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0-29 09:49: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农业资源与环境学科评估，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和科学家面对面
1953年，环发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气象组成立。作为非营利科研机构，主要从事现代农业环境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重点研究在人类生产活动影响下，农业生物和农用投入品与光、温、水、气等环境要素的相互作用规律与调控机制、发展农业环境安全调控和可持续农业技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形成了农业气象学、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学、农业环境工程学、农业生态学四个重点优势学科。
研究所现设置6个创新研究室，并建有农业部农业环境与气候变化重点开放实验室、农业部旱作节水重点开放实验室、农业部寿阳旱作农业重点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农业部畜牧环境设施设备质量监督检测中心，中美农业环境中心，IAEA合作实验室，CAAS-IWMI农业水质资源管理国际合作中心，CAAS-ICRISAT/ICARDA旱地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农业环境分析测试中心（通过国家实验室认可），中国农业科学院中日农业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节水农业综合研究中心、农业立体污染与产地环境质量研究中心、设施农业环境工程中心、农业环境控制与评价工程中心以及中国农业环境科研协作网等开放平台。拥有实验室面积5000多平方米，科研仪器设备数千台套，其中2万美元以上设备100多台套。
在2006年农业部组织的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综合科研能力评估（2001年-2005年）中，研究所位列全国农业科研机构第17位，在农业部部属研究所中位列第7位，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属研究所中位列第6位。
环发所的研究领域决定了工作节奏跟着农化而变化，春夏季节是最忙碌的时候。为此，同心动力为环发所量身订做了一套咨询流程，并对调研的方法、工具作了调整。
2008年3月28日，环发所组织文化项目正式启动，同心动力咨询团队在3月25就已经入驻了，虽然科学家们都很忙，我们尽量做到访谈和调研问卷覆盖面达到100%。
初见环发所梅旭荣所长，我们不仅深深感受到科学家严谨务实、高度负责的科德学风，还被梅所长身上的企业家魅力所吸引。梅所长作为老气象所人，对环发所的发展历史、管理变迁、科研瓶颈都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创新就是人的思维的创新，科研环境的创新。在我们这里，人的价值是最重要的。我希望我们的管理能够上升到文化的管理，文化管理为主，制度管理为辅。”梅所长如是说。
随着访谈和调研的深入，我们逐步掌握了环发所管理实践和组织文化的基本状况。本次调研的访谈人数为92人，对于环发所的访谈应该是这几年来最为困难的一个项目。首先是科学家们时间很紧，安排好的访谈时间很难如期进行。我们项目组根据科学家的时间，不断调整访谈时间表，跟着科学家的节奏走，中午经常没有吃饭的时间，被我们项目组成员戏称为“立式滚筒式访谈”。其次，在访谈中，我们要适应科学家的思维习惯，用模型和工具向科学家解释文化管理的思路和方法，取得科学家的认同。
创新发展历程
创新历程大致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3年-1977年）组织文化萌芽阶段
1953年中国农业气象组成立，1957年更名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气象研究室，这就是环发所的前身。1966-1977年时期，学科合并损失比较严重，人员流失较多，科研基本停滞。这一阶段是环发所组织文化的萌芽阶段。
在这一时期，农业气象研究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学科和独特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五六十年代的农业生产布局，农业资源的利用，主要农业灾害的调查作了里程碑的贡献。这一阶段的管理体现了极强的合作精神，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没有明显的区分，课题也融合在一起，不分彼此。这一阶段中，高度负责、团结合作、互相学习、踏实研究、认真严谨的科学态度已经形成，是环发所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期间，这种科学态度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
第二阶段（1978年-2000年）环发所组织文化雏形阶段
1978年农业气象研究所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承担和参与了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并获得部级、国家级奖项，是环发所组织文化雏形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围绕中低产田的开发，包括黄土高原的开发等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在农业生产中如何利用气候资源方面作了大量的研究，到80年代末基本上奠定了农业气候区划的基础。开始了中日合作交流，引进国际农业生产技术，给中国的农业生产带来重大的影响，86年中国的粮食第一次突破4亿吨。90年代后期应对人口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研究重点转到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如何减缓气候变化对脆弱地带的影响，以利于农业发展。由于国家财力等方面的支持不大，这一阶段管理主动性发挥较小，主要是自然发展，管理的痕迹很少。各学科在摸索中形成了研究领域和团队的雏形。
受国家研究体制的影响，人们竞争的意识逐步增强，并与团结合作、负责、互相学习、踏实研究等优良传统产生了碰撞，资讯的发达和技术的不断更新，也使研究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阶段，员工的价值取向开始多元，基本形成了以敬业、感恩、创新、诚信、务实、竞争等为主要基调的文化雏形。
第三阶段（2001年-）环发所组织文化成长阶段
2001年农业气象研究所与生物防治所合并，成立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环发所），2003年完成了实质合并，2006年生物防治所在学科调整中分离出去，只保留了少部分研究人员和大部分管理人员。这一阶段致力于打造全新的科研平台，是环发所组织文化成长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环发所经历了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阵痛，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实质性合并、合作实验室、学科调整、环境整治、政策调整等），也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国家重视和支持），走上了以研为本,以人为本,做大做强,培育优势,发展能力,建设队伍,优化机制,壮大资本之路。环发所开展了夯实研究所事业发展基础的一系列工作：建立了特色和优势明显的农业气象学、农业水资源与水环境学、农业环境工程、农业生态学四大学科体系，形成了结构合理的科研团队和机构，建设完善了层次清晰的科研条件平台，科研国家队的地位日益显现。农业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心基本建成，服务“三农”和产业发展能力得到提升，完善了符合非营利科研机构特点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管理逐步规范完善。
这一时期环发所提出了“培育竞争优势，强化创新能力”的工作思路，表现出的文化特征是管理的逐步规范和人本管理等。该阶段由于科技体制改革和农科院学科调整的影响，人们的凝聚力和忠诚度降低，导致诚信受损，合作和沟通发生障碍。“以人为本、以研为本”等文化因子开始酝酿，“创新、敬业、务实”等优秀的文化因子得到提升。
明晰创新文化导向
在调研报告中，反映出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环发所文化导向不鲜明。环发所目前四个文化价值导向中，目标绩效、层级规范、团队支持、灵活变革导向值排序，依次为26.18、26.02、24.75和23.05，价值导向基本均衡。创新文化的沟通和信任平台、共享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实际上创新文化导向并不占据主导位置。
在文化状况分析中，发现环发所使命认知比较一致，依次为社会、国家和员工，员工具备较高的责任感。愿景认知和认同度较高，有较为明确的发展方向。核心价值观认知和认同度较低，员工价值取向多元。存在需要整合的亚文化。
各研究室群体文化差异较大，表明各个研究室的工作氛围各不相同。这种多样性的存在对于环发所整体创新氛围的构建是有利的。
不同管理层级群体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在于高、中、基层对工作的关注点不同。高层希望带领全所健康发展，关注的是环发所发展层面的问题；而中层关心的是自身职位安全，因此更加注重操作和执行层面的问题；广大基层员工的关注点是生活保障和工作机会，首先想的是要完成任务和份内工作。
在员工均衡分析中，环发所员工基本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管理团队，一类为科研团队。管理部门采取了偏重过程控制的工作方式，带有较强的行政化管理色彩，科研部门互相支持和合作的氛围要浓一些，更多采取了团队支持的工作方式。
管理部门行政化管理的原因有三：一是旧有的管理体制和机制的惯性，使管理人员行政化管理的角色定位根深蒂固；二是科研体制改革增加了管理的深度和细度，对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管理人员产生畏难情绪，不愿改变；三是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管理人员缺少转变的动力。
科研团队的问题是存在过度竞争，合作倾向下降的现象。这种竞争和合作的下降趋势与国家科技体制变迁的历程有很大的关系。经费不足时期带来的过度竞争对大家影响深远，积重难返，由于科技体制改革和农科院学科调整的影响，人们的凝聚力和忠诚度降低，导致诚信受损，合作和沟通发生障碍。虽然目前所内加大科研环境改善的力度，但是科研人员对科研成果的取得需要更大范围的合作与交流的趋势认识不足，对所内平台建设积极性不高。总体表现为缺乏良好的沟通氛围和信任基础，使得学术交流的空间缺乏。
通过充分调研和仔细分析，项目组发现环发所管理问题的归因是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的体制和科研项目运作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具体来讲就是体制所产生的用人僵化、激励和考核不到位等问题和项目运作对计划、过程控制、用人灵活、高效执行、奖惩分明的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要调整管理思路、改进目前的科研项目运作机制，工作的重点就要放在学科管理上。也就是强调环发所每个学科的综合和长远发展，注重各学科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调共进，关注科研平台的建设和整体竞争力提升，关注员工发展，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热情。
因此，环发所目前需要明确以创新为主题的文化导向，无论是管理还是科研团队，都要变革观念，在全所范围内进行“人的思维的创新，科研环境的创新”，搭建创新和合作平台，成为本项目的重点。
构筑创新文化体系
环发所组织文化体系命名为《创新为魂》，开宗明义指出全所文化导向，引领全所员工的行为。
环发所的使命为“致力于农业环境领域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支撑农业可持续发展”很好承载了环发所员工对国家、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追求，同时突出了环发所鲜明的组织个性和研究方向。在使命的提炼和陈述过程中广泛征求了各个科研学科的意见，使得使命的表述更加严谨。
这样的使命更加清晰了“管理为科研服务”的管理思路，有助于环发人对科研机构“参与式”的管理方式以及更为灵活的管理方法的广泛认同，并对管理团队和科研团队提出了新的要求。
环发所的愿景是“成为农业环境领域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科研机构”。意味着环发所要在科研人才、科研成果、科研地位、科研平台建设、国际声誉等方面要获得长足的发展，拥有蓬勃的创新实力和创新氛围，组织具有良好的“生态”运行机制，员工具备极高的科研水平和道德修养。
目前环发所就已经是科研“国家队”了，但是环发人对标国际大型研究机构，不断寻找自身的优势和差距，着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肩负着国计民生的历史重任，不断描绘着宏伟远大的发展蓝图。这样的蓝图需要环发人以更加开放的心态营建交流、合作、发展平台，以更加务实的作风默默耕耘，在自身的研究领域收获累累硕果。
使命和愿景已经清晰，环发人该怎样践行使命、实现愿景呢？对照《调研报告》中的分析，咨询团队和环发人反复探讨，把“创新卓越、惟实惟真、臻和至善、合作共赢”作为核心价值观，并拟定了关键行为准则，为全体环发人的提供了行为依据。
核心价值观中既有对环发所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又有针对未来发展的思考。同时每一个价值观都配有深入细致的解读和界定，并被赋予了行为层面的指导意义。核心价值观理清了创新与制度、合作与规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反映出环发所对四个文化导向的理解和实践重点。
变革创新导向强调的是创新能力、适应性和获取资源的能力。灵活变革导向的文化，要求环发所不但要营造创新的氛围，搭建创新的平台，更要从管理制度上激励员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不断提升环发所的研发能力和管理服务水平。
团队支持导向意味着真正按照“以人为本、以研为本”的要求开展各项团队建设工作，关注每一位员工的成长，关注每一个团队的发展，关注整个环发所的长远利益。通过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和满足其职业发展需求，提升员工能力并培养人才；通过理顺沟通渠道，搭建沟通平台，促进环发所的内外部信息交流；通过开展深层的合作，各个学科团队内部以及学科团队之间构建互相支撑、优势互补的良好发展态势。
优化层级规范导向文化，意味着要本着管理为科研服务的理念，优化制度和流程，减少不必要的限制，简化报告和审批流程；意味着在全体员工中树立合规意识，使组织成员严格遵守规章制度，从而提升环发所的整体执行力。优化层级规范导向并不意味着对制度和流程的漠视，相反要增强制度流程的约束力，进一步增强规范意识和精细意识，从而有助于环发所管理的进一步规范。:
优化目标绩效导向文化，意味着要优化考核和激励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目标管理，切实做到考核公正、激励有效；对人员的考核更加务实、可行。通过科学的考核和目标管理进一步营造良好的竞争氛围，调动广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优化目标绩效导向并不意味着放弃竞争和目标，相反要求环发所营造有序的良性竞合环境，同时聚焦核心目标，集中优势取得更加丰硕的研究成果。
继续创新之旅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发展，既依赖于环境，又影响着环境，甚至破坏着环境。近年来，中国农业污染日渐严重，《中国环境年鉴2015》的数据显示，我国农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COD）总量达1102.4万吨，氨氮总量达75.5万吨，分别占全国COD及氨氮总排放量的48.04%和31.67%，农业污染排放量已超过工业污染排放量，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1]。环境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一个有效工具，借助会计手段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生态的共赢发展。因此，借鉴环境会计的研究成果，结合农业的特殊性，构建农业环境会计理论体系，进而研究其实践路径，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相关文献评述
环境会计又被称为绿色会计，它是以货币为主要计量手段，以有关环境保护法为依据，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计量和记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环境资源的利用及补偿对企业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影响的一个会计分支学科[2]。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环境会计的研究，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环境会计法律法规、环境会计核算制度、环境信息披露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环境税开征等在实践中已熟练有效地运用。近邻的日本、韩国、印度，在2000年左右也了一系列环境会计准则与指南，并在企业实践运用中得到修订与完善[3]。
具体到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葛家澍[4]在《九十年代西方会计理论的一个新思潮——绿色会计理论》一文中最早对环境会计进行了阐述。此后，历经“问题提出—理论探讨—制度构建—实施研究”等发展阶段，当前研究领域已涉及基本理论、核算体系、要素核算、信息披露、排污权交易、上市公司运用等方方面面，尤其在信息披露和成本核算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5]。但总体来看，我国环境会计的研究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具体表现在：一是研究方向众多，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的理论体系。二是尽管出台了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但尚未出台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与制度，只在企业会计准则中零星地涉及。三是现有理论研究与实务探索，大多围绕规模以上企业和上市公司展开，重点针对工业制造业领域，而农业、林业等领域极少涉及。四是极少用具体的计量方法和标准对企业环境要素进行核算，要素构成及因素分析缺乏具体数据。五是环境信息只在上市公司范围内进行简单披露，且以定性披露为主、定量披露较少，被动披露为主、主动披露较少（赵海燕等，2017）。
农业环境会计，是环境会计的细化与运用，既要吸取环境会计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又要结合农业特殊性进行丰富与充实。这一特点在林业环境会计等也同样适用。贾莉莉[6]指出，不合理的农业活动同样会对环境产生负的外部性影响，且农业负外部性具备易被人忽视、发生时间滞延、难以界定制造者、很难精确计量等特征，影响反而更加深远。许晓毅等[7]指出，构建农业环境会计，核算企业在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环境成本，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马志坚[8]指出，要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农业企业发展与竞争、弥补传统农业会计缺陷、与国际会计接轨五个维度，综合衡量农业环境会计的重要价值。龚蕾[9]对农业环境会计的目的意义、概念特征进行了界定，首次提出了“基本理论—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理论与实务结合”的研究思路。
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会计信息披露是农业环境会计的重点与难点。罗素清[10]以浙江加华种猪有限公司为样本，采用货币计量、物理单位及文字说明等方式，对农业企业环境工程项目、节电、节水、排污费、非产品产出等会计实务进行了初步核算。丁佳等[11]聚焦于农业企业生物资产对环境的污染，将农业环境成本细分为预防成本、治理成本、损害成本，并分别采用预防费用法、机会成本法、市场价值法进行了计量。董淑兰等[12]将农业环境信息披露事项细分为10项，对每一事项根据披露质量进行赋分，并选取44家农业上市公司进行计量，发现披露最多的事项依次是环保设施支出、环保拨款与补助、环保税收减免、环保理念与目标等，而环保设施折旧及摊销、环保机构及人员工资费用的披露却极少。黄爱华[13]研究发现，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存在信息披露方式不统一、数据不真实、内容不全面、时间不及时等问题，需要从理论研究、制度建设、宣传引导、人才培育上系统提升。
综上所述，当前理论界对农业环境会计的研究总体较少，主要以定性的意义描述、概念特征为主，缺乏总体的理论框架与具体的实务探讨。基于此，本文构建农业环境会计的理论框架，细化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并提出农业环境会计的实施路径。
二、农业环境会计的理论框架
本文借鉴龚蕾[9]的研究思路，构建农业环境会计的理论框架。首先，以相关学科理论为基础，结合历史沿革和时代背景，探讨农业环境会计的重要意义、主要对象、概念特征、目标任务、一般原则等基础理论。其次，以农业企业为主要对象，对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效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利润等会计要素进行细致地确认、计量与报告。最后，以农业企业为主要对象，细化农业环境会计在企业中的具体运用，建立涵盖财务评价指标与环境评价指标在内的企业绩效评价体系，推动农业企业环境会计微观核算与国民经济宏观核算精确对接，最终实现理论与实务的有效结合。具体理论框架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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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农业环境会计理论框架
（一）基础理论
基础理论的研究需要重点厘清如下概念：（1）理论依据。农业环境会计是会计学与经济学、数学、环境学、生态学、农学乃至伦理学相结合的产物，属多学科交叉渗透形成的应用性边缘学科。其研究突破了传统会计理论“只针对具有交换价值的人类劳动品”的局限，认为自然资源同样具有价值性、效用性和稀缺性，应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予以确认与计量。（2）核算主体。《现代会计百科辞典》指出，环境会计主要针对企业、事业机关等单位。显然，针对单个自然人实施环境会计，既无必要，也不适用。因此，尽管农业领域存在农业企业、村委会、个体农户等多个主体，但农业环境会计还是以农业企业作为主要核算主体。学界呼吁对村委会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企业运营管理职能进行区分[14]。因此，条件成熟的地方，对于行使企业运营管理职能、适用企业会计制度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应作为核算主体之一。（3）核算对象。从现有文献来看，广义论者认为，空气、土地、水、森林、河流、山川、海洋等环境资源都应作为核算对象；狭义论者则认为，应将核算对象限定在农业企业生物资产，即禽畜粪便排放物、化学农药、无机肥料、作物秸秆等。笔者认为，应围绕农业企业这一主体，具体核算与其相关的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4）实施意义。以往学者大多聚焦于公益视角，注重资源永续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农业持续发展。事实上，农产品绿色、有机、生态的市场需求，农业企业应对市场竞争中化学农残最低限制的要求，会计体系国际惯例趋同的趋势等，同样是农业环境会计实施的原发动力。综上所述，农业环境会计可定义为：立足于农业企业，从社会整体利益角度出发，以货币或非货币为计量手段，以有关环境保护法为依据，确认、计量和记录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环境资源的利用和补偿对农业企业经营活动和经济效益影响的一个会计分支学科。
（二）核算制度
核算制度具体包括：（1）要素确认。主流观点认为，环境会计作为传统会计的分支，应该与传统会计保持一致的理论结构和会计要素[15]。同理，重新界定农业环境会计要素也无必要，只需结合农业特性，细化环境会计要素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农业环境会计仍采用“六要素论”，即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环境利润。（2）要素计量。要素计量涵盖计量单位、计量属性、计量方法三个方面。计量单位方面，传统会计以货币为主，具体到农业，由于环境资源的多样性、多元性和复杂性，在以货币为主的同时，可适当使用实物、技术单位等非货币形式，乃至允许使用文字或图形进行定性分析。计量属性方面，传统会计多采用静态的历史成本，鉴于农业环境资源的滞后性和非交易性，计量公允价值是最理想的选择。但由于可操作性方面的制约，现实做法是两者兼顾，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计量，甚至还可采用边际成本、机会成本、替代成本等特殊的计量属性。计量方法方面，根据会计要素的不同，计量方法也各不相同，具体在下文中讨论。（3）要素报告。要素报告主要用于信息披露。一般而言，披露类型包括定性披露和定量披露两种，农业企业同样要遵循“定量披露为主、定性披露为辅”的原则。披露方式主要有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及财务报表附注三种，且以出具单独的社会责任报告为最佳。披露内容目前学界没有统一的规定，综合前人研究，笔者认为可按照“理念—措施—设施—费用”的逻辑思路，分项确定披露内容（见表1）。披露时间按披露方式、规章制度的要求执行即可。
（三）实施与评价
在完善核算制度的前提下，即可开展实施与评价。具体包括：（1）个体运用。即以单个农业企业为对象，开展农业环境会计核算。显然，现有的会计核算体系无法满足核算需求，应立足传统会计科目，结合会计要素划分和农业特殊性，在资产、负债、成本、损益、所有者权益等科目下适当增加环境类科目，并配套账务处理说明，具体如表2所示。（2）绩效评价。个体运用的同时，应进一步建立企业绩效评价体系，在传统财务评价指标外，根据农业环境资产的多少、环境负债的高低、环境费用的多少、环境收益的高低等，增加环境评价类指标，并将个体核算的结果代入绩效评价体系，从而对农业企业之间的环境绩效进行横向比较。（3）宏观核算。横向比较的同时，纵向拓展同样重要。通过科学的、可操作的会计规则与方法，实现农业企业环境会计微观核算与国民经济宏观核算精确对接，彻底解决绿色GDP核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以上目标的实现，都要建立在完善的、可操作的环境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制度基础上，但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环境会计准则、制度和指导方针出台，因此，环境会计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显得无比重要而急迫。
表2农业环境会计新增核算科目及账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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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环境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
纵观整个理论框架，基础理论已较为完备，个体运用、绩效评价、宏观核算等都建立在农业环境会计准则的基础上，考虑到我国已有成熟的企业会计准则，环境会计准则的充实与完善并无过高的技术门槛。唯有农业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与计量，运算最为繁琐，技术要求最高，却又恰恰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环节。因此，本部分对会计要素确认与计量进行细致地阐述。
（一）农业环境资产的确认与计量
1.环境资产的确认
一项环境资源，在同时满足特定会计主体可控、经济利益主要流向企业、成本或价值可计量的前提下，即可被确定为环境资产。一般而言，农业环境资产可以分为自然资源性资产和人造资源性资产。自然资源性资产是指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农业企业所有的土地资源、地下资源、生物资源、水资源等。人造资源性资产是指由农业企业所拥有的环境保护工程和污染治理设备等（如污水净化设备、废气排放设备等）。这里，农业企业所拥有的环境污染治理专利技术、资源开采使用权等无形资产也计入人造资产。具体到会计处理，根据资产的不同，可分别计入固定资产、存货、无形资产以及递延资产等。
2.环境资产的计量
资产类型不同，计量方法也不同。对于人造资源性资产，如环保工程项目、环保设施设备等，可直接参照一般企业工程建设、机械设备的计量基础和计量原则，使用市场价值法进行计量。对于自然资源性资产，则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评估。
一是评估其使用价值。环境资源存在许多模糊现象，因此，适宜采用模糊数学法进行计量。以农业企业土地资源计量为例，设P为土地资源的价值因素，M为评价矩阵，N为评价向量。影响土地价值的因素众多，具体包括土壤质地（P1）、土地规模（P2）、人口密度（P3）、国民收入（P4）、地理区位（P5）等。
二是评估其非使用价值。环境资源的非使用价值是指环境资源衍生的旅游资源价值、环境容量及生态功能价值等。比如，农业企业拥有一片森林，森林既可以提供木材，又可以衍生动植物栖息或旅游等物质或生态价值，它们也应被价值化。这其中，旅游资源价值的衡量可以综合利用模糊数学法、替代市场价格法、影子价格法进行计量。生态功能价值方面，由于农业环境资源是发展的、动态的，具备随时间序列而发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特征，因此，生态功能价值的计量适用皮尔数学模型法，计算过程不再赘述。
（二）农业环境负债的确认与计量
1.环境负债的确认
环境负债是由于企业以往的经营活动或其他事项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影响而应当由企业承担的、需要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现时义务。具体到农业企业，环境负债涵盖农业企业建设环保工程、购买环保设备等形成的应付账款，生物资产超标排放所导致的政府机构罚款，政府强制征收的环境资源税及排污费，环境污染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赔偿等。在会计处理上，应计入“应付环保费”“应缴资源税”等科目。
2.环境负债的计量
环境负债的偿付时间是在未来，但其计量却是在当下，因此，主要计量未来现金流量的贴现值或现行成本。在此前提下，根据环境负债内容的不同，可分别采取以下计量方法：（1）防护费用法。即采用农业企业为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而愿意承担的费用（如环保工程项目、环保设备购置费用）来衡量环境污染损失。这一方法主要适用于环境污染外部性不强、环境成本内部化占主导的农业企业。具体金额根据防护项目、规模数量、技术要求综合测定。（2）恢复费用法。即采用农业企业为恢复或更新由企业行为导致的环境破坏而愿意支付的费用（如环保罚款、环保赔偿），来衡量环境污染的代价。这一方法适用于环境污染外部性较强、环境成本外部化为主的农业企业，且其金额测定应坚持谨慎性原则，把测算金额仅作为污染损失的最低估计。（3）政府认定法。即采用农业企业按照政府环境污染治理要求，由自己治理或交由专业机构治理而需要支付的费用（如排污费、环境资源税），来衡量环境污染的代价。这一方法适用对象与恢复费用法类似，具体金额由政府部门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企业支付能力、环境污染程度、环保治理费用等，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测定。
（三）农业环境权益的确认与计量
1.环境权益的确认
环境权益是企业环境资产扣除环境负债后，由所有者或使用者享有的剩余权益，是环境资源所有者或使用者从企业环境资产的运用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一般而言，环境权益包括环境资本、环保基金及环境留存收益。具体到农业环境权益包括：农业企业以零成本所取得的环境资产开发权或使用权价值；农业企业以低于价值的成本取得农业环境资产，该资产价值与取得成本之间的差额部分；从农业企业税后利润中提取的需专款专用的环保基金；按农业企业年度收益额提取的留存收益等。
2.环境权益的计量
环境权益是环境资产扣除环境负债后的净值部分。根据形成过程的不同，环境权益又可分为直接环境权益和间接环境权益。环境权益的计量，首先要建立在对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进行精确计量的前提下，其次根据类型的不同分别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直接环境权益可直接采用市场价值法进行测算，即采用市场交易中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易或债务清偿的金额来衡量环境权益；间接环境权益则可灵活运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机会成本法、重置成本法等多种方式进行测算。以机会成本法为例，可采用某块耕地用于耕种经济作物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来衡量该耕地被污染后的损失，进而得出该资产所对应的权益。同理，以替代市场法为例，可比较两块面积、结构、质量完全相同的房屋建筑，该建筑由于环境质量不同而导致价格存在差异，其差额价格即可视为环境污染的损失，进而得出该资产对应的环境权益。
考虑到会计六要素中，资产、负债、权益构成资产负债表，收入、费用、利润构成利润表，两者是企业财务状况的不同反映形式，因此环境收入、环境成本、环境利润等要素的确认与计量，与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总体趋同，在此不再赘述。
四、农业环境会计实施的路径选择
（一）强化宣传引导，激发内生动力
农业环境会计的公益属性，使得规模较小、盈利较低的农业企业缺乏自发实施的内生动力，因此，政府“自上而下”的宣传引导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正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此为契机着力做好以下工作：（1）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转变国民传统思想观念，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营造良好的外在环境。（2）重点针对农业企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优质农产品市场需求、国际贸易壁垒突破、国际会计准则接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角度，大力宣传农业环境会计的优越性和重要意义。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应引导民众优先消费环保产品，并对环境信息披露完备、环境会计率先实施、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的农业企业，适当给予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专项奖励等物质奖励，激发农业企业内生动力。（3）破除“唯GDP论”的政绩观，把“绿色GDP”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把农业环境会计作为连接农业企业微观核算与“绿色GDP”宏观核算的重要手段和农业企业考评的重要内容，引导农业企业有序实施。
（二）完善理论体系，健全法律法规
农业环境会计的实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应按照“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边提高”的思路，分阶段、分步骤推进。（1）在前述理论框架内，充分借鉴环境会计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农业环境会计的核算对象、会计要素、科目设置、账务处理进行进一步细分，充实完善理论体系。（2）充分利用模糊数学、环境经济学、现代产权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研发应用各类新型计量工具，对农业环境会计要素进行精确的确认与计量，完善核算体系。（3）依托《企业会计准则》，研究制定《环境会计准则》，配套制定《企业环境会计指南》《企业环境报告披露指南》《环境资源核算指南》等，并在此框架下制定农业环境会计的实施细则、规章制度，为农业环境会计核算提供统一标准与法理依据。（4）按照“先高污染农业企业、农业上市公司、农业出口企业—有执行条件的农业企业—所有农业企业”的推进顺序，逐步推广运用农业环境会计，并在运用过程中不断修订完善，实现良性循环。
（三）整合多方资源，建立保障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4-0131-02
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合作各方以资源共享或优势互补为前提，以共同参与、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为准则，为共同完成一项技术创新所达成分工协作的契约安排。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以大学/科研机构为技术供给方的研发合作是主要形式。对高校而言，提升了教育针对性和效率；对于企业而言，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形象、知名度和忠诚度。多年来，产学研合作及其技术创新模式问题一直是国内外科技创新管理学界的重要研究问题之一。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大改革、大发展，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建成了世界高等教育大国。现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提高阶段，将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强国，换言之，高等教育正在成为推进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源，成为国家未来发展最宝贵的新财富和最强大的新动力。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必然有宽广的发展前景。
一、高等农业院校与企业之间的互补性研究
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存在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关系。就科研机构来讲，它需要将创造的知识转变为技术创新。科研机构拥有众多的专业技术人才和专业研究人员，具有很强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本质上属于经济活动，单纯的知识创造不等同于创新，需要企业将其转变为创新。在此过程中，行业企业可以借助科研机构的科研实力来攻克技术难题和障碍。人力资源特别是创新型人才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区域性创新体系是否具有竞争力，取决于区域内的高等院校能否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引进，正迎合了区域性发展的需求。
二、高等农业院校校企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的优劣势分析
1.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优势。①有利于校企双方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校企合作是指不同的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的结合，创新意味着强强联合，单个企业的能力不足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校企合作可以实现资源的充分共享，降低成本，加快创新速度。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倍丰农资集团建立了校企共建“倍丰肥料东北农大研发中心”。多年来，学校科技人员为企业在肥料配方改进、肥料研发、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培训农户、大力开展农化服务等方面提供良好服务。倍丰集团通过生产、调运、下拨水稻营养套餐肥等方式积极配合学校大面积推广“寒地水稻前氮后移施肥新技术”，企业多销售水稻套餐肥10多万吨，获利润1000多万元，该项技术2009年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和黑龙江省省长特别奖，校企双方实现共赢。②有利于参与创新的各个主体分散创新风险，鼓励积极创新。校企合作创新的风险包括了技术风险、市场风险、资金风险和管理风险，一般说来，承担项目规模越大、内容越复杂，成本就越高，风险就越大。校企合作由于是企业和高校共同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因此可以有效地摊低、分散创新成本。③有利于促进企业适应产业结构变化趋势，提高国际竞争力。校企合作创新的对象不限于国内的企业和高校及科研机构，还包括了跨国合作，在创新形式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资金与技术的合作，也有人员交流。这对于企业适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调整产业结构，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为搭建校企合作平台，东北农业大学围绕黑龙江省“食品工业基地”建设，牵头组建了“黑龙江省食品工业校研企合作专业委员会”。通过该委员会这一平台，学校与完达山、龙丹、大众肉联等企业在乳品、肉品深加工等领域开展了良好合作。而我们都知道，像完达山这样的知名企业，通过产业创新，产品更新，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会随之增强。从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模式的发展体现了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先进理念，我国进行了符合中国实际的办学实践探索，并逐步形成了合作育人、合作办学、合作就业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创新模式，这大大丰富了世界的合作教育理念。
2.校企合作创新模式的劣势。①组织管理的复杂性。校企合作创新涉及到许多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的主体，要达到目标的一致，最重要的就是要协调利益关系，这就意味着各个主体中的人员变动及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这些都造成了管理上的复杂性。如在校企互动模式中，建立共进共赢的校企合作战略联盟，就是以大学为核心、多家企业参加的校企合作委员会，通过委员会体制建立大学和企业高层定期会商制度并结成战略技术联盟。2000年，大连理工大学校企合作委员会成立，共有沈鼓等29家成员企业。而高校注重的是自由探索和学术价值，有时候会忽略科研成果的市场价值。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也对高校的科研成果存在偏见，因为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些科研成果能否带来良好的市场效益。②成本上的增加。校企合作的成果是由多个不同的组织所有，企业和高校/科研部门的合作，实际上涉及到技术转让方面的问题，各主体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就会对合作对象的技术转让行为进行限制，甚至通过一些补偿措施将技术成果的知识产权据为己有，这一切都需要高昂的额外成本。但是，在操作过程中，由于各自利益的原因，往往只流于形式，没有具体的内容，可操作性不强，缺乏长效机制。所以，联盟大多只能研究共性技术，无法共享核心技术。③技术成熟度不高。校企合作创新的项目研发以市场为导向，而在大学实验室里研发出的技术成果要转化成产品，受到资金等条件的限制，往往实现产业化还有不小的差距。由于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和技术成熟度的难以界定，校企合作创新必然面临技术不成熟的风险。产学研协同创新是政府、企业、高校、社会多方参与的复杂系统工程。而如何在自由的文化导向下，培养一流的技术人才，发掘一流的技术成果，这对于参与方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在校企合作协同创新模式下，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对参与产学研的各方起着决策、协调、管理、评估和监督等作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是作为科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企业作为参与方，提供试验基地、科研成果转化与商业化并承担部分科研资金。但是问题就在于科技平台和人力资源的整合方面，公共研发资源不能实现有效的共享。
三、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的进一步思考
1.研究生培养类型的多样性。借鉴美国大学对研究生的培养方案来讲，美国的研究生基本可划分为三种类型：学术性学位、专业性学位和第一专业学位。我国目前的专业性学位培养还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所以要提倡多类型的研究生培养方案，真正体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这种做法无疑克服了研究生培养单一性的不足，而且更加切合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实际。
2.健全创新的激励机制。政府、教育部门或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设立创新基金，可以提高各参与方的创新热情。学校也可根据学科专业优势，制定有利于创新的激励机制，企业可以更多地给予高校科研成果以关注。
3.创新型实践基地建设。多方参与共建创新实践中心，可以扩大创新实践的参与范围，突出高校和企业参与实验的自主性，在实践中提升其创新能力。如重庆大学“研究生创新型实践基地”和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它们是创新型实践基地的成功尝试之一，为我国农业院校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4.创新符合各校实际的一体化合作。农业院校要围绕国家亟需解决的战略性研究、科技尖端领域的前瞻性研究、涉及国计民生重大问题的公益性研究等需求，探索建立适应不同需求、形式多样的协同创新模式，推动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相互融合。坚持适应需求和引导变革的统一，推进学科群与产业链、产业群的协同，最大化地实现集成创新，产生协同倍增效应。
实践表明，要使产学研协同创新真正取得成效，使科技成果更好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必须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加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加强合作各方的战略协同、组织协同和知识协同，与合作方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把握市场需求，提高合作的速度与效率，加强学术界的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建立新型的人才培养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完善高等农业院校校企产学研协同创新模式。
参考文献：
[1]王勤，李俊，孔祥.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J].宁波工程学院学报，2007，（3）：82-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