系。“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4]。一方面人与人之间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是以劳动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劳动实践活动连接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另外，马克思认为：“人对自然界的狭义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义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义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义关系。”[5]所以，要改变人与自然的不和谐的关系，离不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解决，并且两者必须同步进行，任何割裂两者之间关系的方式都不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和解。
最后，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是统一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是能动的改造自然的过程，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6]人的实践活动区别于动物的活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通死亡一起消失。”[7]也就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8]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两种尺度的内在统一，一方面肯定了人在能动地、有目的地、有意识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了“人化自然”，另一方面暗含了人的尺度的发挥依赖于对象的性质。的确，只有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人是主体，但是如果一味的夸大人的主体性那么就会走向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在只注重人类的价值、需要，忽视自然界的内在尺度，仅仅把它作为人的目的、工具。但是如果只重视物的尺度，否定人的自身发展、人的需要，只强调自然界的整体价值，就会使人走向宿命论误区。由此看两者都存在片面性，只有既强调两者的对立又注重两者的统一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
的生态思想及其丰富的内涵为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理论指南与行动纲领，特别是“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理念为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做了解答。它有力地证明了作为人类认识和实践对象的“人化自然”与人类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人类必须尊重和掌握自然规律，并且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不断调节人与人的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二、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论
生态伦理学始于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及工业文明时期的价值观错位。生态伦理学认为传统伦理学仅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纳入其研究领域而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其缺陷所在。因此，生态伦理学揭示了人对待自然“敬畏”的态度、探讨了人对自然的责任，制定了人类自然的行为规范。生态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为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丰富的可借鉴的理论。
首先，生态伦理学指出人对待自然界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施韦泽认为“敬畏”来源于人面对自然界如此神秘而巨大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敬畏或谦卑的意识。实际上“敬畏生命不仅适用于精神的生命，而且适用于自然的生命。……人越是敬畏自然的生命，也就越敬畏精神的生命”[9]。“敬畏”首先体现在自然界“他作为他物的手段和工具的价值”[10]。即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多种需要，例如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存阳光、水、空气等必需的物质；自然界还能提供人类生产的基本资料，比如矿产、树木、煤炭等资源等；自然界还能够为人类提供享受、审美的休闲场所，使人陶醉在其中得到放松与娱乐。除此之外“敬畏”自然界还体现在自然界具有自身繁衍发展的内在价值，例如生命的创造。在施韦泽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因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1]。
“敬畏生命”要求把道德关爱的体系进一步扩大，把人与其他创造物都纳入其中，从人与人的范围扩大到人类与一切生物界。道德体系的扩大一方面强调了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尊重，另一方面对人的道德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体现在要求人类平等的对待地球上的一切生命物种、尊重他们的生存权利，并发挥人的理性认知能力，促进尊重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对于每一次向自然发起的行动都要诚惶诚恐的考虑其后果，而不是无所畏惧。
其次，生态伦理学探讨了人对自然界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长期以来，人类一直认为人是宇宙和自然界的中心，自然界的一切都从属于人类，被人类所主宰，自然界对人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不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界与人类是根本对立的，只有否定自然界的内在价值才符合人类的利益，因此，人类可以对其为所欲为，随意处置。人类行为的恶果就是自然界对违背其生存规律的行为进行挑战，实际上人享用自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取决于一个前提：自然具有可供人类的享用性。自然的这一可享用性以自然中生物的多样性为具体内容和保证”[12]。因此，遵循生态规律、维持生态环境的现状并促进恢复生态圈的完整就成为人类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对自然界应该承担责任和义务源于在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中“人是唯一的道德行为主体，唯一的道德人”。因此，“只有人能以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履行道德义务”[13]。
当人类承担起对自然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他人、后代和自然物本身，这也是人类走向美好生活的前提，就如《人类环境宣言》向全世界发出的呼吁那样：“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通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环境中，享有平等、自由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并且负有保证和改善这一代和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的责任。”
最后，生态伦理学制定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基本道德原则。生态伦理学为人的行为划分了界限，以其现实的感召力和制约力建立起了“自然道德法庭”。因为正如《世界自然》所写：“生命的每种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使其他动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准则的支配”。其中，道德原则“它制约着或者贯穿于一定道德体系的各种具体行为规范中，各种具体行为规范本质上都是它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各种具体行为规范如果离开了它的指导，其道德价值就很难确定。”[14]笔者认同学者佘正荣提出的四条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第一，尊重生态系统和基本的生态过程，从而维护生物圈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第二，将不同生态文化区域的生产技术发展水平与不同道德境界结合起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以促进生态系统恢复健康和生命物种的繁荣。第三，不应当无故伤害生命和破坏自然环境，这是生态伦理学应确立的禁止性原则或不作恶原则。第四，人类对生物资源和非生物资源的过度利用，对环境的干预过大，以至影响到物种的延续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生物圈的完整，应该进行投入，开展治理、恢复和建设的工作。”[15]实际上，从更宽广的视野看，生态道德原则体现了代内和代际的公正原则，因为在环境问题上直接牵涉到当代和后代人的利益，在当代人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两者兼顾。其中，代内公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的“空间性维度”，就是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要体现出机会平等、责任共担、合理补偿，即强调公正地享有地球，把大自然看成是当代人共有的家园，平等地享有权利，公平地履行义务。”[16]而代际公正体现了生态伦理学的“时间性维度”是指“人类在世代延续的过程中既要保证当代人满足或实现自己的利益需要，又要保证后代人也能够有机会满足他们的利益需要，即要求当代人对后代人负责人，决不能只为一时之利而断送了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机会”[17]。
生态道德原则的提出促使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在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渗透于人的生活中，冲击人的陈旧的观念，并对人类的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在维护人与自然的正常秩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相处，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切合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发展，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做是自身价值诉求的目标。
三、教育哲学的借鉴
“教育是什么，即教育何以存在”，这是教育哲学探讨的基本问题。究其根本，我们不能从教育本身入手，而要在人与教育的关系中求解，教育离不开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18]。也就是说，人是教育的核心，教育就是直面人、通过人、为了人的一种特殊的社会事业。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07-181-01
在美国人们为了保护鹿，就杀掉了鹿的天敌──狼。于是鹿的数量剧增。鹿们由于终日无忧无虑地饱食于林中，结果体态变得蠢笨，植物因为鹿群迅速繁殖和践踏而凋零，继而鹿由于缺少充分的食物及安逸少动所带来的捕捉而大批死亡，无奈，人们又只有把狼再请进来，鹿们又恢复了蓬勃生机。
在上述资料中，狼之于鹿，表面看来狼是鹿的天敌，狼的存在威胁着鹿的生命，狼应减少或杀之。但是不得不说的是，正是因为有狼的存在，鹿才会在它们的生活空间中时时保持警惕，为了最大可能的生存下去提高自己的战斗力，比如保持健壮的体魄、加强格斗能力、知晓优胜劣汰、进食时不可吃太饱等等。只有提高危机意识，才会在面对问题、困难时变得聪慧、机智。
试分析引狼捉鹿与“磨难教育”的关系，如何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
“磨难教育”字面看来就是在或艰苦、或困难的环境中进行自身素养提升的教育。不可否认有“磨难”的环境有助于增强应变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团队合作力等。
历史上的成功人士面对挫折时是怎样尽快走出逆境的？奥福瑞德・安德尔认为人类最奇妙的能力就是“把负变正的力量”。
确实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能在逆境中奋起，实现人生价值。
1276年蒙古铁骑兵围临安，文天祥受命出使蒙元大营被拘留。伯颜企图诱降文天祥，利用他的声望来尽快收拾残局。文天祥宁死不屈，伯颜只好将他押解北方。行至镇江，在义士的帮助下，文天祥冒险出逃，逃脱了虎口，历经真州、扬州、高邮、通州、温州、福州，一路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九死一生。经过磨炼，文天祥已经把艰难险阻和生死视作等闲了。南归后，他号召各地义兵勇士继续抗蒙，后不幸被俘英勇就义。他死后留下了大量诗文，其中如《过零丁洋》中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狱中所作的《正气歌》以及死后从其衣带中发现的“衣带诏”(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都已成为光照日月、气壮山河的绝唱，成为民族精神财富的宝贵部分。文天祥也因此成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这难道不是在逆境中实现人生价值的佐证吗？像这样的人，在中外历史上是不计其数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善于适应逆境，在逆境中寻求动力、取得成功。
玄奘，唐朝著名高僧，“因慨叹众师所论不一，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可适从，乃誓游天竺，以问惑辨疑”。于贞观元年西行，孤身涉险，历尽艰难，从长安出发，经今新疆省北路，中亚地区、阿富汗而进入印度境内，沿途瞻礼圣迹，迤逦南行，至摩揭陀国。遍学佛法五年，游学十二年。贞观十七年，经由今新疆省南路、于阗、楼兰而回国，往返共历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回国后在长安译经，凡十九年，共出经论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译出之主要经典有：大般若经六百卷、瑜伽师地论一百卷、大毗婆沙论二百卷、俱舍论、成唯识论、摄大乘论等。于印度所学遂尽传至中国。还著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内载西域、印度、锡兰等138国之历史、地理、宗教、神话传说、风土人情等，亲践者110国，传闻者28国。该书在佛教史学及古代西域、印度、中亚、南亚之史地、文化上，乃至于中西交通史料上，均富有极高之价值，至堪珍视，故亦甚为欧美日本学者重视。
我越是研究这些成功的历史人物的经历，我就越深刻的感受到：他们之所以成功，总是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一些磨难，而正是因为这些磨难，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去摆脱困境，从而得到更多的回报。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我们的缺陷对我们常有意外的帮助！”
那么应如何培养学生坚强的意志力，使他们尽快走出逆境呢？我可以告诉你几个理由去尝试一下：
1、从内心改变对生活的态度。不应受限于生存的环境，而应担负起自己的使命，无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们的性格将带给他们真正的幸福。
2、要进行适度的“磨难教育”。介绍容国团、李宁、邓亚萍、熊倪、王军霞等体育名将的事迹和取得成绩原因――为国争光的目标、顽强的意志力，引导启发学生建立信心，并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力所能及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