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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汇编(三篇)

发布时间:2024-02-05 14:52:0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社会研究的主要方法

篇1

关键词 招聘方法 影响因素 社会体育指导员 社区体育

近年来,我国培养了大量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他们在社区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目前在一些社区“无岗可上”或“有岗不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不在少数。有学者[1]指出,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等将影响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的绩效。本研究以南昌市为例,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结构访问法[2]等研究方法探讨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促进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方法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结构访问法

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抽取南昌市的青山湖区、西湖区和东湖区等3个区,然后在每个区中抽取15个社区,共45个社区,对这些社区的相关负责人进行当面访问或电话访谈。调查内容主要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和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影响因素。在调查的45个社区中,有10个社区没有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本研究将这10个社区从分析中剔除,最终采用35个社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

2.专家访谈法

对目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访谈。访谈的专家学者共6名,其中在社区进行体育指导服务3年以上的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4名,从事相关研究的大学教师2名。

3.文献资料法

二、结果与分析

(一)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分析

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将影响到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质量和社区体育的开展。目前,在欧美和日本等一些国家中,社区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常见的有朋友引荐、指导员自荐、民间组织登录、政府部门推荐、张贴纸质广告和网络求人广告等6种方法[1]。

在本研究中,朋友引荐是目前南昌市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最主要的方法;其次是指导员自荐、张贴纸质广告和政府部门推荐,分别为42.86%、17.14%和8.57%;而采取在网络上登广告和委托民间组织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等方法的社区不存在(表1)。这表明了目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相对单一,灵活多变的招聘机制有待构建。

表1 社区招聘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方法(可多选)

招聘方法 频数 百分比(%)

朋友引荐 35 100.00

指导员自荐 15 42.86

张贴纸质广告 6 17.14

政府部门推荐 3 8.57

网络求人广告 0 0.00

民间组织登录 0 0.00

在美国,有关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和管理等事务均由非营利组织负责[3]。我国也有学者[4]主张体育行政部门不仅应该培训社会体育指导员,还应该负责推荐和派遣、加强各社会团体和机构之间的沟通与联络等工作。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尚未步入正轨,社会组织在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活动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还未受到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积极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体制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反映社区居民健身诉求、推荐或派遣社会体育指导员为居民提供服务、培训和监督社会体育指导员志愿服务行为的作用,才能实现社会体育指导员管理的科学发展。

(二)影响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因素分析

随着社区体育的发展,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招聘方法的研究引起了国外学者[1]的关注。在我国相关的招聘方法研究虽然尚为鲜见,但有关社区体育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已见诸报道。在这些研究中,阎守扶等[5]指出活动经费和场地的缺乏是社区体育发展的主要障碍。韦广忠等[6]认为经费匮乏、场地拥挤、缺乏技术指导、管理有待提高和法规不完善等方面是社区健身娱乐活动面临的主要困难。本研究在参考这些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专家访谈和调查的结果,揭示了经费紧张、体育设施缺乏、制度不健全、组织管理缺位和居民健身需求低等是影响南昌市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主要因素(表2)。

表2 影响社区社会体育指导员招聘工作的主要因素(可多选)

因素 频数 百分比(%)

经费紧张 35 100.00

体育设施缺乏 35 100.00

组织管理缺位 23 65.71

制度不健全 20 57.14

篇2

课程标准研究的取向研究

取向是指研究者对与研究领域相关的问题、对象和方法等所持的较为稳定的信念和价值倾向。根据课程标准自身的特性以及教育研究中的主要范式和方法论,可以将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分为历史取向、实证取向、质化取向、社会批判取向和技术取向。(一)历史取向历史取向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教育研究中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关心的是“过去”,并用所搜集的历史文献尽可能准确地复原历史,并进行适当的概括、推论、解释和预测。历史取向的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多样化的: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主要探讨特定课程标准的社会背景、历史地位和意义;课程标准所持教育理念及其由来,主要分析探讨特定课程标准中所倡导的教育理念以及这些理念的渊源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课程标准制订的过程,主要是以时间为线索,研究并划分特定课程标准制订所经历的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尝试还原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过程;不同利益群体在课程标准制订中扮演的角色,主要关心课程标准的研发制订中,特定利益群体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历史研究取向关注的问题是其他研究取向和方法无法代替的,其价值无可辩驳,它可以收集到比运用其他研究方法(人种志方法和个案研究除外)更为丰富的资料,能够引导人们去关注历史,描绘较为清晰的课程标准图景。但是,历史取向研究有其局限性,例如,受制于一些客观因素不容易收集到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对于历史资料的阅读、分析和概括容易受到研究者自身价值观和态度的影响,无法避免主观偏见;等等。此外,由于研究中不能进行严格控制,更多依靠研究者的技巧和综合能力,故历史研究被认为是“所有研究中最难做的研究”[3]。(二)实证取向实证取向不大关心课程标准本身,也不去挑战、质疑课程标准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是将注意力转向研究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命运,关注实践中关于课程标准都发生了些什么以及课程实施者对于课程标准的认识与体验。实证取向依据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主张将课程研究的内容分解为一些基本的成分来进行研究,将自然科学中的精确性和数量化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研究者一般会运用问卷调查、访谈、实验等手段来收集研究资料,用数量化的方法来处理和分析数据,进而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4]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主要关注以下问题:课程标准的适应性,主要探讨课程使用者对课程标准及其衍生物的认识、理解、态度,以及课程标准是否适应具有不同特征的地区、学校和学生,是否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和生命力等;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及其课程实践中发生的改变,主要探讨课程标准在不同层次如何被转化和遵循,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是否符合课程标准的精神和要求,教师的教学是否将课程标准转化为学生的实际发展,学生的学业成绩达到课程标准的情况以及课程标准带给实践的变化情况等。(三)质化取向质化取向的研究者采用基于解释学、现象学、批判理论等质的研究方法来挖掘处于动态实践中的课程标准及其所产生的意义。与实证主义不同,质的研究往往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试图收集更为多样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主要是文字、图片,而不是数字),从整体上描绘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图景。研究者的重心不在于能否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而在于关注人们习以为常的日常课程实践,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围绕课程标准,学校、教师、学生或者教育行政人员都做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做的,产生了什么结果,他们的体验和感受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和生活的;隐藏在日常课程实践背后的清晰或者不清晰的规则是什么,这些规则对相关人员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四)社会批判取向社会批判取向依据的方法论主要是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几个关键假设是:思想受到由社会和历史建构而成的权力关系的影响;事实从来不能与价值隔离开来;概念和事物之间的表示与被表示的关系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经常受到社会资本的生产与消费的影响;任何社会中都会有某个群体较别的群体而言拥有特权,让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承认特权群体地位是必然的;主流的研究活动都在复制当前社会的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的压迫。[5]32-33社会批判取向将课程标准的制订视为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博弈的政治过程,充满了政治性,权力、社会资本、语言等都会对其进行某种程度的塑造,中间可能存在某种不公平和不民主,需要批判意识来重建。批判取向研究主要关注四方面的问题。一是介入课程标准制订的政治力量及其对制订过程的影响,主要探讨在课程标准的制订过程中,哪些政治力量对制订过程施加了影响,是如何影响的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这种结果是否体现了民主和公平的社会理想。二是课程标准所体现的阶层、性别,主要分析课程标准的内容体现的是哪个或者哪些阶层的思想和立场,如何看待和处理性别问题的,是否存在性别歧视等。三是课程标准的文本中用来进行文化再生产的语言及其特征,主要研究课程标准的表述中所用的语言是哪个阶层的语言,这些语言再生产的社会特征有哪些等。四是课程标准对哪个群体最有利,主要分析课程标准对哪些社会群体,诸如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学生和教师,谁将会从课程标准的实施中得到比别的群体更多的利益和好处,这些利益和好处是否有利于社会公平。批判取向的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是最近发展起来的批判的质性研究,具体的方法有批判的对话分析、批判的语言分析和批判人种志等,其中运用较多的是批判的对话分析。它是“着力于分析社会权力关系的一系列话语分析方法”,“将对话———言语和写作中所用的语言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认为“任何语言文本、所说和所写的任何部分同时都构成了表征、关系和身份”[5]53,需要进行批判分析。批判理论及其影响下的课程标准的研究,能够引导相关人员从社会政治的角度审视课程标准的制订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不断思考和解决课程标准制订中的民主和公平问题。但是其具体的研究方法仍然不够成熟,过度依靠研究者自身的批判意识,出现研究中主观性太强、内部效度降低等不利情况。目前,教育研究中出现了实证取向和质化取向结合的趋势,很多研究者期望能在用语言和图像深度描述课程标准实施的过程和结果的同时,运用实证的方法得出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五)技术取向与其他研究取向不同,技术取向的重心不在于课程标准制订的历史,不在于制订过程中的社会政治过程,也不在于课程标准在实践中的表现,而是关心课程标准本身的结构、内容和制订的方法技术等实质性问题。技术取向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有:课程标准的结构与内容,主要探讨课程标准的形式,即课程标准应由哪些部分组成,不同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课程标准的表述,主要研究课程标准用什么样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来表述,才有利于标准被接受和运用;课程标准制订的过程与方法,主要探讨制订课程标准的基本原理、步骤、策略以及相应的技术和方法。技术取向的研究中,研究者也会收集相关文献资料,主要依靠个人的直觉和形而上的思辨能力进行分析、概括和归纳,建构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或者模型。该取向的优点在于能超越课程标准的具体内容,关注课程标准的形式;其不足在于容易流于主观,导致研究的效度降低。以上课程标准的五种研究取向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都独立成型且得到认可,各自都对应着不同的问题场域。不同研究取向之间并不是排他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只有五种取向相互补充和融合才有可能还原课程标准的真实面貌。

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展望

十年来,国家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从研究取向的角度来审视,就会发现繁荣背后仍然存在一些隐忧和不足,这与研究者的意识程度以及课程改革所处的阶段有很大关系。当研究者对研究取向的意识水平逐渐提升,能够合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回顾与前瞻理选择和综合运用研究取向的时候,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新的趋势。(一)学术共同体协同理解建构研究取向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过程中,每个修订组都由学科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部分院士、原课程标准组的部分人员、一线教研人员和教师组成,这些来自不同学科背景和不同研究取向的成员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他们在对话交流中不断理解和建构课程标准研究的取向。研究取向的成熟需要学术共同体成员的不断协同创新,并建构课程研究取向。总体来看,目前课程标准研究取向的理论体系仍然比较零散和抽象,这对研究效度的提升不能提供实质性帮助。不同的研究者可根据自身的研究经验,站在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论范畴来不断展开协商和对话,从而共同建构出新的或者更加完整的课程标准研究取向。(二)研究取向走向系统化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一种倾向或者价值选择,而且是一种由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步骤构成的行动体系。研究取向发展成熟的基本标志就是有系统的理念和操作程序,缺乏操作系统的研究取向无法保证研究的信度与效度,更无法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未来的课程标准研究取向将会在现有理论架构的基础上,由研究者共同体用自己的创新意识和经验来丰富每一种研究取向,并使其走向精致化,更具操作性和可行性。(三)研究取向与课程实践紧密关联研究领域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本领域内研究主题和方法的多样化,而且只有多样化的研究才能让研究领域保持创新和活力。当研究者对研究取向的意识程度逐渐提高,他们会更加关注课程标准的实践过程,并借助研究取向审视当前课程标准的研究进展,发现其中还需要进一步澄清和拓宽的领域,理解课程标准的制订与实施的复杂性。此次课程标准的修订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教育行政部门和研究者运用实证取向下的调查方法充分了解全国各地使用各科课程标准的情况,并将调查的结果作为课程标准修订的基础。“理论可以提供一个框架,研究者以此为起点来追寻研究的问题……理论还能较好地鉴别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空白点、弱点和不一致点。”[6]借助这些课程标准的研究取向,研究者就可以有意识地检视和明晰自己的研究取向、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让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之间保持协调一致,推动课程标准研究走向繁荣和深化。

作者:苏贵民

篇3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10-02

项目管理法是管理学科中的一个分支,这种方法运用到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会对其成败产生重要的影响,建筑工程管理工作的水平也会影响到建筑工程的整体效益。因此,在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有效运用项目管理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项目管理法的含义

项目管理法是将研究怎样高效率完成项目目标作为主要目的,基于项目经理负责制的,按照项目的内在逻辑规律,有效实施计划、组织、协调及控制,从而更好地适应内外部环境,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以及合理配置,确保建筑工程过程的均衡性,并通过现代化管理手段,使企业达到项目目标,取得较好的效益。

二、如何在建筑工程管理工作中运用项目管理法

(一)明确建筑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运用项目管理法必须要依赖于项目责任人,如果企业实施了项目经理制,那么项目经理就是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是建筑工程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因此,必须做到以下几点:对法律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精通于项目管理的相关技术、懂有关管理的基本知识、善于经营。

另外,项目经理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代表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较强的领导才能,还应有十分充足的实践经验,同时,项目经理还要在管理工作中持续学习并掌握新的项目管理知识和方法,只有这样,项目经理才能确保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与不断变化的环境相适应。

(二)建设管理项目运行的机构

根据项目管理法的含义,可以看出设计与建立组织系统、组织运行以及组织调整是项目管理工作不可缺少的部分,设计与建立组织系统,指的是通过筹划和设计来组建一个能够实现建筑工程项目管理的任务的一个组织机构,以制定一些规章制度、明确分工、成立责任分工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利用内部人员规范化的活动及信息流通来达成组织目标。而组织运行指的是建立组织系统之后,各个岗位与部门根据组织要求来进行组织行为的过程。最后,组织调整指的是于组织运行时,通过与组织目标进行对照,来对组织系统的相关环节进行检验,同时改善那些与组织运行、发展不相适应的方面。项目管理法的组织职能一般包括组织设计、联系、运行、行为及调整这几个方面。因此,管理机构作为项目经理部的关键和主体,其好坏直接影响着项目管理的效果。从职能的角度来看,管理层分为8个部室,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1、工程技术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施工现场、技术交底负责,实施过程监控、编制施工进度计划、设计临时设施、管理施工现场有关技术,并协调生产、计划统计劳动力配置等。

2、经营核算部(合同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是预算、索赔、合同、成本核算、资金收支,内部经营管理、计划统计、施工成本管理、报销结算等。

3、施工管理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项目经理的施工指令进行贯彻执行、根据工程计划来安排、组织并协调施工现场的工作。

4、机电物资部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对物资、材料及设备进行供应,采购并管理物资材料。

5、质量管理部该部门以项目部的质量、目标为根据,做出质量管理规划,并对质量进行综合管理,实行质量监察职能,拥有管理一票否决权。

6、安全监察部以项目部安全目标为基准,对全工程制定安全管理工作规划,并对安全问题进行综合管理,发挥相应的安全监察职能,其拥有的是安全管理的一票否决权。

7、财务部该部分主要负责的是建筑工程的财务管理以及成本核算等一系列财务工作。

8、综合办公室该部分的主要任务是对项目部的全部日常工作进行处理,分文工程技术部、试验室、测量队以及监测室。其中,试验室一般是检验、试验以及检测原材料、观测设备和过程;测量队主要是负责测量放样与测量检测施工过程的工作;而监测室主要是对工程原形进行观测。

(三)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制定管理制度有利于对建筑工程施工进行指导,并规范组织及个人的行为,确保建筑工程的顺利开展。另外,在遵循相应标准和规程的条件下,为建筑工程的质量提供了保障。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必须与计划、责任、监督、核算、奖惩等方面联系起来。同时,相关规章制度的制订还应具备科学的依据,能够促使员工主动地接受,它的执行与检查应具体落实到人。此外,为了更好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应实施奖惩制度,以实际(下转第212页)

作者简介:董莎莎(1989-),女,河南漯河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研究生。社会学方法的一种主张

董莎莎

(郑州大学新闻系,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对某些人来说,科学就是数学;对另外一些人来说,科学则是白大褂和实验室。”这意味着,社会学的科学性要由自然科学方法提供保障。实证精神强调科学研究的事实根据。社会学研究者一般不应预先地或机械地为自己确定某种绝对方法。不应让方法决定研究对象,而应该根据研究对象来选择方法。不存在单一的社会学方法,而只存在社会学诸方法。社会学必须坚持实证原则,但在使用具体方法时应保持一定的弹性,应适当采用一套与自然科学有区别的软性实证方法。

关键词:软性实证;现象研究;心理研究;定性研究;定量研究;宏观研究;微观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211-02

“社会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在本质上也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现象都是自然现象,社会科学唯一的可能就是“社会文化的自然科学”,人对文化体系只能是发现、适应和利用,至于这一文化体系的产生、变迁和发展,仿佛与人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在社会学上的现象.,繁复无定,”人的因素的介入使它随机性增强,缺少重复性,一种结果往往是多种因素整合的结果。社会现象是比自然现象更为复杂的动态过程。“社会学的技术、方法与理论形式应从对社会现象之特性的认识中‘生长’出来,而不应该从自然科学‘横的移植过来’”,社会学要能够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至少应注重下文将谈到的若干方法取向。

一、现象研究与心理研究相结合

从标题看,现象与心理似不能做出对应的区分。一些社会学家是这样来区分它们的:社会现象“是一种存在于个人身体以外的‘行为’、‘思想’和感觉它也不同于‘心理’的现象,因为心理的现象,只存在个人的躯体内,或因个人的躯体而存在的。”进一步的解释是:“社会现象之所以构成的,就是些‘信仰’、‘倾向’和由团体所集合的规条,”“即脱离了个人的行为思想,而成为一种公共的行为思想。”显然,社会现象被视作个体心理的突生结构而相互构成对应关系,从而表明了社会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的区别。

迪尔凯姆强调:“个人心理既不能用来解释社会现象,则所以解释社会现象的,只有一个社会,要解释社会现象,只有从社会的本身下手。”把社会人类学称作比较社会学或社会学的拉德克利夫·布朗也说:“我满腔热情地希望并坚持,社会人类学是一门与心理学无关的科学,就像心理学与生理学无关或化学与物理学无关一样。”然而,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某一社会事实的存在和变化是否涉及具体的心理变量?“还原主义主张意在寻求各种解释的理论分析应当‘潜入’越来越小的分析单元”。绝对排斥这种“还原主义”,我们的社会学解释能否透彻?彼德·布劳在指出了心理还原主义的局限性以后又反过来谈到:“解释社会生活最复杂方面时如果不参考作为其根本的较为简单的方面,这种解释就不可能是充分的。”布劳的观点是否有道理?(二)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变化总要涉及个体,要通过个体的认知结构起作用,所谓外因通过内因才发生效应。

迪尔凯姆在他的《自杀论》中也典型地采用了心理解释的策略。比如对自杀类型的区分,“根据杜尔克姆实证主义方法的一贯精神,科学研究应当从客观观察入手,根据对象所表现出来的可以明确识别的外在特征来划分对象类型。这种分类方法叫做形态学分类法。但在对自杀现象作类型划分时,杜尔克姆并没有采用这类分类法,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溯源学的分类方法。”

二、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作为定性研究主要特征的人文主义精神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中期。当时,在孔德实证主义影响日益扩大的同时,人们对其思想的怀疑和反对也与日俱增。作为当时反实证主义阵营中呼声最高的狄尔泰正是抓住了社会现象的特殊性向实证主义发起了攻击。他认为,由于人具有遭遇意识,因此人的行为无规律,且无法预测。此外,社会历史事件都是独特的、偶然的,不存在普遍的历史规律。有鉴于此,对人和社会就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而只能以人文科学的主观方法对具体的个人和事件进行解释和说明。

定性研究在其发展过程中,主要受到西方社会思潮中现象学、诠释学、批判理论、民俗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思想和理论不同程度的影响,也部分来源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现象学家认为,要用日常生活的面貌来研究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要保持这种现象的完整性。他们认为测量、问卷这类方法会肢解和歪曲社会事实,它们实际上把研究者本人对现实的看法强加于社会世界。他们并不认为主观洞察是不科学的,相反认为它是获取科学知识的主要手段。

定量分析主要是指运用数学语言呈示事物之间量的关系,揭示事物的原因、性质或特点的认识活动。它包含统计分析的、定量描述、建构某些与决策和预测活动相关的数学模型等等。定量研究一般要求研究资料能够如同自然现象一样外在化,相对确定,保持着比较稳定的变化规律和运动条件。显然,受意志、情绪、价值抉择意识影响的社会现象不易达到上述要求。人们不容易掌握能确切描述和解释社会事实的经验数据和数量公式。当然,有人认定凡社会事物都可以量化。

许多人认为:社会学应以定性研究为主。所谓定性,笼统地说,就是揭示事物的质的规定性。它包含对属性、原因、结构、功能和类型分析等。“科学认识的一般过程是从研究事物的质的差别开始的,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和发展。”定量分析的结果只有通过定性分析才能得到有意义的解释。所以,我们不应该随意夸大定量研究的功能,但也绝不该排斥定量研究。那种认为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人类社会现象是反人文的或有失人性的看法也的确过于偏激了。

三、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可表述为是在群体层次上和个体层次上的研究。现在有一种观点:“社会科学家研究的是社会的模式而不是个人的模式,社会科学的理论是关于群体生活性质而不是关于个人的理论。”进一步的解释是:社会学研究应作整体考察,应由一种社会事实去研究另一种社会事实产生的原因,而不应到个体意识中去寻找。

迪尔凯姆的自杀研究明确了这种取向。往常,自杀只会引起人们对当事者个人情况的兴趣;而迪尔凯姆宣称:自杀也是一种集体现象,它具有社会性质,“因为它们随着社会本身的特点而变化”。迪尔凯姆试图通过统计数值证明:社会生活的稳定与否决定着社会自杀率的稳定与否;自杀率值与社会文明的发展趋于同步;社会整合水平决定自杀率等等。

宏观研究往往诉诸抽象命题,它依赖于微观的或个案分析产生说服力,依赖于读者的直接经验给予消化。普遍性需要通过特殊性来呈现,我们可以从读者的认知方式或读者心理的角度来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只注意一些宏观认识,不辅之以个案研究,其结论可能难以触动人心并产生强烈的感染力。

总之,本文认为:“每一种方法都有其可选用的场合。反过来说,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不适用的时候。将一种方法吹捧得过高而贬低其他方法这一倾向,会使研究人员看不到各种各样方法在根本上互补的性质。”因此,“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无法只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必须由社会、人文等科学与之相配合。”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多元地使用研究方法,提倡软性实证原则,在科学研究上“不但要求真,而且更要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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