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13 15:37:14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会治理概念，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问题的提出
我国正值经济转型时期，其市场体制和规则还有待完善，加上传统的文化背景，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成为一种对正式制度的补充（Xin & Pearce，1996）。最近十年间，企业间的横向和纵向社会关系网络逐步扩张到错综复杂，尤其是在知识密集性行业，社会网络已成为组织结构和组织间基础框架的新范式（Miles & Snow，2002），它帮助企业转移风险、获得新市场和新技术、加快产品推进市场，促使企业与网络伙伴技能互补（Gulati & Nohria，2000），为企业提供了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须的灵活性，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响应能力。如今，面对日益动态复杂的竞争环境，单个企业更应采取竞合的方式，通过构建动态的关系网络来参与全球竞争。
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急需知识的有效应用和创新；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的经营也需要更广泛的技术知识、文化知识和管理知识。知识与技术创新正在改变着当代企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并被各国普遍认为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引擎（谢富纪、徐恒敏，2001）。所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生产领域，知识管理早已成为一个大家都关注的话题。出于竞争的激烈和创新的要求，企业不能仅靠内部的知识来经营和创新，同时，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知识的广泛整合，而不是单一的知识（De Boer et al.，1999）。社会网络的广泛建立、知识与技术的飞速发展，要求企业除了建立内部知识网络和知识库以外，还需要积极有效地建立外部网络以吸收和整合外部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合作伙伴、中介机构等组织的知识，只有综合利用企业内外知识才能真正提高企业能力和竞争水平。因此，基于社会网络环境下研究跨组织知识管理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概念
（一）知识管理的概念
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兴趣出发来探讨知识管理的含义，从而出现了知识管理研究的百花争鸣现象。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知识管理领域存在两大观点，即对象论和方法论。对象论观点认为，知识是被管理的对象，则知识管理就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顾敏（2001）提出，知识管理是解决对知识或信息进行创新、组织与扩散问题的过程；方法论观点认为，知识是一种管理方法，则知识管理是一个运用知识进行管理的过程。彼得・德鲁克（1993）曾认为，知识管理的核心是使知识产生作用，即通过系统地、有组织地去应用知识和创新知识。
尽管知识管理存在多种定义，但都离不开以人为中心、以知识为基础、以寻求信息处理能力与人的知识创新能力的最佳结合为基本目标。知识管理对企业而言是一项重要的管理活动，这项活动不会自发地实现，需要组织主动建立各种激励机制和软性环境，为知识的采集、整合、应用等创造良好的环境。因此，本文认同Wiig（1995）的观念，即知识管理为一连串协助组织获取自己及他人知识的活动，透过审慎判断之过程，以达成组织任务。
（二）跨组织知识管理的含义
纵观研究者们对知识管理的定义多立足于企业内部，主要是基于企业的原子模型假设，即视企业为独立个体而非网络视角。但随着企业社会网络的出现，企业的经营活动与多个组织息息相关，并从单一的二元关系发展为与多组织间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网络关系，相应地，企业的知识管理也应从关注企业内部的知识活动发展到关注跨组织的知识活动。因此，结合社会网络环境和知识管理的定义，本文将跨组织知识管理定义为企业利用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通过一连串的跨组织知识活动以协助企业有效利用组织边界内外的知识资源，最终达到提高组织业绩的目的。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内涵
（一）跨组织知识管理活动
Andersen（1996）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对知识的识别、收集、创造、组织、分享、应用和适应。Davenport等（1998）认为知识管理包含了四个流程，分别是知识组织和存贮、知识转移、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陈小让（1998）认为知识管理包括对知识的识别、获取和利用。Huseman 和 Goodman（1999）将知识管理分为指认并获取知识、评价知识并排列其优先顺序、分享知识和创造知识四个过程。McAdam（2000）提出知识管理体系可以分为四种括动：知识建构、知识内化集成、知识扩散以及知识应用。王众托（2004）认为知识管理是识别、收集和选择、保存、传播与共享、转化与生成、吸收和使用知识的过程。黄蕴洁和刘冬荣（2010）在综合文献的基础上，将知识管理活动分为四个过程，分别是知识获得、知识转移、知识分享和知识应用。将以上对知识管理活动的研究整理出来，如表1所示。
综合以上对知识管理活动研究的文献，本文发现学者们对知识管理活动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知识应用和知识创造四个方面。因为创新过程是一个知识转化与生成的过程（王众托，2004），而知识应用能直接为企业增加价值，因此，知识创造和知识应用可以被反映在企业的创新绩效当中。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认为跨组织知识管理活动包括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
（二）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
跨组织知识获取是指企业通过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从网络其它组织或个体中收集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跨组织知识获取对企业有重要意义，作为一种资源，知识有存量和流量之分。知识存量是企业长期积累的知识，是企业经营生产的基础；知识流量是企业知识的流动部分，它们改善、更新或增强已有的知识。企业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就必须从外部不断获取新知识以补充知识存量的不足（Winter & Zollo，2002；Zott，2003）。
根据以往对知识整合的研究及企业本身需求，本文将跨组织知识整合定义为企业根据战略目标需要，利用自身的网络位置和网络关系，对企业内部和外部网络组织中的知识资源进行组合、集成和提炼的一个动态过程，以此形成新的核心知识和知识体系。跨组织知识整合超越单个组织边界涉及到多个组织，要比企业内部知识整合复杂，主要包括知识整合需求确定、合适整合对象选择、整合平台建立、整合冲突解决机制建立等任务。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加剧，以Grant（1996）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不断强调知识整合对企业创新而言是最为重要的能力，因为知识经过整合后才能指引企业在快速变动的环境中使产品与市场有效结合，从而快速开发产品以供应市场需求。企业面临着高度的模糊和不确定性（Daft & Lengel，1986），必须坚持不懈地整合和重组各种知识。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测量和检验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问卷参考了Lyles & salk（1996）、Yli-Renko等（2001）学者的研究，共包含10个测量题项，其中，跨组织知识管理的测量包含“本企业从外部网络中获得许多有关产品设计的知识”、等5个问项，跨组织知识整合包含“本企业能根据需要把不同企业的专家汇集起来，集中解决某项问题”、“本企业能将不同部门、团队或个人的知识在目标任务层面上进行有效整合”等5个题项。所有问卷都采用Likert7级量表进行测量， 样本主要集中在华南地区，共发出问卷350份，回收270份，回收率为77.2%，剔除有残缺项、前后差距太大、同一题项重复评分的无效问卷后，有效问卷216份。
（一）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采用正交旋转观察各特征根的值，运用Kaiser 法作为确定因子数目的标准，选取特征根值大于1的特征根，从而得到不同项目的因子载荷，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跨组织知识管理量表通过方差最大法旋转后，有2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分别对应于本研究的2个变量，这2个变量共解释了方差变异的87.651%，满足Weiss（1970）提出的解释方差的累积比例需大于50%的条件。2个因子的测量项目在其对应的因子上相对于其他因子而言都有较大的因子载荷，并且都大于0.5，这表明所检测的跨组织知识管理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经过软件AMOS6.0运算后，跨组织知识管理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验证性因子分析中，Cronbach'sα值大于最低要求0.7；建构信度值大于最低要求0.6，T值达到显著水平，由此可见，跨组织管理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跨组织知识管理的量表中，跨组织知识获取、跨组织知识整合的标准化系数大于最低要求0.5，并且跨组织知识获取、跨组织知识整合的平均方差抽取量也大于最低要求0.5，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从模型拟合情况看，x2/df 值小于2，GFI值大于0.9，AGFI值大于0.9，NFI值、CFI值均大于0.9，RMSEA值不大于0.05，量表的整体模型拟合度较好。结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结论
跨组织知识管理是企业知识管理的终极目标，它不仅注重在企业内部实施知识管理程序，并且能与外部的供应商、顾客、合作伙伴、竞争者、研究单位和中介机构等组织有效交流知识，进而形成一个能创造价值的知识网络。但是，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不是一个任意的自发过程，需要一定的因素作为支撑。企业的战略规划、企业间的关系、企业的网络位置、学习意图、领导参与、知识的性质等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跨组织知识获取和跨组织知识整合，企业应该能动地将这些因素控制在对其有利的范围，扫清企业从社会网络中获取知识和整合知识的障碍，明确跨组织知识管理的任务和目标。面对创新的复杂和风险，企业应该加强同竞争对手或研发机构、产业链成员之间的开发合作，通过鼓励边界人员对外宣传、组建跨组织团队、加强组织交流和进行跨组织合作。
参考文献：
1.Andersen A..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Assessment Tool(KMAT)[M].London:Arthur Andersen KMAT Study,1996
2.Davenport T., Delong D.W., & Beers M.. Successful Knowledge Management Projects[J].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98(4)
3.陈小让.知识管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的新趋势[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1998(6)
4.Huseman R., Goodman J. .Leading with Knowledge[M].London: Sage,1999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52-05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治理”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治理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治理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治理可以指很多事情，它可以是一个流行词汇，一种时尚，一种框架设计，一个联结各学科的、伞状的、描述性的并且模糊的概念，一个空洞的符号，……”。[1]治理似乎是万能标签，可以贴在任何地方。概念的模糊性已然成为治理正统性的严重障碍，Sartori指出：无法否定的概念是万能的，可以指任何事物，没有清晰的边界，就无法确定它的种类，由此容易导致混淆和难以捉摸。[2]为了规范治理的概念，使学术界在研究它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梳理了相关的治理概念，归纳了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关键要素，分析了目前治理概念之所以泛滥的四种可能原因，最后归纳了治理的内涵。
一、治理概念的演变
治理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治理与新治理两个阶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语（Kybernan）与拉丁语（Gubernare），都包含着领航、掌舵或指导的意思。我国“治理”一词的词源学历史悠久，西汉的司马迁就提出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理论。总而言之，传统的治理（我们称之为旧治理）是“统治”的同义词，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诞生。一般认为，新旧治理的分水岭是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在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把非洲当时的情况称之为“治理危机”。新旧治理的区别在于：旧治理一般是指“政府以及它的行为”，新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3]
治理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表现在治理概念频频出现在不同学科的文献中。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解读治理及其理论，以应对目前普遍出现的范式危机。不同学科间治理的研究虽然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但也出现了包罗万象的局面，治理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指向的东西，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对治理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以规范其研究途径。
（一）治理概念在国外的演变
Van Kersbergen K.和Van Warden F.[4]分析了9种治理概念，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分类。我们将这9种概念进一步概括为四大类。
1.善治
善治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良好的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善治可以将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和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纳入进来。虽然这三种形式分属不同的学科，但其实质都是市场精神在不同领域的实施。
（1）一般意义的善治。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善治，主要是指有效率的管理，最初只是一个“政治中性”的定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不断丰富，逐步涵盖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善治。善治的主要理论主张包括：增加政府与公共事务的透明和责任，减少公共支出的浪费；增加基本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规制改革提升私人部门的力量。这些措施强调合法性与效率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价值。[5]
（2）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它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制度和激励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3）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虽然法人治理为商业部门产生了良好的治理实践，但新公共管理同样将善治引入公共部门组织。将私人的管理手段应用于政府部门达到了善治的结果，这些手段通常包括：顾客至上，增加回应性，加强绩效管理，服务外包与私有化，区别掌舵与划桨。
2.没有政府的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2005年3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另一方面，由于受到了国外实践教学思想和国内理工科院校尤其是中等技术学校实践教学理论的影响，学术界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时为突出实践教学重要性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实践教学”两个概念组合成一个新的复合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概念厘定
毋容置疑，厘清这一人工合成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内涵是有效实施实践教学的认识前提和理论依据。
从概念上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实践教学”两个概念合成的，其中，第一个概念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指的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高校必须讲授的几门具体的课程，如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显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或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第二个概念实践教学中实践是修饰词，教学是中心词。认识论认为， 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是以认识为基础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有目的的活动。“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层面来看，实践则主要应该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或生活共同体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活动，特别是伦理、道德和政治方面的行动或活动。”而教学特指在学校教育活动中，以教师传授知识、技能和学生获得知识、技能为基础的一种教师和学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且这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实现，是由包括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方法、教学评价和教学环境（含教学场所）等要素整体运行的结果。因此，从概念层面我们可以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特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这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具体说就是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组织与指导下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紧密联系的，通过采取各种具体教学及评价方法或方式，激发和引导学生主体实践，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教学实践活动。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特征
在概念层面厘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厘清其与课堂教学、理论教学、社会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来进一步考察其特征。首先，通常意义上的课堂教学侧重于理论的阐释与分析，以教师讲授居多，主要是帮助学生从理论层面上对基本理论、中国化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观念、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经验教训等的知识性把握。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就是通过学生主动分析和研究社会现实生活，在实践中深化对所学理论的理解，逐步实现从理论认知到行为乃至能力的转化，进而“培育学生的德性、提升道德素质，培养良好的政治心理和态度，最终实现对国家政治信念和价值观普遍性认同的教学方式”。但这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对立关系，在现有的教育教学管理模式下，在坚持把课堂教学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主阵地的同时也应大力推进实践教学，创新更多融入实践成分的课堂教学模式。
其次，传统的理论教学较多地注重通过主要以经验的再现和理论演绎对学生施加系统化知识的灌输，但实践教学思想的提出和发展，并不是针对和限制理论教学，更不是要用实践教学来取论教学，而是实践教学必须与理论教学紧密结合。脱离了相应的理论教学，学生不仅缺乏足够的课本理论知识，其对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逻辑推论与辩证思维等相统一的理性能力也将不足。因此，加强实践教学，更多是把“其作为另一种提高学生思想素质、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的有效方式。”
最后，目前，社会实践活动一般都归由高校团委、学生处及各系等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且一般都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内容没有直接联系。学术界不少人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和社会实践在目的、功能上都是以学生实践为主等特征方面具有诸多的共性而应纳入。中央5号文件明确要求的是要“把实践教学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结合起来”，并没有把实践教学等同于社会调查、志愿服务、公益活动、专业课实习等，只是强调实践教学要与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结合起来。笔者认为社会实践虽然由团委等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和管理，但若是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参与且依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而设置的社会实践活动也可以将其纳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范畴。
总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一种既不同于课堂理论教学， 又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教学活动。因此，搞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克服两种倾向：一是将实践教学毫无界限的外化甚至泛化，并不是说所有跟实践有关系的活动都属于实践教学，更不能简单的认为除理论教学之外的都属于实践教学。另一种是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等同于纯粹的社会实践， 随意割断实践教学与课堂教学的联系，模糊了实践教学的教学本质。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