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4 15:38:31
绪论：一篇引人入胜的社会治理的手段，需要建立在充分的资料搜集和文献研究之上。搜杂志网为您汇编了三篇范文，供您参考和学习。
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主要是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社会体育也需要转变体育治理方式
2.1坚持系统治理，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要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将成为今后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在由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分工负责，共同实施社会治理。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不是领导作用，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与其他主体是平等关系，而不是其他主体的主管领导。从社会体育系统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体系。这里的多元主体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相关利益群体。如社区体育治理应该由社区行政与社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老年人体育治理就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与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进行治理；区域社会体育应该由地方政府与地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其次，系统治理要有明确分工，政府与多元主体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实施共治。政府部门尽可能退到后台，发挥调控和协调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体间产生矛盾时，政府部门可以进行调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门过多干预的情况再现。再次，系统治理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协商的运作机制特征。即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下确定治理方式，产生分歧时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要避免行政决定、其他组织执行的传统管理模式再现。
2.2坚持依法治理，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转变
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律规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用法律来监督管理者的治理行为。依法治理还要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鼓励人们依法开展各种社会活动。过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也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社会体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为法律管双方；改行政管控为服务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法律法规体系，这是依法治理的基础。其次，要学会以法律为准绳，以法规为标准进行社会体育治理，要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行政干预，实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众，在法律的框架内，放手由民众自主地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双方转变，就是要改变政府与民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把双方都纳入依法治理的体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监督之下。双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监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又通过互相合作，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是要改变以控制为手段的管理方式，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限制。通过提供服务保障等方式，为社会体育活动保驾护航。过去，社会体育发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其原因与简单管控方式有很大关系，即要么不许乱说乱动，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还与行政思维模式有关，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不仅是转变方式，更是转变思维。
2.3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坚持综合治理，就是要改变过去单一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简单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齐下”和“多策并举”的综合治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以期获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为强制性手段，不适合用于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管理，而社会治理由于采用综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觉会更好。从社会体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还有法制、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等多种管道可以规范体育行为。这样，不仅可以在制度上约束人们的行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还可以在舆论环境、文化习俗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齐抓共管，使人们从内心认同社会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环境压力，达到自觉、自律的社会效果。社会体育治理还应该采用多策并举的方式进行管理。如调整社会体育政策，并通过优惠政策引导社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再如制定发展策略来推动社会体育的进步，像扶持体育创新、支持有组织体育活动等，一定会带动社会体育的发展。还有改变行政主导的活动开展方式，放手让相关体育协会自主开展活动，政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体育组织活动给予经费、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过构建、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总之，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会体育治理。
2.4坚持源头治理，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
坚持源头治理，就是要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因为“亡羊补牢”式的事后处置方式对已经造成的损失无能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前置治理主要指决策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充分论证和必要听证，确保决策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符合国情、国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种利益诉求，及时解决利益冲突与矛盾，增强社会和谐，激发社会的活力等。源头治理讲究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社会体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与群众联系的窗口设到老百姓身边去，方便群众反映情况，方便政府了解情况，方便各方的沟通和互动。具体讲，就是要在社区层面设置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倾听百姓的呼声与需求，有针对性地服务。源头治理还应该建立智库机构，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政府部门在决策前，要请科研机构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再去召开听证会，征求民众的意见。从社会体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民众利益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体育活动中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大都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调解和深化服务得到解决。在调解群众体育矛盾时，可以通过群众体育组织进行劝解，也可以通过组织间的谈判获得和解。总之群众利益矛盾在自治组织的范畴内解决比较有利。坚持源头治理，还要做好激发社会体育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工作，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3创新社会体育治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3.1转变社会体育管理观念
从传统管理到社会治理，意味着治理主体、治理的目标、方法等方面都要发生转变。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一是要学习“社会治理”理论和方法，明确社会治理的目标、内容、方法及组织运作模式等，为创新社会体育治理奠定基础。二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转变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众自治的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推行社会体育领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综合治理的基本观念，改变单一行政和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实现社会体育综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会体育体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体制的创新。从社会体育共治的要求看，社会体育组织全面参与体育治理是社会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门必须尽快做好职能转移的安排，在社区层面实现基本自治，即可以让群众自治的部分，交给群众进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团队、基层体育组织管理等，暂时有困难的，交给社区体育服务组织进行管理。在县及以上地区实现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体育组织共同进行社会体育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逐步放手让社会体育组织独立承担体育活动的开展与维护，政府部门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方面，通过协作共治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体育的和谐发展。
3.3调整社会体育机制
要调整纵向等级管理机制，采用扁平化运作机制，使各个层级都有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体育活动的权利，充分调动各个层级的积极性，实现群众体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调整社会体育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双向型体育信息通道及信息处理机制。要调整按规定办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机制，实行目标管理机制。要减少程序约束，改革评价方式。要调整行动激励机制，比如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体育创新等。推行调研活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完善绩效考核、群众评议和反馈等机制，促进社会体育的良性发展。3.4培育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长期单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国社会组织的弱化，对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难。要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有一个培育过程。首先，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并通过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与监督制度，确保社会体育服务组织为群众提供优质体育服务。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将若干社会体育治理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政府主管部门通过业务指导帮助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提高社会体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让其独立开展工作。再次，可以发挥社会体育服务组织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过其传达政策法规及其他社会治理信息，群众通过其转达对社会体育治理的意见与建议，使其成为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
4结论
4.1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体育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体育管理必须尽快向社会体育治理转变。社会体育治理须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203-02
“综合治理”主要指对于依靠单一力量、使用单一方法难以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采取整合多方面力量和资源、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综合性”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突出表现。高校作为社会公共组织，承担社会公共服务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本文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从治理主体的综合性、治理对象的综合性、治理手段的综合性和治理效果的综合性四个方面，对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进行梳理。
1 治理主体的综合性
高校保卫部门是学校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导力量，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不是保卫部门“独家治理”。我国现代社会一直盛行“小治安”观念，在高校，有些部门及师生认为维护校园治安秩序与稳定仅仅是保卫部门的职责，忽视了自身的义务和责任，使得个别情形下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好的措施难以深入落实。
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主体广泛。以广州中医药大学为例，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做好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管理要求，该校成立了“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委员会由学校党委书记担任主任委员，分管安保工作的副校长担任副主任委员。“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下设督察办公室，挂靠保卫部，由保卫部部长任办公室主任，各相关部门科级干部兼职工作人员，开展具体工作。在高校，保卫部门是开展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主导力量；党政职能部门、教学单位、群团组织和广大师生员工是开展工作的基础力量。明确参与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主体的综合性，既有利于增强学校各部门和全体师生员工参与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责任感，又有利于地方党委和政府更充分地发挥职能作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
2 治理对象的综合性
对高校“治安”进行治理是一项综合性工作。首先，高校治安综合治理中的“治安”渊源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理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广义“治安”指国家治理有序，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社会治安问题属于政府公共服务的范畴，存在于迄今所有的社会形态之中，是任何政府或执政党都必须认真对待和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是政府维护执政地位和国家稳定的重要内容。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党的执政手段在高校的延伸和落实[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治安”是一个“大治安”的概念，治理对象具有综合性，因此，高校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所要面对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同样涉及到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它既包括通常理解的狭义的高校内部治安管理活动，如：校园秩序维护、治安案件查处、道路交通管理、消防管理、信息安全管理、实验室安全管理、灾害事故预防和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又包括高校为维护治安秩序和政治稳定所从事的一切活动，如师生思想政治教育、法制安全教育及舆情研判等工作。
其次，随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逐步深入，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内涵将会更为丰富。为适应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职责和任务在逐步扩大——从最初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到社会整体治安问题治理，目前已经扩展到禁毒、、反腐败、人口与计划生育、打拐、网络安全等方方面面。2011年8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更名为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综合治理的职责和任务进一步调整，成员单位也进一步扩大。由此可见，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工作内容涉及面广的综合性工作。
3 治理手段的综合性
治理对象的综合性决定了治理的手段不能是单一的。要充分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治理，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多策并举，综合施治。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年轻，知识层次较高，充满活力，思维活跃，承载着家庭、社会与国家对他们的希望。但是，因为生活经验有限、缺少对社会生活复杂化的了解，大学生的思想往往较为理想化。由此，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开展高校治安综合治理。
广州中医药大学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采取制度先行，责任落实到人，注重队伍建设，加强日常治安、交通、消防、网络信息及实验室安全管理，开展安全宣传教育，工作考核考评的一系列措施。一是治安综合治理责任落实到人。学校与各二级单位（部门）分别签订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各二级单位（部门）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的第一责任人，各二级单位（部门）又把责任和任务分解与细化，成立部门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小组，把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与工作任务层层量化分解，具体落实到人。二是实现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制度化。制定有《广州中医药大学安全保卫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关于建立紧急重大情况报告机制的通知》、《广州中医药大学本、专科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修订）》、《广州中医药大学学生安全防范教育要点》等一批管理规定，将学校治安综合治理的要求全面贯穿于制度之中，使工作有章可循。三是提升保卫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保卫队伍建设，定期组织业务培训和体能训练，坚持“按章护校，服务师生”相结合的工作理念，增强队伍的团队精神，提高保卫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意识。四是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如治安管理方面，各校区均设置安保工作指挥中心，建有治安视频监控系统，对校区路面和重点部位实行治安视频监控与24h巡逻相结合的安保巡查制度。校内产业方面，强化合作相对人的治安责任，督促其落实治安综合治理责任。消防管理方面，健全消防档案，明确防火责任，加大安全防火监督检查力度，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消防设施，组织消防知识和技能培训。交通管理方面，规范校园路道管理和停车场管理，教育师生安全文明出行。信息管理方面，加大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保障校园网络运行安全及信息安全。实验室管理方面，对易燃、易爆、有毒、有害危险化学品进行严格管理，对要害部位进行重点巡查。五是有特色地开展校园安全宣传教育。学校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保卫部等部门及各学院，通过课内课外多种方式，结合大学生群体的特点，利用高校教书育人的优势，深入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安全宣传教育。指导学生会、学生党团组织及学生社团组织，每年开展校园安全文化节系列活动，倡导安全理念，普及法律及安全知识。发挥大学生的热情与创造力，动员和引导大学生主动参与到学校的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六是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年初有安排部署，年中有检查督促整改，年终有考核考评。每年年初召开学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传达上级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新1年的工作任务。由校领导带队进行1年3～4次的全校安全大检查，对存在的安全问题，发出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要求相关单位（部门）立即整改解决。年终召开由学校党委书记主持，各单位（部门）负责人参加的治安综合治理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出色的单位（部门）给予表彰奖励。七是做好调查研究，维护好学校的政治稳定。坚持信息的搜集、分析和研究，严格隐患排查。
4 治理效果的综合性
治理效果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首先，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大为改善。20世纪90年代初，广州中医药大学受校园周边环境的影响，校园及周边治安形势一度十分严峻。自开展治安综合治理工作20年来，学校重大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降低，近几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其次，维护了学校的政治稳定。学校治安综合治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的局面有效地保证了教学、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再次，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开展有力地保障了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既要维护校园安全，又关心学生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良好的育人环境对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积极影响。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能够为师生营造平安和谐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高校开展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发挥教育的引导作用，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责任意识和正确的思想观念；通过法制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提高其知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能力。第四，高校治安综合治理能够汇聚多方力量，推进高校管理资源的优化配置。综合治理是一种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相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的管理模式。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过程中，综合治理模式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多方获取信息，促进各方协作，全面整合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高校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现有经验说明，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是改善高校治安环境，维护校园稳定的有效途径。“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不仅适用于高校治安管理方面，也可应用于高校管理的其他方面。凡是需要调动多个部门的力量，需要多个部门有效协作才能完成的工作，都可考虑应用综合治理的管理模式。
5 结语
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治理效果是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理论所要关注的内容。高校是师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师生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高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学生的健康成长，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发展。为师生营造一个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社会负责的体现。理清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综合性”，有利于充分认识高校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内容与工作任务，增强高校综治干部和全体师生做好治安综合治理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推进高校治安综合治理措施的深入落实，发挥好高校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编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读本[M].中国长安出版社，2009.
在长期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西方国家形成了既有一定普遍性又各具特色的社会治理体系，并且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与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发展与变迁，其中最值得关注和研究借鉴的就是在所谓“新公共管理革命”旗号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体制的发展变化。
西方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是多方面、多领域的，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是在新公共管理改革中形成的社会治理体制，即“政府―法定机构体制”。“小政府，大社会”是西方自由主义秉持的政治理念，但在实践中这样的理念一直难于真正实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日益复杂，扩张政府规模的客观需求不断上升。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这个一直以来的难题提供了新的途径。
西方国家政府体系中普遍设立法定机构，作为政府行政部门的补充和延展。如美国联邦政府就下辖大量的法定机构，数量、规模和人员都大大超过联邦政府本身。新加坡政府共有14个部门，而下属法定机构达到63个。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机构为“3司12局”，但下辖法定机构达到200多个。
采取“政府―法定机构体制”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提高了行政效率。法定机构具有一定竞争性，比一般政府机构官僚习气少，比较有效率。第二，提高了治理的专业性。法定机构一般是本领域的专业组织，管理范围集中，属于“内行领导”，管理更加准确到位。第三，减少了社会管理的总成本。法定机构不是专门的行政管理机构，很多是兼职管理，人员一般不占公务员编制，在运行上采取企业化的运行方式，被称为公司化的政府。新加坡在采用法定机构模式后，政府规模得到了严格控制，行政成本大大降低。
在新公共管理思潮的影响下，经过多年的“政府―法定机构体制”模式的实践，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有所提升，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得到一定程度控制。这一社会治理体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近年来，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如深圳等地开展了法定机构模式的试点，有的已经运行多年，总体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总结。
二、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基本策略
从理论上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信奉个人主义，崇尚自由主义。从现象看，西方国家社会管理宽松，社会自由度较大。西方国家也经常标榜其是自由民主社会并借以攻击诋毁其他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但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就会发现，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体系十分严密，可谓“疏而不漏”;西方国家社会治理的手段严厉而多样，造成西方国家公民法制观念较强，美国即有所谓“战战兢兢”的中产阶级之说。从社会治理的策略与理念角度观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治理效果，有三大策略值得注意。
第一，“底线治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貌似多元、自由，对于公众一般社会行为管制比较宽松。美国的管制文化是：只要“不犯法”，政府就不管百姓事，老百姓可以“一辈子不与警察打交道”。美国百姓也时常以“不与警察打交道”来标榜自己是安居乐业的守法良民。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等国，社会治理的重点是守住“底线”，集中资源、集中力量打击和惩处违反法律、触犯社会秩序和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的社会行为。对于公民的不违反法律、不严重触犯社会道德底线的行为一般不予干预。
底线治理，从公众角度感受到的是社会自由度大，进而有助于提升社会认同感和公众对于法律与制度的认受性;从政府及社会治理角度看，则有利于提高治理效率，有利于实现低成本治理，有利于提高治理的可操作性。
底线治理的本质是依法治国。底线治理背后蕴含着一套政治哲学理念，即现实主义的治国理念。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治理理念认为，社会的道德水平乃至社会风气主要不是由社会榜样所代表和引领的，在现实中社会道德与风尚更多的是由社会负面行为、反面典型所决定的。从治理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民众首先是不让他们做坏人，然后才是促进他们做好人。所以，公众管理和教育的重点是设置底线，打击越线，以规范社会行为，引领社会风气。
第二，注重监管。西方与我国都奉行和强调依法治国，但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西方国家更注重法制的实施，注重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实际落实。这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与我国在社会治理策略与理念上的显著区别。
西方发达国家依法治国及社会治理的主要做法和经验是执法、监管重于立法。特别是英美法系的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不多，主要是根据司法实践，根据判例作为司法依据，这样做举一反三，有较好的操作性。此外，成文法少使整个法律体系比较灵活。而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法治方面的主要精力、资源投向执法与监管。比如，美国的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对美国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监管，从企业和个人税收等经济活动到反恐等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面监管，触角遍布全社会各个角落。在管理方式上，引而不发，收放自如，使整个社会生活“乱而有序”，外松内紧，表面自由，实际控制。
在监管活动中，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底线治理的策略。监管注意坚守重要的法律底线，对重要的关键性的法律及社会管制规则坚决执行，对触及底线的违法行为实行“零容忍”。
西方国家注重监管的治理策略有如下优点：一是成本低、效果好。依法治国而不四面出击、处处设限，只是有重点地设置法律并严格执行，使管制资源集中使用，维持较低成本和较高效率。二是有利于培育社会法制观念和守法文化。由于注重监管，执法严格，惩处到位，使公民违法成本较高，进而形成政治社会化效应，使公民在社会法治实践中接受事实教育，久而久之养成尊法、守法习惯。
第三，注重经济手段。依法治国，以罚为先。有法条而无罚则则法律空置，有罚则而不实施则法无权威。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落实，落实的关键在于行之有效的手段。
与我国社会治理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不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别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倾向采用经济处罚规范社会行为，利用经济杠杆调节社会关系。应当说，经济手段是西方社会治理所采用的主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社会行为的经济性极强，经济利益是社会利益的核心，经济利益是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机和目的。因此，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和管理人们的社会行为，就抓住了根本，可以从根本利益上调节、规范人的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的罚则中，除去违法、犯罪者需要承担的刑事责任外，一般都附加有民事责任，主要是附加经济处罚。在社会政策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也十分注重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和规范企业与居民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保证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思想舆论控制方面更是大量运用经济手段，十分有效。西方国家一般不对新闻媒体进行直接的管控，尤其不采取“舆论一律”的管控策略和措施。表面上看，西方国家无论是媒体还是教育机构都奉行言论自由，尊重保障人权。但实际上，对于关系国家政治安全、核心利益、核心价值和基本道德观的领域实行严格的保护和规范，在适当进行法律规范的同时，主要手段是经济管理。对于那些违规、越界、触犯底线的媒体和个人，采取法律诉讼等多种措施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西方国家对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管理的主要办法是，通过管住人们的钱包，管住人们的嘴巴，而通过管住了人们的嘴巴，进而管住人们的思想。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治理中注重运用经济手段的主要优点是：
第一，对社会行为主体起到了内在约束的效果。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抓住了经济利益就抓到了根本，触动人们的经济利益对人的约束力显著，可以调动人的自我保护意识，逐步养成自觉接受社会约束的习惯。在西方舆论界和教育机构，从业者内心都知道言论自由的界限和行为的规范在哪里，一旦越界就会遭受损失。
第二，维持社会公正与法制形象。行政性处罚一般由政府实施，社会矛盾易于集中于政府。尤其是管控社会舆论和思想意识形态，行政性干预往往有悖思想言论自由，社会观感不良。西方发达国家倾向于将行政性问题、政治性问题转移到司法领域，采取经济处罚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形式平等、程序正义，避免将社会治理与管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而又对管理对象实施了实质性的管控。
三、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
所谓社会治理的保障系统，主要指实施社会治理的技术平台。所有的社会管理行为都必须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作为支持和保障。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之所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比较好的社会治理，其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因，就在于它们拥有一套比较完备的覆盖全社会的国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十分注重利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对全民的个人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公民的个人收入、税收、财产以及经营活动等经济方面的信息;有的还涉及公民个人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情况、主要社会关系及交往情况等等。对于公民个人的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等方面的管控属于最为隐秘的情况，以往鲜有披露。但随着“斯诺登事件”发生，西方国家对于公民个人思想意识、政治态度甚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监管情况也逐步浮出水面。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全体国民个人信息的管理系统不断发展，越发完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