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8:14:53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会经济学理论，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社会学方面，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网络的制约。社会网络制约价格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市场规模影响价格。当产品达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后，市场规模逐渐会形成市场网络，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比如，市场规模较大的产品往往在销量和品牌上占据优势，价格是对外公开且恒定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价格，避免销售者设定欺诈性价格。二是可以制止欺诈性定价。著名的经济社会学创始人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网络一般通过终止未来交易制约欺诈性定价。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格兰诺维特的理论很好理解，即第一个购买者被欺诈后会通过社会关系传播，形成阻止被第二次欺诈的朋友圈，并不断扩大，防止商人长期欺诈消费者。这在当前信息网络共享时代，该特征表现的非常突出。三是关系影响。主要可以从嵌入关系和距离关系两方面分析，前者对产品价格有着副作用，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信息共享，从而使后来者按照前一个的交易价格进行交易，大大减少了交易成本；后者则是市场关系，主要通过市场已经公开的信息了解价格。一般来讲，两种关系是同时存在的，尤其是在当前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年代。综上所述，社会网络的形成能够有效制约商品价格，保证公平公正的等价交换。
二、经济学角度的价格与社会学的关系
（一）价格来源于社会学
从社会建构角度来看，价格是社会建构的产物。首先，价格的形成和体系与社会统治阶级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当前市场经济中，政府介入的越来越少，但从历史渊源来看，权力始终是决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著名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价格体系是人与人斗争的产物，是利益争斗中的计算工具。”的确，在当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可以看出，政府往往会通过补贴来压低商品价格，或者通过直接通过市场手段影响价格，这也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在一个企业的内容，商品价格的定价也是由企业权力层决定，比如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定位等等，都是考虑的主要因素。其次，价格的定价体系是社会资源动员的结果。众所周知，商品的定价由市场决定，而市场则是由人组成的，是社会资源的一部分，因此，社会资源动员可以直接决定一项商品的定价。比如，对于某品牌的手机，在刚刚上市时往往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大量宣传，从而形成社会效应，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源。当然有很多人都会认为商品的定价是在社会资源形成之前，但忽视了商品的价格直接影响着社会资源的形成，小米手机销售模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再比如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我国电力、水、天然气等群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产品则是一个恒定的价格，但通过社会资源的动员，通过听证等方式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整，从而满足需求。另外，各地的出租车罢工事件也是社会资源动员直接影响价格的范例。再者，社会竞争影响价格。良性的社会竞争可以促进社会进步，恶性的社会竞争可以给人类的日常生活带来灾难。在市场中，商品的生产者不仅仅只有一家，否则是垄断，市场经济是不允许的。而就是因为这样，投资者再聚集一定社会资本后，就会利用银行、中介或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其他竞争对手进行抗衡，而抗衡的基础则是商品的价格。社会竞争有利于制约价格定位，保护好消费者的权益。此外，社会竞争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投机泡沫，商品的价值在市场中早已定位，但通过投资者的投机取巧可以将某商品企业的社会价值估值超过合理范围，从而形成泡沫，导致有人获利、有人亏损。
（二）价格作用于社会学
什么是价格？从商品交换开始，用物品A衡量另一个物品B则可称为以A物品为基数的价格。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密切，商品交换越来越多，从而产生由社会稀有物品金、银、铜等构成的中间交换媒介，并又发展成由国家意志力掌控和保障的纸币替代物。简单来讲，价格是用来判断一个商品的价值的。由于衡量商品价格需要由市场因素决定，也会导致真实价格与公布价格的区分，前者是指商品制造花费的人力、物力以及其在市场中的价值体现，后者则受销售者意志力控制，结合销售市场确定的价格。我们作为消费者一般得到的都是公布价格，但无法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衡量价格，从而要求我们消费者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如何理解价格的含义？最好的选择是选择历史文物或艺术家的艺术品进行解释。对于一般人而讲，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价值非常昂贵，但懂得欣赏的人会愿意拿更多的钱抬高价格，不懂的人则不会赋予其很高的价格。从经济学理论方面分析，艺术品的价格体现出了艺术价值，历史文物的价格则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了解价值的体现。因此，在每一件古董或艺术品价格的背后，价格还能体现收藏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促进社会部分商人成为历史和艺术的保护者，这也是价格在社会学中的作用。
对“人性和社会秩序”（周晓虹，2002：1）关系的探寻是古典西方社会学理论一个不变的主题。其中，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事实”和“共同体”形式，也成为社会学历史上众多理论巨擘求解“人性和社会秩序”关系之谜的钥匙。从圣西门著作中流露出的宗教色彩，到孔德晚年沉迷于中的人道宗教，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基本特征、宗教起源与本质的揭示，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理性经济行动关系的比较宗教研究，这些都为宗教社会学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马克思·韦伯一生著述颇丰，不仅构建了体系庞大的理解社会学，在社会学的实证化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努力，他对理解、理性类型、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出色论述也对其后的社会学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晓虹，2002）。除此之外，宗教社会学研究也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904年，韦伯发表了其后对宗教社会学产生巨大影响的著作《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思·韦伯，1987）一书。和涂尔干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事实，并通过对原始宗教基本特点来揭示宗教起源和本质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不同，韦伯关注的却是西方社会独特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起源之间的某种联系。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探讨西欧社会以外的其他文明为什么没有能够成功地发展出像西方一样的理性资本主义这一“韦伯命题”，韦伯将目光转向对“最能把为数极多的信徒吸引到自己周围的那五种宗教或受宗教制约的生活准则”的比较宗教研究。它们包括儒教（中国）、印度教与佛教（印度）、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这些文章统统采用了‘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的方法”（韦伯，2008：6）。
一、宗教的“经济伦理”
纵观韦伯宗教思想的所有论著，宗教的“经济伦理”是一个不变的主题。就像韦伯自己认为的那样，一切重要的共同体形式都与经济有关，从家庭与家务共同体到企业、家族、民族共同体，包括宗教。那么，在韦伯那里究竟什么是一种宗教的“经济伦理”？“我们要研究的并非仅仅是作为一种认识手段的神学大纲式的伦理理论，而是扎根于各种宗教的心理和实际联系中的行动的实际动力”（马克思·韦伯，2008：3），这表明了韦伯研究的宗教伦理和涂尔干视域中的宗教伦理有着巨大的不同，在韦伯这里，重要的不是宗教伦理的系统性本身，而是其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对现实社会秩序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理性经济行动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概念的建构是对《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延续，所谓宗教的经济伦理，简化来说，也许就是当初韦伯在西方社会新教伦理中找寻到的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合理性的那些方面。比如赚钱的欲望、勤劳和节俭的品质、最效率的重视以及可计算性等等。正是这种新教伦理刺激了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而后者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出现。
然而，经济伦理并不只取决于宗教，还受到种种其他社会经济地理因素所谓影响。“经济伦理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东西，受到多方面的限定……从来没有一种经济伦理只取决于宗教……经济伦理显然有一种在最高程度上由经济地理与历史现实决定的纯属固有规律性的标准。生活方式的宗教定规也是经济伦理的诸因子之一，但是这种定规本身，在现有的地理、政治、社会和民族的界限内自然又受到了经济与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韦伯，2008：3）也正是因为此，对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进行研究离不开对这些孕育出这些宗教文明的社会背景的诸方面的历史考察。
他尝试解释的是对这些世界宗教的实际伦理影响最大、并且形成了这门宗教独特性质（区别于其他宗教，又与经济伦理相联系）的社会阶层生活方式的定向因素。比如，儒教是受过传统经典教育的世俗理性主义的食俸禄阶层的等级伦理；佛教是背井离乡、沉思冥想、看破红尘的托钵和尚的宗教；伊斯兰教最初是武夫们的宗教，后来发展出了小市民阶级的修道团体；而仅仅在西方城市，才出现了以市民阶级为主的基督教……无论是对幸福还是对苦难进行神化的道路，都是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各阶级进行利益较量的产物，也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伦理的重要特征。“一种宗教预言的方式并不是必不可少的，或者仅仅是支配性的，它不过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传声筒，这种阶级利益可能是外部的，也可能是内部的。”但是，韦伯也认识到，“那些大的宗教伦理系统的特点，与其说是由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那裸的对立决定的，不如说是由大大个人化了的社会条件决定的。”（韦伯，2008：13）
随着理性化世界观的发展，知识分子阶层对宗教伦理的影响逐渐变得重要起来，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宗教理性主义”：宗教这种特殊理性化的方式，它越是进步，本身就越被推向非理性。这似乎很难理解，韦伯以音乐理性化过程中的毕达哥拉斯的“小音程”对音响物理倾向的理性化的彻底抗拒为例，说明“前后一贯的理性主义的计算并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起来的”（韦伯，2008：17），那些几大理性类型的理性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主要是由他们那些非理性的前提塑造出来的。这些非理性特征并不会轻易被消除，相反，却为种种神秘的宗教仪式提供了合法性。在这里，韦伯关于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仅仅做了一些一般性的阐述，而真正塑造了各种世界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经济伦理的社会条件具体是什么样的？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差异背后的“物质性结构”又是怎样的？韦伯在本书“社会学基础”四个部分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全方位的“传统中国的社会图像”。
二、传统主义：传统中国社会的“物质性结构”
韦伯关注的是那些对于经济伦理很重要的宗教特征，即他们与理性经济主义的关系，理性主义可以有判然不同的含义，但韦伯更感兴趣的的是那种通过精益求精地设计合适的手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某种特定的实际目的的理性化的形式。
韦伯首先从四个方面对中国与西欧社会的物质性结构进行了比较，分别是：城市、君侯与神；封建俸禄国家；行政管理与农业制度以及自治、法律和资本主义。这些比较涉及货币制度、城市和行会、官僚体系、农业政策、财政政策、宗族血缘体系、法律制度等各个层面。以货币制度为例，虽然早在《周礼》中就有“造币局长”的记载，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政治动乱和战争频繁，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及思想结构中固有的普遍的传统主义的作用，古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从来没有真正稳定下来，造成商业发展的滞后；而且，任何异常严肃的旨在推动货币制度理性化发展的改革措施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推行。战争需要、财政动机的推动下的对金属商品生产的垄断，以及对通货膨胀的惧怕，这些都使得中央政府不断调整货币形式，并制定了禁止和控制外贸的政策。传统主义不容置疑地强化，“资本主义现象没有任何明显的进步”。而中国的城市，不是拥有固定政治资本的“共同体”；中国的行会私占了对其成员的审判权，“缺乏一种互助式地调节自由工商业的受到公认的、正规的、牢固可靠的法律基础”（韦伯，2008：60）。如此种种，根本无法促进中世纪手工业中的小资本主义的发展。
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官僚体系也具有的牢不可破的传统主义的特征。古代中国人的神明观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的特征：中国人的最高神明是非人格化的天神，世袭的最高君主皇帝扮演了大祭司的角色，皇权从神秘的卡里斯马中产生出来，集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为一身。中央大君主拥有分封制的世袭卡里斯马特征，但是，由于不发达的交通技术条件，中国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程度是非常有限的，由于对一个巨大的胥吏阶层的过分依赖，无论是中央官员还是地方官员，对地方性知识都不甚了了；而且中国官员的俸禄一部分来自中央政府，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税收，正是由于其中巨大的利益关联，整个官僚等级常常联合起来“反对任何干预，团结一致，怀着切肤之恨迫害每一个倡导‘改革’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韦伯，2008：105）。中央政府无法采取彻底的理性措施，不可能建立一套精确运转的国家机器，理性化——资本主义的经济之魂——的动力不断被削弱，传统主义的束缚越来越难被打破。
“传统主义”是韦伯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就有论述。韦伯的传统主义指的是“对不可更动的行动规范的日常习惯的精神适应与信仰”（韦伯，2008：31），家长制就是建立在传统主义权威基础上的最重要的统治形式：“它有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系统”，这些规范被视为神圣的东西，使人们相信，这些规范不能被触碰，否则会招致巫术和宗教的迫害。这种传统主义不止体现在中国古代的货币经济和政治官僚系统中，实际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信仰已经内化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宗族组织的利益，都构成了一股牢不可破的传统力量在束缚着理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三、比较宗教社会学：儒教和道教的经济伦理
“士”等级的存在，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士大夫阶层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也是统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唯一代表。那么影响这个决定国家大政和统治阶层精神等级的正统伦理是实质性内容是什么呢？儒教和道教的伦理精神。宗教伦理通过实践伦理或阶层伦理制约和影响经济伦理，对社会秩序领域进行着深刻程度极为不同的干预。所以，韦伯接下来要论述的便是在中国的价值体系中居主导地位的儒教与道教。他认为，作为代表传统中国社会伦理的儒教伦理和近代西欧社会的伦理相比，儒教是一种传统主义取向的支配性的价值体系，这是一种“外在性”的伦理，它对世界所采取的是适应而不是改造的态度。而作为一段信仰的道教因为它本身所含有的神秘主义和巫术传统，无力扭转儒教对民众的传统主义影响和束缚。通过对比中国儒教、道教与修基督教的核心伦理观，韦伯进一步坚定了他对理性资本主义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宗教因素的论断。
韦伯认为，传统中国人的信仰中没有一个预言一切的先知，也从来没有一个强大的神职人员阶层，没有自己的救世说，没有自己的伦理，因此没有通过自治的宗教势力进行自己的教育。所谓的“世俗宗教”不过是对祖先神灵力量的信仰和崇拜，其他宗教又不过“基本上是专门的巫术与英雄崇拜的毫无系统的大杂烩”（韦伯，2008：183）。“因为从前没有任何转世论、救世说，根本没有对超验的价值和命运的任何追求，所以国家的宗教政策始终处于十分简单的形态：部分是祭祀活动国家化，部分是放任私人开业的术士，因为他们是过去流传下来的，对于私人又是必不可少的。”（韦伯，2008：185）这种神圣的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不仅限制了法律彻底理性化的尝试，抑制了自然科学逻辑的发展，同样也阻碍了中国社会任何一次试图向理性经济发展的努力。
发源于老子的道家思想也曾经对中国社会民众产生过较大影响。道教产生于处于正统地位的儒教价值和信仰体系不能满足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长生不老和对金钱无节制的贪欲的需要的背景之下，道教采用了一套严格的教阶组织，道士们声称自己有镇魔的本事，这种力量成为他们政治生涯的基础。由于儒士阶层的自然神魔力与巫术总是畏惧“鬼灵”的刺激，因此道教得以在儒教和道教的权力角斗中勉强生长，发展成神圣的治疗术、炼丹术、长寿术和不死之术。道教是隐居道观的术士们的宗教，教导人以“隐匿于世的方式”离群索居，得道之途是放任生灵万物与自在。它的这种神秘巫术气息形态无法将人影响那种积极的理性主义生活。
可以看到，不管是儒教还是道教，二者的伦理思想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传统主义的烙印，“在中国，古老的经验知识和技能本身的任何理性化，都是沿着巫术世界观的方向进行的”（韦伯，2008：234）。这与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那种精于计算的积极入世的禁欲主义的西方社会现代性的基督新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儒教与清教：对“韦伯命题”的进一步回答
儒教理性主义意味着适应世界，而清教理性主义则意味着理性地把握世界。通过对儒教以及世界其他几个主要宗教的经济伦理考察，韦伯认为欧洲宗教改革后基督教新教“预定论”的教义引出的“禁欲说”和“天职观”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之间有着一种亲和性，并最终导致了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
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是建立在基于新教概念的基础和分析框架内的，就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并不是系统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历史的研究。韦伯所谓的“类型学的”是指：“它注意的是，从宗教伦理的历史现实来看，对于同经济信念的巨大对立的联系有典型的重要性的东西，忽视其他东西。他不主张提供所阐释的十分完整的宗教图像，但必须把每一种宗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同时对于我们的比较研究又十分重要的独到之处弄个水落石出。”（韦伯，2008：28）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韦伯在儒教和新教之间进行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教的经济理性优势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西方先进论的基础上的，因此，韦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儒教的评价不能说不是片面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韦伯著，王蓉芬译.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儒教与道教广西[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来源于社会网络分析，学术的传承涵盖了不同的知识领域，新经济社会学通过经济的方法来对社会进行研究，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人。社会人是在经济问题逐渐复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在社会生活中担任重要的角色，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上的有利依据，避免了人们一味追求利益而在经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新经济社会学主要通过网络理论研究及组织理论研究来研究社会发展趋向，在连接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起到决定性作用。
一、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中期，但是社会经济学以一门学科的形式出现是在20世纪初，通过学者们的研究与讨论而形成。西方的新经济社会学不能够把离散的经验研究成果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是一味地注重经验研究。伴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逐渐表现出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主要从研究社会方面对经济学进行扩展。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理论以及方法来探索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一个新生的学术流派，许多特性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社会学。新经济社会学伴随格林兰诺维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同时诞生，主要是指用组织理论、网络理论以及文化理论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社会学取向。新经济社会学得以迅速地发展，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学科之间的融合趋势是分不开的，新经济社会学的逐渐兴盛是结合了社会学与经济学等多门研究成果。当今社会，教育、婚姻、犯罪等领域逐渐受到人们关注，许多领域的研究导致研究者忽视了基本概念，概念本身的模糊性使研究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分歧，新社会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核心的主题上，关于经济生活中的其他领域还没有受到人们高度重视。这种现象表明，我们还有大量的研究要去做，新经济社会学的发展要不断吸收与借鉴政治、文化等学科的思想，为了主题研究获取全新的发展动力。尽管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者有着不同的学术兴趣与研究视角，所持观点也各不相同，但是对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势必会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新经济社会学所研究的领域
1.网络领域研究。新经济社会学中的网络理论认为，经济行为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网络理论分析认为，个人的行为与决策是与社会情境融合在一起的，必须用嵌入来说明社会现实与个人行动之间所存在的关系，并且针对行动者的真实行为背景进行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怀特在新经济社会学中最早运用网络方法，通过网络方法的运用对市场进行研究，了解信任在经济中的作用，以及经济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新制度经济学紧急运用效用理论来对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社会结构才是理解现存制度的关键。格拉诺维特研究了信息网络在人们寻找工作时的有效应用，并在最新的研究中明确指出，即使大多经济互动都发生在网络中，但经济制度的推动力是不同的，经济制度的形成由网络促进，经济制度只要成型，就会存在于单一的制度模式中。2.市场研究。新经济社会学对市场的研究主要起源于对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理论的批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商品及劳动的交换，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都是未来获得高效的产出而形成的，市场才是真正的资源配置方式。网络学派认为，市场的结构是为了效率而构建的，市场上的各种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改进市场效益。近几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不少关于市场研究的经济社会学著作，包含了金融市场、劳动市场等多个领域。新经济社会学对金融市场的研究表明，社会网络也渗透在市场中，并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现在对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社会网络在市场中的作用，所以，对经济市场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洞察力比较欠缺，对劳动市场的研究分析过程中，参与研究者估价了分层理论，挖掘出位于表面之后的机制，并且对百姓收入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分析。3.文化领域研究。在20世纪中期，就有一批文化人对经济生活进行了研究，最终文化研究能够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还要归功于扎利泽等人把研究方法代入到经济社会学的领域。扎利泽等人反对经济社会学把所有都归于社会关系以及社会网络，反对只用文化术语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随着对价值观的关注，在其中融入了定性的历史资料，所以给新经济社会学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许多学者认为，文化因素存在于经济行为当中，在市场研究中如果不考虑到文化，这样的研究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在新经济社会学中运用文化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未来的发展还不够清楚。但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过程中引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并且对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借鉴，是毫无疑问的。即使新经济社会学在国外的学术界中掀起浪潮，但是在我国，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界对新经济社会学还很模糊。我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新经济社会学的观点对分析变革时期的经济现象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新经济社会学对社会研究领域有了重新的界定，在构建理论时持有独特的方法，对我国社会学研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4.组织理论研究。组织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经济社会学对组织的关注主要体现在盈利方面，新组织社会学越来越著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组织理论一直关注经济组织，在工业社会学领域衰落期间，美国的组织理论吸收了工业社会学的许多观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组织的理论都是对可用资源依赖理论、交易理论。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关于经济组织的社会学问题：经济组织与个体之间都受到社会关系网的限制，企业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能够通过规范的经济交易来达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关系网来完成的，企业内部的制度也会被非正式的社会关系网所取代。社会学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间合作所运用的非正式关系，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同样会促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易行为的产生。在企业内部，员工的晋升、部门间的协作甚至企业中冲突的协调都会运用到非正式的社会关系。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
1.市场过渡理论研究。关于市场过渡理论，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假定，首先是以中央集权化科层指令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协作体系，其次是以供需关系来主宰价格定位、货币与所有权为特征的市场协调体系。维克多尼针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可以把社会市场经济改革制度看成是一个过渡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转变，过渡的重要后果是领导的权力逐渐被削弱，在集权化科层的协助下，领导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交易的降低成本造成捷径，由于权力向买卖双方转变，所以，人力资本随着过渡的实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在我国，这种过渡进程不会是单向的，尽管这样，仍然会出现局部改革的现象。在过渡时期的中间阶段，指令协作与市场协调相互共存，领导的权力依然存在一定的作用。市场过渡理论的研究表明，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起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关于交易模式、所有权等与市场经济不符合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为过渡性表现。2.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经济体制的变化、政治意识与因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文化的地方性根源等几个方面的差异造成了社会主义改革的现实状况，地方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市场及地方调节的因素对其进行了揭示，地方协调的角色至关重要，地方内部社会资源的管理不遵循理性的相关规则。为了达到目的，社会上的子系统会做出一定的让步，地方性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市场竞争的原则。在我国，不会走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道路，而发展模式的变化会随着地方性力量的强弱而不断改变。地方性协调的构建基础是当地的关系网，主要表现在家族亲属之间，指令的侧重点会以地方基础设施的完善为取向，对于关系网的存在，将伴随着机会结构而不平等地分布。
四、结语
新经济社会学者把市场当作社会结构，对于市场构建的基本机制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有人认为是网络机制，有人认为是制度机制，新社会经济学的诞生使经济学与社会学在微观上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把社会网路正确地引进到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中，有效地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进行补充，为社会关系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新经济社会学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学的研究领域，推动了社会学与经济学在当代经济社会中的融合与发展。
参考文献：
[1]张萌.新经济社会学的价格理论论析[J].才智，2015，(24).
[2]孙涛，胡慧河.“经济社会学”抑或“社会经济学”?———刍议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对视与沟通[J].理论学刊，201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