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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起源汇编(三篇)

发布时间:2024-01-10 15:00:25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政治经济学的起源,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政治经济学的起源

篇1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经济学,很多理论来源于一百多年前的《资本论》,知识比较抽象,对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要求较高。然而当今学生的思维模式普遍受到传统教学的影响,再加上目前学生学习的实用主义,以及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学生自己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大量的知识,如果政治经济学仍旧只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学生的需求,只会加深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枯燥感,引不起学生学习的兴趣,教学效果也难以提高。不完全统计显示一半以上学生认为听不懂、没意思,还有近三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无用,因此普遍存在政治经济学课堂学生出勤率较低的事实已不足为奇。同时,我们也发现采用案例教学的政治经济学课堂学生的出勤率明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上去了,在和很多同学课下交流的时候发现,很多的同学都要求老师上课多些案例分析,并且提出期末考试也多出些案例分析的题,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真实能力。可见,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大胆尝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但其中也存在种种问题,本文从案例教学的内涵特征着手分析政治经济学开展案例教学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但愿能引起每一个政治经济学教师的足够重视,从而充分发挥案例教学的作用。

 

一、案例教学的内涵及特征

 

案例教学法,是以案例为基础、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和训练学生从而达到一定教学目的的教学方法。它20世纪20年代起源于美国哈佛商学院,20世纪80年代成为美国大学教育的主流方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我国对案例教学法的关注和研究较晚,政治经济学引入案例教学仍然处于试验阶段。

 

案例教学则不同于传统教学,它是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主要理念,通过真实情境或事件案例的演示,让学生透过这些真实案例培养和发展学生主动参与课堂讨论进而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知识的一种方法。案例教学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学习,学生运用已学的知识和经验分析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解决问题。当前,案例教学之所以备受重视是因为案例教学有传统教学所不具备的优点。首先,案例教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传统教学的课堂更多的是教师的课堂,学生参与的很少。而案例教学又称情境教学,教学过程是通过精心设计的实践案例带学生进入到理论的情境之中,引导学生自主分析、思考。案例教学活化教学内容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积极主动参与课堂、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在理解掌握理论知识的同时提高了学生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更有利于教学相长。案例教学中,学生对案例的自主分析和教师对案例的点评,加深学生对知识理解与把握的同时也会促进教师更加深入的思考。传统教学则更加注重教师对学生单方面的知识传授,很难做到较好的教学相长。

 

二、政治经济学应用案例教学应注意的问题

 

(一)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能忽视

 

案例教学是建立在学生具备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之上,并且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从而培养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是一种辅助教学方法,辅助学生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案例教学法虽然有很多优点,但案例教学的有效性明显是有一定前提的,那就是,案例教学前学生必须具备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已经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如果忽视理论知识的传授而过多或一味的追求案例教学,这样做表面上课堂生动形象,但由于学生没有系统的理论知识作为案例分析的理论基础,最终只能得到一些零散经验,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这就是不少学生反映的“上课时觉得挺有意思,但下课后就不知道自己学了什么,感觉很失落。一学期下来,回顾时想不起都学了些什么”。因此,要正确处理案例教学与讲授教学之间的关系,开展案例教学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基本理论知识的讲授,不然案例教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案例要精选

 

首先,围绕基本理论精选案例。案例的选取一定要建立在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不能让学生学习了案例却忽视了基本理论的学习,否则就会舍本逐末。毕竟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理解才是案例教学的关键。

 

其次,贴近经济生活精选案例。政治经济学的课堂教学一定要注重理论与现实经济的结合,因此,案例的选取要紧贴经济生活,精选热点案例或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从地域上讲案例的选取最好是本地或国内的、身边的。比如讲到价值规律时就可以选取学生接触最多的市场水果的价格变化作为案例素材,对这些经济现象,学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切身体会,有一定的直观感性认识,更能感受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性,不会只觉得政治经济学的枯燥无味,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提高教学效果。

 

(三)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准备

 

1.课余多收集素材

 

政治经济学案例教学所选案例应时时更新,不能一劳永逸。因此,就要在课余多收集与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相关的身边实例、热点话题、新闻报道等,并围绕教学要求与学生情况把这些素材整理成所需的案例。这样的案例贴近实际、贴近学生才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学生乐意听,教学目的才能达到,教学效果才能好。

 

2.课前多阅读案例

 

作为教师,要能保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一桶水;要想引导学生进行案例分析,那么自己就必须首先做好案例分析,否则就无法引导、启发学生。虽然很多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但教师应尽可能对所有可能的分析方向深思熟虑,以便于解答学生在案例分析、讨论过程中的各种疑问。

 

3.课堂多鼓励引导

 

在实施课堂案例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有意地创造一种良好的讨论氛围,同时借助于提问、反问、引起争论等多种方式使学生各抒己见,将讨论引向深入。要对积极发言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与鼓励,积极引导他们畅所欲言,对学生的一些片面或错误的见解不要急于给予否定,致使学生紧张难以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对于一些发言紧张的学生也要尽力消除他们的紧张状态,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讨论氛围,这样更有利于学生积极地分析与思考案例,进而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自主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4.案例点评要客观

 

案例分析的最后,教师要对学生们的见解进行点评,问题解决的方案可能有多种,各种方案各有利弊,答案并非只有一个,教师不能仅凭个人爱好来评价,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对他们的正确的或错误的见解都要给予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评价意见,使他们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既锻炼了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又掌握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四)借助多种教学手段提高教学效果

 

案例教学需要查阅相关的阅读材料,了解案例的背景知识,而体验式案例教学则需要创设一个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亲身体会到实际发生过程,借助于多媒体及电子设备可以缩短有限的时间,更可以生动地展示给学生,对于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原理非常重要。因此,充分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和方法,将经济现实中的精编案例引入课堂,使案例教学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紧密结合,使学生能够在快乐学习原本枯燥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中训练了他们的思维,不知不觉地提升了他们的创新意识以及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最终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三、总结

 

案例教学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情景或案例展示的过程,它在课堂教学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生动、直观的情境,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方面,有着特定的功效。整个案例教学过程中会涉及到很多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会激发学生的分析思考的积极性,学生也会及时的提出讨论问题,同时教师要组织引导好课堂,如果班级人数过多就会加大分析讨论组织的难度,也会降低教学的效果。因此,政治经济学教师采取案例教学注意以上问题的同时还要更加注重小班教学。

 

篇2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派;文化研究学派;差异

1830年,美国《太阳报》的出现标志着我们进入了大众报刊时代;1895年电影的问世,20世纪20年代广播的出现以及30年代电视的发明,标志着大众传播时代的兴起。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大众传播的研究,主要的研究学派有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学派两个主要分支即政治经济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都达到了发展的时期,两个学派对于大众媒介的探讨是必不可少的。本文就两个学派的区别进行阐述。

一、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概况

政治经济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一时期诞生了政治经济学派的第一批代表人物席勒和斯迈思,两个代表人物主要的观点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商品受众论”。七八十年代诞生了第二代代表人物,90年代诞生了第三代代表人物,第二代和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加纳姆、默多克、麦克切斯尼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来源包括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理论观点,传播政治经济学注重分析文化商品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利关系,从宏观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去看待传播与社会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要表达的一样,如果一个阶级占物质力量的统治地位,那么同时也占精神力量的统治地位。文化研究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在60年代和70年代尤为盛行。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成立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文化研究尤其关注对文本与受众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尔、霍加特、格罗斯伯格,主要理论来源于葛兰西和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代表观点有编码-解码模式、意识形态、虚假意识、文化霸权等。通过民族志和跨学科的方式去研究文化对社会所起的作用,将语境代入其中去研究受众对文本的解读。

二、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区别

(一)对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认识

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是被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关注的,但二者关注的重点并不一样。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政治经济学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起作用的生产方式,那么一个社会及其成员就不能生存,即经济基础是社会的基础。并且对经济的根源进行分析,得出两方面的决定性特征,一方面是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形式的人,另一方面是强调协作性社会关系的人。在强调协作性社会形式中指出了必须具有特定的文化实践,其中包括法律和政治的东西、维持社会关系的社会行动者以及生产方式资源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法。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了上层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大众媒体与亚文化的发展,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以及文化领域力量的自主性,特别是文化文本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在格罗斯伯格看来,文化研究相信文化是重要的斗争领域,并不能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经济领域,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简化主义和经济决定论,文化研究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经济看作是所有背景和事物的前提和基础。

(二)对文化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重点强调的不同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分析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生产和消费之间重点的不同。在政治经济学看来,文化研究将重点放在文化消费的层面是休闲的文化实践而不是工作的文化实践,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生产主体所具有的特性,即生产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同时认为文化研究忽略了经济因素,就没有办法去判断社会存在的主要权力是属于哪些人或者属于哪些阶级。文化研究学指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关注消费,而对于文化消费自由度和乐趣的关注是担心回归到政治经济学的决定论当中去,所以将受众看成是消极地接受物质,并且说明了对于大众文化带来的娱乐并不是没有批判,指出这种娱乐是会被压制的,因此大部分是针对受众对文本解读的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学派所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生产上,从创作上来剖析文化背后的控制力量。

(三)关于阶级、种族、性别三者的研究范畴及其地位的不同界定

政治经济学认为所有的事物和关系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决定了社会地位,决定了阶级属性,而当时文化的传播巩固了现存的阶级属性,阶级自然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借助大众传播来传递可以维持现存社会制度的文化思想,而被统治阶级就接纳了这种“虚假意识”。政治经济学关于种族的论证是,北美和西欧的早期劳动力就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而造就的,种族的定性是没有办法对经济起作用的;而关于性别的论证是说女权运动的兴起也是由于工资劳动和资本形成而导致的,认为如果没有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任何强化女权的努力都不会有多大的成效,因此得出如果没有从构成性别和种族斗争的文化实践的经济基础去分析,就不能理解性别和种族的实践的起源、形式以及原则,也不能实现控制的目的。文化研究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依旧属于“简化主义”,是将所有东西的决定因素都归结于阶级和经济。并指出政治经济学关于政治身份的问题的论证纰漏:政治身份是在劳工市场重建的基础上形成的,种族和性别又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那这种经济关系是什么呢?其指出对于政治身份的变化问题绝不仅仅是由劳工市场决定的,还包括种族和性别的文化实践。

篇3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末,俞吾金先生便已将思考的目光定位在人类学问题上,他当时提出马克思对社会人类学问题的思考贯穿其一生,在思想发展上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哲学阶段、政治经济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2]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人类学问题对于重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整个学说的重要性并没有引起整个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学界未能进一步对马克思的人学与人类学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是我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局限于传统教科书体系(即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关。哲学的发展需要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研究突破作为支撑(正如马克思本人哲学思想的发展与他的政治经济学和政治实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哲学一个重要理论特质;在当时,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并未同时取得与哲学一样的进展,因此单纯依靠哲学界的自我革新很难实现理论的整体性创新。

在无法获得政治经济学与政治学学科支持的情况下,哲学单兵突破的局面必然受挫,从而使得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等问题的讨论不能突破哲学的学科意识束缚,走向更广阔的理论天地。当前学界所热议的理论整体性问题以及“现代学术建制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对理论整体性的影响”正是针对这种学术分工体制的弊端提出的。[3]从研究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80年代的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的哲学研究开始摆脱教科书的“体系意识”来思考自己的“问题意识”。不过,从现在的理论视野来看,这种问题意识其实是一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这种基于学科视角的问题意识开启了中国化哲学的学理性思考与学科建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学科建设意识的主导下,哲学研究呈现专门化与学术化的趋势,的哲学与政治经济学以及政治学(科学社会主义)等相关学科的发展越来越专业,但与此同时彼此之间也越走越远,甚至有分道扬镳的苗头与趋势。从哲学变革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打破经院哲学(即所谓的学院哲学)的束缚,而其最重要的理论支持则是来自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剩余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到科学的理论前提之一,因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4]161。哲学学科意识的束缚以及理论研究中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的缺失,对于当时的人学与类哲学研究而言,直接导致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历史科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与人学、类哲学的重要关系,同时也没能与西方学者的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等相关学科进行有效对话。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人学思想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人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人类学把自己的学科定义为“研究人类的本质的学科”,这一学科体系的形成,虽然与殖民主义在全球的扩张紧密相连———它在19世纪的学科分工体系中被定位为对原始社会或文化的研究;但是,随着殖民体系的解体,人类学已突破异文化研究的局限性,正在重新定义其对人类整体多样性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人类学学科除了从某一学科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更为前提性的则是哲学层面的理论基础,即涉关存在论———基于人作为一种存在来探讨人类发展的起源、人类发展的动力、人类创造的文化、人类发展的规律、人类前进的方向等。[5]人的本质是什么,不仅是人学研究所关注的哲学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人类学问题。在古希腊哲学中,有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把人看作自然的一部分,而智者学派把人定义为具有智慧和美德的政治动物。基督教神学则认为人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绝不可能是像动物一样的自然存在物,使人学回落到神学逻辑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成就是以人为中心对抗基督教神学的以神为中心,它不仅重视人的自然本性,也关注人类的理性和意志,从而引发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问题大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进化学派观点把人看作是由猿猴进化而来,从而将自然主义人学推向了极端;作为自然主义人学思潮的反向运动,欧洲大陆的思想家们则在对宗教神学的反思中发展出了理性主义人学思潮,这一基于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命题中被准确地表达出来———“我思”是人的本质特征,“我思”是人与动物的关键性区别。这种人类理性的本体论思想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发展到了某种理论上的极致。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把“我思”(观念)理解成人的本质,而且把它作为哲学的对象来进行研究,从而建构起庞大的观念论思想体系,并最终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达到顶点。而在德国的观念论思想之外,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路向,即发现人不仅是一种自然动物,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与历史的产物,因而提出了“历史哲学”的问题,这一问题域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和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不断探索下,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深厚历史感和历史哲学韵味的人类学思潮。这种具有深厚历史感的人类学思想路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便是历史科学。今天,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以及国外研究的深入,我们应当重新拾起一度中断的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并将这种反思推向一个自主性的理论建构。这是中国学界走向理论自信的表现。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中国学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上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为我们重拾人学与类哲学的话题提供了极好的学科背景。我们应当在这个基础上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类哲学)有效沟通起来,以打开哲学与人类学研究的新视野。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提出的人类学只是一个在学科意识的束缚之下不得不采用的“名称”———因为学科话语体系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学者的行规。换言之,人类学这一提法只是一个“方便法门”,读者可以不必拘泥于这一名称本身,重要的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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