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1 15:55:3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数字贸易研究，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一、引言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长期以来处于隔阂状态。二战以后,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受到挑战。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国际经济关系,逐步放宽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严格的条件假设,实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交叉。本文对国际贸易与投资理论及其关系进行系统回顾,为尝试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基础。
二、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的交叉
较早地把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投资理论纳在一起分析的是弗农的(R.Ve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弗农认为,产品周期可分为产品创新、成熟、标准化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决定了企业不同的生产成本和生产区位的选择,决定了企业应采取不同的贸易和投资战略。在产品创新阶段,由于创新企业在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方面享有垄断权,企业最有利的安排就是在国内生产,并通过出口满足国外需求。在产品成熟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基本稳定,市场上出现了仿制者和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若想保持和扩大国外市场份额,就必须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在产品标准化阶段,产品的生产技术已经普及,创新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已经完全丧失,产品的价格成为竞争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子公司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市场内部化理论与生产折衷理论从发生条件将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结合起来。市场内部化理论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对国际经济活动进行了研究。该理论认为,企业是选择国际贸易还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关键在于比较通过世界市场进行贸易的费用与企业将外部市场内部化所增加的管理费用孰大孰小。如果交易费用小于管理费用则选择国际贸易,反之则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生产折衷理论综合了以往各个学派的成就,力图对企业开展国际活动的三种主要形式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合约性无形资产转让进行统一的解释。它认为,一个企业只能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才能对外进行直接投资,而仅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时只能采取国际贸易的形式。
三、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理论研究
1、蒙代尔的贸易与投资替代模型
蒙代尔于1957年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其基本含义:在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生产函数相同的前提下,一国对另一国进行直接投资,可以缩小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大对方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形成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但是他的模型是建立在4个基本的假设之上的,模型的条件设定比较苛刻,跟如今的现实状况有不小分歧,只具有一部分的借鉴意义。
2、马库森(James R.Markuson)和斯文森(Lars・Svensson)的互补关系模型
马库森和斯文森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表现为替代性还是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还是“非合作”。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将互相促进,从而表现为一种互补关系;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马库森最直观的证明是:假设中国和美国的要素禀赋相同,但美国在钢铁行业中的技术比中国高,那么美国具有生产钢铁的比较优势。当两国进行贸易时,美国将出口钢铁。而美国钢铁生产(资本密集)的增加将导致对资本需求的增加。因此,美国的资本收益率增加,工资率下降。当中国专门生产服装时,中国的工资率增加,资本收益率下降。马库森证明,当达到贸易均衡时,美国的资本收益率较高,而中国的工资率较高。考虑由于要素价格差异使得要素发生国际流动,则资本将流向美国,而劳动将流向中国。按照罗勃津斯基定理,美国将扩大钢铁生产,减少服装生产,而中国情况正好相反。这将进一步扩大美国钢铁的出口和服装的进口。要素流动增加了贸易。因此,国际贸易与要素流动是互补的。
3、贸易和投资关系的不确定性
Neary的研究发现,在3×2的特定要素模型中,贸易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他假设有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三种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假设美国和日本的劳动和资本禀赋相同,只有土地禀赋不同,美国有更多的土地。在此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美国的土地和资本都比日本便宜(而劳动较贵);另一是美国的土地便宜,而资本和劳动较贵(双要素稀缺)。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的资本流向日本,同时日本的劳动流向美国。在第二种情况下,存在激励使日本的劳动和资本都流向美国。当美日两国由封闭转入自由贸易时,美国出口粮食使美国的粮食价格上升,从而增加土地收益率并降低资本收益率。与此同时,日本出口制成品,增加资本收益率并降低土地收益率。在第一种情况下,美国资本流向日本的激励增加,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互补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贸易使得日本资本流向美国的激励减少,这时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是替代的。因此,贸易与资本要素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
四、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研究
1、国外学者的研究
Porter(1990)从外资供给角度分析了出口和FDI的因果关系。他认为,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低成本就意味着高收益,世界价格是一致的,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低成本生产再出口到世界市场意味着比本土生产更高的回报。因此,这种高回报的出口吸引了大量的FDI。Hein(1992)通过建立基于拉丁美洲和东亚地区的数据的政策模型指出,这两个地区的出口导向策略吸引了大批外国直接投资,所以他认为是出口早于或者说是引致了FDI。而Lucas通过对东亚地区的研究,也得出了出口引致FDI的结论。Pfaffermayr(1994)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对奥地利制造业从1980-1990年的季度数据作回归分析,结果发现FDI与出口之间存在着显著的互补关系。Bayoumi和Lipworth(1997)运用日本和其20个主要贸易伙伴1982-1995年的数据,对贸易和FDI作回归分析。发现FDI的存量对贸易有长期影响,FDI的流量对贸易有短期影响。并得出了从日本流出的直接投资对日本出口有短期影响但是对进口有长期影响。Goldberg和Klein(1997)研究了日本和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进出口的影响。他们发现资本流动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互补性。Gopinath、Pick和Vasavada(1999)用1982-1994年美国食品业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出口量、海外雇员数和FDI作为内生变量研究FDI和贸易的关系,得出了海外销售额和出口之间有着显著的互补关系的结论。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为研究FDI流入量和出口效果的关系,就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995年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从整个样本来看,FDI与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Dunning等(2001)在投资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把贸易的水平和方式纳入分析框架,他们考察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发展轨迹,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行为增加将导致外资流入增加,外资流入增加会导致出口增加,而出口增加又会最终导致向外投资增加。
2、国内学者的研究
(1)国内学者黄河在《论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一文中,采用静态多元回归统计分析方法,使用的样本有5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样本国家,人均直接投资水平对制成品出口都产生正方向的影响。对于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对高技术出口影响最为明显,说明发展中国家的高技术出口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主要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完成的。(2)蔡锐和刘泉考虑了中国投资对象国和投资母国的双重地位,对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作者得出结论:外商直接投资确实能够促进中国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发达国家的FDI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促使中国的技术结构升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效率,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实质的进展。另一方面,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虽然数量少,但也能促进中国的出口。(3)龚晓莺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投资与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关系。作者运用1982-2004年我国国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有关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对外贸易与国外直接投资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国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建立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的相关尝试
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统一基石上的尝试首推日本一桥大学的教授小岛清。小岛清(1987)指出FDI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机会,使贸易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他认为,国际分工不仅可以解释国际贸易,也可以解释直接投资。各国劳动和经营资源禀赋的差异会导致比较成本的差异,比较成本的差异则会使各国的比较利润率不同,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可以建立在比较成本和比较利润率的基础之上。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传统理论的研究基础和说服力受到削弱,新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应运而生。以国际直接投资在生产上表现出的特性划分,有关论著可以分为两个类别:将纵向国际直接投资融入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与将横向国际直接投资融入国际贸易模型的思路。但是横向与纵向FDI理论的互不兼容与实际的共存状态是相互矛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 Markusen允许总部服务和实际生产活动具有不同的要素密集度,把纵向和横向FDI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建立了FDI的知识资本模型(Knowledge Capital Model――又称KK模型)。进入新千年以来,贸易和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出现了两个新的方向。首先,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即企业的异质性被纳入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为解释一个行业内部同时存在国内企业、出口企业与跨国企业的原因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工具。第二个新方向,是把两国均衡的FDI模型扩展到多国分析框架(通常包括两个高收入的北方国家与一个低工资的南方国家),并把差别产品的生产过程分为总部服务、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等多个生产阶段,以解释跨国公司各种更复杂的一体化战略。Grossman和Helpman(2004)建立的跨国公司模型在多国层面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和直接投资活动进行了综合分析,他们引入了企业的异质性,按照自下而上的逻辑,从优化企业战略的角度,说明了在产品内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和投资格局的微观形成机制。他们的分析指出,在存在中间产品贸易成本时,企业倾向于在多个区位从事中间产品生产活动,并促使最终产品组装活动向零部件生产地集中,形成集聚互补效应。如果中间产品贸易成本较高而最终产品贸易成本很低,那么两种活动固定成本的下降将促使更多的企业在南方(工资率较低的地区)进行一体化生产。相反,当两种贸易成本都较高时,固定成本的下降会导致更多的企业在两个北方(工资率较高的地区)国家进行一体化生产。
六、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贸易与投资逐渐呈现或是替代或是互补亦或是不确定的交织关系,许多学者采用不同国家和地区就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互补关系的居多。如今的学者不再局限于纯粹地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而是进一步尝试着将贸易与投资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下,进而创建国际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理论。
【参考文献】
[1] R.Lucas:Making a Miracle[J].Economitrica,1993(61).
[2] L.S.Goldberg、M. W. Klei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rade and Real Exchange Rate Linkages in South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J].NBER Working Paper,1997(12).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GDP保持了年均9%的增长速度，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但克鲁格曼（1999）认为，中国经济这样快速的增长主要依靠的是资本、劳动和能源等要素投入的不断增加。因此，关于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研究自然成了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全要素生产率（TFP）是经济增长内在动力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中，贸易开
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关于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研究文献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贸易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另一部分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而文献中关于贸易开放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研究又有三种思路：一是研究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二是研究进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三是研究进出口贸易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将出口贸易对TFP的促进作用分为出口部门自身相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两类，来考察出口贸易如何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以出口内生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为基础，并采用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90～1999年的面板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出口在GDP中所占份额却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一结果意味着出口部门并没有比其他经济部门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因而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倪海青、王咏梅（2005）研究认为出口贸易是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
最早就贸易对一国TFP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的是Coe ＆ Helpman（1995），他们在Grossman ＆ Helpman的创新驱动增长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Coe ＆ Helpman贸易溢出模型，通过采用21个OECD国家以及以色列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国家之间的贸易存在R＆D溢出现象，并且最发达的7个国家的R＆D资本存量对其他OECD国家TFP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胡兵、乔晶（2006）运用LA-VAR模型，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在4变量系统内考察了中国对外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1978~2003年的样本期间内，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但是进出口之间、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正向的相互影响。
沿用Coe ＆ Helpman（1995）的分析框架，Litchtenberg ＆ Pottelberghe（1996）对13个OECD国家、Coe、Helpman ＆ Hoffmaister（1997）对77个发展中国家、Crespo、Martin ＆ Velazquez（2002）对28个OECD国家、国内学者黄先海和张云帆（2004）及方希桦等（2004）对中国进行的实证研究都表明：进口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益。李小平（2004）、朱钟棣（2004）分别采用中国省际经济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得出类似结论：进口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显著正相关。Keller（2002）则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构造国外研发的权数，实证结果表明贸易伙伴的研发对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没有显著影响。李平、鲁婧颉（2006）对Coe ＆ Helpman贸易溢出模型进行了扩展和改进，采用1985~2003年国内外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进口贸易对中国东、中、西各地区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进口贸易对中国东、中、西部技术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中部尤为突出。
以上研究大多单一考虑进口贸易总额指标对TFP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考虑不同商品的进口对经济增长的结构影响。朱春兰、严建苗（2006）基于不同种类商品的进口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视角，利用1980~2003年我国贸易统计数据，测度了不同种类商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进口总体上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有显著影响；工业制成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作用
作为技术进步的载体，人力资本在新增长理论中成为了内生技术进步的主要表述形式之一（Lucas，1988）。关于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研究，文献中的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是根据新增长理论的观点，直接将人力资本视为一项投入要素，构建生产函数模型，研究其对TFP的影响作用；另一种是研究引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后，对TFP及技术进步等分析结果的影响。
关于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作用，迄今为止为数众多的实证研究却难以得到一个统一、可靠的一般性结论。Benhabib ＆ Spiegel（1994）的研究表明，TFP的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Aiyar ＆ Feyrer（2002）认为人力资本对TFP有很强的促进作用。而Bin Xu ＆ Jianmao Wang（2000）通过把人力资本因素引入到Coe ＆ 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中对其进行扩展，研究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对TFP的增长有明显的负作用；Pritchett（2001）研究认为TFP的增长与教育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以含人力资本内生化技术进步的模型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当前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间接的，即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蕴含在它对有形资本及劳动力经济增长贡献的强化，增强了有形资本及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
上述文献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没有区分人力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TFP可能会起不同的作用。Vandenbussche etal.（2006）研究了19个OECD国家1960～2000年不同人力资本组成部分对TFP的不同作用，发现对TFP有显著促进作用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平均人力资本与TFP的相关关系是负的。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彭国华（2007）将人力资本整体分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受过中等教育地人力资本和受过初等教育的人力资本三个组成部分，研究了TFP与人力资本构成的关系，并对1982～2004年我国28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部分对TFP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上学者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人力资本组成部分的异质性，分析人力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作用有助于我们深层次透视人力资本对TFP的作用，也有助于我们理解之前学者关于人力资本与TFP的实证研究结论的不一致。
岳书敬、刘朝明（2006）在考虑人力资本的同时，使用生产前沿函数模型中的Malmquist指数，并通过将TFP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效率变化，分析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1996～2003年的TFP增长和经济增长，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增长迅速，30个省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差距逐年扩大。同时岳书敬、刘朝明（2006）发现：在引入人力资本要素以后，1996～2003年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得益于技术进步；如果不考虑人力资本存量，则低估了同期的效率提高程度，而高估了期间的技术进步指数。
三、贸易开放、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统一分析
把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关系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这方面的文献相对较少。Miller ＆ Upadhyay（2000）把贸易开放、贸易导向以及人力资本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用83个国家1960～1989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对贸易开放度（以出口占GDP比重表示）和人力资本存量（以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贸易开放度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人力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存在差异：高收入国家中存在负面影响，中等收入国家中存在正的影响，而在低收入国家中只有当贸易开放度达到一定程度，人力资本才会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正的影响。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构建两个生产函数模型（其中一个模型包含人力资本，另一个模型不包含人力资本），用时间序列方法测定全要素生产率，同时不限定规模报酬不变等，这些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Miller ＆ Upadhyay（2000）在模型估计中通过引入交叉变量如、lnHlnnk、lnhlnL、lnhlnx（其中H为人力资本，k为物质资本，L为劳动力数量，x为开放度）来分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与开放度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并得出了一些有探讨价值的结论，如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间的联系比人力资本与劳动力数量之间的联系更紧密。此外，Miller ＆ Upadhyay（2000）在研究过程中用第一年的人力资本存量来表示一个阶段（连续5年）的人力资本平均存量，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人力资本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滞后性。
包群、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构造同时包含人力资本与出口贸易的内生增长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我国目前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不高，因此导致出口贸易未能与人力资本充分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黄先海、石东楠（2005）利用经扩展后的Coe ＆ Helpman的贸易溢出模型，就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大小进行测度与分析表明，贸易渠道溢出的国外R＆D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相对来说小于国内自身R＆D资本存量的作用，人力资本要素通过提高创新能力间接地促进了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许和连、亓鹏和祝树金（2006）借鉴Miller ＆ Upadhyay（2000）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利用中国1981～200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考察了地区的差异性。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物质资本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直接，它主要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而作用于经济增长。贸易开放度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贸易开放度和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存在差异。在东部沿海地区，人力资本的积累和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该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起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投入和贸易开放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显著的联系。许和连、亓鹏和祝树金（2006）的研究是将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研究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研究结论对于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投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评价
文献中关于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模型的误设。选择正确的函数形式是进行计量分析的重要基础，经济理论通常不会告诉我们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具体函数形式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学者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在以上学者的实证研究中，由于受到实践经验的限制，可能会犯下列三个方面的错误：选择错误的函数形式；遗漏有关的解释变量；包括无关的解释变量，从而造成模型的“误设定”问题。例如，Nelson ＆ Phelps（1966）认为，简单地把人力资本当作投入要素是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一种误设。
第二，变量的测算方法不同。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方法有公共教育开支、平均教育年限、各级学校注册率、全社会文盲率等（Barro ＆ Lee，1993）。Miller ＆ Upadhyay（2000）用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衡量一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岳书敬、刘朝明（2006）使用平均教育年限和劳动力数量的乘积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关于贸易开放度的测度，Miller ＆ Upadhyay（2000）用出口占GDP比重来衡量一国的贸易开放度。
第三，大多数实证研究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内部结构、贸易结构等结构性问题对TFP的影响。
第四，未考虑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作用的滞后效应。人力资本投资有一定的滞后效应，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于促进技术进步也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文献中只有Miller ＆ Upadhyay（2000）等在分析中考虑了这种滞后效应。
到目前为止，从整体角度来研究贸易开放度、人力资本对TFP的影响文献已相当丰富，进一步研究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向上进行深化和细化：一是进行人力资本不同组成部分与TFP变动关系、不同类别商品进出口对TFP影响的经验研究；二是研究更为合理地表征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度对TFP的影响的滞后效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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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是我国金融市场进入扩张发展的阶段，上市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资金不断利用自身的商业信用在金融市场上进行融资。同时，这些上市公司会通过利用其它企业给予的预付账款、应收账款等短期商业信用获得商业信用的输出，以最终得到超过其在金融市场上融资成本的利润。而这一现象在近几年有逐渐发展的趋势。这使得我国很多企业的应收账款长期挂账，难以及时收回，给企业的经营发展和财务运营都带来了巨大风险，难以长期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在贸易融资的视角，对于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状况带来的影响等内容进行研究，以促进我国金融业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现状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风险难以把控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经营目标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即保障企业正常稳定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完成股东价值最大化、市场占有率提高等企业战略目标。在这种基础上，很多上市公司纷纷通过商业信用的输出来销售企业商品或服务，这为企业提高销售量有重要帮助。但是当前，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在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难以有效把握公司的风险，这为企业持续经营带来了巨大难度。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时主要面临的风险是财务风险、经营风险和汇兑损失风险。财务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应收账款金额过高，企业的资产负债水平高居不下，而这也会使得企业融资成本上升，企业难以以较低的利率借到资金，当企业出现坏账时，企业的现金流难以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经营风险主要来源于由于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需要持续不断、大额的现金流保障企业不断扩大再生产，但是由于应收账款难以及时收回或者收回期限较长，企业的现金流容易出现破裂，最终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困难，企业不得不面对破产清算等恶劣情况。而汇兑损失风险主要是上市公司在对外贸易方面给予了商业信用而产生的，当国际市场上汇率变动幅度过大时，容易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例如，某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电能传输器械设备。该公司为了提高公司的销售量，给予了下游企业很高的商业信用，这无疑使得企业应收账款迅速扩张，坏账总额激增，给企业持续发展带来了隐患。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造成企业负担较重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进行商业信用的输出必然意味着企业可以更好地销售商品和劳务，购买方可以通过短期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方式保障自身的现金流，其本质上相当于一种短期借款。而该笔短期借款相当于是上市公司给予交易方的无息借款，但是上市公司需要承担该笔资金使用的利息支出。因此，对于拥有大量应收账款的上市公司而言，企业所需承担的利息费用将会给企业日常经营带来较大的负担，使得企业承担了企业本不需要承担的成本费用。而上市公司生产的商品或者劳务作为供应链关系中的一部分，其企业负担较重，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存续可能都是通过商业信用在维持，使得供应链中的任何一环都存在着大额应收账款，给供应链的稳定性带来了巨大挑战。例如，某上市公司为了提高企业的利润水平采取了商业信用输出方式，但是由于给予的商业信用额度较高，导致企业负担变重，现金流维系产生了一定困难。
（三）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较低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商业信用也在商业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运用，虽然商业信用存在短期借款的性质，但是由于其必须出现在存在正常、合理交易关系中，因此其又不同于一般的短期借款，这造成虽然某些企业可能通过商业信用获取了一定的资金使用期，但是却无法倚靠这一方法获得长期的、有目标的资金使用权。因此，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的灵活度也偏低，企业如果想要获得大额的、长期的资金，也依然只能通过债权融资或者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无法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进行。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内容
（一）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严控风险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业信用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众多上市企业通过商业信用融通资金、给企业的经营带来福利。同时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扩张了企业销售额，增强了企业生产能力。但是，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时需要严控风险。风险把控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对于财务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全面的财务风险评估指标，对于企业财务状况进行即时性监控，当某些指标超过合理区间范围需要及时探寻原因，对于超过额度的应收账款应停止继续赊账。这样可以有效减小财务风险。对于经营风险，上市公司需要设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当内部控制体系较为完善时，企业出现现金流危机等情况时可以出台提前应对方案。同时，企业还需要做好资金的提前规划，只有这样才能防止因为大面积坏账出现给企业带来的经营风险。对于汇兑风险，上市公司需要对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形势有一个预判，但是对于大多数汇兑风险可能难以预防，企业只能通过金融手段来降低企业的汇兑风险。
（二）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负担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其发展需要依托很多方面内容，除了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状况，还需要依托于企业融资费用等成本。而商业信用实质上便属于融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把握成本额度，在保障企业销售量的情况下，减轻企业负担，最终促进上市公司长期有效发展。想要把握负担，首先不能直接将商业信用作为危害企业降低成本的元凶，这是因为商业信用输出虽然可能带来企业财务上的负担，但也会促进企业商品或服务的销售，最终提高企业的总体利润。其次，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与控制时需要控制商业信用的额度和平均利率，使得商业信用保持在不危及企业正常发展的范围内。当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要求上市公司给予超过企业规定额度的商业信用需要慎重考虑，防止因企业销售部门只考虑销售量而未考虑企业财务状况带来的巨大利率损失。除此之外，企业需要定期对商业信用输出额度进行调整，以保证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等处于合理范围之内。
（三）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需要提高灵活性
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时，如果不提高对于商业信用政策的灵活运用率，只能导致企业无故受损，最终给企业的发展带来较大损失。而提高灵活性作为上市公司进行商业信用输出管理与控制的重要内容，其实质上有多层次的含义。首先，商业信用输出只可能出现在存在交易关系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因此其灵活并不意味着商业信用输出可以运用在没有交易关系的企业之间，而是指商业信用输出方式可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其次，商业信用输出在输出方式上应该具有更高的灵活性，给予商业信用的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对于上市公司销售不同种类的产品所给予的商业信用应该不同，这样可以促使企业既可以及时收回资金同时也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的资金利率。除此之外，上市公司不能对于商业信用产生过多的依赖，虽然对于商业信用可以续短为长，但是仍然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对于长期性资金需要还是需要通过债权或股权融资的方式取得。
三、结束语
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市公司通过商业信用输出的方式提高商品售卖扩张，提高了企业的销售水平。但是随着商业信用越来越广泛的运用，企业的应收账款也成为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对于商业信用输出的研究将有效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和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