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4-01-20 10:58:16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中医药文化发展，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6）02001202
文化产业属于绿色产业的一种，具有较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有着较高的附加值和较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保护和扶植的力度的增加，和人们对于中医药价值认识的提高，中医药文化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1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保定市中医药文化产业SWOT分析
1.1 竞争优势（Strength）
1.1.1 资源优势
保定是国务院命名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3000多年历史。保定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医药方面，由保定市代管的安国市，古称祁州，在明清时期就已是国内北方规模最大、最著名的中药集散地，素以“药都”和“天下第一药市”驰名中外。近年来，作为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专业市场，被称为全国中药行业的价格“晴雨表”。此外，安国还具有悠久的药文化历史，安国药市已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药戏文化业也是独一无二。在安国市发现的1914年木刻本《药绘图》是迄今为止全国首部完整的药戏剧本。此外，世界文化名人、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就诞生于此。安国良好的中医药产业优势和悠久的药市文化都为当地大力发展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产业，特别是中医药养生旅游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河北省旅游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将安国中医药文化列为保定休闲文化聚集区的重点发展内容，强调药依托医药文化资源，重点发展养生保健、旅游休闲等产业。
保定不仅拥有丰富的药产资源，历代医家大家层出不尽，在中医学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刘完素，字守真，是金元时期的著名医家，因其“寒凉派”理论而被冠以“金元四大家”之首。为了继承和发扬“金元四大家”之首的刘守真的学术思想，挖掘祖国医药文化宝藏，2006年，保定市刘守真祠被命名为全国中医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1.1.2 区位和交通优势
保定，位于华北平原北部、河北省中部，自古是“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北邻北京市和张家口市，东接廊坊市和沧州市，南与石家庄市和衡水市相连，西部与山西省接壤。京昆高速公路、107国道、京港澳高速公路等使保定拥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京广铁路、京广高铁和正在建设中的津保城际铁路将实现到北京30分钟和到天津40分钟的公交化联系，使保定成为华北地区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港。
1.2 发展机遇（Opportunity）
1.2.1 京津冀协同发展
当前，继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京津冀地区正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特别是2014年2月，总书记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专题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专题汇报，强调要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自此，京津冀协同发展被提到了国家战略高度，三地产业转接对接工作正式启动。在文化方面，2014年10月，北京市房山区文委与保定市文广新局在房山签署了《北京市房山区文化委员会与河北省保定市文广新居文化合作协议书》，协议内容涵盖文艺交流、文物保护等领域。
1.2.2 各级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政策的出台
2009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2011年，河北省人民政府也了《关于振兴中医药事业的决定》，其中提到，我省是中医药的发祥地之一，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中药材资源丰富，拥有一批知名现代中药生产企业和著名的安国中药材专业市场，是全国有影响的中医药大省。2015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其中，更是用了一节，详细阐述了培育发展中医药文化和健康旅游产业。
1.3 竞争劣势（Weaknesses）
1.3.1 特色不够突出、品牌不够鲜明
前面，我们谈到了，中医药文化产业可以分为两大类产品：第一，中医药文化产品；第二，中医文化服务，如：生态养生旅游乐园、中医药博物馆、中医药文化会展等。尽管近几年来，我市加大了对中医药文化产业的重视，但目前我市的中医药文化产业无论是从文化产品还是文化服务角度来看，均存在着对我市的中医药文化挖掘不够深入，产品比较、粗放，整体品牌不够鲜明等现象。尽管我市广播电视系统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医药文化推广、中医药养生相关的节目和栏目，但是相比其他省市，如北京台的《养生堂》等栏目，我市尚未形成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节目或者栏目。另外，就中医药文化服务而言，截止到2014年，我市已建成保定刘守贞祠、安国药王庙景区和安国养生休闲游等中医药文化旅游线路，但数量相对较少，整个旅游业效益仍旧偏低。
1.3.2 中医药文化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在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产业中，中医药文化旅游是产业附加值较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拉动就业的一个有效途径和手段。一定数量的高档服务接待设施时发展旅游业的基本条件。但是目前，我市主要的中医药文化聚集区内，高档的接待宾馆数量偏少，高档次接待设施不足，此外，随着中国女科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中医药文化越来越受到海外游客的关注，但目前，我市虽有大量的中医药文化遗产和遗迹，但很多中医药文化保护单位的都没有外文介绍，或者只有非常简单的介绍，这极大地妨碍了我市开拓高端的客源市场，特别是海外市场。
1.4 面临的挑战（Threats）
1.4.1 来自国内其它中医药大省的竞争
旅游与中医药的历史文化背景都很悠远，史册中记述的有关旅游与中医药旅游的名人轶事也很多，两者相互映衬的文化元素延续至今，逐步形成颇具发展空间的中医药旅游文化产业。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以上时，文化消费会出现爆发式增长，因此从2012年以来，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迅猛。据《中国旅游报》和国家旅游局网站显示，近来，广东省实施《广东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推进旅游与中医药融合发展，着力发展与中医药相关的文化产业，2011年广东省旅游局、省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已评选出首批19家“广东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其中包括广东省中医药博物馆、罗浮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聚龙湾天然温泉度假村等。
1.4.2 来自周边省市的竞争
如上所述，尽管近几年来，我市加大了对于中医药文化产业的重视，一方面与国内其它中医药文化产业起步较早的省市相比，还是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另一方面，我市也面临着来自于周边省市的巨大竞争压力，如北京市等。北京，这些年来，结合本地的实际，着力发展中医药旅游文化产业。北京市旅游委和北京市中医管理局联合推出了7条中医养生文化旅游路线，分别为：北京中医养生文化一日游、二日游、三日游、四日游各1条，五日游3条，包含同仁堂、北京药用植物园、地坛中医药养生文化园等地点。此外，北京还着力打造首批“北京中医药文化旅游示范基地”的京郊怀柔响水湖养生谷等景区。
2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保定市中医药文化产业发展建议
2.1 科学利用资源，大力发展
文化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保定市有着十分丰富的农村传统文化资源，如中医传统文化等，还有很多传统文化年代较远濒临消失；因此，就需要归类总结传统文化，将原有传统文化给继承下去的基础上，大力创新，将传统文化的潜在价值给充分发掘出来。
2.2 大力培养人才，促进产业发展
针对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大力培养和吸纳人才，构建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首先，要对中医药文化产业经营人才大力培养，并且有机对接高校和农村文化创意产业；其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除了提升其开拓思维能力之外，还需要保证其能够深入了解国内外文化市场，既有文化创意，又懂中医药。京津冀协调发展是一个重要优势，因为天津和北京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教育资源，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等措施推动保定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
2.3 结合市场需求，推动产业发展
如今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保定中医药文化产业与养生贴近，还有很多内容是历史、民族等方面的，可以帮助缓解都市人群紧张疲惫状态。因此，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结合农村生产生活休闲体系和特色民俗，大力创新文化创意产业，突出自身特色。这样既满足了市场需求，对于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文化产业，也起到了有利的促进作用。
2.4 积极运用媒体技术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媒体影像有着越来越真实的视觉效果，还能够与受众积极的活动。因此，在发展中医药文化时，就可以有效结合各种媒体，让广大的民众积极参与进来，同时结合大数据等对大众意见进行分析，提炼和传播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打造精品项目，将保定地域特色凸现出来，促进经济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保定在京津冀商业圈中处于较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并且中医药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对于保定中医药文化产业的发展非常有利，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打造特色品牌，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京津冀一体化进程。
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大儒，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他所倡导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行为。随着一些深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跨入“商”之行列，儒商概念、儒商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尚和普及。
到底何谓儒商？有学者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企业经营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商就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把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入企业管理中，深悟“仁义礼智信”和“以利统义”之精髓的商人们。儒商，正新兴崛起为中国的智慧型商人。儒商与传统商人有何不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因此，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正是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
时代变迁，大浪淘沙，无数事实证明，儒与商的结合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而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更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和儒商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成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儒商文化给今天的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都带来十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重“信”、重“义”、重“人”、重“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念，都成为今天企业管理的重要理念。
重“信”，就是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据说“诚信”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五常之一。诚信既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也是立国兴邦之根本。在现代，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
“义”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是理想的人格境界。企业重“义”就是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
重“人”，就是“以人为本”、“仁爱”、“人和”等儒家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情”，就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企业亲和力。在这一点上，企业管理者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赢得被管理者的依赖、信任，从而激发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和生命力。
二、中国企业长远发展，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儒商文化是原动力
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崛起，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亚洲经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却非常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亚洲国家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认为，随着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走向世界，逐渐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儒商文化同样也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可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双赢”、“多赢”的哲学，比如“诚信”、“中庸”、“和谐”、“仁爱”、“立人”、“达人”等儒家理论是儒商行事的准则。因此，儒商文化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盟主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
三、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儒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家智慧和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鲜活强劲的现代价值，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1.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义利关系引申来说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
2.诚信观念。孔子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4.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总之，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对我国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作 者】李昕，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南京，210013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3-0164-004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 Xin
Abstract：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regarded as the “living fossil" of culture and memory of a nation. It is the outcome of certain natural environment in certain period. The particularit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hows cultural difference，which is important cultural capital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 ability of cultural industry.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Cultural Industry；Cultural Capital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代先民创造的极其丰富和珍贵的文化财富，是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重要载体。他所包含的口传作品、民族语言、民间表演艺术、风俗礼仪、节庆、美术音乐及乐器和传统手工艺技能等等，无不凝聚着人类文化记忆的点点滴滴。这些文化记忆由于年代的久远、时事的变迁以及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与其最初的形态已经相去甚远，我们今天所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趋于符号化了。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化“活的记忆”，所呈现出的是各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合。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符号可以成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文化资源，为文化产品的符号价值的生产提供原材料，利用各类传统节日可以发展旅游业，各种民间戏曲可以进入演出市场，实行产业化运作，各种民间服饰中的民族元素可以进入纺织业，提升我国纺织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运作成为可能。但并非所有的文化符号都可以转化为符号价值，只有那些具有独特性，具有文化示差作用的文化符号才能成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文化资本。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在人类历史中的不可复制性而呈现的独一无二性，使其成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的文化资本。
一、文化差异与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理论由布尔迪厄首先提出。布尔迪厄认为，社会领域是一个积累的世界，为了理解社会领域的积累性，必须引进资本的概念。布尔迪厄认为资本已经深化为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第二种是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也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第三种是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由此可见，“经济资本”是所有其他资本类型的根源。布尔迪厄主张，一方面必须防止把其他资本形态统统简化为经济资本，进而忽视其他资本形态所产生的特殊功效，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到一个严酷的事实，这就是所有的资本形态最终都可以在经济学中被简化。“……正是通过这种简化，经济理论将交换的其他形式隐喻性地界定为非经济的(non-economic)交换，因而也就是超功利性(disinterested)的交换。这种经济理论之所以要改变某些资本的性质，并把它们定义为超功利性的，是因为通过改变性质，绝大多数的物质类型的资本(从严格意义上说是经济的资本类型)，都可以表现出文化资本或社会资本的非物质形式；同样，非物质形式的资本(如文化资本)也可以表现出物质的形式。”[1]在布尔迪厄看来，文化资本的这种超功利性和非物质形式，是在交换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经济资本通过交换改变了本身的性质产生的。也因此，布尔迪厄有时候也用“象征资本”或“信息资本”来形容它。由于文化资本的传递和获取的社会条件比经济资本具有更多的伪装，因此文化资本预先就作为象征资本而起作用，即人们并不承认文化资本是一种资本，而只承认它是一种合法的能力，只认为它是一种能得到社会承认(也许是误认)的权威。[2]
布尔迪厄区分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形态：一是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形式存在的具体形态；二是以文化产品方式存在的客观形态；三是通过外化的可观察得到的各种规范、资质体现的制度形态。实际上，布尔迪厄所说的三种文化资本形态大体上可以对应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人力资本、文化产业和文化制度。
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强调了文化产品是客观化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统一。在文化生产的过程中，文化资本借助经济资本得以转换成文化商品，而在进入流通环节之后，文化资本又通过接受者的文化消费再次转换成经济资本的收益。文化资本就是文化商品的一种资本形式。交换是文化资本得以转换生成的条件。文化资本是在进入流通环节、在可交换的基础上才能够成为一种资本的。在没有进入交换之前，文化资本往往只以资源的形式存在着。正是交换过程把文化资源资本化，成为可以在文化产品中积淀和传递的象征资本(或信息资本)，并最终在交换之后获取资本的收益。就此意义而言，布尔迪厄说：“文化资本的象征性功效的最有力的原则，无疑存在于它的传递逻辑之中。”[3]
众所周知，交换或“传递”的前提是差异性的存在。正所谓“互通有无”，无论是交换，还是“传递”都要以差异性的存在为前提。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更是如此。作为符号消费的一种，文化产品的消费同样是一种差异性消费，没有独特性，没有区别于其他产品的独特的符号价值，文化产品就缺乏竞争力。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文化资源就不能转化为文化资本。所以，发展文化产业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在文化差异中提取可用的文化资本。在当前文化全球化文化同质化大行其道的语境下，我们更加应该重视文化产品的差异性，而非同一性。对此我们有过惨痛的教训。当冯小刚拍摄由好莱坞哥伦比亚公司投资的《大腕》时曾说：“需要做的是，减少影片中的地域性，使受众更广泛一些，不仅仅是中国的南北方的问题，还要考虑到不同的语种。”[4]在把自己的影片推向国际时，冯小刚采取尽可能抹平文化的地域差异的策略，以更具同质化的形态去扩大文化认同的范围，结果遭遇惨败。究其失败的原因，梅特・希约特说得好：“只有当我们以自己的特色展现自己时，我们才可望得到别人的认同。企图径直接近符合国际口味的现存标准，至少在三个方面来看是失策的。首先，这样做会破坏对自我表现的真实性所做出的承诺，使获取国际认同的愿望南辕北辙；其次，如果我们根植于弱势文化，我们把握标准和达到标准的可能性便不会大；最后，要具有主流文化的影片制作技术，要使其摹仿能力让人拍手叫好，确是一件罕事。”[5]由此可见，差异性对于文化产品至关重要，事实上，我们也不乏由于成功地从文化差异中提取了文化资本而大获成功的文化产品，如《霸王别姬》、《洗澡》、《秋菊打官司》等，由于成功地将民族文化中独特的文化资源，京剧、方言和旧式澡堂等引入文化产品的生产，大大提升了文化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据此，我们可以并不夸张地说，差异性之于文化产品可以说能够点石成金，尤其是当我们的文化处于弱势地位时，这种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本就更加重要了。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文化差异的文化资本
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所创造出的各民族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最能体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体现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的文化形态之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原创性，这就决定了其具有独特性和惟一性及其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随着科技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消亡的命运，有的已经消失。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景象，但是，不可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又是不可避免的，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亡的现实更加凸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稀缺性。而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使其具有了经济价值的增值性，成为最能体现文化差异性的文化资源，并具备了进入文化产业，成为文化资本的潜质。
文化产业究竟能够生产怎样的差异，这是一直以来困扰着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迈克尔・波特提出“差异化”竞争战略后，企业家们莫不将其视为圭臬。但是，究竟实现什么样的差异化，各个企业理解的层次是不同的。起初，企业比较重视产品实用功能的差异，这表现为强调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然而，现在产品和服务变得越来越难以为企业带来竞争优势。一方面，这种以实用功能为内容的差异的运作空间十分有限，人们所需要的实用功能并不复杂，过多的实用功能反而是一种浪费。另一方面，在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被满足之后，产品功能很难再成为人们购买行为的激励因素。而且，就技术层面而言，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际上并不占优势，如果只在技术层面争短长，无异于以吾之下肆对其上肆，所以，就我国目前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而言，只有利用我们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我们的文化产品附加丰富的文化符号价值，才能使我们的文化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但是，目前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开发还远远不够，资源优势还没有转化为产业优势。我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优秀的民族传统和民族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极其丰富，但有很多没有有效地开发、利用，包括民间手工业、民间戏曲、民间活动和传统节日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包括内隐性和外显性两个部分。比如民族服饰、特色建筑及生活方式等民俗文化及生活事项属于外显性部分，而民俗文化的深层次内涵则是内隐性的。它一般通过载体或文化氛围表现出来。高层次的民俗文化旅游是非常注重文化环境及文化氛围的营造，它不仅仅需要表征的民俗文化载体，而且还必须有一种能充分体现该文化的环境及氛围，即旅游者追求原汁原味的文化享受；民俗仿照景观在这方面是有其欠缺性的。我国历史悠久，民间文化的土壤丰厚肥沃，几乎祖国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以至每座桥梁、每个街坊、每一种地方特产，都有着脍灸人口的美丽传说，这就使祖国山水、风物带有更浓郁的诗情画意、浪漫色彩，赋予旅游更多的文化内涵。正是这些大量的民俗传说、风物故事，强烈地吸引了游客，增加了旅游情趣。就旅游资源而言，要在保护文物资源的前途下，大力开发一些具有文化内涵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旅游资源，开拓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以及红色旅游等等。就休闲产业而言，我们要开发工艺美术品、字画、珠宝以及花卉产业等。还有些公共文化设施包括科技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等，也要提高其文化价值。
但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项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前，首先要做的是对该资源进行立项研究，对开发的可行性、投入产品等都要有实质性的分析数据，要找到一个适当的“度”，过与不及都应尽量避免。而且，既然是一个产业化的过程，那么必然受到投资环境、人力资源、投资渠道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建立一个相对科学的准入制度，相对有效的监督机制就显得尤其重要。然后就是要突出特色，说到特色，有人常常想到的仅仅是外在形象，其实特色是一种文化的反映，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反映，地方特色是地方文化的反映。较之外在的形象或形式，特色产品所具有的深刻的人文内涵才是“特”之所在。而这恰恰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有些地方人为建设民俗景点却不尊重原本民俗的基本习惯。如某地建设永宁摩梭人的母系大家庭的房子，却舍弃了房中独具特色的象征女、男的中柱，而这种中柱不仅是家庭的象征，也是妇女颇受尊敬的标志。又如鄂伦春族的居民点，原本五、六个并排的“撮罗子”，变成了前后排列的现代格局，殊不知鄂伦春族房后有供神树，并排的“撮罗子”可以有效防止人们随便看到神，以示对萨满神灵的敬畏。还有的地方生搬硬套，搞所谓“标新立异”的“图腾柱”，柱上雕满西南民族的傩面具，看似民族风情浓郁，但却犯了相当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图腾柱本是北美东北部印第安人的信仰，在世界上并不普遍，中国有无图腾尚无定论，而且这种傩面具汇集的图腾柱既是对傩面具所代表的神灵的亵渎，也不是原本的图腾柱。这些凭主观想象，不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特”不但不能有效保护我们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还会对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不仅关系到文化产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还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息息相关。所以，如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是极其重要，也是极其复杂的。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已经达成共识的，那就是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应当遵循一定的“度”，达到某种“特”。而这种“度”与“特”都必须建立在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严格遵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生态性、传承性、变异性等特征，偏离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应遵循的真实原则、生态原则、人本原则、发展原则，就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从而危害到文化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而这是我们万万不愿看到的。
参考文献：
[1]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