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11-03 11:02:52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物流工程和工业工程，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国分类号：G642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JG12DB085）。
基金项目：大连海事大学教改项目（2013Z05）。
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知识总量的激增，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以及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变，分科课程的弊端和局限愈加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引发了理论界对分科课程的反思和质疑，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率先掀起了课程综合化研究的。近年来，随着教育部启动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以及国家将“卓越工程师计划”列入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已有一些学者从“卓越计划”的视角，对物流专业的教学改革、实践教学、课程综合化等进行了探讨[1-4]，同时，部分学校也尝试针对物流专业开设“物流综合课程设计”课程。然而，作为一种新型实践教学方式，因其独特的课程地位、培养目标和课程价值，物流综合课程设计的实施相对于其他分科课程而言有更大的难度和挑战性，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物流综合课程设计的内涵与特点
物流综合课程设计，是指学生以具有一定工程与应用背景的物流案例为设计任务，在教师的指导下，运用所学的物流理论与专业知识，对案例提供的客观事实和问题进行分析研究，独立提出见解，做出判断和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性教学方法。
物流综合课程设计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课程，具有以下特点：
（1）注重探究。物流综合课程设计不是提供或寻求正确答案的教学，实际上也不存在绝对正确的答案，只存在可能正确处理和解决物流实际问题的具体方法。而解决物流实际问题的方法是对还是错，完全受时间、地点、条件等的限制。
（2）以问题为中心。物流综合课程设计是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习。它不空谈一大套理论，也不挖空心思构件复杂的学术体系。它的理论十分简明扼要的，它的体系是隐含在一系列物流案例中的。久经推敲的物流案例中，实际上隐含了科学合理的物流理论和行动过程，因而对学生起着启示和引导作用。
（3）以综合能力为主。物流综合课程设计强调“知识点”的巩固和训练，强调“知识线”的贯通，通过课程设计全面强化训练和考查了学生独立、综合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物流综合课程设计的精髓不在于教师阐述理论，学生强记内容，而是迫使学生开动脑筋，深入思索，从而提高其物流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同时，要学会对自己的决策、管理自我评价。
（4）形成学习机制。物流综合课程设计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不断向学生施加压力的学习机制。这个机制体现在它的教学上，也体现在它的评分上。
二、物流综合课程设计在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中的作用
（1）有利于加快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教育计划。物流综合课程设计所提供的案例不是虚拟的，都来自于企业实际，在设计中需要学生自己做出决策，即自己确定方案，选择流程，查取资料，进行过程和设备计算，并要对自己的选择做出论证和核算，经过反复的分析比较，择优选定最理想的方案和合理的设计。
（2）有利于培养造就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物流人才。最近几年，我国物流高等教育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但还存在着教学手段落后、教学方法单一、教学与实践相脱节等情况。与其它专业相比，物流专业是一个高度交叉的综合学科，不仅具有学科交叉、知识融合、技术集成的特点，更要求学生养成系统化、整体化的思维方式。
（3）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单一的物流专业课程使得学生所掌握的知识割裂开来，而物流综合课程设计提供综合运用多种专业知识的方法和视野，易于激发整体“顿悟”，有助于培养学生超越已学专业知识相互割裂的界限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想像力、创造力，比如设计一物流方案，需要熟悉数据的采集、分析、归纳等方法，也会考验团队的分工协调和组织能力。
（4）拓宽学生的视野。物流综合课程设计所提供的案例大多选取能及时反映物流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容纳物流专业发展和社会需要而提出的新内容。因而，通过物流综合课程设计，不仅拓宽了学生的视野，而且比传统课堂上老师讲、学生听更生动，有利于教学相长和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5）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物流综合课程设计以学生为主体，注重知识与学生实际及社会生活的联系，强调经验、兴趣和活动，重视发展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可以独立的设计物流方案并进行可行性论证，因而有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自主性。
三、物流综合课程设计内容的拟定
在拟定物流专业综合课程设计内容时，除了应考虑教学学时和软硬件条件外，重点应考虑物流专业的培养目标、基本专业知识与能力要求、专业课程结构等因素。
（1）物流综合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一般而言，无论是物流管理专业还是物流工程专业，其综合课程设计内容都可以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的一个或几个项目：物流战略优化设计、物流网络优化设计、物流系统重组设计、物流增值服务项目设计、物流绩效评估体系设计、物流设施设备优化设计、物流标准化运作流程设计、物流信息系统设计、供应链物流系统集成设计、物流各环节运作的优化设计、物流技术应用系统设计、物流管理理念创新。
（2）不同专业综合课程设计内容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方面，物流管理本科专业的学科基础是管理学，与管理类专业（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等专业、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共享基础平台课程，如管理学、会计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同时，物流管理专业是物流类专业，应与其他物流类专业共享专业平台课程。
参考文献：
[1]贺政纲等，高校物流实践教学体系改革与构建探讨，物流工程与管理，2009（8）：158-15
我国的物流企业的成本核算很不规范,目前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物流成本的核算尚未制定统一的标准
目前,国内对于物流成本尚未制定统一规范的核算标准,各工业企业均根据自己的不同理解和认识来把握物流成本,因而造成在管理上无法对各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进行比较分析,也无法真正衡量各企业相对的物流绩效,使物流成本的相关信息缺乏相关性和可比性。
(二)物流部门无法掌握与核算的成本较多
当前在工业企业一般的物流成本中,物流部门无法准确掌握的成本项目很多。例如:紧急输送费用以及保管费中过量进货,过量生产,销售不合格品的在库维持等费用都纳入其中,从而增加了物流成本管理的难度。
(三)没有设置独立的物流成本核算项目
物流在工业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核算项目,一般将所有成本都列示在费用栏中,较难对企业发生的各项物流费用做出具体而准确的计算与分析。
(四)内部物流成本为单独核算
在通常的工业企业财务报表中,物流费用的核算是企业对外部经营者所支付的运输费或仓库保管费等传统的物流费用,但是对于企业内部与物流中心发生相关的人员费、设备折旧费、运输费等各种费用,则与企业其他成本费用统一计算。因而,从现代物流管理的角度来看,工业企业难以正确把握实际的物流成本。
二、工业企业物流成本核算对象的构成及确定
工业企业在核算物流成本时,正确确定成本核算对象是前提。成本核算对象的确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核算期间的确定、成本费用承担实体的确定和核算范围的确定。
(一)核算期间的确定
工业企业物流活动是持续不断进行的,必须截取等长的时间段作为汇集物流费用,核算物流成本的时间范围就是物流成本核算期间。物流成本核算期间可以以年、季、月为周期;也可以是经营周期,视具体情况而定。作为工业企业由于除物流成本以外的其他成本费用都是以月份为周期进行汇总与核算,因此选择以月份作为物流成本的核算期间较为合理。
(二)成本费用承担实体的确定
物流成本的承担实体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是有形的各种产品或无形的各种服务。作为工业企业由于受到自身生产经营特点的影响,决定了其企业收入的最主要来源是销售库存商品,增加当期的主营业务收入,获取货币资金。因此,工业企业成本费用的承担实体实质仍然是企业的产成品。工业企业之所以对物流成本进行汇总与核算,目的只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和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近而实现在当期销售收入一定的情况下,通过有效降低成本,增加当期的利润总额。
(三)成本核算空间的确定
工业企业物流成本核算空间的确定一般是指对物流活动范围、物流功能范围以及物流成本控制的重点进行的选取。如工业企业成本核算空间可按全厂、车间、分厂、某工段或某生产步骤划分;也可以按照工业企业采购、生产、销售的经营过程来划分成本核算空间。
根据对物流成本核算对象三个基本构成要素的分析,结合工业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基本要求,工业企业选择生产的某一过程作为核算对象较为合理,如以供应、生产、销售、退货等某过程为对象进行计算。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材料采购费及各项企管费中抽出供应物流费,如材料采购账户中的外地运输费、企管费中的市内运杂费、原材料仓库的折旧修理费、保管人员的工资等;从基本生产车间和辅助生产车间的生产成本、制造费用以及企业管理费等账户中抽出生产物流费等。这样就可以得出物流费用的总额,可使企业经营者一目了然地观察范围(领域)物流费用的全貌,并据此进行比较分析。
三、工业企业物流成本的核算方法
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的物流成本核算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各种核算方法之间的具体实施流程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将论述在现有会计核算体系的前提下,工业企业物流成本核算的方法―即在“传统方式下设置物流成本备查账簿”。
所谓“传统方式下设置物流成本备查账簿”的方法,即在保持工业企业现有会计核算体系不变的前提下,企业内部通过设置“物流成本备查账簿”的方式予以核算。即工业企业在相关的物流业务发生时,直接在相关的会计明细分类账簿(如:管理费用明细账簿等)与“物流成本备查账簿”中进行序时、等额的登记。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第一,它不需设置新的物流成本总分类(一级)核算账户;第二,不需进行物流成本的剥离和期末还原等繁琐工作,减少财务人员的工作量,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第三,工业企业对使用的各类财务报表不需做任何变动,较好地弥补了传统核算方法的缺陷与不足。
就国内大多数工业企业现有情况来看,采用上述核算方法是较好的选择。目前国内不可能为了建立独立的物流成本核算体系,而破坏已经成熟的财务会计核算体系。通过采用“传统方式下设置备查账簿”的方法不需要对现有财务核算体系做大规模的调整,这将适应工业企业的现有会计制度和人员安排。而且,通过采用这种方法,可以从备查账的核算结果中准确及时地了解物流成本的类别及发生额。
其具体特点如下:
第一,工业企业以现有的会计总分类核算账户为基础,其下设置物流成本核算的二级与三级明细核算账户。
第二,工业企业按照日常经营活动的过程,在相关经济业务发生时,根据取得的审核无误的原始凭证,编制记账凭证;然后,以记账凭证为依据,在登记相关明细分类账簿的同时;要在“物流成本的备查账簿”中进行序时、分类、等额的登记。
中图分类号 C9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1-007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1.011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进城就业的农村居民依旧呈现出城乡间候鸟式流动和进城后横向流动为主的特征，整体上有流动无迁移或迁移很少。这反映了现有制度环境对群体职业发展能力或机会的剥夺，而且这种剥夺甚至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积性影响的结果，即社会排斥本身不仅是能力剥夺的一部分，而且也是造成各种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但正确理解进城农民如何通过职业流动积累并逐步提高在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实现群体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行为与心理逐渐适应并融入城市，不仅有利于针对性制定社会帮扶政策，促进进城农民真正实现市民化，提升城市化质量，而且有利于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1 职业流动中的能力形成：一个分析框架
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流动性非常显著，不仅明显高于城市劳动者，也数倍于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1]。在市场机制下，职业流动是实现个体职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外出务工人员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实现了农村居民适应城市、融入城市的能力形成，促进了群体的城市融合。
当然，这种能力形成与社会融合的层次还是比较低的，但理解这种能力形成又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一是在渐进式改革模式下，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就业环境、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现有制度约束导致中国农村居民进城的择业期望是比较务实的。已有研究表明，群体的职业流动多发生在低声望职业之间，个体工商劳动者成为了低层职业和高层职业的连接点，中小企业主和中小企业的管理者是他们可能取得的较高阶层位置[2]。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期望上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3]，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实现非农就业也是其职业发展的起点。因此，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是群体实现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合的现实基础。二是关于职业上升的标准确定。通常情况下，无论用反映社会地位变化的职业声望还是用综合反映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甚至把农民工从非正规部门转至公共部门视为一种向上的流动[4]，这些方法用来测量农民工群体时都受到一定的制约[2，5]。
与职业流动的阶段相对应，外出务工人员的能力形成可划分为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增加收入或改善职业地位的能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家庭禀赋是个体能力形成的基础，职业流动改变了各类要素发挥效用的外部环境，改变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从而对能力形成产生不同的影响。
（1）从人力资本要素来看，市场化改革引起人力资本的回报得到进一步体现，教育回报率在不同地区也存在显著性差异[6，7]，这增加了农村居民外出的动力。同等受教育程度的个体，如果其进入城市就业，其收入将增加。但教育回报率不是一直上升的，第一阶段的职业流动增加了教育的机会成本，使得初中成为大多数农村居民对教育投资的隐性门槛。从掌握的技能看，如果传统农村社会部分群体掌握的手工艺技能为城市所需要，那么这类人群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能力将增强。对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直接从学校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一般不掌握传统手工艺技能，只得通过各种培训或“干中学”获得城市所需的工作技能。已有研究发现，低技能的劳动力容易被迫回流[8]，进一步说明技能对能力形成的重要性。此外，职业工作经验形成的特定人力资本与工资收入正相关，职业流动会中断特定人力资本积累，即同一职业中工作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越高，越不倾向换工作[9]，但对农民工群体来说，引入制度性因素后，特定单位工龄对工作稳定性及收入水而产生显著负影响[5]，说明能力形成对职业流动也提出了要求。
（2）从社会资本要素来看，基于地缘与血缘为主的传统社会网络结构对家庭劳动力配置、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配给工作或就业模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11]，但只有非常微弱的证据表明拥有更多的社会网络可能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工作类型而间接地影响工资水平，而并不能直接改变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水平[12]，而且，只有进城务工后新获得的异质性社会资本才对收入有正的影响[13]。也就是说，传统社会资本有利于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但对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影响微弱。
（3）家庭禀赋可简单理解为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源及其运作模式。一般来说，家庭在村庄中的相对地位、家庭人口学特征、婚姻模式等都可能影响居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和进城后职业发展。家庭成员结构和合作模式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社会支持也会对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发挥影响，如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免费就业信息等，直接决定了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能力形成。
2 模型与数据
为验证相关因素对进城农民职业流动过程中能力形成的影响，本文分别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和Logit模型来加以分析。
（1）Cox比例风险模型是事件史分析方法中常用的模型之一，基本形式为：
lnhi（t）h0（t）=∑mj=1βjXij，或hi（t）=h0（t）e∑mj=1βjXij
其中：h0（t）为基线风险函数，即各影响因素均不发生作用（βj=0）时的情形，X为影响因素向量。在本研究中，首次外出务工经历为农村居民追求城市导向职业发展的起点事件，被调研的有外出务工经历者在接受调研时的就业状态为终点事件，起点事件与终点事件间隔为外出务工年限。显然，这是典型的右截尾数据。在本研究中，Cox模型用来测度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能力形成过程中的贡献度大小，因变量用被调查者的终点事件状态来表示，被调查者如为继续外出务工用“1”来表示，否则就是职业转换失败、能力形成受阻（用“0”来表示）。
（2）Logit模型由McFadden于1973年首次提出，其基本形式为：
ln（pi1-pi）=α+βjXij
其中：pi为农村居民在城市实现职业上升的概率，X为影响因素向量。在本研究中，Logit模型用来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农村居民实现城市职业上升能力形成的概率变化，因变量用进城农民在若干次职业流动后的职业地位来
① 具体抽样方法是在考虑收入分布和乡镇中村组的规模后，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即分别从三个县市共抽取24个乡镇，每个乡镇选取1-3个村，每个村选取1-2个组，对每个组的农户进行整群抽样。共发放问卷3 200份，回收有效问卷3 145份，有效率为98.3%。本次调查共涉及3个县、24个乡镇、58个村、118个组、3 145户、13 000余人。选取分析样本以改革开放为始点，只分析1979年到2005年年底前有外出经历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的随迁家属、已经出嫁的女性、在校学生不予考虑，样本年龄界定在被调查时16岁至65岁之间的人群，其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也处于劳动力年龄段，并删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为分析简化，假定在2005年年底前的外出经历保持连续性。基于上述标准，得到之前有外出务工经历并在2006年选择继续外出或中断流动的劳动力样本2 407个，其中，在2006年继续外出的样本1 980个（在后续分析中，又删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20个样本），中断流动样本427个。
衡量，如进城农民实现了正规就业、或掌握了满足城市需求的职业技能（如技术工人、会计、驾驶员、厨师等）、或成长为企业管理人员、或在城市自主创业等，则认定实现了职业上升，用“1”来表示，其他未能实现职业地位上升的状况都用“0”来表示。本文没有选取收入指标作为衡量进城农民职业上升能力变化的依据。
分析数据来源于课题组于2007年对湖北省丹江口市、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农村居民生产及外出状况的入户调查①。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特征如表1所示。
对比两类样本的变量均值可以看出，已婚、年龄偏大、家庭抚养比较高、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更容易中断流动，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受阻。对明确回答返乡原因的调查统计发现，照料家人和生育、外出就业困难和伤病、年龄大三类原因分别占比45.58%、16.67%和14.63%，主动返乡的比例不到4%。
3 实证分析与讨论
表2中的整体模型汇报了影响农村居民职业转换能力形成的Cox回归结果，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较好。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家庭禀赋、流动特征对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影响显著，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社会支持等变量没有获得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检验。
（1）现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保障体制使得劳动年龄成为大多数农村居民实际进城就业的“时间墙”，如果没有可预期的后续生存保障，进城就业的农村居民最终只能选择回到农村；婚姻意味着更多的家庭责任，出于照顾家人等原因，已婚人群特别是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更容易返乡；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当地劳动力的流动方向。此外，性别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表明，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民营企业对女性员工的偏好、婚姻对年轻女性的影响等，将促进女性在非农职业转换中的能力形成。非农职业转换的动机以增加收入为主时，政治因素的作用将下降。
（2）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受损或失灵的情况[14]。人力资本在农村居民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中失效，这可能反映了农民工特别是老一代农民工整体人力资本积累较少、就业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要求较低的行业和岗位、城乡收入差距过大淡化不同人力资本样本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差异等现实。
（3）以家庭当年人情消费支出作为个体社会资本的工具变量时，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在城市的初次择业成本、获得更好的工作类型等，但对实现稳定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作用有限。受到数据限制，没有引入进城以后新型社会资本对进城农民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的影响。
（4）家庭劳动力规模是个积极的显著性因素，劳动力越多，家庭内部分工余地增加有利于外出务工者的就业稳定；当家庭整体进城后，多成员之间的相互帮扶也有利于获取就业信息、增加抗风险能力等。家庭抚养比和家庭拥有土地规模对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可视为阻碍
因素。家庭抚养比的估计系数符号符合通常的预期。农村人口外流诱致了以节约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农机技术进步，导致家庭拥有土地规模对进城就业的阻碍作用比较微弱。
（5）以家庭“是否有亲戚朋友在政府部门工作”作为社会支持的工具变量时，估计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且符号与通常理解相悖，这可能反映政府在促进农村居民非农职业转换中比较明显的“缺位”现象，或者说政府帮扶主要是提供就业机会，对群体后续关注较少。
（6）以农村居民外出务工的初职地点作为工具变量，回归发现，省内务工更有利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这可能源于在离家距离较近的地点工作，交通成本低，类似地域文化可能有利于进城后的心理适应，传统社会资本效应可能发挥的更好等。当然，省内务工在当年频繁流动也可能造成上述结果。
表3中的整体模型汇报了影响农村居民职业上升能力形成的Logit回归结果，模型的整体估计效果较好。估计结果发现，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家庭禀赋、社会支持、流动特征中的主要变量均对农村居民实现进城后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产生显著性影响。当然，即使界定职业上升的标准很低，真正实现职业上升的样本占比也只有18.01%，现实不容乐观。
（1）随着年龄增加，工作经验积累、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增强都会提升职业上升的概率。引入年龄的平方项可以看出，年龄对职业上升的影响呈倒“U”形轨迹。性别在影响职业上升方面影响显著，典型的男性主导特征也很明显。政治信仰可能是个体视野态度的反映，具有政治信仰预示着个体积极进取的心态和行为，从而促进其努力实现职业上升。
（2）以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工具变量时，人力资本的作用开始显现。这正如农村居民经常所言“没学历可以打工，但打好工还得要学历”。
（3）社会资本对实现职业上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负作用，这可能源于传统社会资本层次较低，导致进城后简单的工作雷同或相似，陷入群体性无法上升状态。此外，人情消费支出过大，可能加重家庭负担，影响家庭对其成员的投资。
（4）家庭劳动力人数发挥正效应，意味着家庭积累财富、抵御风险、扩大对成员投资的能力提升，从而有助于家庭成员逐步实现职业上升。抚养比越高，成员承受的压力刺激其努力实现职业上升，增加收入；反过来，实现了职业上升，意味着收入增加，则可以承受更高的抚养比；系数没通过检验，则源于不同代际群体对家庭责任的差异。耕地越多，在代际间存在显著差异时，会阻碍中年人群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
（5）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十分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政府提供的免费技能培训、就业指导等帮扶工作在社会上发挥了积极的导向和示范作用。
（6）现职在省内、特别是流动后返回本县市的人群更容易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这可能同样反映了交通成本、地域文化、传统社会资本作用的发挥。
表2和表3分别汇报了影响不同代际进城农民实
现非农职业转换和职业上升中能力形成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显示，不同代际农民工群体之间在职业流动过程中能力形成的机制和路径存在显著性差异。
（1）从实现职业转换的能力形成看，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整体较低，外出务工以获取收入为主要目的，家庭责任感更强，家庭抚养比越高，其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的要求更加迫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积累相对较高，其流动可能更多是“为流动而流动”[15]，呈现家庭责任感较弱特征，流动距离、进城后的心理适应能力对其影响不大。
由于同一因素对不同代际群体实现非农职业转换的能力形式在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存在较大差异，对老一代农民工估计效果较好的模型，同样用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时，虽然也满足统计意义上的要求，但解释力明显下降，具体体现为在自由度没有变化下卡方值快速下降。
（2）从实现职业上升的能力形成看，老一代农民工通过整合家庭资源、将掌握传统农村社会中的手工业技能成功运用于城市就业实现职业上升的路径对新生代群体而言是难以借鉴的，在城市产业升级换代步伐加快、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重大变化等背景下，新生代群体更多是通过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掌握了满足城市就业实现职业上升所需要的现代技能，从而人力资本对新生代群体的影响程度越高，家庭禀赋对老一代群体的影响更强。
4 进一步讨论
当前，中国农民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速，但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却不甚乐观，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制度墙”导致半城市化状态的普遍存在。进城农民被冠以“农民工”称号，群体中相当比例人员的社会融合步伐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比较特殊的群体而为社会各界所广泛关注。他们虽然在城市就业，但苦于没有城市户口而享受不了城市居民所享有的社会保障等国民待遇，或者是工作、生活环境还不尽人意，从收入角度看还谈不上体面就业和生活。进城农民的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至少包括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逐步实现市民化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进城农民真正实现社会融合必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