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06 09:52:1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存在的问题，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031-03
当下，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也是转型的深水期，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社会结构转型和体制转轨引发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社会难以适应，出现社会转型病症，结果便是风险共生的局面，严重影响社会的良性运行。风险倒逼改革，从社会转型的国情出发，准确诊断我国转型风险的成因及特点，建构关于风险的全方位的现代化复合治理模式已迫在眉睫。
一、社会转型与社会风险的概念界定
社会变迁是人类社会的内在特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每一次大的社会变迁都是一次社会转型。因此，转型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普遍性。事物发生转型必将导致事物的运行方式、内在结构发生变化，“转型是指事物从一种运动型式向另一种运动型式过渡的过程。转型既包括事物结构的转换，也包括事物运动机制的转换。”[1]所谓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转型”[1]。从社会转型的定义可以看出，每一社会在发生深刻社会变迁时，都将面临社会转型。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广义上讲，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从1840年即已开始，到目前为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840年――1949年的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阶段是1949年――1978年的慢速转型阶段，为快速转型奠定了一定基础;第三阶段是1978年至今的快速转型阶段，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迅速腾飞。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第三阶段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社会的转型，是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转变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2]。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制造了大量的转型风险，而当下正是风险变为现实问题的“矛盾凸显期”。
风险意味着损失的不确定性，是指“具有一定危险的可能性，是没有发生的灾难，预示着可能面临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危机状态和灾难性危险，这既是人们的一种主观臆测，但是发生后又是一种客观事实”。相较风险而言，社会风险强调的是风险的社会性和制度性，“是指社会系统运行存在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不稳定因素在一定条件下会破坏系统的稳定，导致系统的瓦解，最终形成危机”。①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加速期，从国内外形势而言，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直面风险，在我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认识和分析风险，通过建立复合式的现代化风险治理模式，提高我国应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及其风险问题
我国社会的发展与社会转型有内在的联系，转型是中国变革和发展的主线和动力源。中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社会各方面无不受到转型力量的影响和塑造，从这一层意义上讲，中国社会是一个转型社会。快速转型的中国社会的鲜明特点是复杂性、两重性、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发展与风险并存，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社会风险。
现代化转型过程的起因及其风险问题。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意味着我国的社会转型是被动开启的，是受“外扰动”刺激发生的，是非原生型的，所以才有李鸿章“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植入式现代化转型过程是我国社会风险的总源泉。具体表现如下，首先会造成一种发展“不适应症”。植入“现代现象”需要中国本土对其适应，但我国具有独特的民族传统、社会文化和价值体系。于是，便有了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西之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便是“不适症”的表现。这两种冲突成为当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中的风险因子，产生了众多的社会问题。其次“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使我国受到外在的“迟发展效应”的影响和制约，使转型风险更具复杂性。这种迟发展效应给我国带来最大的影响是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难以选择，赶超心理难以克服，无法按照自然的演进变迁过程制定政策。“迟发展”意味着只能通过“压缩”的发展方式才能实现赶超。这给我国带来的阵痛无法估量，潜在的风险无法预测。另外迟发展效应给中国发展构成了双重制约：一是制度和理念层面的制约;二是话语建构形成的制约。这双重制约为中国在发展的向度上强设了一种规范标准，这种标准意味着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的是三个世界的“共时性问题”，即中国所处的“发展中世界”、西方提供的“现实未来”的现代世界和“话语未来”的虚拟世界。这三个世界的问题在中国转型的过程中都要考虑，所以，中国的风险问题比任何一个国家更具复杂性和难预测性。最后植入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会造成三种转型风险。第一种是由于中西、古今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巨大差距，会使人们形成强烈反差，造成盲目风险;第二种是社会运行失控风险，由于转型中结构的脆弱性，一旦遇到挫折很容易造成社会运行失控;第三种是连锁反应风险，植入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是一种全面的转型过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需要在本土特点的基础上做出适应和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矛盾和问题的连锁反应增加了我国转型的风险。
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及其风险问题。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体系。一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启动引发风险共生问题。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2]。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发展，最大的特点是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同步进行。这种双重转型给社会带来的改变短时间内是无法完全协调的。旧的结构体系被打破，但是新的体系和机制无法在短时间内形成，出现社会失范现象，例如贫富差距过大、信任危机、道德失范、环境污染、官民矛盾加剧。
二是社会运行机制的转型及其风险问题。所谓社会运行机制是指“影响社会运行诸因素相互联系的方式，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的作用原理和作用过程”[1]。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运行机制会随之改变，缺乏稳定性，同时，不同种类的社会运行机制转型的速度和深度不同，会出现摩擦，进而产生风险。从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总体性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多元分化社会转型之前，社会系统的一切归国家掌管，不存在独立于国家的社会领域，所以缺少产生风险的制度环境，更缺乏产生风险的心理条件。经济体制转轨带动社会结构转型，不同功能领域的社会运行机制开始出现新的动态。社会动力机制由转型前的靠国家动员、成员自觉变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原则;社会整合机制由原来的单位制和身份制变为以利益为准，社会关系市场化、货币化;社会控制机制在转型前主要是靠传统权威和感召权威，人大于法，而在转型期，法理权威开始慢慢登上舞台，但是人治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出现人治与法治共舞的局面，两者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经济体制的转轨由经济的核心区域深入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社会保障领域，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化过程把全国人民抛向了市场，受益的大部分是体制内成员，造成现在的官民矛盾。
三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其风险问题。价值观念的转变预示着社会转型以深入人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起初是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价值观念不断发生变化，但是，已变化的价值观念会对社会转型产生推动或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价值观念方面的转型突出的表现在中西和古今文化的冲突，可谓是“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我国犹如一块“压缩饼干”，传统、现代、后现代的文化价值观念呈现一种复合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转型过程中，既有传统的、保守的价值观念的继续存在并阻碍新的价值观念的形成，也有伴随着现代化转型过程形成的新的价值观念，同时更大的文化风险在于价值观念的真空，即新旧价值观念并非是无缝对接的，当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在遭到破坏时，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念并未形成，出现价值真空。价值观念在社会转型中的这三种表现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成为当下文化风险的主要根源。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是以集体观念为中心的总体性社会，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则是以自我观念为中心的多元化社会，而且这种自我观念更多的是自利观念，这无疑会给整个社会带来风险和威胁。
总之，植入式与外生性的转型起因、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加上转型社会自身具有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造成社会整体的结构性断裂、社会失控，是当下我国风险共生的源头，这为我们科学应对转型风险提供了条件。
三、建构应对中国转型风险的复合治理模式
风险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相伴随，有发展就会有风险，无法逃避，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转型风险时刻存在。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风险的普遍性和两重性，正确认识风险，以积极的态度对待之，“减缩社会代价，增促社会发展”。转风险为发展机会，科学的治理风险，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风险态度和意识方面;二是科学的风险管理方面;三是从社会转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化解转型风险。
首先，培养公众面对风险的正确态度，强化公众的风险意识。当对风险进行清晰的考察后，面对风险的态度就成为治理风险的出发点，没有正确的风险态度和意识，就无法制定正确的风险治理策略。面对风险主要有两种心态：一种心态是盲目乐观，很多专家系统持有这样的心态;另一种心态是极度悲观，不能认识风险的实质。上述两种心态都是不正确的，是对正确治理风险的威胁。所以应该加强对公众的风险知识普及，强化风险教育，进而使公众形成积极、健康的风险认知，具有一定的风险预测能力，最终能够培养起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另外，提升公众的风险反思能力还会有一系列的“潜功能”，例如，提升公民的话语权，培养公众共建社会的主人翁意识等等。总之，正确的风险态度与风险意识有利于社会的良好发展和进步。
其次，认识和提升国家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治理转型风险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认清国情。中国式社会转型是国家推动和主导的，国家力量的存在是社会顺利转型的保障。据此，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国家在治理转型风险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国家在治理风险中的有效性。建立起以国家为主体，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风险治理体系。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在风险分配中的作用，使风险分配更加公平，还应该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共同合作，应对风险。
另外，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是治理风险的重要保障。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部分：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部门;风险管理部门;风险制度建设。对风险的治理我们应该以规避风险为第一选择，所以建立科学的监测、评估、预警和报警系统在治理风险中至关重要。同时应该成立风险管理部门并提高它们的抗御风险能力，一旦社会风险转化为现实问题，风险管理部门应该做好“善后工作”，以将风险的危害降低到最小。治理风险应该制度化，只有建立起完善的风险治理制度体系才能使社会各方面发挥最大功用，用合理的制度为社会转型保驾护航。
第三，从社会转型过程入手，以科学的转型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从根本上减少风险。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社会转型过程，是被动开启的，是植入型的现代化过程。所以，从那时起，摆在中国眼前的任务是分析西方社会为什么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程度高、找到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以及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一种“赶超转型”，发展主义将主导中国的转型过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经济获得了迅速发展，但是也使“发展”绝对化，偏离了科学发展的轨道，社会被拖着向前走。所以如若从根本上治理风险，就应该转变发展观念，以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的同步发展，弥合因不科学的发展带来的结构断裂，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中国“植入式”和“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决定了中国转型风险的共时性和复杂性。但是，我们面对转型风险，应该避免盲目悲观和极度乐观的态度，认识其普遍性和双重性，通过转变“经济驱动型”的发展观念，在“社会驱动”的发展观念指导下，进行科学转型，并辅以复合式的风险治理体系，进而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内外结合，从根本上化解转型风险，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
时下,政府创新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关涉政府治理模式改革的问题,该问题在早发的现代化国家主要是围绕克服现代政府官僚体制中的现代性问题而展开的,在后发的民族国家(如我国)则主要是围绕增进政府治理中的现代性因素而提出的。在政府创新过程中,知识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并现实地影响到现代社会中政府治理的秩序。中国经济法作为我国政府治理的有效方式,也必然会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的政府创新做出回应,进而使政府创新的目标得以实现。在本文中,笔者即拟对知识经济影响下我国政府创新的经济法实现机制作一初步探讨。
一、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的缘起
1、知识经济时代的政府治理问题
自1950年代开始,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随之而来的是知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增强。1990年代,世界经济向着知识经济转移,发达国家引领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此处所谓的知识经济,根据世界银行的介绍,其含义是指“企业、组织、个人及共同体等,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而更有效地创造、获取、使用知识(符号化了的和默认的)的经济。而且,在各种经济活动上有效地应用技术知识、政策知识及社会知识的经济”。从这一定义中不难看出,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的价值在于“为了更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因此,能否支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并推进人类未尽的现代性事业应当是评判知识价值的重要标准,同时,这也是评判政府能否利用知识真正实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标准。从这一定义还可看出,在知识化社会中,“技术的人道化”将“把道德问题逐渐引入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现在还主要是‘工具性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人类与人化环境之间的协调。并且,知识还将增进“温和、柔韧、具有人情味”等知识化社会中的“重要的品质”。“在这种社会中,温和的人、温和的企业、温和的政府、温和的社会、温和的经济政策等,显得格外重要”。
值得指出的是,以上知识经济的含义中所反映出的知识价值的内涵和政府角色与职能的定位实际上体现了当下人们对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这一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就是在专家系统的管理下,因官僚制政府治理模式的运作而引起的治理问题。具体而言,在现代社会中,为防范陌生人社会的交往风险和确保分工协作中的利益需求,人们必须给予对专家和专业知识的信任,进而获得专家系统的保护、支持或服务。由此,即突显了非专业人士对专家体系的依赖性以及专家系统依靠官僚体制来治理社会的现代性制度特征。事实上,由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政府组织模式所具有的专业化、职业化、等级化、集权化、法制化等特征是与工业化生产相适应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官僚制更是体现效率与进步的标志。然而,也就是这一专家所掌控的官僚制模式的运作引发了政府治理的现代性问题。进言之,随着社会的变迁,官僚制模式也暴露出如下问题:官僚组织在以工具理性为社会提供服务和进行管制时,使人成为了程式化组织的附属物,限制了人的人格、情感和心智,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官僚制强调组织效率、强调科层控制和集权化,这就容易牺牲公民对政府工作的参与,并使得正义、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难以实现;官僚制具有单项式权威的特征,这种权威等级既限制了低层和中层职员的智慧和自我实现的机会,又阻碍了上级及时了解政策的执行情况;在官僚组织中,被赋予特定管理职权的专家品行并非绝对可靠,由此即可能导致权力寻租的问题。综上可见,政府在垄断强有力的知识之后,其权力不断扩张,政府官僚组织已俨然成为一个规训机构,它以自身所掌握的信息来控制人们的生活。故此,面对官僚制政府垄断知识、管制社会所造成的现代性问题,民众要求改革官僚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官僚制的改革主要是通过政府创新的办法来实现的。
2、政府创新:求解政府治理问题之道
作为求解政府治理问题的现实路径,政府创新是指公共权力机关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增进公共利益而进行的创造性改革,这种创造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共部门自身的效率和改善公共服务质量、增进公共利益。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政府创新,政府的角色与职能可以得到重新塑造,从而使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弊端得以克服。换言之,通过政府创新,既能够使法治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责任政府、专业政府和效能政府等理想的政府治理模式或政府角色得以实现,也能够使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府职能得以落实。
在考察政府创新问题时,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存在着克服官僚制政府治理的问题这一动因之外,还应当看到存在着因应知识经济发展需要这一重要动因。这即是说,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创新也是为满足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电子政务的实施而采取的一项政府治理模式改革措施。在实践中,发达国家一般通过确立新的政府治理理念、采用新的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行为来塑造高效、开放、透明的政府形象,加速政府由“管制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以适应电子政务建设的需要。
与此同时,知识经济也为政府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政府权力行使的范围和方式,促使政府进行角色和职能的创新。在知识化社会中,电视、网络等信息媒介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性增强,信息来源多样化和信息传递即时化对政府封锁信息和暗箱决策构成了冲击,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增强了公民参与政治活动和就国家行为做出反应的能力,这些因素均促成了政府向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参与式政府等角色转变。(2)科学技术的发展影响着公民权利的行使范围和方式,这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创新。在知识化时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改变了“自由主张及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实现方式,同时增强了公民行使知情权的意识,这些深受数字化影响的公民权的发展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3)在网络经济时代,政府并不一定比企业、社会中间层组织拥有更多的信息,这就使得政府在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权时需要与其进行协商,而企业和社会中间层组织为维护自身利益、约束政府权力,也有必要与政府合作,共同对经济社会进行治理。由此,也会促使政府作出角色和职能上的转变。(4)在当代社会,政府创新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知识经济正好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技术条件。这即是说,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信息技术特别是电子政务能帮助民众了解和选择服务项目、增强顾客对政府服务的参与性、确保政府提供阳光服务、保证民众对政府服务质量进行测评,由此,可降低政府与客户的交易成本、提升政府服务的品质。由是观之,在当今时代,政府创新应当借助知识经济的条件来克服政府运作中官僚制模式存在的现代性问题,促进政府效能的提高。就此而言,这一重要的发达国家政府创新的经验对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创新仍然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二、转型期我国政府治理及其经济法实现机制的现状
1、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及其知识化际遇
当代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其间,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着全面的结构性转换,如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从封闭的单一性社会向开放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无疑也是这一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转型期我国的政府治理模式变革始自1980年代初期,及至今日,我国已多次对政府治理模式进行变革和调整,从而适应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需要。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